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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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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淯、陈光发共同口述的关于成都军管会文工二队的成立情况（1949年底）和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创办的情况（1950）等，都是一般音乐史上难获一见的珍贵史料；而二老共同口述的西南音乐专科学校成立情况（1953）和四川音乐学院创立情况（1959）则都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重要院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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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历史是凡人小民的歌唱”。
这是一部两位九旬老人的口述史：一个四川旧式家庭的小姐、一个黄河岸边的贫苦农民之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识相爱；历经风雨半个多世纪，在同一所高校的不同岗位，为音乐教育事业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平凡人不平常的故事，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记。同时随处可见其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天然个性碰撞出的生命火花，闪耀着异彩纷呈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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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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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茵（本名陈志音），《音乐周报》原副总编辑，国内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家；已正式出版《中国当代音乐家访谈录》《我们的国歌》《紫茵音乐笔记》等六部专著及《中国乐评》等二十余部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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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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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梁茂春 1
自?序 11
引?言
赵庐——拔贡及第的故园 3
柽园——沈氏公馆的兴衰 8
磨涧——陈家迁徙的落点 13
第1章?正值秋风起白萍
1.1?蕙兰初放庭院暗香 21
1.2?安家沟里悲欢苦乐 31
1.3?少城公园父爱如山 39
1.4?福音堂里书声琅琅 49
第2章?干戈满地痛苍生
2.1?大院喜事母子之殇 61
2.2?空袭罹难香畹归天 69
2.3?暗夜地狱花烛洞房 75
2.4?红烛明灯兄妹同窗 83
2.5?学徒生涯圆梦之路 91
2.6?初恋无果梦断廊桥 99
第3章?乡思已共花争发
3.1?艺术殿堂志存高远 ??? 109
3.2?河津渡口顺流南下 ??? 118
3.3?入城典礼初识吉祥 ??? 128
3.4?双城办学双喜临门 ??? 135
3.5?天成佳偶重归省城 ??? 144
3.6?姑嫂聚首初为人母 ??? 152
第4章?教养工夫原并重
4.1?风向莫辨百思不解 ??? 161
4.2?高炉火红娇儿历险 ??? 169
4.3?灾荒年景父女还乡 ??? 175
4.4?几多意外几多感伤 ??? 183
4.5?采花酿蜜甘苦自知 ??? 190
第5章?荆棘遍地谁能避
5.1?全面停课校园乱象 ??? 201
5.2?山野之间儿女安生 ??? 206
5.3?十年树木福荫后人 ??? 213
5.4?乍暖还寒风霜几度 ??? 219
5.5?红色学员肩扛重任 ??? 225
第6章?成功应莫惮艰辛
6.1?黎明将至悲喜之泣 ??? 235
6.2?甘霖普降榜上有名 ??? 243
6.3?三家巷逢乔迁之喜 ??? 250
6.4?夏日婚礼喜迎姑爷 ??? 257
6.5?女儿调干儿子脱单 ??? 264
第7章?此日方为自在身
7.1?深渊落底生死相依 ??? 275
7.2?子博西归龙女降生 ??? 283
7.3?老友寻父儿子赴美 ??? 291
7.4?两头兼顾不辞辛劳 ??? 299
7.5?凤凰栖居德哥安息 ??? 307
第8章?他年莫当芾棠看
