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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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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国家长足发展的根本，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人口问题时人们却往往存在诸多困惑：从“人口爆炸论”到“人口崩溃论”，从计划生育到鼓励多孩，我们该如何认识这种理论和政策的转变？当务之急是普及人口学的常识教育，帮助提高社会和非专业大众对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牛津通识读本《人口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迅速了解人口学的机会，而且它篇幅简短，内容全面，语言通俗，便于理解，无论是相关领域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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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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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人口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了提纲挈领式的介绍，着重阐述了人口学家如何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对人口的规模、构成和密度展开研究，讲述了全球人口的时空演变过程以及主要的人口学家及其理论成就，探讨了不同的人口驱动因素如何影响人口群体的结构和个人的生活，而不同世代的人口构成又直接决定了个人获取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机会。作者还对新兴的人口学子学科做了介绍，提出了21世纪人类在人口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及其解决办法，并对人口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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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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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哈珀 牛津大学老年学教授，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所长、英国皇家研究院院长、克洛尔人口环境变化项目主任，兼任养老金政策研究所所长，为英国政府全球移民前瞻计划撰写了《移民、老龄化和环境》一书，《人口老龄化杂志》创始主编之一，著有《老龄化社会：神话、挑战和机遇》（2006）、《老龄化与公共政策国际手册》（2014）、《人口变化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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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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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口即命运？
第二章 从 5.5 万到 70 亿
第三章 人口学思想之父
第四章 通往统计学和数学模型之门
第五章 驱动因素
第六章 人口转变——人口学的核心内容
第七章 人口学家的工具箱
第八章 人口金字塔和人口推算
第九章 分支学科的出现
第十章 人口政策和未来挑战
专用词汇表
索 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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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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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陈 功
人口是国家长足发展的根本。我国的人口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叶，复苏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逐渐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耕耘。然而，当谈及人口现象的解释和人口问题的分析时，很多人仍存在一定的理解偏误，或是将人口学简单等同于人口统计、计划生育，或是对预期寿命、总和生育率等人口学概念一知半解。这都提示我们仍需加强人口学的常识教育，帮助提高社会和非专业大众对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认识。牛津通识读本《人口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迅速了解人口学科的机会，而且它篇幅简短，内容全面，语言通俗，便于理解。本书作者英国牛津大学萨拉? 哈珀教授，从人口学专业角度介绍了人口学的起源、基本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学科外延领域，并辅之以现实人口政策和统计数据加以说明，无论是相关领域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中获益。
我和哈珀教授相识多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也与哈珀教授及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在学术讲座与研究合作、学生和青年教师访学交流等方面成果很多。哈珀教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女科学家，是英国和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口学家和老年学家，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创始所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并曾经担任过英国皇家研究院院长。2018年，哈珀教授因其在人口科学方面的贡献被授予英国CBE勋章。她涉猎广泛，尤其在人口转变及其挑战、人口老龄化研究上钻研深入。
