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研究·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九十周年（总第93辑）》 - 台灣·大書城 -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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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上海鲁迅研究·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九十周年（总第93辑）

書城自編碼： 3781104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傳記→历史/地理人物
作者：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國際書號(ISBN)： 9787552038279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NT$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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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是由鲁迅先生于1931年在上海倡导发起的。代表了“为大众而艺术”的思潮发挥了美术作为革命斗争武器的功能，在民众中起到了宣传革命真理、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

內容簡介：

本书系上海鲁迅纪念馆连续性出版物。本书有“中国新兴木刻运动90周年”“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生平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史料·辨证”“读书杂谈”“鲁海漫谈”等栏目。本辑主要纪念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九十周年，所收录的研究论文或是概述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培养与帮助，或是聚焦于木刻青年在鲁迅指导下对木刻艺术的追求与成就，反映鲁迅对木刻青年的帮助与指导，使木刻艺术在抗战中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其他文章也颇具新意，多侧面拓展鲁迅研究的视野。

關於作者：

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是1949年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1949年成立后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目录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九十周年
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培养和帮助乐融
一木一石——鲁迅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的赖少其李浩
简论陈烟桥版画作品中的鲁迅形象汪雪冬
木刻“怪人”的执着耕耘——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马达抗战木刻作品与马达其人其事常楠

鲁迅作品研究
21世纪以来《阿Q正传》研究述评桂亚飞古大勇
理想生命形式的探寻——论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熊凌潇
论鲁迅《野草·复仇》的生命坐标韦文语
论鲁迅《过客》中的“知—行”困境杨弋雯

鲁迅生平研究
21世纪上海鲁迅形象的重构曹晋源
传统如何拿来：鲁迅对道家精神的传承与超越蔡洞峰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鲁迅同时代人——《浙江潮》同人考述乔丽华
就几篇疑似陈望道早年佚文的推敲陶喻之
“五四”时期周作人艺术教育思想探究崔云伟林会娟

史料·辨证
坠入“困顿”后的鲁迅家靠什么维持生计？裘士雄
鲁迅与中国济难会（中国革命互济会）的人和事考述高方英
从“平面的‘画像’”到“立体的‘塑像’”：两代“启蒙者”
的接力（上）——许幸之与《阿Q正传》的话剧改编胡荣
三味书屋《松鹿图》作者生平、创作年代考许武智
鲁迅先生的印象 [日]森三千代文潘世圣/岳笑囡译

读书杂谈
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图传——评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鲁迅图传》陈漱渝
寻找恬淡中的感性——以《鲁迅图传》为视角林明理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诗稿》出版概览丁佳园
冯雪峰《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小童书”对话“大时代” 章炜

馆藏一斑
从馆史资料看鲁迅铜像翻铸一事童煜
从“积铁成象”玩具说开去杨琳

鲁海漫谈
“南洋阿Q”的当代性及其在地化的华族寓言——以林万菁《阿Q后传》为例
王秀雯
“异域文术新宗”的求索——略论《域外小说集》赵菁
作为中学教员的鲁迅先生王志彬

编后

《上海鲁迅研究》投稿须知

內容試閱：

编后
1931年，鲁迅邀请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担任授课老师，向在沪的木刻爱好者讲授创作木刻作品技艺，以这次为期6天的暑期木刻讲习班为标志，鲁迅所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由此展开。今年正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90周年。《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培养和帮助》概述了鲁迅对木刻青年的帮助；《一木一石——鲁迅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赖少其》则聚焦于赖少其对于木刻认识的变迁；《简论陈烟桥版画作品中的鲁迅形象》如题所示，是为专论；《木刻“怪人”的执着耕耘——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马达抗战木刻作品与马达其人其事》则从作品论人。

