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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大学成为促进变革与社会正义的引擎
大学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使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从应对气候变化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这一切将有助于经济社会适应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挑战。如果大学致力于达成这一更高目标,他们必须进行自我革新。
《大学的挑战:变革中的时代与大学》的作者埃德?伯恩(Ed Byrne)和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向我们展示了变革中的大学将如何改变世界。
內容簡介:
《大学的挑战:变革中的时代与大学》是一本探讨未来高等教育变革的著作,由一位资深大学管理者(曾任职于英国、澳大利亚的大高校)和一位资深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及实施者(曾担任英国教育大臣)合著,该书基于英语文化圈的高等教育体系,讨论了社会激烈变化中大学的使命和未来发展趋势,最突出的一点是关注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在学界尚未充分讨论过,例如预期寿命的延长对教育需求的影响,涉及教学、研究、公民参与、资助、问责制和高等教育的价值等方方面面,并对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预测。
關於作者:
埃德·伯恩 (Ed Byrne)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校长、英联邦大学协会主席
埃德·伯恩是一位神经科学家,曾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工作。他的主要研究贡献集中在线粒体疾病和神经肌肉疾病领域。他曾任是墨尔本大学神经内科学教授和神经科学中心主任,之后在医学领域和高校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包括莫纳什大学医学、护理及健康科学学院院长、伦敦大学学院分管医学领域的副教务长,以及莫纳什大学副校长。他现在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校长。
埃德·伯恩现为英联邦大学协会主席,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大学部门对全社会的贡献。
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
前英国教育大臣、内政大臣
查尔斯·克拉克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于1975至1977年担任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并担任工党教育问题发言人尼尔·基诺克(其后成为工党领袖)的顾问。他于1997至2010年担任代表诺维奇地区的下议员,并在内阁中担任教育和技能大臣。他曾于2004年提出高等教育法案,并推动了英国大学的重大改革。他还曾担任过工党主席和英国内政大臣。
查尔斯·克拉克现致力于剑桥大学的国际教育改革,并在东英吉利大学、兰卡斯特大学,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译者
吴寒天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发展、学术知识生产等方面研究。成果见于Higher Education、Compare、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期刊,参与撰写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Springer出版社)等多部著作,著有学术专著China’s outward-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 new typology and reflec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pringer出版社)。
曾令琴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学博士生,湖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目錄 :
译者序 1
英文版序 1
第1章 变革的大学,变革的时代 1
第2章 历史视角与国际比较 29
第3章 大学与工作 55
第4章 科研:了解和改变世界 81
第5章 大学对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115
第6章 谁将从大学教育中获益? 137
第7章 终身教育 165
第8章 为大学出资? 189
第9章 大学治理、领导力与国家 219
第10章 关于大学未来的十个问题 251
第11章 结语 279
出版商致谢 286
內容試閱 :
译者序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大学始终是一种无比奇特而富有魅力的存在:它并非政府机构,却被人们赋予了极为多样化的社会角色,甚至于被视为国家崛起的引擎;它常常处于变革的最前沿,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孕育出无数重要的创新,然而对于传统的执念又让它在一些时候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它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却伴随着近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在世界各个文明当中衍生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以至于难以为其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定义。大学,无数人身在其中,在其间接受教育抑或是开展对高深学问的研究;更多的人则深受其影响,或得益于因其存在而蓬勃发展的本地社区,又抑或从发端于大学的新思想中收获启迪。总而言之,大学仿佛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时看似一座遗世独立的象牙塔,有时却又像是充满温情的邻舍,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给予我们指引。