本书开篇就向读者们抛出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人口即命运？”尽管这种决定论的语气可能过于武断，但哈珀教授借此点明了我们目前正日益深刻感受到的一个事实—人口变化在地方、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人口学在与“人”相关的社会科学乃至包括遗传学、医学等生物科学在内的研究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这类研究的基础，所有其他的研究都应当建立在人口本身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之上，但同时它也依赖其他科学对其研究发现进行解释。
随后，本书探讨了全球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地球上的人类是如何从5.5万增长到如今超过70亿。人类社会真正面临人口膨胀、人口老龄化等人口问题，不过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情。从时间长度上说，这在人类历史长河里不值一提，但从事件意义来看，却是事关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转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人口现状和趋势，如何让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重要时代议题。如书中提到的法国人口学家利维? 巴奇所言：“旧石器时代的上百万居民，新石器时代的1 000万居民，青铜时代的1亿居民，工业革命时代的10亿居民，21世纪末可能达到的100亿居民，他们所代表的肯定不只是简单的人口增长。”
到第三章，本书正式进入人口学的学科领域，讲述了人口学的创建者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如何塑造了这门学科。从“现代人口学之父”约翰? 格朗特创建第一张生命表开始，到马尔萨斯正式开启现代人口学研究，人口学始终带有“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与大众印象一致，人口学的起源与数学和统计学密不可分。格朗特首创的生命表统计了伦敦不同教堂会众的信息，得到了成年人口的性别分布。第四章更进一步说明了人口与数学计算、统计推断之间的交叉，包括冈珀茨定律的提出等。人口与医学的结合则推动了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发展，例如在英国霍乱大流行时期对于分区人口死亡率的统计、分职业人群死亡率的比较等。人口作为社会的最小单元，天然带有资源属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提出，将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状况联系起来，带有显著的政治经济学特征。总而言之，人口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开创者们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密切相关，使“多学科”特征始终贯穿于人口学研究之中，与其他同类社会科学相比，更具有开展广泛跨学科研究的包容性。
第五章至第八章介绍了人口学的基本要素和研究的核心内容。简单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的“生、死、迁、测”。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是决定人口规模、结构和分布等特征的基本要素，第五章主要对这三个驱动要素展开了介绍。第六章讲述了人口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人口转变”，即生育和死亡要素的变化对长期人口变动的影响。第七章则介绍了如何衡量这些要素及其影响。第八章对人口推算和预测进行了介绍。
以上内容，除了对基本概念的说明，哈珀教授还穿插了一系列相关议题的讨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两个议题：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的特征差异；二是人口转变与流行病学转变之间的紧密联系。回应第二章的问题，人口增长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从发达国家人口变动规律总结的四个人口转变阶段中可见一斑，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进步，而生育率的变化则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生育和死亡模式的组合造就了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的现状事实。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转变，既有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因其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同时，流行病学转变中疾病谱的变化，与人口结构相结合，又呈现出不同年龄人口健康水平和疾病负担差异，放置于国家人口年龄结构之中，就会演变为当前我们热烈讨论的“养老负担”问题。总之，很多例如生育意愿、家庭规模、养老照料等关于生育和死亡的社会议题，读者们都可以从中得到认识和启示。
除了与人口转变直接相关的死亡和生育外，第三个要素人口迁移则是人口学另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以往大众常常忽视的，关于人口的流向及其效应的分析和解释，其实也是人口学家们致力研究的重要领域。历史发展趋势表明，迁移人口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与城市化、现代化研究密切联系，人口的乡城流动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才的聚集则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书中从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两个方面，对人口迁移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模型进行了介绍。