在鲁迅举办暑期木刻讲习班的10年前，他创作的《阿Q正传》于1921年12月起在《晨报副刊》上连载。《21世纪以来〈阿Q正传〉研究述评》概要回顾了2000年以后的《阿Q正传》研究成果，基本呈现了20多年来《阿Q正传》研究的独特性。《理想生命形式的探寻》《论鲁迅〈野草·复仇〉的生命坐标》《论鲁迅〈过客〉中的“知—行”困境》三文作者都是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他们对于《野草》的研究，既有因承，也有新的阐发。《21世纪上海鲁迅形象的重构》“从城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出发，对21世纪上海鲁迅形象的重构做了一次共时性的梳理”，作者认为“鲁迅形象作为一个概念，其认识、研究仍要经历发展，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一概念重构工作与当今的现实发生联系，使得其真正得到超越学术圈内部讨论的传播，以让学术工作介入进现实空间”，确实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鲁迅同时代人——〈浙江潮〉同人考述》通过资料汇集和梳理，概要地介绍了《浙江潮》同人的情况，这些对于研究鲁迅留日时期的社会交往具有价值，将鲁迅作为团体中一员进行考察，我们将会发现之前所忽略的因素。《就几篇疑似陈望道早年佚文的推敲》利用现有资料仔细地考辨了陈望道的早年佚文，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价值。

《坠入“困顿”后的鲁迅家靠什么维持生计？》以翔实的资料梳理了经历“科场案”变故的周家的经济状况，是为由“虚”回到“实”的研究成果，这一梳理有助于更深入的探讨鲁迅早年思想的演变以及家庭对鲁迅的影响。中国济难会是鲁迅到达上海后加入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鲁迅与中国济难会（中国革命互济会）的人和事考述》比较详尽地考察了相关人和事，更为明晰地展现了鲁迅与中国革命者和革命团体的关系。《从“平面的‘画像’”到“立体的‘塑像’”：两代“启蒙者”的接力》主要梳理了许幸之与《阿Q正传》的话剧改编的事实，是考察鲁迅作品的社会传播的最新成果。绍兴三味书屋的《松鹿图》是大部分人耳熟能详的一幅画，但细究起来却总有说不清之处《三味书屋〈松鹿图〉作者生平、创作年代考》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潘世圣为本辑提供之前未有中文版的森三千代的回忆文《鲁迅先生的印象》，是一篇很好的侧记。
今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鲁迅图传》出版，陈漱渝在《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图传——评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鲁迅图传〉》中给予中肯的评价：“关于本书的文字部分，我仅粗读一过，总的印象就是诚实可信。在这里，我没有使用‘祛魅解构’‘四维空间’‘宏大叙事’‘视域融合’‘现代转型’一类新锐词汇，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的评价不高。其实，‘诚实可信’才是我心目当中史传类作品的最高境界。……对鲁迅作品的阐释空间可能无限广阔，一千个读者心目当中也允许存在一千个鲁迅，但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客观存在过的鲁迅毕竟只有一个，而鲁迅研究的历史已超过了一个世纪。谁人笔下的鲁迅更能逼近历史上那个鲁迅，那谁人撰写的鲁迅传记就更符合存真求实的要求，不知这种理解能否成立？”台湾学者林明理《寻找恬淡中的感性——以〈鲁迅图传〉为视角》从另一角度评价了这部作品，是为鲁迅阐释的无限性的一个文本。上海鲁迅纪念馆所编的《鲁迅诗稿》是上海鲁迅研究鲁迅集手稿、文本、资料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学术成果社会化转化的经典案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诗稿〉出版概览》从出版角度给予梳理，比较清晰地呈现了学术研究和社会化转化的历史路径。《从馆史资料看鲁迅铜像翻铸一事》《从“积铁成象”玩具说开去》皆是对文物的相关资料的再梳理与解读，挖掘了文物的文化内涵。

《“南洋阿Q”的当代性及其在地化的华族寓言》通过对林万菁《阿Q后传》的解读与阐述，再次实证了马来亚华裔作家章翰所断言的：“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
编者
2021年12月

坠入“困顿”后的鲁迅家靠什么维持生计？

裘士雄
鲁迅说过：“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鲁迅家“从小康而坠入困顿”，事实果真如此吗？“坠入困顿”后的鲁迅家靠什么维持生计呢？笔者分析，鲁迅家“坠入困顿”境地始于1893年秋祖父周福清科场案发，但到1911年前后周氏三兄弟相继在学校担任教职，有了稳定的收入后经济困境得以缓解，甚至可摘掉困难户的帽子了。那么，在这近二十年“坠入困顿”的岁月是怎样度过呢？我们不妨逐一分析鲁迅家庭成员对大家庭经济收支的正负贡献情况：