8.1?最美夕阳初出国门 ??? 317
8.2?重越彼岸险遭瘟神 ??? 326
8.3?洵妹病故磨涧省亲 ??? 334
8.4?国殇之难大悲大喜 ??? 344
第9章?故园松菊梦中寻
9.1?竹园移居风霜寒意 ??? 357
9.2?世事莫测天道轮回 ??? 368
9.3?悲欢离合伤病随行 ??? 378
9.4?重返故园至美黄昏 ??? 389
尾?声
赵庐——香畹后辈的打卡地?? 401
成都——本家族群的栖居地?? 405
校园——相守相伴的归宿地?? 410
后?记 ???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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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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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音乐史”的目光
——为紫茵《香畹之荫》序
?梁茂春
2022年初我接到志音（紫茵）的微信，她终于完成了她为父母亲所写的专著“口述纪实”，希望我能够为她这本新作写一篇《序》。我无法拒绝，也不想拒绝。因为“口述音乐史”是我晚年（七八十岁时）所做的一个学术之梦——“口述音乐史之梦”，我与志音在“口述音乐史”这个专题上已有多年交集，她曾多次真诚表示：“是梁老师把我引上‘口述音乐史’这条路。”
我和陈志音在音乐学术的交往过程中，有一个关键节点：2016年春我应中国音乐学院之邀，为他们的研究生课程“音乐口述史方法研究”讲了一次课，题目是《“口述音乐史”十问》。这是一次开放式的“研讨课”（Seminar），因此我特别邀请了在“口述史”理论和实践方面颇有建树的谢嘉幸教授、陈志音老师和丁旭东博士后作为课堂嘉宾参与学术讨论。我还专门把志音的《中国当代音乐家访谈录》作为这次研讨课课前必须阅读的参考文献。大概这一次课也给志音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她此后曾多次和我说：从此她愿意为中国的“口述音乐史”做更多的事情，包括要做她对父母的口述访谈。我对她说：“你要抱着‘抢救史料’的态度来努力访谈。”现在，她为父母亲所做的“口述纪实”将要公开出版，我理应为之写点什么。
2022年1月9日，新冠疫情高涨期间，我收到了志音快递来的打印书稿——《香畹之荫》（第三稿），沉甸甸、厚厚的一本，足有三百五十多页四十余万字。我通读一遍之后感到了为难：这并不是一本单纯的“口述音乐史”著作，志音还在“非虚构文本写作”“采访实录”“活着的历史”和“浸入式访谈”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而“口述音乐史”之外的学科均非我所长，属我之短板。我在这里只能在“口述音乐史”这一亩三分地的小范畴中谈谈我的粗浅想法。
“口述音乐史”的目光
我觉得“口述音乐史”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我们深入做好“中国现当代音乐研究”的学术方法，它的学术目光非常独特，能够为我们的音乐史研究提供诸多新鲜的原则。扼要说几点如下。
第一，“口述音乐史”的目光专注历史真实，它的视野投向历史的纵深。
“口述史”的重要作用，最主要的是对传统“文字史”的重大突破和补充。中国数千年的文字史，实际上都是“皇家历史”，亦称“官史”，一切全由皇家说了算，因此充斥了荒谬和欺骗。正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所写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大意是说：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只是当皇帝的那二十四个姓氏的家谱而已。它们仅仅是为当权者所写的。梁启超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虚假性的一面。中国历史还有一个长期的陋习是“为尊者讳”。皇上所做的许许多多伤天害理的坏事，都会被隐讳掉，被过滤掉。这就使中国传统历史从根本上失去了真实。
“口述音乐史”的根本目标是追寻历史的真相。它的视野投向历史的纵深处，使我们能够从更宽阔的范围去看中国的现当代音乐史，以使历史尽量接近真实，接近自然生态。历史绝不仅仅存在于“圣旨”和“官方文书”中。历史的真实往往存在于民众的口述中。
第二，“口述音乐史”的目光专注草根民众，它的视野投向社会的中下层。
传统历史的目光集中于帝王将相、社会精英；口述音乐史的目光则专注于大众百姓、草根微民。这是一种向下看的目光。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赞歌，历史是凡人小民的歌唱。
在口述史工作群体的心目中，芝麻之小，芥豆之微，均有毫光；微尘群体，卑微众生，也有不朽的历史价值。口述历史根本的意义就是为广大的弱势群体发声。中国的大多数草根人群都具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他们的生活不乏波澜壮阔，他们辛酸曲折的人生经历同样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留下的一页日记、一帧照片，或一段凡人口述，同样也是一截历史，一截真实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口述音乐史”重视口述者心目中真实的历史印记。它采用人类学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力图通过田野采访和口述记录走进真实的历史，获得历史的活态图景。口述者用生命来叙述历史，因此历史带有了生命。口述史通过小人物观大时代的浪潮起落，透过大时代看小人物的命运遭际。口述史尊重底层民众的声音，这是一种为众生的历史，体现了对普通人的人文关爱。
