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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侯体健教授斟酌多年，倾力推出的访谈录
★12篇深度访谈，多篇未经发表
★从亲身见闻出发，追忆社科院前辈钱锺书、何其芳的学术人生与治学门径
★畅谈宋代文学研究前沿论题、文章学的理论开拓与文献集成、词学研究与旧体诗词创作
★书前附彩插，正文内页图文并茂，含首次出版的珍贵照片与作者独家珍藏的书影
★印制装帧精美，80克东方书纸高规格印制，艺术纸包脊烫金
王水照先生常用“三角地”来概述自己的学术生涯，“三角地”借指他问学的三个地方：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中文系。
无论所处环境与学术风潮经历怎样的变化，他的初心与志业始终如一：学文学史、编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讲授文学史。
学界同仁（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用“三个一”来赞美王水照先生的成就与贡献：
所谓“一代之学”，是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性、典范性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是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所做的筚路蓝缕、奠基性工作；“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其从未消退的学术热情、从未钝去的学术敏感最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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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侯体健教授等分享其学术人生。
其中涉及社科院的故人往事、何其芳所长的治学情怀与书生意气、宋代文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与困局、文章学的思考与《历代文话》的编纂宗旨等谈话，属首次披露。
亦收录过往精彩访谈，畅谈北大求学经历、北大学生编写“红皮”文学史始末、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词学研究的历史与热点、文学研究的现代关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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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水照，中国语言文学系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资深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参与北大55级学生编撰的“红皮”文学史、“黄皮”文学史，为宋元段主要执笔人。毕业后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工作，在钱锺书、何其芳、余冠英等先生指导下，参与了多项集体项目，包括社科院版《文学史》、《唐诗选》等；1978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2年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1998年9月当选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2000年起，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2015年始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侯体健，湖南永兴人，文学博士，教授，主攻宋代文学与文献、古代文章学、中国诗歌史。博士阶段随王水照先生治宋代文学，2010年01月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即进系工作并担任王水照先生学术助手，2012年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2016年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入选2020年度JY部“青年长江学者”。兼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华诗教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骈文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新宋学》执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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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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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求学经历与治学经验………………… 侯体健访谈 1
(一) “三角地”与文学史………………………………… 2
(二) 大判断与小结裹………………………………… 12
(三) 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 21
(四) 学院派与大众化………………………………… 29
二、 文学史谈往…………………………… 戴 燕访谈 36
(一) 中文系课程最重要的是文学史………………… 37
(二) 文学史与“童子功” ……………………………… 40
(三) 学术研究的方法………………………………… 44
(四) “战斗的集体” …………………………………… 48
(五) “无伤大雅”与“勿伤大雅” ……………………… 55
三、 研究“唐宋转型”与当今社会有密切联系………………………………………… 李纯一访谈 57
(一) 当代的宋代文学研究已经有很大的改观……… 58
(二) 文言白话之争，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文章学…………………………………………… 65
(三) 引进一种理论观点应有助加深对本国文学的
认识，而不是增加困惑…………………………… 69
四、 《甲子春秋》与文学所………………… 侯体健访谈 73
(一) 从《甲子春秋》谈起……………………………… 73
(二) 我是“准逍遥派” ………………………………… 78
五、 文学所“何其芳时代”杂忆…………… 侯体健访谈 81
(一) 何其芳的两个面相……………………………… 81
(二) 文学所的人事格局与何其芳的治所思想……… 90
(三) 何其芳与胡风…………………………………… 96
(四) 文学所的集体项目……………………………… 98
(五) 胡乔木与文学史编纂…………………………… 107
六、 作为文学现象的何其芳……………… 侯体健访谈 114
