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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作者继《花影》《云烟》之后的第三本文化随笔，以作者几十年读书、购书、藏书、写书过程中的感悟和追思为主要内容。作者在2016年《云烟》出版后即开始着手《书梦》的写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书梦》才是我一生都在为之准备的书，不能仓促交稿。也可能是太重视了，信心满满又恐慌不安。”
《书梦》论及书籍史、文学史及思想史等诸多领域，是一本谈书论道的小品文集。全书从不同视角讲述了书与人相遇、相契、相知的心灵故事，字里行间不仅传递出那些创造经典之作的中外哲人们对生命、对爱情、对人性、对历史变迁、对时代律动的体悟与思辨，也展现了作者对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进行勘探的热忱与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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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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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奎，1949年出生，祖居陕西省西安市。爱文学、艺术，好读书、藏书。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涉猎历史文化、经济研究、城市规划等领域。近年出版了文化随笔集《听剑楼笔记 花影》（三联书店，2014年）、《听剑楼笔记 云烟》（三联书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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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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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海寻梦
一篇关于读书的成人童话——谈契诃夫小说《打赌》的两个版本 013
“又是个女人”——西尔维亚?比奇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029
写作，是丰富生活的途径——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047
将洞察力和不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奈保尔与《印度：受伤的文明》 065
不轻易赞颂未经生死考验的爱情——从凯莉?泰勒《天堂可以等》说开去 083
自然的人性与社会的人性—— 关于《廊桥遗梦》的两个话题 097
一部内容深刻的“苏修小说”——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 109
魔音入耳的处世法则与警世戒律——从《大伟人华尔德传》到柳宗元《三戒》 123
乡村空间自治变迁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从《中国的历史脉动》到《白鹿原》 135
童话是儿童的梦想天堂——从《快乐王子》到《大林和小林》 149
其言谆谆，其情切切——傅增湘《秦游日录》与《登太华记》 171
（二）采书圆梦
路近城南已怕行，伤情——忆西安盐店街西头的“三才书店” 189
江湖夜雨十年灯——关于“书荒”岁月的几个片段 203
十分春色破朝来—— “书荒”之后的二十年 217
“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失之交臂的一次“艳遇” 227
藏书，十年种木长风烟——舅舅淘来送我的古旧杂书 233
书卷多情似故人——采书缀梦 245
乞身归来犹好书——藏书圆梦 267
（三）旧梦相随
我来，我见，我征服——若干年前的读书笔记摘抄 295
有一个像样的冰川期——近几年的读书札记 309
后记 325