哈珀教授在第九章梳理了人口学的分支学科。如前所述，人口学在与“人”相关的研究中具有特殊地位，且带有显著的“多学科交叉”特征。这也是人口学的分支学科都极为重要且研究成果都格外璀璨的原因。书中主要列出的分支学科包括了人类人口学、生物人口学、人口经济学、家庭人口学、历史人口学、数理人口学、古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社会人口学等九门，但在实际的人口研究中，人口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范围远不止于此。
对于未来人口学及人口研究的发展，哈珀教授列出了一系列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例如人口老龄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生育率，如何平衡世界不同地方环境、人口和消费的关系以及技术变革的冲击等，并指出人口学应纳入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视角下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这是当下人口学者和人口研究学者们必须积极承担起来的时代责任——在21世纪全球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区域人口发展具有多样性的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口转变过程和机制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情况，应致力于解决如何积极应对人口发展的挑战，从长期战略和治理的角度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达到代际间的平衡与可持续的宏大议题。这要求我们立足于本学科发展的基础，更广泛地展开交叉和合作，并进一步提高研究证据指导实践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牛津大学时有一次和哈珀教授聊天的话题，哈珀教授提到，作为人口学家，我们都知道伴随人口转变，2030年前后的中国，2050年前后的印度，还有2070年前后的非洲都将对全球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于哈珀教授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我这里想强调的有两点：第一，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习惯于找差异，求同存异。人口学中包括本书中大多介绍的是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这是研究人口问题的通用工具，但是当分析不同对象、内容和观点时要有批判性思维，要基于事实和证据做独立判断，不要人云亦云，即使是对哈珀教授这样的大学者的观点也可以有自己的不同认识，这在国际比较时尤其要注意，以平常心和学术定力来看待学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第二，在全球人口变动的今天，一定要有全球观和前瞻性，远见卓识，未雨绸缪。一般认为人口是一个宏观变量和慢变量，观察和研究人口现象要有较长的周期，不能只看当前，要瞻前顾后。早在1980年代，哈珀教授就开始关注和讨论中国的人口现象，例如《中国城市老龄化：上海和北京的案例研究》（1989）、《中国人民与文化》（1992）等，并一直持续关注。在她的带领下，牛津大学老龄化研究所一直关注和研究全球的人口变动，只要你打开网站，你就能够看到牛津大学人口研究的全球布局，你甚至能够看到刚刚进入新世纪时，他们就已开始全面深入研究非洲的人口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点，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总而言之，人口学是一门充满魅力且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学科，本书作为一种通识读本，兼备科普性和学术性。对于想要了解人口学及相关基本概念的读者，以及正准备开展人口学研究的学生读者都应该有比较大的帮助。
第一章：人口即命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中，法国与俄国结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源于法国和俄国之间彼此的政治忠诚，但是人们也承认，这是因为当时法国正在输掉与德国的人口竞赛，从而促进了法俄结盟。法国通过向俄国提供资本和技术，换取了俄国的巨大人力资源储备。21世纪英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兴起，使其摆脱了20世纪下半叶仅靠生育更替人口能力下降的问题。这鼓励了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移民劳动力与资本转移之间的交换。日本的早期经济成功部分可由其高密度人口来解释，这一因素使得技术转移可以迅速发生。有关国家的政治联盟、文化变革和经济增长，都可以部分归因于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
“人口即命运”的观念起源是有争议的。尽管很少会有人坚持这种决定论的立场，但是人们也日益认识到，人口变化在地方、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政治制度、经济与社会中起着关键作用。
虽然有许多学科对“人”感兴趣，例如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但是人口学的核心概念是人口变化的驱动因素，即死亡、生育和人口迁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人口。这些人口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人口规模、构成、密度和分布方面的各种结果，这些结果在国家和地区之内以及之间会有所不同，继而对它们所形成的社会和社区以及构成这些社会和社区的个人产生显著影响。例如，每个人所处的出生队列或世代，该队列的人口构成及其与那些同时在其他地方出生以及之前和之后队列之间的关系，都强烈影响着个人的生活机会。此外，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也会施加影响，构造着人们获取诸如食物、水、教育、工作、性伴侣甚至个人寿命等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机会。