(一) “何其芳现象” …………………………………… 114
(二) 何其芳心目中的毛主席………………………… 120
(三) “衷心感谢他” …………………………………… 128
七、 钱锺书先生与《钱锺书手稿集》 ……… 侯体健访谈 130
(一) 与钱先生的交往………………………………… 130
(二) 钱先生的三种手稿……………………………… 133
(三) 手稿集与钱先生的日常读书生活……………… 136
(四) 钱先生的读书兴趣……………………………… 139
(五) 私密性与资料取舍背后的深意………………… 142
(六) 寻找《管锥编》续编……………………………… 147
(七) 精微?会通?自得: 钱先生的学术境界……… 151
八、 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侯体健访谈 159
(一) 和《文学遗产》的因缘…………………………… 159
(二) 《新宋学》的复刊………………………………… 163
(三) 宋代文学研究的交叉性课题…………………… 166
(四) 文学与地域……………………………………… 169
(五) 文学与传播……………………………………… 173
(六) 学术会议与文学研究…………………………… 179
(七) 《宋代文学通论》与宋代文学的历史定位……… 187
(八)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修订…………………… 194
九、 文章学研究与《历代文话》的编纂…… 侯体健访谈 201
(一) 复旦古代文章学研究书系……………………… 201
(二) 文话研究方兴未艾……………………………… 206
(三) 《历代文话》的编选标准………………………… 211
(四) 正确看待新材料………………………………… 217
十、 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他………… 侯体健访谈 223
(一) 现当代旧体诗词还在发展……………………… 223
(二) 余英时与钱穆…………………………………… 229
(三) 龙榆生与汪伪政府……………………………… 233
(四) “板凳要坐十年冷” ……………………………… 239
十一、 词学研究与词学学科……………… 倪春军访谈 244
(一) 学科意识与词学建构…………………………… 245
(二) 时代风气与治词门径…………………………… 251
(三) 词学会议与学术风向…………………………… 255
(四) 大师印象与群体定位…………………………… 264
(五) 突破瓶颈与关注热点…………………………… 270
(六) 日本词学与钱学研究…………………………… 278
十二、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与“钱学”研究……………………………………… 侯体健访谈 288
(一) 钱先生笔带风霜、口含斧钺…………………… 289
(二) “钱学”有无“体系”之问………………………… 292
(三) 《宋诗选注》的“未解之迷”……………………… 298
编后记……………………………………………………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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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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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一位知识分子的用世之心
侯体健
刊载于《新民晚报》2020年2月9日 星期天夜光杯（第819期）
出生于1934年，王水照先生无疑称得上是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第一人。先生一生的热情在于学术，然而，作为他的助手，我最初对先生的了解，不是他的《苏轼论稿》，而是《苏轼选集》，还有他和崔铭合著的《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更多的青年朋友喜欢先生早年所作的《宋代散文选注》，就此，先生曾说：“普及性的读物要做好，我很高兴他们因为我的那些小书，爱上古典文学。”
宋代的文学家中，王先生最爱苏东坡。在他看来，苏东坡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身份从诗人、文章家、书法家、政治家、绘画家到美食家不一而足，他的一生乐观豁达，三起三落却仍保持初心，关注社稷，追求美好事物，坚持艺术创作。“后世的知识分子都爱以苏东坡为榜样。”王水照先生如是说。
1 “三角地”与文学史
13岁那年，王水照先生从浙江余姚西部一个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看到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后来他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并且四人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王先生后来走上宋代文学研究道路，更直接的原因是1955年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开始于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得益甚多，包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在内的众多名师宿儒纷纷云集未名湖畔。王先生入学北大中文系的1955年，正值这一辉煌时期。其时，文学研究界的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和语言学界的王力、魏建功、周祖谟、高名凯等先生，组成了强大的教学阵容，以致让学生们惊叹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寝室的学习氛围也很浓，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不忘问问上铺：‘今天看了什么好书？’如果他看的书我没看过，又很有兴趣看，第二天我就要找来认真读读，和同学们交流。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学习的愉悦之中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这批还没有学完文学史的在读大学生编写了一套自己的“文学史”，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北大中文系55级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先生说，用今日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这部《中国文学史》，可以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但它对个人的成长与集体的凝聚却有很大作用，至少对他个人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被组织安排在宋元组，并且被指定为负责人，王先生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宋代部分的文献资料，为他后来的文学研究指引了最基本的方向，也让他与宋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红皮”《中国文学史》没出多久，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几次文学史问题讨论会，帮助学生们认识其中的错误和不足。