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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纵观经济金融史,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的“清道夫”,它是最终消除不良资产和不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动机制,通过定期清洁经济体,重启经济的生态系统。而我国是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保持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任何西方 国家都无法做到的。这一事实背后蕴藏的重要“市场经济新规则”给理论经济和传统宏观政策带来了冲击。我国坚持实体经济发展战略,遵循不走金融自由化和“脱实向虚”道路原则,所以,总结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规律和经验,梳理中 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社会意义和制度角色具有重大价值,有利于世界寻求更优越的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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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基于虚拟经济视角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化解和处置的探索。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的历史逻辑表明:不良资产犹如金融危机釜底之薪。如果我们设立一个长效机制,将不良资产维持在不会引爆金融危机的水平上,意味着构建一个既不发生金融危机,又能保障高效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一个没有金融危机的市场经济,是否只能成为各国公同的奢望?本书正是始终贯穿这一核心底色和命题,从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理论价值与中国经济特色的紧密关联高度,构建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长效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避免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目前世界经济陷入“虚拟经济膨胀 实体经济停滞”的动荡变革期,为下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如何化解金融风险和稳定经济增长,不良资产处置的“中国方案”将成为经济虚拟化时代各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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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刘晓欣,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主要为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源自马克思虚拟资本的中国原创性经济学命题。刘晓欣教授是国内较早从事虚拟经济研究的学者之一,出版了《虚拟经济与价值化积累:经济虚拟化的历史与逻辑》等多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数十篇虚拟经济相关论文;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制度和政策研究: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数量关系的视角”(13&ZD018)和“深度开放下外部金融冲击应急系统研究”(20ZDA101)的首席专家,主持虚拟经济问题研究;长期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在多项高质量咨询报告中最早预警中国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并提出我国应坚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纠正“脱实向虚”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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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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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篇 发展演变
第一章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历史回顾与发展方向
一、不良资产政策性处置历史回顾
二、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历史回顾
三、不良资产处置的基本职能及发展方向
第二章 中国不良资产规模变动趋势与结构特征
一、不良资产的总量趋势
二、不良资产的产业与区域结构特征
三、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的结构特征
四、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经营及处置不良资产概况
第二篇 理论逻辑
第三章 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的一般逻辑及现实依据
一、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的基本关系
二、工业化背景下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的一般逻辑
三、经济虚拟化背景下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的一般逻辑
四、不良资产产生与金融危机爆发的现实依据
第四章 虚拟经济视角下不良资产处置的经济学探讨
一、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及其“公器”性质
二、实体经济路径:不良资产的宏观性质
三、不良资产“出表”处置的资产负债分析
四、虚拟经济路径:经济“脱实向虚”以及财富创造机制
五、不良资产处置及其个别风险系统化的隐患和监管
第五章 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与西方“秃鹫基金” 本质属性的区别
一、中国经济高增长背景下不良资产的特殊性
二、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制度定力与市场运行机制
三、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意义与作用
四、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与西方“秃鹫基金”的区别
第六章 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账期”与不良资产处置基本导向
一、实体经济企业“账期”延长形成不良资产
二、民营企业在不良资产市场中的角色与处置导向
三、国有企业在不良资产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与处置导向
第七章 中国不良资产的形成阶段与影响因素
一、不良资产形成的宏观因素分析
二、不良资产形成的微观原因分析
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助推不良资产高涨
第八章 金融杠杆对不良资产形成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
二、实证分析
第九章 不良资产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和信贷效率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
二、实证分析
第十章 不良资产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
二、实证分析
第三篇 实践应用
第十一章 不良资产处置的目标、基本原则与政策解读
一、不良资产处置的目标
二、不良资产处置的基本分类——基于救助效果视角
三、不良资产处置的基本原则
四、相关政策分析与解读
第十二章 不良资产处置操作与管理规程
一、资产处置的目的、适用范围与相关术语定义
二、资产处置的职责、工作原则与基本要求
三、资产处置的工作程序及要求
四、不良资产处置公告管理规程
第十三章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概述、问题及建议
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概述
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建议
三、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开展不良资产处置
第十四章 市场化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概述、问题及建议
一、发展不良资产处置二级市场的意义
二、市场化债转股的基本概述、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三、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概述、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第十五章 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现代职能定位与风险管理长效机制