第三，“口述音乐史”的目光专注个人记忆，它的视野投向不同的灵魂。
如果说传统的“文字历史”注重的是上层的“宫廷记忆”，那么，“口述音乐史”专注的是中、下层民众的个体记忆。“口述音乐史”特别尊重个人的历史话语权，尊重口述者叙述他心目中的音乐历史记忆，珍惜他为历史记叙提供的鲜活生动的史料实例。既尊重他可以公开、可以发表的回忆，也尊重他的隐私，暂时不能公开的私密内容可按照口述者的意愿在若干年之后再行公开。
要让口述者无保留地把能够公开的记忆和属于隐私的记忆全部都说出来，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只有你先能够向他交真心，他才能把真心交给你，对你和盘托出。最高境界的交心是真朋友之间的交谈，就如古词中写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口述史将视野对准有趣的音乐灵魂，努力将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灵魂浓缩在访谈之中，并将带着体温和灵魂的生命史奉献给音乐爱好者。在“口述音乐史”工作者的心目中，生命和人文精神高于一切。
“口述音乐史”工作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难题，总会有人发出诘问：“一人口述、一人记录的音乐资料，有可靠性吗？”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谜题。我想说明的是：很多佛经，包括最著名的《金刚经》都是“一人口述，一人记录”的。《金刚经》是佛口述的，由佛的堂弟阿难记录。在佛将要涅槃的时候，阿难问佛：“你要走了，将来我要记录你的言语，别人怎会相信呢？还以为是我造假的。”佛说：“你在每一本经开始时，加上‘如是我闻’四字。”这就是佛经开始时都有“如是我闻”（我听到佛是这样说的）这四个字的来历。口述史工作者不妨都学一学：在你整理的每一篇口述时，你必须写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说的什么话。这就可以了。至于资料的可靠与否，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在口述史群体的目光中，凡人口述和圣旨、文书、公报等文字资料，具有同等的历史价值。
第四，“口述音乐史”的目光专注历史边角，它的视野投向历史的边缘处。
不是说“口述音乐史”不能注意历史的主流，而是强调主流和边缘同样重要，既有主流又有边缘，才能构成历史的完整画面。“口述音乐史”工作者往往能够在荒远的沙漠中寻找到一汪清泉，常常能够在荒山的石缝里发现一朵野花，这些都能够给历史提供新鲜而珍贵的信息，给历史找到重要而被遗漏掉的史实，为历史增添光彩。
第五，“口述音乐史”的目光注重录音录像，它的视野投向历史的档案。
“口述音乐史”工作注重口述者的录音和录像。只有录音、录像和原始记录稿能够完整地表现出“口述音乐史”的真实内涵。口述史，口述史，它的真正价值往往只存于口述，一经公开出版，就往往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轻则删改，重则阉割。因此，出版了的“口述史”，实际上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了。“口述音乐史”和公开出版物已经不是一码事儿了。当我们阅读到公开出版的“口述音乐史”时，你心里就要先问一个问题：这个出版物被删除了多少珍贵的历史信息？公开出版物必然会受到时代的约束，而历史是永恒的。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保存好你采访的录音、录像和原始记录文本，将它们保存到可靠、可信的图书馆、档案馆中，永远保存，留给历史。
综上所述，“口述音乐史”的五个目光，是人类智慧在历史视野中的重要表现。仅写以上五点，为“口述音乐史”摇旗呐喊。
“口述音乐史”是一条漫长而充满荆棘的苦路。道阻且长，行则终将至。
紫茵《香畹之荫》的特点
紫茵的盛情邀约，给了我叙述心目中的“口述音乐史”一个平台。我从头至尾阅读了紫茵的《香畹之荫》第三稿的每一个字，因为紫茵的文笔确实了得，很吸引人！大家一读就知道了。上述五点，即“口述音乐史”的五个特殊目光或视野，都和紫茵的《香畹之荫》能够紧密地挂得上钩。这里仅从第四点——“‘口述音乐史’的目光专注历史边角，它的视野投向历史的边缘处”来谈一谈紫茵这本书的特点。
音乐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群，都是可以分为主流和边缘两大部分的。属于“主流”或“上层”的人群，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属于“边缘”或中层、底层的人群，却占了绝大部分，估计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吧！“口述音乐史”专注历史边角的目光，就可以从广大的中、下层的音乐人群中获得生动而精彩的音乐史料。这为音乐史研究拓展了宽阔的道路。
