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英国收藏家伊凡?威廉斯（Ifan Williams）先生联系拉罗谢尔艺术与历史博物馆（Musées d‘Art et d’Histoire de La Rochelle），当时他正在欧洲的公共藏品中寻觅中国通草纸水彩画。那次交流使本馆的收藏信息初次被外界了解，并使此后本馆与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的研究者，就这些鲜为人知的藏品展开合作成为可能。几年后，我们富有成效的合作终于更进一步，其成果便是此书以及书中前所未有的丰富内容。
拉罗谢尔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是法国颇有吸引力的亚洲艺术收藏机构之一。本馆的核心亚洲藏品是收藏家们在19世纪下半叶捐献或遗赠的。收藏家阿基利?萨尼耶（Achille Sanier，画家，1796—1871）、让-克里斯托弗?贡（Jean-Christophe Gon，军官，1814—1883）和查尔斯?古斯塔夫?马丁?查西隆男爵（Charles Gustave Martin de Chassiron，外交官，1818—1871），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但据我所知，只有查西隆男爵曾到访亚洲，其他收藏家的捐赠品可能是从商人或古董商手里购得的。
20世纪的前几十年，从巴黎海事博物馆（Musée de la Marine）、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借来的艺术品完善了本馆的收藏，主要包括陶瓷、漆器、镀金雕塑、象牙制品和绘画。与其他博物馆倾向于主要展示亚洲古典文化不同，拉罗谢尔的收藏则凸显了19世纪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宁波制造的家具、广州彩饰的瓷器、为展示中国纺织工业的品质与种类而购买的丝绸样品，只是收集并转存到拉罗谢尔的藏品举隅。
拉罗谢尔是一座位于大西洋海岸的港口城镇，很早便与海外国家开展商业活动，贸易对象主要是北欧，其次是非洲和美洲。然而，探索与冒险一直是这座城市DNA的一部分，一些拉罗谢尔人加入探索全世界的远征中。对外面世界的兴趣是拉罗谢尔不同博物馆，例如美术博物馆（Fine Arts Museum）、新世界（历史）博物馆[New World（History）Museum]、自然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的藏品所共有的鲜明特征。
这些藏品中，中国外销画——布面油画或通草纸水彩画格外引人注目。中国风格与装饰在西方早已风行，随着19世纪下半叶贸易的扩张，西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认知需求日益增长，这也许是收藏家对这些画如此着迷的原因。
本馆藏有十八幅布面油画，可确定为广州煜呱（Youqua）画室的作品；三套得自海事博物馆的通草纸画；三套水彩画来自阿基利?萨尼耶的收藏，其中一套编号为MAH.1871.1.178，是菩提叶画，带有煜呱画室的商标，另外两套编号分别为MAH.1871.1.250、MAH.1871.1.251，是通草纸画；两套来自查西隆男爵的收藏，编号分别为MAH.1871.6.157、MAH.1871.6.158。另有一些散页，多数是人物画。仅就水彩画而言，收藏总量接近百幅。
这些通草纸水彩画册的高与宽都有二三十厘米，来自海事博物馆的画册略小一些。画册封面由丝绸锦缎制成，饰有花纹或云纹。每个画册由十到十二幅单叶组成，用淡蓝色的丝绸环绕将画固定在衬纸上。
这些画主题丰富，例如花卉、昆虫、鱼类、花园等等，并且主要使用青金石等矿物颜料来着色，这吸引了私商、士兵、水手大量购买，用于赠送或转售。多数画作被避光存放，保持了最初的光彩，尽管有时纸张会有点干燥，但画面仍然像收藏家购买时一样鲜艳生动。
由于记载的缺乏，要准确判断这些画册是收藏家于何时何地购买并不容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套画来自查西隆男爵。查西隆男爵是法国第一次出使中国和日本的使团成员，于1858至1860年赴两国制定通商条约。幸运的是，他在出使中写下了一部游记《日本、中国与印度行记，1858—1859—1860》（Notes sur le Japon， la Chine et lInde: 1858-1859-1860），从中可知他到中国的第一站是香港，并于1859至1860年在上海停留。
我们可以假设他的画册可能是在香港购买的，因为当时的香港是中国外销艺术品的著名产地。遗憾的是，查西隆在书中并没有具体介绍他是何时、怎样买到这些画册的。与他对在日本短暂停留的描述相反，尽管他在中国待的时间更长，但在游记中只主要阐释了他出使时中国的政治与民族志方面的情况。
查西隆画册的内容以中国戏剧居多。这一特殊的题材选择，说明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还带回了一幅以墨和颜料绘在丝绸上的卷轴画，编号为MAH.1871.6.183，展示的是中国南方部族的习俗；也带回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例如陶瓷、衣服、配饰、书籍等等。
这多种多样的收藏表明，查西隆购买的通草纸水彩画像其他手工艺品一样，不仅用作装饰，同时也是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信息来源。是时，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仍充满了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