王水照印象最深的，是时任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所作的总结发言，何先生表示文学史有规律可循，但是寻找规律是十分艰难的，告诫学生们“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宋元组的指导老师是吴小如先生，也是从那时起，王水照先生与小如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和小如先生之间有许多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现在还记在书的页眉间。让我更感动的是，小如先生审改后的稿子都是他送到我宿舍来，不让我过去取，他说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活动身子。”大概不到一年时间，师生同心协力，修订成了一部篇幅翻倍的“黄皮”《中国文学史》。
编写完“黄皮”文学史，王水照先生进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进所又投入到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去了。由于大学时代的那段经历，他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也正式确定为唐宋文学，直到1978年，因为要与家人团聚，调离北京，来到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
“我把自己的学术生涯概括为‘三角地’与文学史”，王水照先生道。“三角地”是北大一个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第一层意思是说北大中文系是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起点；第二层意思是指他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在北大中文系他参与编写了两部文学史，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在复旦则是教文学史。
2 对钱锺书先生最好的纪念
北大毕业进入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水照先生一直说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文学所工作的18年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段，是他吸取各类养料的重要时段。更重要的是，他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影响了他一生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而另一位就是他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
王水照先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18年，与钱锺书先生有师生之实。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锺书先生，王先生充满感情。“没有书的地方是待不下去的。”和钱先生的交往中，类似的表述，他印象深刻。王先生的学术随笔《鳞爪文辑》出版后，“钱锺书迷”们竞相购买，因为该书第一组文章便是“钱学拾零”，收录相关文章10余篇，披露了许多珍贵材料。但当上海某电视台《大师》栏目某一期做钱锺书专题而邀请王先生出镜时，他婉辞不去。
“钱锺书先生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精妙境界。”在渊浩广博的“钱学”中，王先生首先关注的便是“钱锺书与宋诗研究”，从《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整理辑录有关宋诗研究的资料共50余万字，涉及300余位宋代诗人，以备系统总结分析钱先生的宋诗研究成果，展示出“钱氏宋诗学”博通精思的特点。接触过《钱锺书手稿集》的人都知道，该书诚为古代文学研究之宝藏，可惜勾连涂抹，一片斑斓，熟悉钱锺书手书字迹和行文风格的王先生，也曾经感叹“眼力不济，认不清；对他手书不熟，认不准；学力不足，读不懂”，可谓遗憾至极。但王先生仍然不辞辛劳，与学生一起辨字辑文，初步利用该书进行学术研究。“如何整合钱先生散见的学术观点，勾勒出‘钱学潜体系’，让钱先生的学术发扬光大，是后辈学人的责任，亦是我对先生的纪念。”王水照先生说，“离开文学所至今已经四十年了，但是我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
3 学者的使命与反省
早年在文学所的时候，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开拓了先生后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那时王先生接到陈友琴先生的邀请，开始选注宋代散文。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把文学所有关散文、文章学的材料，特别是各种选本都认真读了一遍。在阅读这些文献的时候，他注意到古代散文研究是很有学术价值的领域，但困难也很大，难点和盲点甚多。
面对丰富的宋代散文，先生发现对文章的分析，学界尚缺少一套稳定的批评术语，“要检验有没有文学性、审美性，多数是依照西洋的文学观念来要求的，这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是不合适的，这个帽子戴不上。我们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发展系统。”从这时起，他就开始收集各类序跋、书信中的论文之语，尝试辑录古代的论“文”文献，力图从中梳理批评范畴和术语，并进行准确稳妥的现代阐释，总结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理论体系。
2007年，历经十余年，王水照先生编辑的《历代文话》出版，该书遵循“应有尽有、应无尽无”的学术要求，收录自宋至民国的文话143种，繁体竖排配以新式标点，每种之前撰有提要，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整理了文话著作。
王水照先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过“中国的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史”两个概念的不同，前者是以现行的西方文学观念统摄的国别文学史，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学特质认识上的独特文学史。有一段时间，先生最爱提的便是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一书，这部文章学著作就是站在中国本土文学立场上的著作，先生还认为它弥补了《历代文话》不收单篇序跋文论的缺陷。我想，这种眼光实际上已超越了具体的文章学研究，而与他探索中国文学本土特质的学术追求密不可分，更是其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历史使命感在文学研究中的投射。
