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犹太人学者尼科拉斯·约翰(Nicholas A. John)把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命名为“The Age of Sharing”(共享/分享的时代),其理由是,“sharing”代表了当前这个被数字媒体所充分渗透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中的前沿,尤其是它与社交媒体连接之后,成为风靡全球化时代的新修辞术。它携带着温暖的情感、积极的意义、参与的快感,把人们圈进属于它的时代;与此同时,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绑定它,创造“分享得越多,平台的赢利则越多”的商机。即便人们发现“sharing”成了需要付费的、被污染的“假共享”,网络空间的资源和文化从开放、免费的公共生活转变成需要购买的商品,也可以视而不见,尤其是那些进入线上“舒适区域”,迷恋线上世界的许诺、期待与无忧无虑的自由幻境的人。
以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视角来看,“sharing”的流行形成线上世界与线下世界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我”的一种奇特状态:“我”属于线下世界,而线上世界属于“我”,被线下世界制约的“我”进入线上世界,可以成为规训分享的控制者、情境管理者,也可以挥舞“禁言”“踢人”的武器赶走“他者”;“我”表面上通过分享与他人在一起,实际上是寻找能够迎合我的意志的“同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sharing”的时代很可能就是“我”的时代,一个分享很多而知之甚少的“我”对应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
2019年深秋,赵珞琳博士曾带着犹太人约翰的英文著作The Age of Sharing走进“随波逐流”读书会,顺着作者的目光,通过理解人们对“sharing”的理解,来尝试理解当前这个“时代”;也通过追问“英文中的sharing,如何对应中文中的‘共享/分享’”,延伸到中国语境中“分享”与“共享”的历史变化过程,观察“sharing”在中国的概念旅行,审视中国人网络社交的自我,以及中国网络社会各主体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