主要参考书目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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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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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近城南已怕行，伤情
——忆西安盐店街西头的“三才书店”
1966 年，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勒令停业并当街烧毁全部藏书，店主也被赶回原籍务农。1976 年后，店主回西安，家兄顾旧情安排他在街道办上班，工作稳定，得以善终。
陆游《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西安的城南也有值得魂牵梦萦的回忆，只是早已人事俱非。
从清初以来，西安城里的老户人家主要集中在城南，碑林、文庙、书院、省市报馆、图书馆、古旧书店等文化场所也在城南。全市最有影响的租赁书店 —“三才书店 ”就位于城南盐店街的西头。
家兄梁春奎从区政协岗位退休后，参与《碑林区志》撰写，有多篇关于区街文化典故的博客，其中一篇是《三才书店和古旧书店》，记叙了那年书店被“勒令当街焚书”的情形：“长发三才惊恐万分，慌张中连户口本同书一并投入火中，幸得人捡出。其后，随居民上山下乡，三才书店从此倒闭。1976年后，得以赦免返城，衣食无着。其时，街办正缺一全日门房，时为街办小令，遂嘱其担任之。 ”家兄的文章唤起我许多幼时记忆。略有遗憾的是有些地方述之未详，借机在此补足。
我家就在盐店街
盐店街东西走向，长约半里，实测 277.5米。街道中部北侧有寺庙曰文昌宫，庙巷北通西大街，正对都城隍庙。通过唐长安城地图覆盖考证，这里是唐皇城里的宗正府衙门和右领军卫衙门之间的街道。盐店街东头是丁字路口，连接唐长安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明清后城内这段朱雀大街曾名广济街，有寺院景龙观（后名迎祥观）。街西头是十字路口：西边梁家牌楼街，牌楼为清初建立，彰表的是清初名将、官至江南提督的梁化凤，现牌楼无存，唯留街名；北边是琉璃庙街，因屋顶使用琉璃瓦而得名；南边北四府街，是明代秦藩王四个王子的府邸所在。
同治四年（ 1865）在这里设官营盐店。盐铁从汉代起就属官家专卖，是国税的重要来源。盐店开张后，每日有大量现金交易，外国银行和民间银号、钱庄纷纷前来设点收储和放贷，多达二十家，分布在盐店街和梁家牌楼北侧，成为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西安的“华尔街 ”。各路镖局、会馆也来此安营扎寨，比较有名的如东北“五省会馆”（原名八旗奉直会馆）就在盐店街中段，其他各省会馆分布周围街道，云集四海客商。这些商人日常消费、消闲场所，大都在附近的南院门、五味什字街和大小保吉巷，这里有民国时全市最大的西药店、老字号“藻露堂 ”中药店、西式电料行、高档洗浴中心“红星池 ”，有鲁迅等名人造访过的西安古旧书店、“四大名旦 ”之一的尚小云领衔的京剧院、冯玉祥倡建的卖日常小百货的第一劝业市场，还有大大小小的烟馆、妓院。如要烧香敬神，则到西大街对面都城隍庙去，庙门外有大牌楼，热闹类似北京的天桥广场，江湖把式你来我往，各色人等混迹其中。
1949年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官宦、富贾大多逃散或放弃产权交公，加之诸多会馆弃用，留下许多空宅院，多为明清和民国式样的四合院，新政府的工作机关于是陆续进驻。最早成立的市民政局就设在街东头南侧的深宅大院。
1950年，母亲在西木头市小学教书，全家住学校隔壁。1952年母亲调到市民政局，便搬家到盐店街 73号院，与民政局对门。民政局是一个四进院，所谓四进，指四个院子套在一起，以穿堂相通。进了大门，东西有相对的厢房，过一间“一明两暗”的穿堂，便到第二个院子，又是东西厢房，再过一个穿堂到下一个院子，如此四进。这种进深的院子有后门，供买卖杂物和清运厕所秽物的人进出。我三四岁的时候经常到局里玩，记得曾从盐店街机关大门进，从五味什字街后门出来。由于多是在下午机关下班时去，院子空荡荡的，我独自走过一个又一个小院还见不到人，会有点害怕。这个情景幼时经常在梦中出现：我怎么也走不到大门外，天快黑了，周围还传来门窗自动关闭声，令人心悸，想喊又喊不出声音。长大后，偶尔还做过这样的梦。
和三才书店成为隔壁
1956年，位于街西头 39号（后改为 24号）院的民政局家属院建好，我们再次搬家，与三才书店成了紧隔壁。