曾祖母戴氏（1814—1893），她于清光绪壬辰十二月三十日（1893年2月16日）去世。本身系一介家庭妇女，至多是操持家务。她的后事料理势必耗费一笔钱财，亲友们循礼会送一些吊礼（俗称“白包”），可抵消部分。原先雇用专事服侍照顾曾祖母的名叫宝姑的少女（俗称“白吃饭”）即可辞退，亦可省却一些费用。

祖父周福清（1838—1904），热衷于走读书—应试—取仕的“正路”。起初，他的仕途还算坦荡，系“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第86名）、“辛未科进士”（会试中式第199名贡士，殿式入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虽有地位、名声，但这种朝廷文官没有什么权势和油水。等到翰林院散馆考试，方可放官。周福清考了二等第三十五名，能奉旨以知县用，于甲戌年正月赴江西金溪县任知县。据知情者说，他在任内“既不贪赃，尤不枉法，……对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些隙漏为其所乘”。周福清生性过于直爽，也许不懂官场上的游戏规则，不会趋炎附势和谄媚权贵，得罪上司，丢了七品芝麻官，改选教职。他力图东山再起，据说是卖掉祖遗田地，于1879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9月“委署侍读，截取同知，历充方略馆誊录官、校对官，会典馆校对官、协修官”等职，直至1893年2月丁忧回家。其族侄周冠五说他“居官清廉，持正不阿，既不贪赃，尤不枉法”。显然，光靠清政府的薪俸是不能维持他的开销的。别的姑且不论，只说两点：第一，他要纳妾，除了明媒正娶元配孙月仙（1833—1864）、继配蒋菊花（1842—1910）外，先后纳妾三房：薛氏（1857—1881）、章秀菊（1861—1887）和潘大凤（1868—？）。清光绪十三年（1887），绍兴籍监察御史李慈铭纳娶年仅20岁的姨太太王氏，破费180两银子，我们从中可资参考。第二，周福清还要花钱买官。清光绪十九年（1893），周家5位亲友请托周福清向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行贿，以每位举人2000两银子计算，共送去1万两银票。周福清买“内阁中书”官职，恐怕要几千两银子。这样一分析，周福清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对周家有多大帮助的。周福清似乎从来没有钱寄给家里，顶多托同乡捎带果脯之类的北京特产孝敬娘亲，这使戴氏很不高兴。小孩们能尝尝，享受口福，好不开心。而戴氏却丢下一句冷冰冰的话：“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周福清是鲁迅家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最主要的男主人，主要的家庭经济来源。戴氏这一言辞表现也充分说明：她对周福清是相当失望的，是责怪他没有承担家庭主心骨的职责。1893年秋周福清科场案发，被清廷当作一个典型科场舞弊案例加以整治处理，其中他被判处“斩监候”。上上下下都要打点，特别是每年快要秋审的时候，鲁迅家都要卖田卖地，当掉首饰等物，以营救周福清的生命。这是致使鲁迅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最主要的原因。周福清1893—1901年关押在杭州府狱，实际上享受普通囚犯不可能有的待遇，有小妾潘大凤、幼子周伯升或次孙周作人侍奉左右，这几个人近十年的开支也不是一个小数。所以，从周福清对大家庭经济的贡献来看，应该是负面的。

鲁迅父亲周伯宜（1861—1896），一介文弱书生，好不容易考取秀才后，屡应乡试不中，却在周福清科场贿赂案发后遭受致命打击，卧病多年，刚过了本寿就病逝。鲁迅说“他不会赚钱”，其实在他身上反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周伯宜作为周家的当家，于大家庭经济没有什么补益，这是显而易见的。

周福清、周伯宜父子作为鲁迅大家庭的男主人，均“不会赚钱”，而周福清的幼子周伯升比鲁迅小一岁，虽然光绪二十三年（1897）赴南京就读无需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在校期间和毕业后刚服役的几年，他因较会花钱，又要结婚组建家庭，也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鲁迅大家庭的。除了这，这个鲁迅大家庭剩下的是一半女主人。

