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Michael Szonyi），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吴文雄讲席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心美方执行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擅长利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史。著作除本书外，还有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2008）、《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2019）；编有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2017），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2018)， The Chinese Empire in Local Society: Ming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Legacy（2020，与赵世瑜合编）。
序
大约二十年前，宋怡明翻译了我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Family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Fujian)，于2001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过不久，他研究福州宗族的博士论文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实践中的宗族》，下称宋著)。最近，四川大学王果教授翻译了宋著，邀我作序推介，盛情难却，义不容辞。借此机会，我再次重读宋著，仍然深受启发。在此试择要介绍宋著的主要观点，并对其学术意义略做评述，就正于作者、译者与读者。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中国宗族的大多是人类学家。他们把宗族视为父系继嗣群体，主要关注宗族成员之间的谱系关系、继嗣原则与祖先崇拜。然而，中国的宗族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未必都是亲属组织。在历史学者看来，宗族的发展与理学的传播密切相关，往往是士绅阶层控制地方社会的工具。因此，宗族研究被引入历史学的视野，逐渐成为中国帝制晚期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在此基础上，宋怡明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实践”的观点考察宗族的建构过程，探讨宋以后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
宋怡明的宗族史研究，首先聚焦于族谱的编纂过程。他发现，福州的早期族谱一般只记载本地的祖先，后来逐渐追溯更早的祖先，尽可能与北方移民族群相联结。而且，在福州族谱的世系源流与族源传说中，有不少异姓收养和招赘婚姻的故事，这也为改姓和联宗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福州地区原来是疍民和畲族的聚居地，后来不断有北方汉族移民迁入此地，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当地居民为了提升社会地位，通过编造祖先谱系和族源传说，改变了自己的“族群标签”。
其次，宋怡明对福州祠堂的修建过程做了深入的考察。他发现，明中叶以前的祠堂通常是“官式祠堂”或“士绅祠堂”，其意义在于突显士绅阶层的身份与地位;明中叶以后的祠堂大多是“民间祠堂”，其意义在于加强父系亲属群体之间的联系。福州祠堂从官式、士绅到民间的发展模式，表明宗族组织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地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有效工具。他认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商人、地主、高利贷者等富裕人士成为主导宗族事务的精英阶层;明后期的海盗与明清之际的战乱，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宗族的发展成为社会各阶层的理性选择。
最后，宋怡明对福州祠堂的祭祀仪式做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福州的祠堂虽然都是仿效朱子《家礼》建立的，但在祠堂中举行的仪式却往往是“非正统性社会实践”。以福州地区流行至今的“陪盲”(伴夜)仪式为例，虽然其核心是在祠堂团拜祭祖，但同时也吸收了当地原有的上元祈福与生殖崇拜仪式传统。而且，祠堂仪式的参与者与主祭权，也不是依据儒家的宗法伦理，而是取决于族人的身份、地位及投资份额。这说明，福州的祠堂礼仪不同于理学正统，“只有通过与民间实践相互妥协的方式，正统才能稳定地扎根地方社会”。
宋著的研究成果表明，福州的宗族并非纯粹的亲属组织，也不完全是理学教化的历史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从地方社会的实践过程，理解和解释宗族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就福州地区而言，早期的宗族或许是少数理学家和高官显宦标榜身份的文化象征，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宗族日益成为普通民众应对贫富分化和地方动乱的社会整合工具。在此过程中，宗族的发展逐渐背离了理学家的礼仪规范，超越了父系继嗣群体的谱系结构。尽管这种“实践的亲属”并不符合当代学者或理学家的常识，但却是福州历史上宗族的常态，或者说是福州地方社会中的“正统”。
宋著的另一学术视角，就是把宗族研究置于明清时代的政治体制之中，试图以此说明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特征。他认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与明代的户籍和赋役制度密切相关。由于明初把民众编入各种不同的户籍，每一编户必须承担相应的赋税和劳役，因此，继承同一户籍的民众形成了各种不同名目的赋役共同体，其基本形式是以户籍为中心的家族组织。明初建立的里甲组织和里社制度，同样为家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里甲与里社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的，实际上也就成为超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地方社会中，里甲与里社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每一家族都必须通过里甲与里社，才有可能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福州的世家大族无不注重里甲户籍，热衷于举办里社祭祀活动，其目的就在于维护世代相承的政治权利。
对中国学者来说，宋著引用的资料可能较为单薄，提供的例证也不够全面。不过，就全书的观察角度与论证逻辑而言，无疑是富有说服力的。我以为，宋著的主要特色是以小见大，从具体案例探讨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本书论及的户籍与赋役制度、里甲与里社制度，乃至理学文化的传播、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的动乱，都是明清时代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至于这些普遍性因素如何作用于地方社会，如何导致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则端视当地民众的应对策略。宋著反复强调，地方社会面对各种不同的议题，都要经历长期的竞争、协商与合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地方社会应对历史变迁的机制与策略。
在传世文献之外，宋著引用了大量非文献资料，包括口述史料、现存文物资料、仪式现场记录等。为了收集这些资料，宋怡明在福州地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走遍了南台岛的每一村落，考察了每一家族的祠堂、庙宇及相关仪式活动。这些来自田野调查的非文献资料，揭示了许多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如当地原有族群的历史、不同姓氏之间的械斗、女性生殖崇拜的仪式，等等。文献与田野、过去与现在的反复对话，提升了作者的文献解读能力。他认为，传世文献带有古代知识精英的明显偏好，“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辅助，实际上几乎无法将它们还原到原本脉络中去理解”。这就是说，他试图利用非文献资料，尽可能重建历史现场，在当地的历史脉络中解读传世文献。
我很欣赏宋著的论述风格，期待中译本可以成为畅销书。通读全书，几乎每一章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通常是以田野调查资料作为楔子，引出即将讨论的话题。作者刻意营造的现场感，不断引导我们深入其境，亲身体验和感受当地人的历史实践。因此，本书既有学术性，也有可读性，理应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是为序。
郑振满
2019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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