说是紧隔壁，其实没有墙壁连接。因为书店不是正规建的，它的西边是一家私人经营的带阁楼的小杂货铺，铺子与东边我家院子门口的檐柱都伸出一截，与滴水檐齐，之间是属于北四府街一家院子的后墙，约有两间房的宽度，店家就在这两面外伸的檐柱之间搭建了一个一米多纵深的铺板门面，并充分利用檐柱的高度加装一层木板形成同等面积的小阁楼。这便是“三才书店”的经营场所。放在今天绝对属于违章建筑。
“三才 ”的名称当然来源于天、地、人三才的说法。这个书店在西安很有名，足以与钟楼新华书店、南院门古旧书店并称，只不过规模小得多，是一家专门出租和可供读者阅览连环画书籍的特色小店。从房屋的建造和店里的藏书看，起码在 20世纪 4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西安人把连环画叫“娃娃儿书 ”，文一点儿的叫“小人儿书 ”，当年是无数儿童梦寐以求又求之难得的读物，它的吸引力就在于此。那时城南的许多街道上也有“娃娃儿书摊 ”，多是在门口地上铺块布，或立个书架，摆上三四十本小书，供路过的大人小孩阅览，不能出租，其数量、品种和更新速度根本不能与三才书店比，而且一下雨就收摊儿，不能如三才书店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地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才书店是西安规模最大、品种最全、历史最悠久的小人儿书店。我从六七岁起便与它为邻十年，得以饱览群“小人儿书”，该是多么大的幸事！
39号院是民国式样的四合院。大门类似北京传统民居常用的“如意门 ”和“蛮子门 ”的混搭，是街上最讲究的。前檐出廊较多，砖砌檐柱宽大，门楣门框浑厚，门扇结实沉重，两个石礅贴在门框上，一尺高的门槛嵌在石礅里，门上有一对生铁铺首，半夜敲门用。大门内有门廊，左侧有门房，前院东西为两间的厢房，北边是三间临街房俗称下房，南边是四间的上房，所谓民国式四合院，主要指上房为两层新式楼房。西厢房与上房之间空地是井台，有绞水辘轳。上房左侧有一带门的通道到后院，后院西侧盖有厕所，分男女，有门窗，有水泥砌衬的大小便池，当年算是很卫生了，还有电灯照明。39号院属于比较高档、设施比较齐备的宅院。
说是民政局家属院，其实只有我家算是家属房，其余是单身职工的午休房，后来又陆续搬走，在很多年里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空置的屋子都没锁门，想在哪个房间玩儿就在哪个房间玩儿，这段时光令人难忘。后来院子移交市兵役局，开始住进带家属的现役军官，最后又交回市房产局管理，院子住满，再无昔日清静悠闲景象。
搬家的当年我刚好上小学，学校用的是位于街中间小巷里的文昌宫旧址，文昌宫后改名城隍庙，西大街上的那个庙叫都城隍庙，总管西北，这个庙只管西安。
家里把厨房安顿在门道的门廊一侧，盘灶头，安风箱，放一张大梨木案，大水瓮，用桐木瓮盖遮苫。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回家，我都坐在门道烧锅拉风箱，帮外婆做饭，不论春夏秋冬，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过年做年饭、蒸馒头，经常要一坐半天，连续拉几天火。好在一边坐小板凳拉风箱，一边可在膝盖上放本书看。小学六年读课外书的时间有一半是这样度过的，安详、井然之情境常可回味。
与书店主人的第一次接触
搬进 39号院不久，有天中午我照常坐在门道拉风箱看书，背朝着大门。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和我打招呼：“看书呢？ ”我转过身，见是个留着分头的陌生人，就问：“你找谁？ ”没想到他一个大人，见了我这六七岁的小孩说话脸都红了，显得很腼腆：“我是隔壁书店的，能不能去你家院子上一下茅房？ ”那时一般西安人把厕所还叫茅房，文明点的才叫厕所。那时民风淳朴，生人上门问个路、讨口水喝甚至在大门里避个雨、歇个脚都司空见惯。我很自然地起身领他穿过院子，到后面指点了厕所方位，然后继续回来拉风箱。出来时他冲我点头笑笑，脸似乎更红了，我也冲他点头笑笑。
来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只要见我在门道坐着，他就会经常来，开始还打招呼，后来时间长了，进门只是点点头笑笑，就直接去后院。有时看来实在不好意思，便停下来和我寒暄几句，无非是“上学了没有”“读几年级 ”一类没盐没醋的闲话。也可能我从小就“少年老成 ”，大人们不容易等闲视之吧。后来才知道，他叫张文义，是书店的二掌柜，大掌柜是光头，有家有室另有工作，平时不在店里。为了区分，旁人背后称张先生“分头三才 ”，家兄文中称他为“长发三才 ”，大掌柜自然是“光头三才”。面对面时没人这么叫，统称“三才”。