一、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现代职能定位
三、中国金融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及其发展方向
四、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的核心——规范化与法治化
第十六章 不良资产处置的创新实践与制度优势—— 以包商银行为例
一、包商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与处置
二、包商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社会效应与损失承担
三、包商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创新实践的中国特色
四、“监管 大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历史逻辑与制度优势
第四篇 国际经验
第十七章 美国储贷危机和次贷危机时期的不良资产处置
一、储贷危机时期美国不良资产处置
二、次贷危机时期美国不良资产处置
三、美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启示
第十八章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不良资产处置
一、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不良资产产生的背景
二、日本不良资产处置的措施
三、日本不良资产处置的效果
四、日本不良资产处置的启示
第十九章 韩国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不良资产处置
一、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韩国不良资产产生的背景
二、韩国不良资产处置及管理的主要机构和方式
三、韩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效果
四、韩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启示
第二十章 欧洲债务危机与德国不良资产处置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二、欧债危机时期德国的不良资产处置
三、德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启示
第二十一章 欧洲债务危机时期英国、瑞士的不良资产处置
一、欧债危机时期英国的不良资产处置
二、欧债危机时期瑞士的不良资产处置
三、主要国家不良资产处置经验总结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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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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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如果把金融危机比喻成火山爆发,不良资产就是火山下的岩浆,它会不断将经济中的负面因素聚集、积累起来,形成巨大的能量,一旦喷发就会无情地“涂炭”一切与之相关的“生灵”。火山爆发与金融危机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自然产生的,另一个是人为造成的。后者的危害往往远大于前者,而且会波及整个经济,殃及绝大多数无辜的受害者。因此,无论是从金融制度层面,还是从行为监管角度,采取措施避免金融危机是各国的共同愿望。不良资产为金融危机的釜底之薪,如果我们能建立一种机制,使不良资产维持在一个不会引爆金融危机的水平,就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没有金融危机的市场经济,一个既不发生金融危机,又能保障高效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一书正是始终贯穿这一核心底色和命题,从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意义与中国经济特色关联的高度,探讨构建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长效机制,防范并化解风险,避免中国金融危机爆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可见,金融危机泛指金融指标的恶化。如果只有个别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而整个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正常运行,就不应称之为金融危机,只能说明金融系统中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本书将金融危机重新定义为:由一个事件或一系列共同发生的事件,引发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或金融系统被迫全面紧缩,从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危机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由资产价格下跌等引起的不良资产率大幅度上升,避险成为主流行为,出现银根紧缩、流动性短缺、挤兑和恐慌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批倒闭。一旦爆发金融危机,生产力将遭到巨大破坏,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经济增长停滞或负增长。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极致状态,其中包含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良资产的积累导致不良资产率的大幅度飙升;二是某些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引发恐慌性资产抛售,导致流动性严重短缺。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谈到次贷危机时指出:恐慌因素恶化流动性短缺,共同造成大衰退,加剧危机的深度。
2008 年仅经由房地产次级贷款不足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破坏,而恐慌导致的信贷冲击严重加剧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才是产生巨大破坏力的重要诱因。所以,控制金融系统风险不至于全面爆发的关键,短期在于对流动性的及时反应和有效管控;但从长期来看,不良资产是形成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众多风险的根源,金融机构内不良资产通过银行间市场形成网络关联,并引发金融风险传染和扩散。不良资产积累才是系统风险生成的基础,当不良资产率不断飙升的时候,意味着系统风险的基础在加厚,系统风险全面爆发的概率在提高。所以,管理和控制好不良资产率才是金融系统风险防范的根本。
二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只要监管到位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并不存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认为,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它必然会周期性地发生,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一种方式,也将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不断发生。金融危机充当不良资产和不良金融企业的“清道夫”,成为西方市场经济过度繁荣的自动“刹车”机制,其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往往数年甚至数十年都难以恢复。尽管发达国家在每次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更加趋于严格,但金融危机还是不断发生。如果不良资产率大幅度上升导致大批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成为引爆金融危机最为直接的原因,然而在中国,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我国不良资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密切相关,改革初期,“利改税”和“拨改贷”导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高达 35%~42%,国家组建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置不良资产,使得如此之高的不良资产率并没有产生金融危机,且与中国经济高增长长期并存。相同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必将引发银行大批倒闭和金融体系崩溃。这体现出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终极力量和重要意义: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第一次全面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系统重新回归健康状态,继续执行其配置资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
