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
分析：一般回顾为深入剖析日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就需要梳理和探究与之相关的经济理论。笔者认为，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理论、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结构改革理论等。本章最后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产业政策理论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相关的“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对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政策的探讨。在这些讨论中，既有支持产业政策实施的观点，也有反对产业政策实施的观点。（一）支持产业政策推行的观点由于战后日本经济在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出现了快速发展，有一些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指出了产业政策能够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即“市场失灵”理论。在一般情况下，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这需要市场满足信息完全对称、完全竞争、不存在外部性等一系列前提条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达到这些条件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因而就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从而导致资源分配的低效率，这时就需要政府的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在分析产业政策实施的必要性问题时，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市场失灵”问题展开剖析。其一，信息不对称性。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买卖双方针对所交易的商品能够作出有效的判别，从而根据产品的质量对价格的高低实施调节，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买家和卖家所具有的信息是不同的，因而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造成“欺骗”行为的产生以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人们参与商业活动的意愿，因而造成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机制的失灵。 古华琼：《信息不对称的两种政策建议比较》，《情报杂志》2011年第2期，第48—52页。为此，政府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范市场失灵，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其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资源的流动不受到阻碍，生产者的价格维持在最低水平，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最大的福利。但是在不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厂商可以影响市场价格的决定，操纵价格的形成，进而攫取超额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消费者经济利益的损失，没有实现资源分配的最优化。为此，政府应致力于减少垄断厂商的资源垄断，促进市场资源的流动，增强经济效率。 江小涓著：《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与前景展望》，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其三，外部性问题。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充分作用的前提条件在于，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但是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难以成立的。一方面，正外部性的存在容易引发“搭便车”的行为，这是因为这项经济活动的生产者所获得的私人收益小于这项经济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从而造成这项经济活动的供给量减少，不利于经济体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公共物品的提供就属于这类问题，由于提供者所得的私人收益要小于社会收益，私人很难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就应担起这方面责任，提供私人企业所不愿意提供的公共物品。科学技术等知识产品的生产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应实施科学技术政策，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另一方面，负外部性的存在则容易导致过度生产行为，因为负外部性的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私人成本要小于社会成本，从而导致负外部性产品的过量生产，为经济社会环境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企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会影响周边居民的利益，降低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政府应该采取干预措施，增加负外部性生产者的私人成本，改善市场的资源分配效率。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的发展有规律可循，即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进而转移至第三产业。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从而推动本国产业发展，因而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展优势”。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认为，要让仍处于农业时期的德国与处于工业时期的英国实施自由贸易是不公平的，德国需要采取保护性关税措施，促进工业化发展。［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应采取干预措施，促进产业发展。格申克龙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国民具有强烈发展的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邹东颖著：《后发优势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学家，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经济思想。小宫隆太郎指出：在战后负责日本产业政策制定的官员认为，为了赶上先进的工业国，提高日本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实施产业政策。［日］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编，黄晓勇、韩铁英、吕文忠、张舒英、张子镁、鲍刚译：《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页。显然，这一思想是基于“后发展优势”理论的，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南亮进进一步发展了日本的产业政策理论，提出了“最后一跃”问题，指出日本在技术差距消失后，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邹东颖：《后发优势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由此，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约翰逊将其总结为“国家推动发展论”，指出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强势政府对经济的普遍干预弥补了发展时期所存在的市场缺陷问题，从而促进了市场繁荣，离开了政府的干预，则这一切都将难以实现。 ［美］查默斯·约翰逊著：《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8页。基于上述观点，日本逐渐形成了产业政策范式，即为了在国际分工中构建比较优势地位，需要完成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由此所提出的一系列配套政策。 平力群：《日本经济危机对策与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政策范式的影响为视角》，《日本学刊》2011年第2期，第96—111页。（二）反对产业政策推行的观点在有一些支持产业政策实施理论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些反对产业政策实施的观点，指出了产业政策实施所能够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指出产业政策所存在问题的最为知名的观点为“政府失灵”理论。“政府失灵”是指政府以市场失灵为由对市场实施干预，但是这一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可能劣于政府自身解决问题的结果。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所造成的结果可能会比市场自身运行所带来的结果更糟。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的不对称性。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精准的信息，但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政府不可能了解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以此作为基础所实施的决策难免出现失效的情况。因为有效信息的缺乏，政府的决策始终无法替代市场的分散化决策。 Buigues P， Sekkat K，“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Japan and the USA: Amounts， Mechanisms and Effectiveness，”Springer， 2009，p10二是政府的决策可能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在保护政策的实施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会对政府形成较强的影响力，促使政府实施有利于利益集团的相关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此外，产业政策本身可能成为政府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为“寻租”创造了空间，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三是政府政策的执行并不一定能够发挥理想效果。首先，政府政策的实行面临着不同部门间的协调问题，政府负责实施产业政策的部门往往难以胜任协调诸多部门的工作，造成实际执行力度的下降。其次，政府的政策组合之间可能存在着矛盾。