对每个人来说，如厕是小事，如厕是否方便却是大事。整条街上只有一座正式公厕，位于街道中段。街上的居民大多在自己院内如厕，只有路过的和个别院里无厕所的才上公厕。公厕和公用自来水站在一起，用自来水收费，公厕不收费，管水站的老头兼营厕纸收费。男厕所有一个小便池和四个蹲坑，蹲坑人多时则必须排队。书店离公厕至少一百多米，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张先生每日一人照看书店，到我家院子如厕不走远路，极省时间，还可避免出现书店长时间无人照看时的不测之事。他自从认识我之后，“方便”的事就变得特别方便。
除了到门道做饭，外婆（我家习惯叫奶奶）主要在屋里做针线活或其他家务，不在院子多停留。偶然在院子见到张先生出入，便皱着眉头说 [1]我：“嫑把生人领到院子！”我答：“不是生人，是隔壁书店的三才。 ”外婆便不再言语，只是还皱着眉头。我虽然年纪小，帮外婆干家务活儿却是主力，烧火、倒垃圾、到水站抬水、到杂货铺买盐打酱油打醋，都是我。所以她平时不过分说我，如果我生气了，耍“小孩儿脾气 ”（尽管当时就是小孩儿），甩手不干家务活儿了，她还得好言相劝。所以
在允许三才到院子如厕这件事，外婆得由着我，不能严加禁止。如此一来，张先生来院里上厕所便成常态，家人习以为惯，视若不见。这应当算是我少年时社交公关的一个胜利。
三才书店成了我儿时的“天堂”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真是至理名言。从此，我和张先生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到书店看书，他总是和颜悦色，笑容满面。书架上的书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取，但新书和受欢迎的“畅读 ”书，另放在他的身边，不能自取，得点名索要。当然，我来了，要看什么书，他会优先照顾。别人借书回家，要先交押金，归还时按天算账，对我不但不收钱，还允许我每次带几本书回家看。书店来了什么新书，张先生也总是很高兴地先告诉我。我每天在拉风箱时看书，看完马上到隔壁随意更换。老版《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系列不用说，20世纪 50年代后陆续成套推出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演义》《聊斋故事》等等，我全部在第一时间看完，有的还反复看几遍。那时还出一些由电影截图编成的连环画，用电影台词做文字说明，看完便对看过的电影加深了理解和记忆，对没看过的电影增加了兴趣和渴望。其他同学看了电影，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却能知其三、其四，那种得意令人愉悦。更重要的是，有了连环画垫底，后来再读纯文字小说，感觉容易得多。
在家做完作业，我还爱照着连环画画画儿，当然水平和我哥不能比，他能模仿华三川、刘继卣、戴敦邦、王叔晖等名家画的连环画，各色人物惟妙惟肖，令人羡慕。但我那点水平，在班上同学中还算厉害。下课休息十分钟，同学们围上来，要我给他们本子上画关羽、赵云、岳飞，画青龙偃月刀、錾金虎头枪和青釭宝剑，还画赤兔追风马。为此，我到书店挑一些易于模仿的连环画悄悄在家练习，第二天再去显摆。当年能分辨清楚黄金锁子甲和镔铁连环甲、鱼鳞甲和人字形铠甲的区别。岳飞的铠甲就是人字形的，似乎是元帅的专属，元帅铠甲只露一个胳膊，另一边是战袍。关羽好像也是这种画法。黑色的乌骓马好画，但张飞不好画，掌握不住那金刚怒目的表情。我只能画斯斯文文的人，有人说，画家画出来的人都像他自己。
去街道垃圾站倒垃圾时，除了提家里的垃圾筐，我顺手捎上书店门旁的垃圾筐，偶尔也帮书店灌满一电壶（保温瓶）开水。有时在店里看书，张先生临时要离开一会儿，就托我照顾一下店铺，我便坐在他的座位上，为来看书的大人和小孩取书，收钱，俨然是个小老板。按同学的说法，三才书店成了我家开的。
每次来新书，书店一般一种进两本，张先生把其中一本的封皮撕下贴在招牌上，悬挂在醒目处，来人指名索要，他再从书架上取出。下一批新书来时，他才把上次撕下的书皮贴回原书。说来也怪，许多小孩望着招牌上的书皮，叫不出书名，只是说“给我取一下那本啥啥啥书 ”，他就能知道这孩子想要什么书，一取就准。我仗着自己认字多，在旁只管讥笑他们。
