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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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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由英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E.M.W.蒂利亚德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中提出，也是当时社会普遍的历史观念。本书第一章从围绕文艺复兴研究的各种争议中，探究“政治秩序”之于这个时代的独特价值；第二章则从伊始于古希腊的“自然秩序”到中世纪的“神意秩序”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秩序”，依次对其进行溯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第三章从其三种构想方式“存在之链”、“系列类比”和“宇宙舞蹈”出发，详细呈现它们发展过程及后世影响的同时，深入探究“政治秩序”特征与其之于文艺复兴的重要性。研究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绕不开的话题，故第四章笔者主要探究“政治秩序”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关系。第五章主要呈现“政治秩序”的文本例证。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念，“政治秩序”深刻影响着其时政治统治、文学创作等方方面面，基于此，本书选取威廉·莎士比亚、约翰·弥尔顿、爱德华·霍尔、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品例证“政治秩序”的时代影响。国内文艺复兴研究众多，历史主义批评、文化唯物论等也常见，但从“政治秩序”角度谈及以上领域的成果凤毛麟角，甚至于“政治秩序”也鲜有研究，虽有遗憾，但却促成了本书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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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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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复兴社会历史及文学研究。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世界民族》、《当代外国文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上，其中有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和《舞台艺术》等全文转载，同时参与编译6本教材或作品，较有影响力的是与英国Alpha?Science?International?Ltd.出版公司合作，以第二译者的身份承担《中国罗布泊》英译本的翻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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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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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争议与价值：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政治秩序”
第一节 争议中的文艺复兴
一、文艺复兴形象的多面性
二、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关系
第二节 “政治秩序”的价值
一、“政治秩序”来源及简介
二、“政治秩序”的研究价值
第二章 溯源与演变：“政治秩序”与宇宙图景
第一节 古典时期的宇宙图景
一、毕达哥拉斯与宇宙图景
二、古典时期宇宙图景特征
第二节 中世纪的世界图景
一、 中世纪世界图景的形成
二、中世纪世界图景的特征
第二节 文艺复兴的王权图景
一、时代背景与王权图景
二、王权图景的特征分析
第三章 体现与特征：“政治秩序”的构成方式
第一节 存在之链
一、“存在之链”概述
二、“存在之链”与“政治秩序”
第二节 系列类比
一、“系列类比”概述
二、“系列类比”与“政治秩序”
第三节 宇宙舞蹈
一、“宇宙舞蹈”概述
二、“宇宙舞蹈”与“政治秩序”
第四章 背景与再现：“政治秩序”与人文主义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一、人文主义的变迁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特征
第二节 人文主义背景下的“政治秩序”
一、“政治秩序”与人文主义的契合
二、“政治秩序”与人文主义的悖离
第五章“政治秩序”的文本例证
第一节 文艺复兴文学中的“政治秩序”
一、历史主义批评中的“政治秩序”
二、新历史主义中等的“政治秩序”
第二节 莎士比亚历史剧与“政治秩序”
一、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各种解读方式