17世纪中叶的英格兰正处于复兴和发现的时代，同时也是瘟疫和死亡的时代。这两个条件的偶合导致了人口学的产生。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致力于“经验观察和实验”；牛顿和他剑桥大学的同事们那时正在发展微积分学、力学和引力理论。确认可以解释物理学和物理世界中上帝杰作的数学公式，是发现可以解释上帝的人类身体计划的更多公式的自然途径。瘟疫的不断蔓延使得死亡遍布周围。每周发布伦敦丧葬数的《死亡清单》则提供了一项完美的来源，可以被用来探索上帝创造世界时制定的生死法则。商人约翰?格朗特使用这些数据在1662年制作了第一张原始生命表，这正是人口学的初始研究内容之一。至此，在关于大地、海洋和天空的法则中，加入了关于生死的数学定律。虽然几个世纪以来人口学已经发展成涵盖广泛的理论和方法论，探讨了人口的增长、再生产和变化等基本原理，但是在其内核仍然保持着对能够解释人类寿命长度的数学定律的不断探寻；这一探寻如今已经成为人口学家与数学、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同行科学家共享的研究领域。
当代人口学可以分为三个独立研究领域。首先是研究过去或现在关于人口规模和构成的特征，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空间分布、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等构成标准尤其感兴趣。其次是对直接影响人口构成的各种过程感兴趣，主要是生育、死亡和人口迁移，有时也被称为人口驱动因素。第三个领域关心的是这些静态特征和动态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的相互影响。
当代的作者们认为现代人口学在社会科学中占有特殊地位。与许多其他社会学科（例如社会学或心理学）不同，人口学的分析对象很明确，那就是人。此外，决定主要人口过程——再生产和死亡，或生育和死亡——的人类行为法则，比许多其他人类行为过程更有规律。第三，当代人口学是一门真正的跨界学科，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社会科学来解释人口统计结果。
在本书中，我将首先探讨全球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方式，其在几千年里经历了稳定但小幅的增长，直到大约二百年前开始转变为急剧增长。在两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估计有大约100万名智人散布在欧洲、非洲和亚洲。在接下来的一万五千年里，随着农业、定居生活和文明的出现，人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公元前5000年时，世界人口估计已达500万，而且每个大陆都已有人类定居。又过了七千年时间，大约在1800年左右，人口达到了10亿。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到来导致人口数量稳定增长。从1700年开始，死亡率开始了一段长期逐步下降的过程：贸易、农业和工业革命提高了生活水平，公共卫生措施大大降低了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到20世纪初期（1930年左右）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0亿；在五十年内又翻了一番，达到40亿（1975年）；到20世纪末已达60亿。目前，这一数字约为70亿，预计在21世纪将达到100亿左右。
然后，我将着眼于人口学学科的发展，细数有哪些主要的理论家，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对人口学产生兴趣，以及他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如何塑造了这门学科。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对人口学的正式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格朗特的原始生命表。其他人接手了这项任务，到19世纪时，数学估计已经很复杂并且获得高度认可。从理论上说，正是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无限制增长可能带来影响的假设，因此他被许多人视为人口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
主要争论之一围绕着人口转变展开。这指的是，当国家从高死亡率与高生育率平衡的稳定状态，演化到低死亡率与低生育率平衡的稳定状态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理论家们激烈争论着这种转型的时机和驱动因素。我们将探讨人口学家们用来理解这些过程的工具和材料。
到20世纪初时，人口学已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研究领域，大学中第一次教授人口学课程，关键的理论家们获得认可，并发展出了一套清晰的方法和技术。除此以外，我们还将考虑到新的人口学分支学科的出现。近几十年来，人口学在被其他学科（例如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纳入研究领域的同时，又发展出了一系列分支学科。现在，生物人口学、人口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人口学和人类人口学都成为人口研究广阔领域的构成部分，这些研究分析了影响人口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物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多学科的方法，该方法可以被用来解决各种当代问题，并借助人口学的预测能力去展望未来。
所有国家都有人口政策吗？在设法解决21世纪一些关键的人口挑战之前，我们将先来考察其中的一些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会下降到代际更替水平以下吗？如果没有下降到如此程度，后果将是什么？在世界不同地区，环境、人口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将如何为预计到2050年的90亿或100亿人口提供食物和水？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口老龄化将产生什么影响？
以数学科学为核心的人口学，正在努力解决其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挑战。人口也许不是命运，但是它确实可以提供必要的科学证据，以指导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们跨越21世纪。
第二章：从 5.5 万到 70 亿