例如，鼓励特定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与主张建立有效竞争秩序的“竞争政策”之间，往往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如果推行“产业政策”则可能导致垄断现象的产生，造成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而实施完全的“竞争政策”则难以确保特定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在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两难”的境地。最后，政府干预的领域往往属于公共产品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具有投资大、回报率低的特点，从而造成政府投资的低效。一些研究表明，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就存在着一定的“政府失败”问题。三轮芳朗等在《产业政策的误解》一书中分析了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并未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三轮芳朗指出，日本产业政策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产业政策的实施部门不具备影响日本企业行为的政策手段。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日本通商产业省对于企业的影响能力在不断下降，丧失了影响企业的政策权力。二是产业政策的政策目标与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政府所设立的产业政策的实施目标与企业对于未来的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輪芳朗、産業政策の誤解、東洋経済新報社2002年版、第6頁。二、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发生了“滞涨”现象，促使美国的经济学界反思此前一直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而产生了“供给学派”相关理论，并对美国此后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供给学派经济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名称较为相似，在概念上容易产生混淆，为此笔者在此简单总结和分析美国的供给学派经济理论。此外，本书第二章详细论述了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西方供给理论的区别。供给学派的产生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否定凯恩斯主义，肯定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致力于通过安排预算赤字的方式增加总需求，消除经济体的总需求与总产出之间的缺口。萨伊定律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供给能够自动调节需求。供给学派认为，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忽视了经济供给的作用，但是只有生产商、企业家等“供给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主流经济学界对于需求的倡导导致了政府对于经济供给侧的忽视。吉尔德重新解释了萨伊定律，主张没有自愿的生产只能是一种虚假消费，不管外表如何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不能通过税收和支出来影响经济的总需求。［美］理查德·芬克编，沈国华译：《供给经济学经典评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第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生产率的提升，与此同时生产要素的变动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取决于市场中的各种激励，从而表现为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芬克指出，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讨论了改变消费与储蓄、休闲与工作的相对价格以提高投资和生产率的必要性。［美］理查德·芬克编，沈国华译：《供给经济学经典评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6页。第三，降低税率能够促进供给，而高税率则会阻碍投资。拉弗是供给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并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指随着税率的上升，在初期税收的总量会持续上升，但是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政府的税收收入则会下降。这是因为，随着税率的上升，人们会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闲暇而非生产，从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美］理查德·芬克编，沈国华译：《供给经济学经典评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0页。基于上述的学术观点，供给学派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即减税、削减政府支出、降低福利支出，以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三、结构改革理论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低迷之中，为了促使日本经济尽早走出经济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日本采取并实施的经济政策乃至日本的经济体制，提倡具有供给侧政策特点的“结构改革理论”，支撑了此后日本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为此需要回顾和分析日本“结构改革”的相关理论。第一，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熊彼得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不仅指出了创新的重要性，而且还指出创新所具有的“破坏效应”。［美］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也就是说，创新这一过程是建立在对既有产品、技术和市场的破坏基础之上的。只有通过创造性破坏，不断推进研发和创新活动，才能促使国家的发展保持优势地位。这一思想反映在了日本21世纪初期的“结构改革”政策之中。2001年的《今后经济财政运行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基本方针》指出：“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新产业、新产品不断产生并持续替代旧产业和旧产品，资源也相应从旧产业转移到新产业，经济由此得到发展。”首相官邸、今後の経済財政運営及び経済社会の構造改革に関する基本方針、https://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1/honebuto/0626keizaizaisei-hohtml。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典的索罗模型认为，资本积累对于促进经济起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保证资本积累则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会趋于收敛。另外，技术进步被解释为“索罗残差”的主要内容，只有促进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经济水平的提升。此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将技术进步解释为外生因素，将其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处理，但是这会造成在要素收益递减情况下经济增长停滞的结论。为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卢卡斯等提出了“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原因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将技术进步这一因素“内生化”，从研究开发、学习教育、人力资本等因素展开诸多探讨，从而得出在要素收益递减情况下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一结论。例如，罗默提出了以“干中学”和资本积累所导致的技术溢出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 Romer， P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94)，pp1002-1037卢卡斯则提出了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 Lucas， Robert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pp3-42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吉翁继承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经济学说，并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一步发展了“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研究开发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 Aghion， Philippe， Peter Howitt，“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Econometrica， 1992， (60)，pp323-351第三，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理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总量生产函数模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由于要素投入存在报酬收益递减的情况，因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途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直接因素主要为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而间接因素则为消除资源要素的扭曲，促进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移动。深尾京司的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为资源配置的非效率性。因而就需要采取改革措施，消除影响资源配置的障碍因素。 深尾京司、宮川努、生産性と日本の経済成長：JIPデータベースによる産業·企業レベルの実証分析、東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頁。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日本政府2001年的《今后经济财政运行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基本方针》指出：“资源从旧产业移动到新产业，能够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带动经济水平进一步发展，为此就需要去除影响要素资源配置的障碍，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新产业的增长也会伴随着新需求的产生，从而形成供给和需求的良好循环。” 