书店除了租借图书，还兼营糖果、炮仗和儿童玩具，有时还搞点博彩，虽是店主的生财之道，但足以吸引大小儿童把这里当成天堂。每到过年，附近街道穿新衣戴新帽、手握压岁钱的孩子都会聚拢过来，买糖的，买果丹皮的，买摔炮的，买孙悟空面具和金箍棒的，还有“戳彩 ”的——就是在用纸蒙着的方格里放置各种“奖品 ”，交两分钱任意戳一个格子，里面有张卷起的纸条，写着“硬糖一个 ”“弹弓一个 ”或其他小物品。有几个格子属于“重奖 ”，五分钱一戳，里面的东西要贵一些，如“手枪一个 ”“棒棒糖一个 ”，孩子们乐此不疲。格子里大多是“硬糖一个”，平时买一块硬糖是一分钱，戳彩得花两分钱，算是店主多赚了孩子的钱。也有几个孩子各要一本书坐在一起，偷偷交换，这样每人只掏一分钱就能看四五本书。算是孩子想办法让店主少赚钱。当然，这是书店不愿看到的，但孩子太多，张先生根本顾不上过来阻止。
三才书店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乐趣和生活自信，我家几个兄弟也都和张先生亲密无间。我上中学之后，阅读来源变成了省图书馆、市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但两个弟弟还小，他们继续保持着这种亲密关系。说起来，张先生对我家兄弟个个都不错，令我们从小就得到温暖的文化
熏陶。这种熏陶，我哥称为“润物细无声”。
帮舅舅借阅文字小说书
二舅刚成年就去了青海柴达木油田工作，每年回西安探亲半个多月。他不爱讲话，白天喜欢一个人慢慢悠悠地转大街、看电影，晚上待在家里没事，知道隔壁书店除了连环画还有小说书，就问我能不能借到《福尔摩斯侦探案》。
我过去问，有，看哪本？一本一本借，都看。于是我先后借来《巴斯克维尔鬣犬》《血字研究》《四签名》等，都是 1949年前出版的老版单行本，繁体竖排，有些书上有比较恐怖的插图。他读完我接着读，大多看不懂，感兴趣的是《巴斯克维尔鬣犬》：“那坚硬的突岩、枝叶茂盛的沼泽地植物、让人毛骨悚然的夜半尖叫，一只闪着亮光的猎犬向人冲过来……”这场景会久久萦绕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二舅要的《归来记》书店没有，张先生便从其他人那里找来一本，再三嘱咐不要弄丢和损坏。我不知道二舅从哪里知道福尔摩斯的名字和这些书的名字的。三才家的小说书，都包着牛皮纸的封皮，怕书在传看过程中散开，拿锥子扎眼，用线绳订几道，和线装书的装订方式一样。后来才知道，这种保护方法对书的品相损害很大，为藏家所不屑。
第二年二舅探亲回家，这次点名要借张恨水的小说。他告诉我，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喜欢谢冰心，追不到，就把名字改成“恨水 ”，恨水不成冰。后来知道这是江湖传言，张恨水明确说笔名源自李后主的名句“人生长恨水长东”。冰心也有专文澄清，并尊称张恨水为“前辈”。
张恨水是中国章回通俗小说的奇才，一生创作有一百多部小说，三千多万字，名作很多，有“中国的巴尔扎克 ”之誉。奇怪的是总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可能是“天妒英才 ”。当年他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时，每日排队买报等着看小说的人比肩继踵，蔚为大观，其影响远超过同时代任何一位小说作家。三才书店藏有全套张恨水的小说，大多是三四十年代出的各种单行本，也有上海文化出版社新出的《魍魉世界》等新版。我一本接一本地借，二舅一本接一本地看，读得飞快，一本看完，马上催我归还，借下一本，让我没有时间趁机浏览。只是借《八十一梦》时，书比较薄，我先抢着看完才拿给他。这本小说把猪八戒拉出来在梦中辛辣地讽刺时政，还能避过图书报纸杂志审查官的苛求，很有趣，很巧妙，很有智慧。
我问过二舅，要不要借新出版的小说。他抽着卷烟，笑着说：在柴达木把苏联和中国新出的小说都看完了，但那里没有老书，只听说过柯南 ?道尔和张恨水的名字，没想到三才书店应有尽有。是啊，这些书当时的新华书店都没有。
这些旧书三才从来不在明处摆放，都藏在阁楼上。阁楼十分逼仄，勉强能住人。我上去过，楼上的空间只能顺长放一张狭窄矮床，层高不过一米五，平时人只能坐在床边，无法站直。除了床，其余地方摆满了不允许公开阅览的古旧书，其中有民国时粗制滥造的武侠神怪荒诞字书和小人儿书，可能也有黄色书刊。这只是猜，没有亲见。
我上了小学四年级后就不再看连环画，开始从三才书店借读上海文化出版社竖排繁体《聊斋故事》《唐宋传奇选》等古典短篇小说简写本，还有林汉达编写的东周列国和两汉故事，后来就读《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之类的侠客小说。说来也怪，读后不甚喜欢展昭，反倒喜欢缺点百出的锦毛鼠白玉堂，他有小聪明，但很讲义气，称得上是侠肝义胆，可惜他在冲霄楼盗宝时被机关杀死，英年早逝。
下象棋是张先生唯一喜好