二、莎士比亚历史剧“政治秩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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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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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典时期的宇宙图景（节选）
蒂利亚德笔下，宇宙伊始，上帝就将一定的初始原则置于自然之中，它们一直在那里等待被发
现。可见最初的秩序与自然密不可分。
“自然秩序”映射于“数字化宇宙图景”中，其主要活跃于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背景中探究各种观念的形式并非新鲜之事。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都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作为以模仿古希腊文化文学为荣的文艺复兴时期独特产物，“政治秩序”也是如此。
溯源“数字化宇宙图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至6世纪之间的毕达哥拉斯是绕不不开的人物。蒂利亚德本人十分推崇他，在他笔下，对方“简直就是一位神”（1955：125）。虽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希腊已有诸多著名思想家，如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等，但毕达哥拉斯依然在希腊乃至世界哲学史上占据重要之席，被誉为“历史上最原创性的思想家，数学科学和哲学宇宙学的建立者”（Guthrie， 1979：181）。这一赞誉道出其最主要的贡献，他将数学、哲学和宇宙学合三为一，基于“数即万物”理念将宇宙哲学化为“自然秩序”观念，并借助几何学描绘了一幅“数字化宇宙图景”。
古希腊时期，“宇宙图景”多聚焦于宇宙的自然形态，如泰勒斯眼中的世界是一片汪洋，而宇宙是漂浮其中的圆岛、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是漂浮在空气上的偏平世界，还有人将宇宙看作是许多浮在空气中的圆柱组成等。毕达哥拉斯也致力于宇宙研究，他是“第一个推断地球是个球体的人”（卡尔·萨根，2008:124）等，但与同期其他“世界图景”不同的是，他虽然认同地球是宇宙中心，却并不认同它是宇宙“秩序”的来源，宇宙“秩序”源自数字，此举首次将宇宙万物抽象化为观念，对后世观念史研究影响极大。
关于数字产生的时间，目前学界并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毕达哥拉斯之前，数字就已存在，不仅如此，数与秩序结缘也早有端倪，古代遗迹、作品中的“圣城”等，其构造从度量衡、形状、比例等方面已初具数字秩序之美。而毕达哥拉斯“数即万物”的思想却并不始于建筑，而源自声学发现。这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在古希腊，并称为“四艺”的音乐与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同等重要，这是当时每个接受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课程。这些课程中，毕达哥拉斯尤其精通“四艺”，并通过数学与几何学，从音乐的角度解释天文现象，如此四艺被融进了同一“宇宙图景”。
“四艺”中，毕达哥拉斯最喜爱音乐。据说，他在街上步行时突然听到铁匠铺敲打铁器的声音，经长时间用心辨别，发现敲击金属的音调高低与铁器面积有关，面积越大，音调越低。后他又改用琴弦验证，结论是每根琴弦的成音与其长度成反比，在后续实验中，他又发现如果两条弦同时振动，则会产生一种和弦，琴弦的长短比例直接影响着和弦是否动听和谐。由此，毕达哥拉斯由此推断，所有运动着的物体都会发出音乐，宇宙万物皆有乐章，各自乐章声音的大小随体积变化，行星体积较大，故在他看来，宇宙乐章即行星的乐章，但天体音乐少有人能听见，只有他毕达哥拉斯能听见并洞察其中奥秘。不仅如此，他与众多弟子还进一步推断，如果数字掌握着宇宙天体音乐的规律，必然也统领宇宙万物。以此为基石，“数字化世界图景”可简述为：宇宙由数字和几何图形组成，本质上是某个数学公式的具体体现，万物皆数，数字有规律有“秩序”，又因数字无限，其再生需要空间，宇宙需要形体，几何便赋予给它形体，宇宙得以成型，其主要特征是“自然秩序”。
该“数字化世界图景”又可详述如下：“一”是数中之数，不可分割，其几何形象中心有一个圆点，这是宇宙起始的象征；“二”的几何图形是由两个圆点连接起来的一条线，隐含二元对立原则；“三”的几何图形是两个独立圆周经过对方圆心的等圆组合，它是几何学中的首个复合图形，代表两个对立面的结合，暗示协调、和谐；“四”的几何图形是四面体，这是最稳定的几何图形，代表了灵魂的不朽；“五”是生命和灵魂的象征；“六”是所有因素之和与积，是繁殖和造物的象征；“七”是世界灵魂之数，也被看作宇宙中轴对应的数字，万物皆围绕着这个中轴运转，但它本身静止不变，是永恒的神圣法则象征；“八”是第一个立方数，几何图形是八边形，代表通过调和天地达到的和平状态；“九”是灵魂的数，象征完满，既与九级天使对应，又与九重天对应；“十”是“纯洁、不朽的”（Heninger，2013：84），不仅是前四个数字之和，更展示了音乐和谐的比例：2:1，3:2和4:3，而蒂利亚德把这三个比例看作是宇宙秩序的基本原则。而在天体数目方面，虽然最初只有九个可见星体，古希腊人又设想出一个“反地球”（“counter-earth”）借以凑成十个，最终构建了完美的宇宙形体。“十”的几何图形是圆，希腊人认为这是最美的图形，进而他们认为地球和其他形体是球形的（事实上也是球形），它们的轨道也为圆形。“十一”象征罪恶，因为它超越《圣经》中的“十诫”。“十二”则居于宇宙顶端，象征完美、“秩序”和稳定，其几何图形更是完整而对称等等。如此数字和几何结合后，宇宙被抽象化、秩序化、观念化。