首相官邸、今後の経済財政運営及び経済社会の構造改革に関する基本方針、https://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1/honebuto/0626keizaizaisei-hohtml。由此可见，消除资源要素配置障碍成为了日本“结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愈发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开始重点实施科学技术政策，以提升自主创新的技术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关于这一内容，笔者将在第九章展开详细探讨。第四，关于调整日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理论。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增长处于长期低迷状态，促使日本的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是否是因为战后以来，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形成的日本型经济制度成为了阻碍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障碍。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许多日本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一，政府规制造成了日本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阻碍日本经济增长。一些日本经济学家认为，日本政府的经济规制，造成了日本经济与国外经济相比具有“内外价格差”，因而塑造了日本经济“高成本”的经济结构，从而导致日本企业无法开展充分竞争，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小林慶一郎、日本経済の罠、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頁。为此，日本政府应该消除过多的经济规制，促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其二，日本式的雇佣制度。日本式雇佣制度最大的特征是“长期雇佣”，与此同时还具有“企业内工会”和“年功序列”等特点。 岡崎哲二、現代日本経済システムの源流、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培养员工从事专属工作的工作效率，但是也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不利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资源的流转。其三，战后日本金融体系所具有的“护送舰船”体系。一方面，日本的金融主管部门大藏省对于日本的金融体系实施严格管理，详细规定了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分支机构的设立乃至存款利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大藏省对处于经营危机状态的金融机构采取合并重组、注入公共资金等方式实施救助，从而维持日本金融体系的稳定。 岡崎哲二、現代日本経済システムの源流、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日本的企业与银行之间也形成了“主银行”的制度安排，企业主要通过“主银行”获得融资，而“主银行”同时也承担了监督企业经营管理的职责。这使得日本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导致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金融体系发展相对滞后，企业较难采用证券市场融资的方式获得推动研究开发活动的资金，抑制了日本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第五，有的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在实施“结构改革”时，同时也要注重实施需求政策，提高经济体的总需求，不能因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忽视总需求管理的重要性。例如，日本经济学家吉川洋认为，在实施供给侧政策时，不能忽视总需求管理政策，不能仅仅依靠新产业所形成的新需求，这是因为日本经济仍然处于长期低迷，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提升经济体的需求水平，如果仅仅是供给政策，则有可能引发经济总产出下降的结果。 吉川洋、構造改革と日本経済、岩波書店2003年版、第154頁。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为此，就需要探讨日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日本通过实施“量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改善经济体的供给能力，促进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量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扶植政策。扶植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战略产业，克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薄弱环节，大力发展在产业链中具有较高产业关联效应的“支柱产业”，积极推动需要超前发展的“先导产业”。通过发展战略性产业，带动国民经济产出的整体提高。二是能够增加劳动、资本等要素供给的有关政策。在资本市场领域，构建“护送舰船”式的间接金融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战略产业的资金供给，在后工业化时期则致力于提升投资效率，促进资本流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在劳动力市场领域，日本推动形成终身雇佣制及相应的人事管理制度，加强人力资本蓄积，加强人才培养，在后工业化时期则注重提升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提升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同时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促进劳动资源的有效流动。第二，日本通过实施“质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改善经济体的供给质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化，消除经济体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相关政策。通过发展产品需求的收入灵活性较高的产业，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升幅度较大的产业，从而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日］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编，黄晓勇、韩铁英、吕文忠、张舒英、张子镁、鲍刚译：《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页。也就是说，消除重化学工业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积极发展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实现产业高级化。二是提升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促进日本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从低附加价值环节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攀升，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实施科学技术政策，提升技术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在科学技术提高中可以发挥补充市场投资不足的作用，起到消除“市场失灵”的功能，从而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四是通过实施结构改革，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消除资源配置的障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实施结构改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推动要素资源能够依照市场规制、市场价格以及市场竞争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经济效率的最优化，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经济发展。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制度，消除资源配置的障碍。针对市场资源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实施相应调整，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二要完善政府的监管职责，提升监管能力。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完善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职责，提升监管服务能力，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部门集聚。三要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完善市场制度、建立良好监管的基础上，破除企业发展的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增强发展动力。四要在结构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注重顺序，先实施产品市场的结构改革，再实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改革，从而实现结构改革的有序推进。第三，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在短期内会形成“供给冲击”，为此需要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配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不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则会造成短期经济环境的迅速恶化，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根据宏观经济学原理，如果实施供给侧性改革，会形成短时间的“供给冲击”，从而造成经济总供给曲线的左移，这时就需要积极的总需求管理措施与之配合，促进经济体总需求水平的提高，如若不然则会因为总需求曲线的同时下滑，对经济体的发展形成“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严重冲击，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故此必须促进宏观经济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协调，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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