紫茵的母亲赵淯（四川音乐学院声乐教授，今年已九十六岁高寿）和父亲陈光发（四川音乐学院前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今年也已九十五高龄），他们二老虽年届耄耋，难得身体健朗，记忆准确，口述生动。虽然他们在音乐学院中是教授和院领导，但在整个音乐史中也只能处于“边缘”地带，在正统的音乐史上是难以有他们的地位。然而今天在“口述音乐史”上，却堂登上了主角的地位。他们所述多是私人私事，却深具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兹举数例。
第一例，书中赵淯口述的她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科学习音乐五年（1943—1948年间）的具体情况，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四川省立艺专音乐科主任是许可经，这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名不见经传的踏实苦干的作曲家，他在抗战期间谱写了许多救亡歌曲和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他团结了许多音乐家在艺专音乐科工作。除了许可经之外，对赵淯影响较大的教师还有如下几位：马革顺、王云阶和叶冷竹琴。
马革顺先生当时在省艺专音乐科讲授“音乐欣赏”和“视唱练耳”课。在赵淯记忆深处，马先生在星期日都会带着赵淯、罗忠镕和郑孝玉几位学生去教堂唱赞美诗，这也成了赵淯课外最大的兴趣所在，她对西方文化和宗教因此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
王云阶当时应聘在艺专音乐科和南虹艺专任教，生活十分困难，贫困潦倒，赵淯和同班同学蔡幼珠了解到王先生贫病交加的惨况后，毅然闯到成都市长陈离的办公室去反映王老师的困难情况，在两位女学生的感召下，陈市长不仅本人捐款，还动员同僚施以援手。王云阶获成都各界声援资助，成功举办作品音乐会。赵淯教授大概不会想到：这件事给王云阶留下了永远美好的记忆。在王云阶的晚年，笔者曾于1980年11月下旬在上海采访他，他在谈到成都这一段生活时对我说：“我是1944年秋到成都的，应聘在南虹艺专和省立艺专音乐科任教。当时是抗战后期，生活极其艰难，但是在众多学生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1945年曾经在成都举办了两次‘王云阶先生音乐作品欣赏会’。”当时王云阶还特别拿出了他保存多年的舞蹈家吴晓邦就这次音乐会所发表的评论文章，文章中写，音乐会“节目中大部分是属于歌唱方面的，可以说作者在抗战中已寄予了无限的热情，为抗战歌唱，为祖国而作曲”。由此可见，王云阶自己对于这两次个人作品欣赏会是多么看重。
赵淯的回忆中特别提到了她的声乐主科老师叶冷竹琴：1945年升读三年级时，赵淯的声乐主科老师换成了叶冷竹琴教授。这位教授是留美学习声乐回国的权威专家，只教高年级主科学生。在她亲自授课下，赵淯取得明显进步。赵淯说：“关键是她确定我的声部为Alto，这种介于女低音和女中音之间的声部很少见。”叶冷竹琴教授是一位很有教学经验和成就的声乐教师，曾在金陵女大的音乐系任教，培养出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包括赵淯教授。在赵淯教授的身上，似乎可以看到叶冷竹琴教授精神的传承。
上述马革顺、王云阶和叶冷竹琴三位老师，当时都在四川省立艺专音乐科工作。在以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关于音乐教育机构，大多注重京、上、广这三大城市的音乐学院或音乐系，像成都的四川省立艺专音乐科也属边缘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而在紫茵的这本口述史中，四川省立艺专音乐科似乎也成了“主角”。在这个音乐科里，除了科主任许可经和上述三位教师之外，还集中了像俞鹏、蒋樵生、蔡绍序、费尔曼、刘文晋等师资力量，培养出了如马稚甫、罗忠镕、邓绍琪、韩德章、郑兴丽和赵淯等优秀的学生。四川省立艺专音乐科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紫茵父亲陈光发口述的关于“西北艺术学校”1948年的历史情况，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在山西参军之后，作为“农村兵”，参加了西北艺术学校二部（在山西临汾）音乐部的第一期学习，随董起学习小提琴，随马惠文学习《乐理初步》，并从此走上了艺术工作之路。紫茵书中还引用了1948年11月10日《晋绥日报》登载的署名李兴文的消息：“十月十九日，边区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会后，遵照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复将该校范围扩大。……校名定为‘西北艺术学校’，校址设兴县（一部），并在晋南临汾设二部。”1949年春又在刚刚解放的西安成立了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西北艺术学校”和“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都是在贺龙司令员的领导下成立的，校长都由贺龙亲自担任。教员中有很多人原来都是一二零师“西北战斗剧社”的成员。以往的音乐史研究中重心都在“延安鲁艺音乐系”，其他根据地的许多音乐教育机构都受到了忽视。因而本书提供的史料特别应该珍惜。本书图片部分第3页的照片7，就是1949年5月陈光发从西北艺术学校第二部第一期学员毕业时的合影，记录了这所艺术学校办学的盛况。