王水照先生在复旦的办公室位于光华楼12楼，从地面到书桌，四处是堆得一人高的各类著作，人只有在书的夹缝中才能落脚。先生在办公室接待过不少著名学者，在办公室会见最多的，还数先生的学生们。每两周一次的师生见面会，先生恐怕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了。先生带学生的方式，根本不是给学生开设课表上有限的课程，而是循着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定期见面，定期讨论，交流学术动态。
他是“学院化”的学者，但在文史普及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一直和学生们说，不要把“学院派”与“大众化”对立起来，而应该结合起来。让真正的学者去做最广泛的普及工作，才是最好的状况。先生涉猎的学术领域虽然很广，但用心最切、用力最深的无疑是宋代文学。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普遍蕴含的文化使命感与用世之心，对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无论是公开发表的论著里，还是课堂上，先生虽从不奢谈使命感、学术良心、当代意识之类的话语，但他执着的学术道路、宏深的学术境界、春风化雨般温润和煦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无不彰显出他对文化使命感与用世之心的默默践行。
耄耋之年的先生仍会每天和书待在一起，读得最多的仍然是东坡先生的书。与东坡先生相伴多年，他有一个梦，希望可以根据现存的各类资料来恢复《注东坡先生诗》全文。在光华楼草坪上，我有时抬头遥遥地寻找着1206室的窗户，就好像仰望先生这座学术高峰，让我看到晴空云彩，获得向上的力量。
学术生涯——“三角地”与文学史
我的学术生涯，概括地来说就是：“三角地”与文学史。“三角地”本来是北大一个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这里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说我是从北大走出来的，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起点；第二层意思是指我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这三个地方，在北大中文系我参与编写了两部文学史，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在复旦则是教文学史。所以说是：“三角地”与文学史。（P3）
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着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他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很深影响。而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P10-11）
文史研究的“小结裹”与“大判断”
怎样把文学史这个知识体系，变成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研究最应该着力的地方。这些年我一直在探讨、思考这个问题。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写过《重提“内藤命题”》的小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之所以我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是因为他这个理论是蕴涵着学术生长点的，从他的理论里面我们可以抓住宋代文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且“唐宋变革论”是中外一些学术大家共同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大都没有具体的论证（像宫崎市定是有些具体论证的），内藤湖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判断，而我们则应该对他的概括与判断作出一些自己的回答。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这个领域的思路是他打开的。说个题外话，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也就在这里。比如陈寅恪讲唐代的“牛李党争”是进士集团与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而田馀庆教授《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对此有所质疑，岑仲勉先生也用具体事例来反驳。但是陈先生的一些理论性的概括和论点仍没有失去意义与价值，比如说“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再如中央朝廷与地方边境连环的互相作用，等等。陈寅恪的学术强调宏观的观察，他的学术是一种范型。这是和钱锺书先生不一样的范型。钱先生不主动地提出“大判断”，他都是在“小结裹”上用力，一条一条的，你要找他的思路就比较难找。我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就是要把“小结裹”和“大判断”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找像“唐宋变革论”这一类的“大判断”，能够贯穿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能够把宋代文学定位定得非常准确的一些学理性建构。这一类的观点，还有像刘子健提出来的“南宋的背海立国”啊，包括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提出来的“后王安石时代”、“国是”问题，还有我们常常关注到的雅俗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很明显感觉是存在的，但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回答。这是我个人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当中最应该努力的地方。当然，“大判断”必须是从实证开始，从“小结裹”开始。（P15-17）
契合本土特色的 “文章学”建构思路