这或许就是为大学视作生命的“声誉”的来源———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对于大学的永恒性,笔者时常会作如是假设:如果人类社会未曾经历自本世纪以来的种种变化(尤其是近10年来的巨大的变化),大学或许仍可以完全以其本来的样貌存在下去———大学生们或许仍可以如12世纪身处牛津镇的前辈那样,以延续千年的相同方式学习、思考,以及度过他们的校园生涯;而对于大学中的学者而言,与那些每日身披罩袍手抚华丽手抄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里或许并不需要发生太多实质性的变化。然而,人类文明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革新而摆脱不断披荆斩棘的宿命,努力拓展着认知边界的人类似乎更像是滚动巨石的西西弗斯———看似距离山巅只有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彼岸实则却是另一段相似征途的起点。时代没有给予人类故步自封、沾沾自喜的资本,同样也没有给予大学丝毫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机会。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大学能否像十个世纪以来那样继续赢得周遭的信任,取决于它如何在履行好传统职能的同时,为全球范围内的贫困、气候与环境、能源以及政治冲突与族群冲突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可以想象,这种方案或是一项可直接应用的技术革新,或是一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观念的新思想、新理论, 又或者是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纳入全新的要素,以期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间接地发挥积极作用。不难看出,上述路径无一例外都与大学最为传统也最为本质的职能(即育人与科研)相互交织,然而又势必要使传统职能的固有形态发生深刻甚至颠覆性的变化。在当今充满变化的世界中,大学的变革既迫在眉睫又充满风险———它势必要在荆棘丛生的征途中扮演我们这个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以充满勇气的献祭在阴霾中擦亮一丝微光。
针对大学在变革时代的挑战,众多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国大学的研究已然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然而作为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的专业研究者,笔者并不敢妄言能对上述问题给出全面且理想的回答, 也不认为有哪一位“塞外高人”能以一己之力为亟待变革的大学指点迷津。这在一方面显然是因为上述问题的空前复杂性,势必有赖于大学共同体内外部的所有相关方共同贡献智慧。这在另一方面则是囿于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的规律———原本松散的学术共同体一旦形成紧密的行会,身在其中的专业人士便不免得陇望蜀,试图通过对抽象术语的建构筑起牢固的学科边界。而在边界之内有限的“领地”上,分工精细化与知识生产过程的“内卷化”则难以避免,以至于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和评述总免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诚然,对“树木”细节的精微分析自有其意义,但在迎接大学乃至全人类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也不妨听听那些曾经年累月俯瞰“森林”的人有何独特的见解。
本书的两位作者埃德·伯恩(Ed Byrne)和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分别是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校长和前英国教育大臣。伯恩的本职工作是神经科学家,曾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和莫纳什大学担任相关学院的负责人,在成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校长之前,他曾担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副教务长和莫纳什大学校长。此外,伯恩也是英联邦大学协会的现任主席。克拉克早年曾担任过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曾担任过英国教育与技能大臣、工党主席,以及内政大臣等职,并在担任教育大臣期间推动了英国大学的重大改革。诚如伯恩在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言,前者在东西两个半球担任研究员、教师、院长以及大学校长的经历,与后者作为一位致力于实现变革的政府部长的经历相辅相成。两位作者都坚信,对于大学的变革而言,“自负的魔鬼和汪洋恣肆的未来主义蓝海之间有着一条晦暗难明的界线”,而他们写作本书的目的,即是试图基于各自的经历和思考提出一些能激发进一步讨论的想法,以供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参考。
有鉴于此,笔者携弟子将本书的中文版译出,以飨海内外中文读者。得益于两位作者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实践者、改革者,以及思考者(而非专业研究者)的独特身份,本书行文挥洒自如、视角高远,读之酣畅淋漓,其间也绝少使用晦涩的辞藻,因此笔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尽量避免使用有可能给非专业研究者带来困惑的术语,并且在尊重中文语言习惯的前提下尽量忠实于原文的语义与文风。因水平有限,其中定有不当之处甚至谬误,望方家海涵并给予批评。因历史、文化及制度背景差异,文中部分表达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或颇难理解,故而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原创注释(即译者注),如有不妥之处亦盼指正。此外,两位作者的部分观点亦有待商榷(例如对英国和澳大利亚教育产业化发展路径的片面赞赏,以及对大学排名略显表面化的理解等),望读者以辩证 之视角审视之,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使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最后,即便抛开本书译者的身份,无论是作为大学的研究者,抑或是身在其中的从业者,笔者都认为本书实为值得一读的佳作。
吴寒天
2021年秋于求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