陈光发在参加“西北艺术学校”音乐部的第一期学习之后，中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很快西安就解放了，西北艺校随贺龙部进入西安，参加了盛大、隆重的1949年10月1日西安的开国大典。紧接着，贺龙校长给西北军政大学作了“进军大西南”的动员报告，12月上旬大学就开始做向大西南进军的准备。12月7日成都和平解放之后，学校接到命令：立即到成都参加入城式。在成都北郊的三河场，艺术学院学习乐器的学员临时组成了一支混合乐队，既有铜管木管、大号小号，也有大提小提、二胡板胡。1949年12月30日是成都民众欢迎解放军入城式，“那天临出发之前，我们集合列队在坝坝头先演奏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曲子，贺龙校长听了特别高兴，冲我们比大拇哥。他亲自率领部队，乘坐第一辆吉普车，紧接着我们艺术学院仪仗队大卡车浩浩荡荡出发了。我在第一辆卡车上，前面有毛泽东画像。”同一辆车上有吹黑管（单簧管）的邢学智、任耀先，吹拉管（长号）的李自元，吹小号的田书圣，吹（长）短笛的王庚戌，还有拉大提琴的任思明，我和张正平拉小提琴……百度可查珍贵老照片：毛泽东画像打头的卡车上，在驾驶室门边的脚踏板上，有位青年军人欢颜绽放笑容灿烂。“我一眼认出他就是董起嘛，我们的小提琴教员！”这段口述记录了一个时代变迁的重要时刻——成都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场面，也提供了解放战争时期一位重要音乐家董起的照片史料。1948年贺龙领导的一二○师西北战斗剧社创作并演出了歌剧《刘胡兰》，是《白毛女》之后的又一部优秀歌剧作品，而董起是参加歌剧音乐创作的人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董起的照片形象。照片上的人物虽然十分模糊，亦弥足珍贵。
赵淯、陈光发共同口述的关于成都军管会文工二队的成立情况（1949年底）和西南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创办的情况（1950）等，都是一般音乐史上难获一见的珍贵史料；而二老共同口述的西南音乐专科学校成立情况（1953）和四川音乐学院创立情况（1959）则都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重要院史材料。从此之后，他们二人的命运就和四川音乐学院密不可分了。
以上仅从“‘口述音乐史’的目光专注历史边角，它的视野投向历史的边缘处”来谈了紫茵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实际上，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和我前述“‘口述音乐史’的五个目光”存在着显性的或内在的深刻联系。人们常说“生命如歌”，读完了紫茵的这本口述实录，足可以理解这四个字的真谛了。不要小瞧了大时代中的私人琐事，它们都和大时代紧密相连，都是大时代中的小浪花。紫茵著作的字里行间总洋溢着对父母的尊爱和孝心，充满了温暖的人性之光，纯粹而动人。当我们用有生命力的学术视野去重新发现口述资料的历史意义时，就能够懂得个体回忆在音乐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感谢紫茵！为我们当代的“口述音乐史”研究又提供了力作！
2022年5月
赵庐
——拔贡及第的故园
全书以“香畹”为题，理应从香畹说起。
香畹，本姓赵，名椿煦，字香畹。他是本书访主赵淯的生父、陈光发的岳父，作者紫茵的外祖父。清光绪丁酉科拔贡，曾金殿面圣，后留学日本，入读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期间，香畹与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张澜两个同乡，成了同窗。因受维新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阆中高等小学堂任学监，再受聘任职成都通省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教务长；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四川省军政府参赞、四川省财政厅计财科长；民国五年（1916）任河北教育厅成教科科长，1920年—1923年任河北井陉县知事（县长）；1924年返川后任四川省府秘书长；1929年3月，时任四川省省长赖心辉出川，香畹任临时代省长；在刘湘和刘文辉执掌四川省期间任四川省府秘书长和主任秘书。
赵，《百家姓》之首。如果说天下赵姓五百年前是一家，香畹本家和宋太祖赵匡胤大概扯不上干系。赵椿煦本为清代拔贡出身的读书人，赵家却未曾留下一本传世家谱。后辈人只知香畹所属赵氏一门，原籍湖北荆州。祖上于哪朝哪代移民蜀中？应该是在张献忠喋血屠戮之后、“湖广填四川”之时？赵淯全然不知，只知爹爹清同治十年（1871）生于四川阆州古城，民国二十八年（1939）卒于四川益州成都。