我就感觉到，中国散文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决不能够忽视。你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算是文章的范畴嘛，并不比他的“大江东去”差啊。再如王勃一篇《滕王阁序》，那是多大的影响啊！这些文章中所涵摄的文学的东西、文学的价值，诗歌里面不一定有。对于诗歌而言，只要有一个诗歌的形式就都算作文学作品了；而对文章而言呢，算不算文学作品还要去验明正身！要检验它这里面有没有文学性啊、审美性啊，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多数是依照西洋的文学观念来要求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是不合适的，这个帽子戴不上。我们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发展系统。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章论》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生活最重要的事。”这句话讲得很实在，比如对于苏东坡来说，肯定写文章比他写诗歌更认真，更要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即便是写作朝廷的一些文书，这些文书的写作也是有文学的要求在里面的，他并不是只表达概念的东西，只把道理说清楚就完了，不是这样。他还是有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在里面。这是中国文学的特点，离开这个就不是中国的文学，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自己在做散文研究的时候，苦于没有一套评价的语言。而文献阅读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汉语言文学里面是有一个“中国文章学”的体系存在的，现在却还没有开拓出来、没总结出来。要寻绎这个体系，那么就要占有丰富的材料，所以就有了编撰文章学资料汇编的想法。最开始的时候，我倒没想到要编“文话汇编”之类的东西，主要是收集各类序跋和书信，好几年功夫下来，抄了不少……
抄的过程中也慢慢体会到中国文章学的一些东西，比如文章中的“气”——即“文气”——很重要。有种文章，它不一定有所谓的“抒情性”、“形象性”，等等，这些西方文学观念告诉我们的文学因素，但是你能读出一股“气”在里面，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语言气势。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的“五原”，它也没有什么形象，就是一种逻辑推理，但是有了这个东西，它就打动了你。那不光是说它“晓之以理”，而是文章语言的组合中，本身就有一股气在推动你，去接受它。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章里面的特点，因而由此基础产生的中国文学的观念也应该与西方的文学观念不同。当然，我们应该有新的文学观念，这是学科进步的标志。但
是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拿西方的文学观念直接来审定我们的文章的“正身”，而是应该结合起来。我想，评析我国古代文章，多用“审美性”这个词汇，或许比“文学性”更准确些。就是我们的文章里面有美的东西，美的东西和艺术、和文学就比较靠近了。美的因素也包括形式美。比如韩愈的《画记》，从内容上说，《画记》其实就是一篇流水账啊。面对一幅画，韩愈对它进行描述，记下来人多少、马多少、牛多少。但是，《画记》句式、结构，错综变化，波澜迭起，完全与流水账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篇艺术文啊。光是形式的结构，就是艺术的结构。你得承认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中国文章特有的。（P20-24）
写论文要旨
侯：我曾经与周裕锴先生聊天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他就和我强调，所谓的“ 标题党” 在我们的论文写作中其实是应该学习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写唐代的道书中女仙的形象，学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投稿一直不中，他就给这位同学改了一下标题， 叫作《道教的清修观与文人的白日梦——唐五代道书与文人创作中女仙形象》，不但一投就中，而且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可见标题作为论文的“名片”， 确实不应该忽视。会议上，竺青老师也谈到，“问题” 与“ 论题” 是有区别的。我的理解，“问题”是你要解决的疑问，而“论题” 只不过是你要处理的、面对的材料论域而已。只有把“问题”亮出来了，文章才有焦点。
王：是这样。标题很重要，当然前提是论题确实具有学术意义，完全的“标题党”，名不副实，也不行。我常跟同学们说，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选题好了就成功了一半。好的选题不但能够出好的成果，而且还比较有延展性，能够提供给你持续深挖的可能。所以，同学们一进校我就强调，学位论文的选题一定要慢，要充分了解学术前沿，也要对自己的学术积累、知识结构的长处优点有正确认识，一旦定下来，那么就要快速进入状态。就写作一篇十五万字以上的博士学位论文来说，三年时间很短，如果题目中途变更了，那是很被动的。马克思说过嘛，人和蚂蚁造房子的不同，就在于人是有蓝图的，蚂蚁没有。我们确定选题也是如此，要有足够的预期，否则就比较麻烦了。这当然也不是说同学们读书就完全只读与论文相关的书，还是要博览，开卷有益嘛，但是又不能太散漫，最好是经典常读以提升水准、刊物常翻以掌握动态。
谈前辈名家
在文学所给我影响最大的老先生之一是何其芳先生。其芳先生是很有文学的素质与敏感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天真的，在懂政治的人眼中，他是不懂政治的。但他毕竟是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受过系统而良好的哲学训练，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层层推理，逻辑相当严密，而且“小结裹”与“大判断”结合得很好。比如他有一篇《论〈红楼梦〉》，是篇长篇论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性格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从这里面提升出一些系统而宏观的理论观点，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双重悲剧说”等。就凭借这一篇文章，使得他成为“红学”之一家啊，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看法。我在《半肖居笔记》里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事，我曾问过他：“你这篇文章我很佩服、很喜欢，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就是读书啊。”他倒不做卡片的，就在书的天头地脚作批语。在写论文的时候不断地回忆当时直接的艺术感觉。“大判断”与“小结裹”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这样，从作品的细读开始，然后从中再抽出理论大观点，接着反复地进行。也就是先读作品，读了作品你就会有总体上的想法，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再读作品，再琢磨有关材料来印证这个想法，想法经过细化、纠正，形成文字，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所以，其芳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他是一层一层地生发、推断，不是有一个大判断就完了。好的文章就像一棵树一样，有主干、有枝叶，这样去生发，显得十分丰满，不是干瘪瘪的。（P19-20）