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及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在于:将可能引起金融危机的巨额不良资产与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隔离或剥离开,不使其成为金融系统的抑制性因素,不再干扰金融业配置资源及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功能,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被基本消除。我国金融系统独具特色的定位是由经济制度性质和经济运行需要所决定的,两者相互兼容,能够更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的问题。从经济制度来看,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是共同富裕,国家重要资源和经济权利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公器”。金融作为关系国家命脉以及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不应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虽然金融市场化改革鼓励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和民营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但维持国有股份在金融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依然是中国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标志和基本保证。从经济运行角度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助长了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独立运行导致金融危机频发。金融的功能已经从传统资金配置的投融资管理,转化为主要考虑风险配置的风险管理,“稳定和低风险运行”成为金融系统效率高低的基本衡量标准。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系统能够及时调控流动性,防止突发性金融冲击。所以,维持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系统不仅有利于对系统风险的防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在平时虽然有不少“秃鹫基金”处置不良资产,但其目标不是为整个经济体承担风险和化解风险,而是为了赢利。西方“秃鹫基金”是指那些当企业或国家陷入困境时,通过收购违约债券和恶意诉讼,谋求高额利润的基金。它们最为典型的特征:一是私人所有,绝大多数服务于大资本家;二是唯利是图,认为自身利益重于泰山,而企业乃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则轻于鸿毛。“秃鹫基金”作为西方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的模式之一,通过做空债券、股票,等待企业破产倒闭,榨取企业的残值以获得赔偿和赚取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对困难企业掠夺性的纯粹套利模式。当大规模不良资产出现时,常规赢利机会几乎完全消失,就必须依靠金融危机一次性最终解决问题,经营不善的企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大批倒闭,大量不良资产被核销,而金融危机造成的高昂社会成本总是由众多的无辜者和广大民众来承担。实际上,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市场积聚起来的系统风险不可能都靠金融市场完全自行化解。大多数企业层面的金融风险是不可能消除的,而是通过与其他好资产绑定,或者期限配置的优化等措施转移、分散风险。这些风险处置的性质不过是“个别风险的系统化”(刘晓欣,2008),它们绝大多数虽能减小个别风险,但却会加大系统风险的规模,强化系统风险爆发的烈度。所以,西方“秃鹫基金”式的市场化处置,通过金融创新化解风险,不可能使困难企业大面积起死回生,更不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只有非营利的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才有能力和动机处置系统风险,并较快消除其对经济的拖累。在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特殊时期,由政府成立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才具有为整个经济化解不良资产、缓解金融危机损害的功能。当代,各国都认识到大规模不良资产造成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能由企业及市场层面自行解决,需要政府出手清除不良资产或注资,缓解金融危机对经济的进一步损害。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的非常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多半要暂时将银行国有化,或者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以避免危机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无论是暂时国有化还是注资均属于市场外力量的干预,这些均非民营商业银行或私营金融机构所能达成。与西方“秃鹫基金”相比,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基本原则与最终目标、机构性质与根本底线、双方关系与介入时机、资产范围与国际影响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五
当代中国金融系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呈现以下特点与趋势:首先,中国金融系统不再是计划配置资源的辅助系统,而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由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并由专业机构严格监管的市场化金融系统。其次,以国有银行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构成了中国金融的实体框架。一方面,保证了金融系统的“公器”性质,从根本上杜绝了金融系统为少数人牟利的现象;另一方面,维护了市场运行规则,各类金融企业一律按市场规则经营业务,基本保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活力。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业务导向,坚持“房住不炒”等原则,坚决不走单纯“以钱生钱”的经济虚拟化道路,将金融系统进一步打造为既可以高效配置市场资源,又可以有效管控系统风险的中国特色市场机制。最后,中国金融坚持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坚持平等互利又包容合作的精神,坚持世界各国人民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在国内坚持金融的“公器”性质,在国际同样坚持国际货币体系为世界人民服务的理念,体现大国的责任担当。当代全球经济形势动荡不安,受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都面临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急需找出导致经济发展迟缓的“病根”,找到改善经济的“良方”。有着强大实体经济基础的中国金融,不断激发世界经济活力,为世界经济输入稳定因素,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及经济秩序的建设者,未来中国将助推世界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方向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防范金融危机、完善全球金融体系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本书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系统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不良资产处置的职能及定位是化解风险和稳定增长。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畅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在任何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良资产处置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部分,并为国际社会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和宝贵经验。
背景特色
无论是从金融制度层面,还是从行为监管角度,采取措施避免金融危机是各国的共同愿望。不良资产为金融危机的釜底之薪,如果我们能建立一种机制,使不良资产维持在一个不会引爆金融危机的水平,就意味着建立了一个没有金融危机的市场经济,一个既不发生金融危机,又能保障高效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一书正是始终贯穿这一核心底色和命题,从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意义与中国经济特色关联的高度,探讨构建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的长效机制,防范并化解风险,避免中国金融危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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