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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材料搜罗详备,论述条理清晰,集中展现作者多年思考所得。
2.以上古史的宏观视野,探究传统根源,展现生动、立体的《诗经》创制历程,探究诗篇形成背景与文本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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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即《诗经》作品的断代以及建立在断代认识之上的《诗经》创作演进过程的讨论。《诗经》作品的断代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本书综合采用传世文献考证、诗旨探讨、金文等出土文献语料辨析等各种方法,对断代问题进行全面梳理,构建了《诗经》篇章的创作与断代的整体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恢复诗篇与当时历史情景之间固有的关联,动态、立体地展示西周礼乐文明的建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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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师从启功、聂石樵、夏传才等学界耆宿。自1999年始任教北师大至今。主要讲授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史、高等语文等课程。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在《文学遗产》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注析》等著作多部,曾受邀在《百家讲坛》等电视节目解读经典,向大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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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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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周初诗篇创作考
一、《大武》乐章用诗考
二、《大武》制作、演出时地
三、《周颂》中的其他周初诗篇
四、其他文献记载的周初篇章
五、结论
第二章 诗歌的历史记忆何以从周初开始
一、关于“六代之乐”
二、“六代”古乐的主题
三、《大武》乐章:三百篇的开始
第三章 康王至昭穆之际的诗篇创作
一、康昭时期诗篇征考
二、昭穆之际与南方战争相关的诗篇
三、“定礼乐”的诗篇
第四章 西周穆王朝的诗篇
——以大祭祖先为中心的创作高涨
一、《周颂》中穆王早期的诗篇
二、《雍》、《载见》、《烈文》三诗为同一祭典乐歌
三、与“辟雍”相关的诗篇
四、祭献文王的篇章
五、岐山祭祖的诗篇
六、穆王时期其他诗篇
第五章 周恭王时期诗篇
一、周恭王时期雅颂创作
二、其他《大雅》篇章
三、《商颂》作于西周中叶的证明
四、与周公遭遇有关的《豳风》篇章
第六章 传统的反观与文学视点的转移
——西周中期诗篇创制的巨变
一、祭祖:颂歌献给谁
二、旧礼维新:“礼乐”的生成
三、视点转移与文学新境的发端
第七章 宣王朝诗篇的世俗化倾向
一、宣王时期的诗篇考订
二、贵族的战争诗篇
三、王朝礼乐也在延展
四、诗篇主题向世俗的迁延
五、“诗人”出世
第八章 两周之际大小《雅》的哀怨诗篇
一、厉、幽时期的诗篇
二、“二王并立”时期的诗篇
三、平王朝的诗篇
四、两周之交其他篇章
五、衰世诗歌的新变
第九章 “采诗观风”下的新诗潮
一、礼乐大权的旁落与“采诗观风”的高涨
二、采诗:文化的成功
三、“风诗”篇章年代的征求
第十章 风诗的新境
一、辽阔久远的文化视域
二、采诗:对礼乐文明的坚守与突破
三、风诗的艺术
附录 断代结果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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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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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代的判断,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诗经》研究也是如此。
具体说,此书由两部分构成:《诗经》作品断代和建立在断代认识之上的创作演进过程的讨论。书名“《诗经》的创制历程”,以此。
《诗经》作品断代研究,前人已经做了不少工作。那么,此书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
美国学者夏含夷先生在其《古史异观·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年代》中,曾使用“历史语言学非常重要的一支……古文字学”,亦即用比较“西周时代和东周时代相对的语言用法”来判断《尚书·周书》各篇的年代,具体说是以青铜器铭文语词的变化为基准,对相关《尚书》篇章中的一些实词、虚词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其年代。该文因使用金文资料有局限,某些具体结论或可商榷,然其使用的方法却十分可取。这一方法,使得《诗经》断代有了更多、更客观的依据。