通草纸水彩画在功能上作为装饰图像和信息来源的双重性，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画没有被归为一个独立的种类。除了在对中国外销艺术品相当早就抱有兴趣的英语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被遗忘，或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对这些画作进行全面整理并予以出版是十分富有意义的。拉罗谢尔艺术与历史博物馆特别荣幸参与了这一工作，使这些画作再次为世人所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话题上进行非常有趣而丰富的交流。
编者序
外销画，画师称之为“洋画”，外国购买者统称之为“中国画”，20世纪中期，西方艺术史研究者则称其为“中国外销画”（Chinese export paintings）或“中国贸易画”（China trade paintings）。其含义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即指18至20世纪初，在中国广州等地绘制，专门售给外国商人和游人等的画作。其他藏于国外，但不专以外销为目的各类中国画，不属于外销画的范畴。这些画数量庞大，绝大多数藏于国外，收藏机构遍及世界六大洲。中国除香港、澳门外，罕有见存。近些年，广州等地的一些文博机构也开始注意外销画的收藏。外销画的题材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生活、民俗与自然生物等方方面面。它的画种有油画、纸本水彩画、纸本水粉画、通草纸水彩画、通草纸水粉画、纸本线描画、反绘玻璃画、象牙细密画、壁纸画。其绘制方法，除部分油画外，基本上是结合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西方透视画技法绘制。总体而言，这些画的写实性很高，是颇富价值的图像史料。在探讨拉罗谢尔的藏品前，我们首先对外销画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与展望。
一、重要研究论著
早在外销画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入学者视野之前，1924年，奥兰治《遮打藏品：与中国及香港、澳门地区相关的图像（1655—1860）》一书出版。此书收录了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所藏1655—1860年间的图像四百三十余幅，其中二百五十九幅被做成插图。遮打爵士， 香港著名金融家和慈善家，曾出任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这些藏品1926年被捐给香港政府，二战期间多散佚，现仅存九十四幅藏于香港艺术馆。全书据图像内容分十二章，每章包括主题背景、插图说明和插图三部分，力图通过列举文献和图像来呈现一段历史面貌。书中画作的作者包括外国画家和中国外销画家。尽管此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也无意于对画作、画家本身做深入探讨，但出版年份之早、包含信息之丰富，特别是收录的图像今多散佚，使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
（一）以外销艺术为对象的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外销画研究论著出现于20世纪中叶。佐丹、杰宁斯合著《18世纪中国外销艺术》一书，主要以英国藏中国外销品为据，结合日记、游记、书信等丰富原始文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述了18世纪中国外销艺术全貌。“中国外销艺术”一词似乎也是此书首创。全书七章，研究了漆器、墙纸、版画、绘画、玻璃画、瓷器、广州彩瓷、牙雕、玳瑁壳雕、螺钿等类外销品，附图一百四十五幅，在资料性和研究性方面都较有参考价值。例如指出通草画出现时间不会早于18世纪末，产地为广州，早期主要以花、鸟、虫为内容，而人物画的出现则不会早于1800年，等等。这样的观点现在看来有的已不够准确，但却启发了其后的研究。书中披露了不少对很多学术领域有价值的材料，例如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的一幅以演戏为内容的墙纸，绘有戏台、演员装扮、观众、楹联等，是戏曲文物学的研究对象。
美国迪美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是中国外销品收藏的一大重镇，该馆克罗斯曼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外销品的展览、编目和研究。1972年，他的著作《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银器和其他物品》出版，这一著作成为当时此领域用力最深的成果。1991年此书再版，更名为《中国贸易的装饰艺术：绘画、家具和奇珍异品》，吸收了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初版进行了大幅度增补和调整。如果说佐丹、杰宁斯的著作具有概论性质，那么克罗斯曼则已初步建构出中国外销艺术史的宏大框架。全书十五章，研究了绘画、家具、漆器、雕塑、扇、金属器、纺织品、壁纸等外销艺术。书末有外销画家名单、画中港口识别、画中广州景象的时间鉴定三份富有价值的附录。