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人类种群大约始于一百万年前；一百二十万年前，人类约有5.5万人口，今天所有的人口都由这些人类繁衍而来。其中包括几种人类物种，诸如非洲的匠人和东亚的直立人。新的遗传证据正在改变我们对人类进化的理解。该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十万年中，所有现代人类——无论是否为非洲人——都源自同一个祖先种群。这有悖于那些认为非洲人类在很早以前就与非洲以外人类分离的早期理论。
另外，这些证据还表明，智人大约在五万年前离开非洲，通过非洲人类与非洲以外人类之间的混血，遗传物质的共享一直持续到两万至四万年前。
除此以外，对骨骼和工具的全面年代测定表明，现代人类最早在四万五千年前到达欧洲，与尼安德特人共同生活了长达五千年，甚至可能与之有过思想和文化交流。还有遗传证据表明，这些现代人类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混血，特别是现代欧洲人体内含有多达5％的尼安德特人脱氧核糖核酸（DNA）。研究人员指出，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尼安德特人的数量一直在下降，而同时现代人类的数量却在增加。大约四万年前的一段极端寒冷时期，可能已经足够解释尼安德特人数量不断减少的原因，并导致了他们的最终灭绝。
智人被认为是到公元前30000年时地球上剩下的唯一人类物种。在大约两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末次盛冰期）末期，即旧石器时代，估计大约有100万人分布在欧洲、非洲和亚洲。遗传证据表明，在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的过程中，欧洲人口可能已经大幅减少过一次。人类已经到达澳大利亚，但可能没有到达美洲。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在此后的一万五千年中，随着农业、定居生活和文明的出现，人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约在一万年前有一段全球变暖时期，冰盖融化并退缩，我们进入了今天仍生活在其中的全新世时期。最初，这带来了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和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者的文化时期，并且有人认为这种农业发展支持了这一时期人口的持续增长。公元前10000年左右，新石器革命带来的急剧转变，有时也被称为新石器时代人口转变，使得人口从流浪的狩猎采集者转向定居农业。从欧洲、中东，到近东、中国和中美洲，这种转变似乎是跨不同大洲和时间段相互独立发生的。前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大多存在于独立的小团体中，易受当地食物供给变化的影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者们形成了更大、更密集的人口群体，他们可以通过建立剩余食物储备来抵御季节性的饥荒。
经典理论对这一生产转变过程中人口突然膨胀的解释是，新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散播、易于储存营养谷物的种植以及动物的驯化扩大了可获得的食物供给，并保护了人们免于承受营养压力。结果是，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得以增长。
其他人却对此理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实际上死亡率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只是因为生育率也在提高才使得人口出现增长。有人认为，随着从水果、蔬菜和肉类的混合饮食转向对谷物的高度依赖，人们饮食的营养价值下降了。此外有人提出，定居农业人口的高密度生活，使寄生虫和传染病得以传播。因此，营养摄入上较弱的农业生产者比他们之前的狩猎采集者有更高的患病率和更低的预期寿命。
但是，从流浪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生育率。例如，现代人类学对非洲的研究表明，从事定居农业的妇女生育间隔比仍然是狩猎采集者的同时期妇女要短。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总是带着幼儿和婴儿到处迁移很累赘，然而儿童劳力对于农耕来说却是宝贵的资产。无论采用何种理论解释，事实都是人口大量增长，到公元前5000年时，世界人口估计已达到500万，而且每个大陆那时都已有人定居。
这两种理论都探讨了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对所涉及人群行为的影响。人口本身也可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可能会有人主张，大约在一万年前，人口增长对可供狩猎和采集土地的压力迫使人们耕种和采集粮食，以使得可用土地的生产力变得更高。有人提出狩猎采集者知道如何种植和收获农作物，但是这种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却一直没有发生，直到人们由于人口压力而不得不转而种植粮食。这些主张得到以下证据支持，即：转而从事农业比从事狩猎和采集需要更大的工作量，因此只有在必要时才会被采用。
在随后的五千年中，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和转变使得世界人口每两千年翻一番，到基督时代达到了2.5亿，这一增长速度与之前的两万五千年间相比十分可观，那时人口需要将近一万年时间才能翻一番。很多学者将这种增长与新技术的出现联系起来，使得农作物、动物和发明以及人口，沿着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肥沃地理轴线传播开来。例如车轮的发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东南亚改变了交通方式，使得人和货物能够沿着新建的道路快速移动。文字书写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使思想和创新得以传播。这些都导致了新文明和大帝国的诞生，如奥斯曼帝国、埃及王国、罗马帝国和中国王朝。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可能有大约5 000万人口，有观点认为，其中罗马自身拥有100万以上人口。印度和中国可能有与罗马帝国同等规模的人口。大城市出现了稳步发展的人口增长治理和控制的系统。这些都支持了大规模的技术创新，诸如极大改善粮食供应的灌溉系统，供水、排水和卫生系统的管控，以及管控贸易的数学和会计机制。虽然这些创新为人口增长提供了支持，但是人口增长仍然易受疾病、饥荒和气候变化影响，从而制约了其迅速增长。