《钱锺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钱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在第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第一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钱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怎么钱先生的笔迹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杨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钱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
另外一个例子，第十七册读《郑孝胥日记》，注明为劳祖德整理本。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钱先生这条笔记一共写了40页，篇幅是比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7月又发现了膀胱癌，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读《郑孝胥日记》的这40多页笔记，就是他在这两次大手术中间做的，在这种身体状况极其恶劣的非常时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课”不辍。
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学问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质疑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这里面固然有天赋的原因，即钱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常见书也大段大段地抄下来，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写作参考，因为他家是不藏书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帮助他记忆。钱先生学问之博、记忆之强的谜底，正可在这里揭开。所以说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种外在实现形式，这是令人感动的。（P137-139）
先说钱先生其人。有人评价钱先生是个明白人、干净人、城府极深的人，前两点我很认同，但最后一点，我要替他改一改。钱先生是一个明白人，他是个书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关怀，也有终极关怀，对人生的意义有很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的问题有个人的见解；虽然他有时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写阿拉伯数字写得不好，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是非常了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个干净人，在敌伪上海“孤岛”时期、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他都是干干净净的，虽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纠葛，但钱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污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也从不揭发他人，更不糟践自己、违心地“批判”自己，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点，我要改一下，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笔带风霜、口含斧钺的人。他许多时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他觉得这样说很能显示中文奥妙时，更是忍不住要说。（p 290）
我和唐（圭璋）先生的接触印象一直非常深刻，他给我的信现在约有十多封。事情起因也比较偶然，我当时就是为了要追究张綖《诗馀图谱?凡例》关于豪放婉约那段文字的出处。首先发现唐先生在《宋词三百首笺注》、《词苑丛谈》校注本中有所涉及。于是，我就去查阅《诗馀图谱》的各种版本，最通行的就是汲古阁《词苑英华》本。但是，我查遍了复旦和上图所有的版本，没有发现这段文字，于是我就写信向唐老请教。从此以后，唐老就不断给我写信。后来唐老的身体不太好，所以有些信件的字迹比较难认，我就把信的内容辨认出来，因为我怕自己第一遍能看出来的，第二遍不一定能看出来。唐老的每封信实际上都给我提问题，让我回答，所以我称之为“函授教育”。他在信中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到蟠龙里去看书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要查书的，所以学问要靠你们这一辈了，你要经常给我写信啊。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有时候老先生一封信写好封好了，还要在信封上再作补充，可见老先生一直是以词学为生命的，一直在考虑词学问题。所以，我们不讳言学术研究是我们谋生的职业，但更高层次的追求应该是将其视作一种志业，是自己生命的追求。这十几封信我一直珍藏保留着。特别是唐老每次给我提问，我就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于我的回答，他有的表示同意，有的不同意。所以，我是非常怀念唐先生的，但是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就是60年代文学所编文学史时去南京、上海征求意见，由余冠英先生带领我和邓绍基先生登门拜访。后来唐先生85华诞庆祝大会，我因为在日本教学而无法抽身前往祝寿，深以为憾。唐先生的词学论文集《词学论丛》一厚册，几乎囊括了他所有的词学论文，并签字赠送给我。唐老当时刚搬了家，学生登门求教可能有所不便，所以感觉他比较寂寞。当时我和他的信件来往也十分迅速，有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回信，他的第二封信又来了。唐先生和夏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时时刻刻想着学问，一个学者就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P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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