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表现在一些新语词出现上。以今天语言变化的例子,可能更容易明了其中的道理。像“改革开放”这样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种文件中,一定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一两年才开始的;像“埋单”、“搞定”等词语频繁出现在各种书面语中,也不会早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进入九十年代以迄今日,各种进入较为正式的文字书写中的新语词,同样也不少。语法也同样如此,曾记得“走向辉煌”这句话刚在电视节目中出现时,有老前辈就觉得它不合语法,而今日却习以为常、“很合语法”了。今天如此,古代又何尝不然?西周近三百年,社会变化异常剧烈,今所能见有文字的西周青铜器物数以万计,其中的长篇或较长的篇章数以百计;后者为观察西周数百年间词语、语法的流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举例而言,《诗经》雅颂篇章表达祝福之意时,常用“子孙”、“子子孙孙”如何来表达,金文中这类语词的数量就更多了。然而《诗经》有些诗篇,如《大雅》和《商颂》的一些篇章,同一祝福之词却不说“子孙”,而言“孙子”。笔者查《殷周金文集成》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所有出现“孙子”或者“孙孙子子”及“世孙子”和“百世孙子”的铭文,共五十余篇,其中可确定为西周中期的竟有二十余篇,接近一半。此外,早期有,晚期也有。属于晚期的那些铭文,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篇铸在不同器物或同一器物不同部位的铭文,这里的说“孙子”或“孙孙子子”,那里的却说“子孙”、“子子孙孙”,十分随意。严谨不爽的“孙子”、“孙孙子子”只有西周中期。至于那些被学者标为“早期”的篇章,若从器物形制和金文字迹等推求其时间,其时间又大致接近中期的昭王时期。所以,大体而言,“孙子”和“孙孙子子”这一变化的语词,其流行应始于昭穆之际。据此,就可以将某些出现这样语词的诗篇年代,确定在相同时期。
过去,判断《诗经》作品年代,或据文献记载的已有说法,或据篇章本身透露的时代信息,或依作品的风格等。这些方法当然有效,可局限也不小。首先,诗篇流露的时代信息往往模糊,容易导致判断偏差。其次,以作品风格断定其时间,又易流于主观、笼统。再次,据相关文献的成说,一是记载稀少,二是不同文献记载矛盾(如《小雅·常棣》篇的年代在《国语》、《左传》就有不同说法),三是说法未必可信。然而,利用金文所提供的一些语词作为断代的参照,相对而言则要客观得多。写作一篇文献使用语词,会不自觉地遵循当时的规则和习惯,就是说,某些实词、虚词和语法,必定带有某一社会时段的痕迹。于是一篇文献的语词语法,就犹如一个人的指纹那样,对该人的身份有明确的指证作用。此外,金文语言材料,因其书写材料限制,不易改变,且一般而言,金文写定后不久就被埋入地下,后人也无法做文字改变,所以,金文在显示西周语言状况方面,是真正的一手材料,最能显示当期语言流变的情况。本书为《诗经》篇章断代,并不舍弃旧有的做法,只是增用金文语料做诗篇断代的参照。新增办法虽然不多,然而在不少诗篇年代判断上,却很让人有路途宽敞的感觉了。
此书断代的结论是这样的:《诗经》创作大致经历了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两周之交和春秋四大阶段。早期诗篇创作数量远不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多,今天能见到的早期篇章只有保存在《周颂》中为数不多的几首,此时大小《雅》篇章创作还没有开始。大量诗篇出现为西周中期现象,从周穆王到周懿王的数十年间,伴随礼乐的革新,诗篇创作也有一个高潮期。这也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诗经》创作高潮期。接踵而来的高潮期出现在两周之交。这一高潮期又由如下几个创作波峰构成:首先是周厉王时期,其次是宣王时期,再次是夹在两周之间为期十余年的“二王并立”时期,最后《小雅》创作结束于周平王中后期;其中宣王和二王并立两个时段,诗篇创作最多。最后是春秋时期“十五国风”的采集加工,其高潮期大体与“春秋五霸”相始终,但最晚的一两篇问世却要到春秋后期的周敬王(公元前519—前476年)时了。
为《诗经》作品断代,还关乎对西周礼乐文明建构过程的认识。都知道《诗经》三百篇是我们这个文化人群创建自己精神传统时的歌唱,是古典文化奠基时期的经典,表现了那个重要时代先民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状态。然而,两周为期五百年左右的“诗经创作史”,正是古典文化精神不断演进、不断丰厚的嬗变史,这演进、丰厚与嬗变,与当时历史的重大变化息息相关。或者说,《诗》的创作,是先民突破严重历史瓶颈、解决重大生活困境时迸发的激情,发出的心声。进行断代,实际是恢复诗篇与当时历史情景之间的固有关联,从而观察到先民建构生活、建立文化传统时所展现的创造才情。断代的发现,还不止于此。诗在当时是演唱的,就是说《诗》是“礼乐”的有机部分,为演唱而作的诗篇,也连带着当时的礼乐创制,诗篇其实是礼乐的内核,因为礼乐的精神内涵,需要诗篇的“歌以发德”。要深入研究礼乐的文化特质,需要研究《诗》、研究《诗》篇具体创制时的生活情境,如此,才可能避免平面、静态地谈论礼乐。
为《诗经》作品断代,发念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动笔写作始于那个远去的“非典时期”。今日能够完成,要感谢老师启功先生、聂石樵先生、王宁先生的指导和提携。此书能出版,还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祝安顺、葛洪春编辑。
最后,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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