我一直不清楚张文义先生是哪里人。从冬到夏，他总是一身蓝布外衣，两颊带有“高原红 ”的血丝，肯定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见人总是很腼腆，说话斯文客气，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光头”三才。
“光头 ”三才蓄短髭，看样子练过拳脚，外形孔武有力，总是铮眉豁眼，说起话来生冷嶒倔，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好像姓王，就住在北四府街口，与书店不过十米。实际上他才是书店的主人，张先生不过是个伙计，但以兄弟相称。他每次来店里主要是给张先生送饭，往往是一大碗“然面”，拿几瓣儿蒜，张先生吃起来狼吞虎咽，满头大汗。
回想起来张先生留的也不是什么分头，就是头发比平头长一些。分头有中分与偏分之别。电影上留中分的，不是汉奸就是流氓，偏分的也多是纨绔阔少或柔弱书生，如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但张先生没有发型。到了冬天，他套上两只鼠毛护耳，围一条灰色毛线围巾，在脖子上一绕，胸前垂下一截，这才像个旧时商铺老板的样子，和电影《林家铺子》中的谢添相似，只是没有穿长衫长袍。
顾客少的时候，张先生戴上眼镜，也拿一本新书看，更多的是在小桌上摆一副袖珍的象棋盘，对着棋书打谱。除了杨官麟、胡荣华、王嘉良这些当代名家的棋谱外，还见他拿着线装的老棋谱看，肯定掌握不少“怪招儿”和“秘密武器”，一旦使出，招招要命，让对方缴棋认输。
书店有一副特大号的木制棋盘，棋子儿当然也大，拍起来啪啪作响，一旦叫将特别在“连吃带将 ”时能给对手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我也经常在一旁观战，发现拍棋的一方最后往往输棋，赢棋的一方则是默默地推着棋子儿走。
西安城里有的是象棋高手。会下棋的人经常彼此约战，来三才书店斗棋，这成为盐店街西头的一道风景线。棋摊儿就摆在我家门口，周边笃定围满了观战的人。吴承恩有一首关于描写围观围棋的诗，形容最是精妙：“四方豪隽会观局，丈室之间围再重。架肩骈头密无缝，四座寂然凝若梦。忽时下子巧成功，一笑齐声海潮哄。 ”如果有人先夸海口说要赢最后却输了，观战的必然起哄大笑。张先生也时时过来看一下进程，我问他谁能赢时，他只是笑而不语，回去继续照看书摊。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盲棋大战。一位经常来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店里拿一本连环画看，张先生蹲在街对面的棋盘前替他走棋，对手每走一步，张先生大声说“炮二进七 ”之类的招法，戴眼镜的放下书略加思考，说：“车五退一。 ”如此这般来回继续。
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见，真是惊呆了，有这样下棋的？这记忆力该有多强呀！最精彩的一幕是，戴眼镜的把书合起放回书摊，推起自行车，说一句：“卒五进一，缴棋！ ”然后骑上车扬长而去，只见对手默不作声，表情狼狈不堪，围观者又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缴棋 ”是棋局结束时双方把吃掉对方的棋子儿交还对方，先交还的便是表示认输。下棋时说“缴棋 ”是让对方认输，相当于喊“缴枪不杀 ”。王安石也有围棋诗：“讳输宁断头，悔误乃批颊。 ”是说下棋的人不肯轻易认输，下出了臭棋便会自批耳光，很生动。
自从看了这盘蒙目大战，我决计再不下象棋了，因为我今后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达不到这个水平，下象棋还有什么意思？改学围棋算了，但那时我周围没有人会下围棋。
不知什么原因，张先生一般不和别人下棋。我只见过一次张先生和别人下棋，看形势张先生即将赢棋，只见他表情变得紧张而又激动，拿棋子的手抖个不停，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描写的那个 B博士一模一样。打谱多而实战少的人下棋往往都这样，对局中出现与打过的谱有相同棋形而自己又十分熟悉的时候，往往心跳加快。这和考试发下卷子，发现自己猜中了试题的激动心情一样。
三才书店的最后绝唱
1966年 9月的一天下午，三才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强令在街道中间烧毁全部藏书，这个当口儿我正好在外地，没有亲见，事后听家兄讲述，十分痛心和愤懑。