之于“数字化宇宙图景”的影响，从色诺芬尼（Xenophane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直至时隔千年后的当下许多物理学家的理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宇宙大爆炸”（“Big Bang”）等，无一不有毕达哥拉斯理论的影子。其的特征如下：
“数字化宇宙图景”是观念化的“自然秩序”。首先，虽然后世也有学者将数学等同于神，有“数学乃神的语言，是神的体现” （皮特?戈曼，1993:185）的说法，但在毕达哥拉斯的宇宙中神意色彩甚少。不仅他如此认为，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也如此认为。事实上，“宇宙”一词最初与人类世界毫无关系，只指整个自然世界，也因此“自然”（“nature”）一词最先出现于古希腊，而与“人类”相关的词汇并不丰富，对此，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总结，“‘人类’这个词在希腊语言和思想是缺席的，原因是，相比罗马人，希腊人从来不认为人是最高级的生物。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如果极端推崇人类地位是非常荒谬的”（2006：265）。可见当时宇宙研究聚焦于自然环境而非人类世界。其次，“数字化宇宙图景”侧重的是观念化的宇宙，或曰“把自然还原为纯理性”（艾尔温?薛定谔，2019:26）。这是一种对宇宙哲学化的研究，因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即探寻宇宙存在物中‘共有’的普遍特征。而“数字化宇宙图景”正是用数字解释宇宙的普遍规律。不仅如此，后世的哲学研究沿着毕达哥拉斯将宇宙观念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比如在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分支”（艾尔温?薛定谔，2019：27）的柏拉图那里得到进一步表达，在追随前者“让世界更加整齐，如画，如同数学数字般的有序”（Tillyard， 1944：41）时，更将宇宙始创者从“太一”（“the one”，即数字“1”）变更为“理念”，使得宇宙观念化更为彻底，且通过《理想国》（The Republic）、《美诺篇》（Meno）、《高尔吉亚篇》（Gorgias）和《蒂迈欧篇》（Timaeus）等，将毕达哥拉斯思想广泛传播。等等为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历史观念的重要性铺平了道路。
“数字化宇宙图景”诉求“和谐”和“等级”的“自然秩序”。“宇宙”的英文词源“科斯摩斯”（“Kosmos”）本身就是秩序之意，它“不仅仅指世界一切事物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秩序’观念”（赵敦华，1994：278）。与之对应的是，构成“宇宙”的每个数字都有此诉求，其中“太一”（数字“1”）本身即秩序的同时，又制造了秩序（Hack，2016：54），因为其他数字皆从对其的加减法得来，作为数字之首，它被称为“宇宙的推动力”（Maor，2007：21）。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书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来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毕达哥拉斯，1961：34）。由其而生的其他数字也是如此。“自然秩序”是有“等级”差异的，起源自音乐。毕达哥拉斯认为事物只要运动都会产生音乐，故“音乐无处不在，故无处不是音乐”（Bennett，1945:198）。事物因体积不同，发出的乐声有高底之分，这产生了等级。也因此，蒂利亚德“自然秩序”的“等级性”并不避讳，“音乐行为......暗示了一种运动中的‘等级’关系”（Tillyard，1944：94），而后世则认为等级是宇宙秩序的“第一要素，是自然之法的公理”（Wells， 2009：16）。此“等级”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宇宙图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伊丽莎白世界图景”中被无限放大，尤其在后者中，成为“政治秩序”的天然构成物。“数字化宇宙图景”的“和谐”特征也由天体音乐而来，即处于永动中的每个天体因其大小不同，虽发出乐声不同，但整个宇宙始终和谐运行，皆因星体音调始终遵守2:1、3:2和4:3等比例，共谱了一曲和谐的宇宙乐章，“每个音调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是完美的整体”（Tillyard，1944:95）。“等级”与“和谐”之中的“数字化宇宙图景”成为一个良好运作的有机体。
古希腊以“自然秩序”为特征的“数字化宇宙图景”，虽然没有强调服从的重要性，但其“等级”、“和谐”却是后世以神意服从和王权服从为目的的“基督教宇宙图景”和“伊丽莎白世界图景”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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