外销画研究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幅，既以时间为序，呈现了Spoilum/Spillem、Pu-qua、老林呱（Lamqua）、林呱（Lamqua）、庭呱（Tingqua）、煜呱（Youqua）、顺呱（Sunqua）等画家及其追随者的情况，也以画种、内容为单位进行了专题式探讨，对外销画的风格演变、与西方画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全书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保留着署名和标签的画作来确定部分画家的作品及风格，然后将不明确画家的作品根据外部形制、购买来源和艺术风格等归在某一画家或其追随者的名下。能够做到这些，既得益于迪美博物馆收藏的丰富原始材料，也得益于作者突出的绘画分析与鉴赏能力。作者善于通过对构图、色调、笔触、光影等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将画作归类。然而，此书的不足之处也在于此，通过鉴赏来确定画家，终不能坐实。且由于史料的稀缺，书中很多论断都有过度推测之嫌。无疑，此书将外销画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显著地影响了其后的研究，至今仍是该领域尤为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与克罗斯曼的全面建构不同，柯律格《中国外销水彩画》则专门研究外销画中的水彩画这一画种。此书创获良多，主要学术价值至少有三点。第一，对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中国外销水彩画做了合理分类，详细考证了每类中的代表画作，对画的创作时间做了较合理的判断。这对其他外销水彩画的研究具有参照意义。第二，对中国外销水彩画的风格演变做了大体描述，即由1800年左右的偏向写实转变至1900年左右偏向虚构的画风。如果把外销画的内容用作史料，那么画的写实程度无疑是首要问题。因此柯律格的这一论断颇具价值。第三，阐明了外销画风格演变的背后，实际是西方人对外销画审美趣味的转变，而更深层的则是中西实力对比的变化，将社会、政治的视角引入了外销画的研究。全书论述扎实严谨，以小见大，是外销画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外销画家与西方画家，特别是林呱与长期留居中国的英国画家钱纳利的关系，是外销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孔佩特《钱纳利生平（1774—1852）：一位印度和中国沿岸的画家》一书，考证了钱纳利的生平事迹，对其画作进行了分析和鉴赏，是研究钱纳利的重要著作。
由于不入品流，外销画在中国罕见文献记载，又多藏在国外，长期得不到中国内地学者的了解和重视。陈滢是中国内地最早研究外销画的学者之一。她的《清代广州的外销画》一文，是在她到香港、澳门访画的基础上，从美术史的角度，结合岭南文化特色，对外销画所做的专题研究。此文对于将外销画引入内地学者视野具有一定意义，所胪列的画作及对画作的详细分析也具有参考价值。
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主要以广州博物馆、广州宝墨园及一些私人藏品为据，专门研究了通草水彩画这一独特种类，包含着一些颇有价值的论述和结论。例如第二章中，作者利用多种早期中英字典的相关表述，梳理分析了中西方关于“通草”叫法的演变。第三章介绍了通草在中国自古至今的认识和使用情况，并利用地方志记载，归纳了明清时期通草分布的省、县，最终指出“正由于通草水彩画兴起之前，人们对通草已有了足够的认识，这就为19世纪广州通草水彩画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第四章中，作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通草片制作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第五、六章结合西方人旅华游记等史料，论述了通草水彩画的产地、画家、题材和内容，其中包含对广州博物馆等处藏品的具体介绍，为这些画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信息。“后论”部分，作者利用19世纪中国与各国签订的诸多海关税则，指出当时中国有大量通草水彩画销往英、美、法、德、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并列举材料反驳了外销画随照相术的出现而告终的观点，最后利用20世纪的“海关出口货税则表”，指出通草水彩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更新了我们对通草水彩画的认识。
李世庄《中国外销画：1750s-1880s》是继克罗斯曼著作之后，外销画家研究方面的又一部力作。全书章节大致以时间为序、以艺术家为中心，涵盖了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的主要外销艺术家，包括Chinqua、Chitqua、Spoilum/Spillem、Pu-qua、林呱（Lamqua）、顺呱（Sunqua）、庭呱（Tingqua）、Samqua、煜呱（Youqua）、南章（Nam Cheong）等。涉及的艺术种类既包括各外销画种，也包括开外销画先声的外销塑像和促使外销画走向衰落的摄影。书中披露了不少未被公布的藏画，更引证了十分丰富的中、英、法文材料，其中很多是首次被运用。此书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材料，更新了很多已有认识，代表了外销画基本史实考证方面的新高度。与克罗斯曼比较大胆的推测和建构不同，李世庄的研究更倾向于以史料为据做出更谨慎的判断，这无疑会给以后的研究带来有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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