这些学生可能来自梁家牌楼街的市二十七中，他们学校距离书店只有一百多米。不过，那时全国形势都一样，三才书店的书不是被这个学校就是被那个学校的学生焚烧，终归难逃一劫。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一群穿着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男女学生打着某某战斗队的红旗，高呼着什么无罪、什么有理的口号，突然包围了书店，几个领头人用手指着张先生大声训斥，其他人把书店的书搬下来，用脚践踏，乱七八糟地丢到街上，形成高高的书堆，过往的路人围成一圈，看着他们有人用火柴把书点燃，有的人还厉声骂着，用棍子拍打张先生，责令他亲自把其余的书都扔进火堆。不一会儿，盐店街西头便火焰熊熊，腾起一团黑烟升上天空，这些学生的情绪进一步被烈火激发，大喊着，推搡着，命令着，把书店楼上、楼下的带纸张的东西烧个精光。我哥眼见张先生把户口本也丢进火堆，经人提醒才赶快拿回。火焰熄灭后，这群学生还拿出一张传单似的东西大声朗读，内容是京城某总部的通告，勒令一切所谓成分不好的人立即滚出城市，哪里来的哪里去，立即生效。
这场被冠名某种行动的场面总算结束了，张先生肯定吓坏了，他绝对没想到平静了十七年的日子突然就这样消失了，以极恐怖的方式消失了，陪伴他二十多年、赖以生存的群书瞬间变成一团发烫的灰烬。烧书的学生中恐怕有不少人曾经来这里看过书，有的可能还只花一分钱就偷看了几本书，有的在这里摸了几次彩发现都是小奖品而怀恨在心吧？有的没钱看书就叫骂“三才洋来、上山打柴 ”而被赶跑过吧？张先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只能赶紧收拾东西，连夜离开西安城。
一个在西安极有影响，和我个人、全家有紧密关系的三才书店就这样没有了，从 1956年到 1966年，整整十年的美好记忆突然变成一场噩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那几十个亲手毁掉西安这个文化田园的无知暴戾少年，汝今安在否？几十年过去，仍感觉青春无悔否？猜想这些人都已经老态龙钟，仍然没有丝毫罪恶感，还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吧？有人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施虐者和受害者能一样吗？
十几年后的一天，大约是 1977年，我在盐店街家门口看书，张先生突然出现在眼前，那情形，那感觉，简直和鲁迅在《故乡》中见到阔别多年的闰土、在《祝福》中见到被赶出四叔家的祥林嫂一样。
他还是长头发，但两鬓已经灰白，脸颊的“高原红”变黑了，似乎多日未洗脸。头顶和衣服上全是灰土，好像刚干完重体力活儿，样子显得十分疲惫，说话也有气无力。
多年前他第一次见我，曾怯生生地问能不能进院子上厕所，这次他仍是怯生生地问我：“你哥在不在？ ”我告诉他家兄这会儿在南院门公社（后改称街道办事处）上班，没在家，他道声谢便匆匆离开。
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来找工作的。我哥多年前便在南院门街办工作，此时已是“街办小令 ” —副书记、副主任。张先生打听到原来被驱逐回乡的人可以返城了，便从原籍赶回，又听说我哥在街道办工作，就想找他帮忙。家兄和书记商议后，就安排他在办事处传达室工作。办事处聘用临时工不用请示汇报，街办财政能够支付工资就行，不算违反规定。
我后来有次去办事处找我哥，经过传达室，张先生戴着眼镜正在读报，见有人来立即从窗户探头询问，见是我便笑容满面，带点紧张地说：“你哥在后面。 ”我离开时和他打招呼，他从屋里走出来，送我到大门外，说：“没事常来。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一如家兄文中所述，街道办事处自己盖家属院，也给张先生分了一套两居室。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安定，虽然没有孩子和亲人。张先生最后安静地在家里去世，办事处出面送终时，只见家徒四壁，仅有棋谱数册和生活用品而已。
家兄这是做了一件善事，也算是我家兄弟对他的一种报恩。只是没想到，西安的三才书店竟与我家如此有缘！
2000年前后，盐店街西头拆迁，我家也彻底地离开了。但时隔二十年，24号院仍是一片废墟，工程没有进展，还能让我和没在这里住过的外孙们看到老家原来的旧址，也算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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