在阆中古城内，赵氏原非名门望族，大概家境属于中等水平，既无大富大贵也不贫苦拮据。赵椿煦的祖父（名讳不详）、赵淯的曾祖父育有二子，两房兄弟共留下八子二女，按旧时大排行，一、二、四、五为大房之子，三、六、七、八为二房之子。赵椿煦为大房二子，在家族内被称为二爹。“我记得爹爹这房有个大姑，叔伯那房有个幺姑。”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王朝风雨飘摇走向末路，列强入侵内乱纷起民不聊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已身为武举人（科考武乡试及第者，可受朝廷任命为武将）的香畹二十六岁入选丁酉科拔贡，可谓文武双全之才。
相比状元、探花、榜眼或进士、举人、秀才等名号，拔贡这个称谓略显生僻。在明清科举制度中由各省学政选拔（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国子监为拔贡生，简称拔贡。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赵椿煦品学兼优成绩突出，入选光绪丁酉年科拔贡面圣朝考殿试。因考场气氛庄严导致情绪紧张发挥失常，考卷上红色套格略有偏移歪斜，锦绣文章失之微瑕未得高中理想榜名，回川初任教职，后曾任知县，却一生未得升任京官。
根据文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选派赴日留学生。入选者需在东文学院（驻日公使馆主办）短期学习日文，学习合格者方可赴日留学。赵椿煦即为第一批留学日本的官费生，亲密同窗首数川北同乡张澜。张澜二十五岁中秀才，补廪生，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主攻教育。同一时期中国各地留学生进入该校者众多，回国之后，有一批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有一大批人自觉投身教育事业，中国最早接受国外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在推进军政文教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赵椿煦赴日留学的同窗校友中，何止开国大典上美髯齐胸的国家副主席张澜？还有举不胜举的精英才俊：陈天华（辛亥时期革命家、《警世钟》著者）、黄兴（辛亥革命先驱、广州起义领袖）、杨度（维新思想追随者、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杨昌济（毛泽东恩师、杨开慧之父）、许寿裳（著名传记作家、教育家）及鲁迅（中国近代文学先驱、思想家）、沈心工（音乐教育家、学堂乐歌重要代表人物）、陈寅恪（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国学大师）、林伯渠（革命家、教育家）、李四光（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等等。
我国近代众多精英人才皆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有关，这所日本最早专门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学校，初创于1896年，1902年1月正式成立，至1909年7月，因中国留学生潮退而关闭。弘文为避乾隆帝御讳弘历后改为宏文，该院创办者嘉纳治五郎，通过长期探索实践，形成一套独特的近代教育理念。在中国教育考察期间多次会见湖广总督张之洞，这对该院发展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在清末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绝大多数留日学生将求学志向和救国思想紧密相连，在宏文学院虽然可获取新的教育理念，但也不可避免遭受歧视深感屈辱，从而催生强烈的爱国心并迅速觉醒。
1905年夏孙中山在东京创建中国同盟会，众多留日学生积极响应，立志为中华民族之崛起、中国未来之光明竭尽全力，因四川留日学生人数众多而成立同盟会四川支部。全国各地以中山先生为领袖旗帜，号召革命推翻清王朝。张澜和赵椿煦等迅速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张澜发起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迅即成为“标志民族觉醒”的导火索，引爆辛亥革命，深得孙中山褒赞。四川都督尹昌衡随即聘请张澜和赵椿煦等任军政府参赞辅助政务。“董修武出任总政处总理，李培甫则与张澜、王铭新、赵椿煦、蔡文铨等分任参赞。”——见《李培甫半生成都缘》。中华民国二年（1913）4月，赵椿煦和张澜等当选中华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并结识蔡锷。蔡将军在滇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澜联络川军钟体道师长全川群起声援举义护国，袁世凯龙袍加身一枕黄粱。赵椿煦于1916年就职直隶省府教育厅，张澜翌年升任四川省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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