先说继祖母蒋菊花（1842—1910）。她屈配周福清做填房后，生养的一个女儿周康，也在1894年死于产褥热，精神打击很大。周福清在外纳了三房姨太太，却很少关爱蒋菊花，造成两夫妻关系不睦。她虽然饱受委屈、误解和打击，但为鲁迅大家庭操持了一辈子家务，鲁迅兄弟对她留有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庶祖母薛氏（1857—1881）、章秀菊（1861—1887）、潘大凤（1868—？）三位周福清的姨太太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被周福清出资纳妾时年纪都很轻，分别比他小19岁、23岁和30岁，其中小妾潘氏年龄与幼女周康相同；二是出身穷苦，做了周福清的姨太太后，除了侍奉周福清外，都享受官太太的生活，所有费用来自周福清的薪俸，或者卖掉祖辈不动产所得。其中潘大凤将章秀菊所生的周伯升抚养成人，周福清被羁押在杭州府狱，她携周伯升前去服侍。出狱回家后，恪守妇道，悉心照顾风烛残年的周福清至死。周福清死时，潘大凤年仅三十六七岁，周氏族人中有人将周家发生的“变故”和不幸总是归罪于她，这位失去周福清靠山的弱女子在大家庭到了无法容身的地步，跟了她已有私情的年轻光棍离家出走。出走前，主母蒋菊花与潘大凤恐口说无凭，双方还立有契据。蒋菊花笔据主母蒋谕妾潘氏，顷因汝嫌吾家清苦，情愿投靠亲戚，并非虚言；嗣后远离家乡，听汝自便，决不根究，汝可放心。即以此谕作凭可也。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主母蒋谕
代笔周子珩
潘大凤笔据
立笔据妾潘大凤，顷因情愿外出度日，无论景况如何，终身不入周家之门，决无异言。此据。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
立笔据潘氏
代笔周芹侯（押）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即1910年1月18日潘大凤立下笔据后不久，就随那光棍出走了。她恪守诺言，从此“不入周家之门”，也杳无音信了。两份《笔据》说到潘大凤不堪周家的“清苦”生活，是她出走的原因。

母亲鲁瑞（1858—1943），是乡下安桥头人，以自学获得可以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她的一生走完孝女、贤惠的妻子和媳妇、慈母和仁慈的长者这一人生之路，口碑甚好。嫁到周家后，挑起了家务重担，一方面侍奉曾祖母戴氏、祖父母周福清和蒋菊花，另一方面，她相夫教子，竭尽全力，去温暖周伯宜那颗在仕途和生活道路上以及与病魔的抗争中日益冷却了的心。并鼓励孩子“穷出山”，养育了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这三位彪炳中国史册的著名学者、专家。鲁瑞在周福清、周伯宜男主人相继辞世后，勇挑了料理全家生活的重担，持家精打细算，使周家安然度过“困顿”岁月。显然，这些女主人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挣钱给鲁迅大家庭的。

综上所述，鲁迅大家庭在1893—1911年前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男女主人们均“不会挣钱”，只有一笔笔的支出。道墟鲁迅姑婆家章家、吴融鲁迅大姑母马家、东关鲁迅小姑母金家、啸唫鲁迅大姨母阮家、广宁桥鲁迅二姨母郦家，甚至鲁墟鲁迅继祖母的母家蒋家等亲友，可能经济上有所帮助，但这里用得上绍兴人的一句老话：“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周福清科场案发生后、周伯宜重病期间，至爱亲朋会伸出援手，但对他家日常生活是不可能提供经常性资助的。听东关周康之女的后人说，他也是听上辈口碑传说，鲁迅东渡赴日留学前，曾启齿向金氏借钱，结果希望是落了空的，便是一例。这个鲁迅大家庭仍有周福清（1904年去世）、蒋氏祖母（1910年去世）、潘氏庶祖母（1910年1月后出走）、叔父周伯升、鲁瑞、鲁迅、周作人、周建人等10多个家庭成员，外加佣工王鹤照（1901年4月开始帮佣）、保姆长妈妈（1899年去世）、忙月章福庆、章运水父子等需支付工钱。那么鲁迅大家庭是靠什么维持生计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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