在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里人口增长经历了巨大波动。看起来在公元500年至900年间世界人口规模增长得很少，而随后的四百年中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口都经历了增长。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之初，罗马人统治下的不列颠的人口约为100万，而在一千年后《世界末日之书》写成时，该地区的人口仍然如此。第二个千年的前三个世纪预示了一段人口稳定增长和在很多地区扩张的时期。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亚洲和美洲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半。例如，在诺曼人的统治下，不列颠的人口迅速增长，增长了约四倍达到400万。来自锡兰的证据表明，在成熟的农业系统支持下，人口的快速增长在12世纪达到了一个高点。中国人口大概从第一个千年初的7 000万增长到12世纪的1.2亿。
然而，在整个13世纪，除了美洲之外，这些地区的人口都出现了下降。很可能是因为全球气候的变化，比如，这一时期的欧洲气候就尤其不利；或者是因为人口压力而出现人口增长的自然抑制，抑或仅仅是一种巧合。14世纪的黑死病，一场从戈壁沙漠蔓延到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的瘟疫，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随后是长达三百年的人口有限增长的时期。
15世纪，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给当地土著居民带来了灾难性影响。美洲土著人以及北部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南部的印加文明，因疾病、饥荒和战争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从16世纪起，亚洲经历了增长期以及随后的停滞。16至17世纪，日本人口增长了两倍，然后是急剧的下降。同样，中国人口在17至18世纪增长了一倍，然后再次放缓。作为一个伟大的贸易帝国，中国未能像它的欧洲邻居那样实现工业化，而是向内转，从而错失了欧洲在接下来的19世纪人口大繁荣的机会。
稳定的扩张
然后，情况于18世纪末在欧洲发生了变化。人口增长的繁荣与萧条趋于稳定。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开始下降。那些之前曾在她们孩子成年前就失去其中多达一半孩子的妇女，如今不再只是为了保证孩子可以顺利替代他们的父母而必须生育五个或六个孩子。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死亡数减少了。欧洲已进入人口转变。
到18世纪末，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居住了三万年后，世界人口达到了10亿，分布在所有地区。在一百年内，超过一半的出生婴儿将达到生育年龄，并且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世界人口将开始稳定持续增长。到1930年，世界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0亿，到1975年再次翻了一番达到40亿，预计到2030年左右还将翻一番。这一时期人口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1900年前，亚洲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到1900年时其占世界人口的份额下降到57%。欧洲人口占比到1900年时提高到25%，然后在20世纪末大幅回落到10%以下。非洲人口占比基本保持在15%左右，美洲保持在10%左右。
展望未来，预计亚洲和非洲人口将总体增加，欧洲和北美人口将继续减少；预计到2050年时，所有人口增长中的97%将出现在新兴经济体中，主要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那些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到2050年时，亚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55%，达到50亿，而欧洲人口将从7.4亿下降到7.09亿，仅占全球人口的7%。
此外，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再加上自然增长，会导致城市人口出现不平衡的增长，这种情况在欠发达国家尤为突出。在19世纪末时，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到1950年时城市人口已占到29%，到20世纪末千禧年时已超过50%，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75%。城市区域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1950年，只有东京和纽约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 000万，而现在有28座特大城市的人口超过1 000万。预计到2030年时，将有41座城市的人口超过1 000万。这些城市区域中有8座城市将容纳超过2 000万人口，而且除了两座城市以外，其他全部位于发达地区。
世界人口的年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据测算，按照60岁以上人口超过15岁以下人口的标准，欧洲在20世纪末千禧之交时达到成熟。到2050年，亚洲年轻人口的占比将下降，届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0亿，占比20%，而15岁以下人口将不到10亿，占比19%。同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到2040年将达到20%，而15岁以下人口的占比将降至19%。可以确定的是，到2050年时，世界上的老年人口将首次与年轻人口相同，均为20亿，分别占世界总人口的21%。但是，非洲人口将继续增长并保持年轻。预计到2050年时，非洲人口规模将倍增，从10亿增加到23亿，其中三分之一人口的年龄在15岁以下。
正如法国人口学家利维?巴奇所言：“旧石器时代的上百万居民，新石器时代的1 000万居民，青铜时代的1亿居民，工业革命时代的10亿居民，或者21世纪末可能达到的100亿居民，他们所代表的肯定不只是简单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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