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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斯蒂芬·茨威格触动心灵的自传体小说，写尽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伤痛
2.二十世界伟大的回忆录之一，一封写给战前欧洲失去的世界的独特情书
3.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灵感来源
4.高尔基、罗曼·罗兰、托马斯·曼等格外推崇的作家
5.茨威格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无可替代的传记作家，作品被翻译次数颇多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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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昨日世界》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茨威格在完成它之后不久，便在巴西饮毒自尽。书中，茨威格以个人经历为主线，回忆了他出生、成长的时代，他的中学、大学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游学经历和艺术创作生涯；以及战争期间国家、民族的变迁，令人惊叹地再现了被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摧毁前的欧洲。
《昨日世界》是对茨威格担心永远失去的人性和启蒙时代的由衷赞美。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失去的时代的记录，对于那些已经爱上茨威格小说的人来说，绝对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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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他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期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周游世界。创作有诗歌、小说、戏剧、传记等，其中以传记和小说著称。“一战”期间，他从事反战工作，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 ，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世界》，传记《三大师》《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等。
王雪原，青年译者。中国翻译协会会员。武汉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纽卡斯尔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口笔译硕士。长期从事中英同声传译、交替传译、英文歌曲的中文歌词创作、系列动画翻译等工作。爱好文学，尤其喜爱茨威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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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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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002
太平盛世 / 008
上个世纪的学生时代 / 032
情窦初开 / 067
人生的大学 / 089
巴黎，永恒的青春之城 / 121
曲折的自我追寻之路 / 153
走出欧洲 / 170
欧洲上空的阳光与阴云 / 183
一九一四年战争之初 / 204
为了团结的国际社会而战 / 227
置身于欧洲之心 / 243
重返故国家乡 / 268
再度回归世界舞台 / 291
日薄西山 / 312
希特勒上台 / 344
和平最后的挣扎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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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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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盛世
我们生于和平，长于安宁，
陡然闯入纷繁世间。
汹涌波涛无尽地将我们环绕，
时常高兴，偶尔淡然，
身陷旋涡，悲欢时刻变幻，
摇曳激荡着躁动和不安。
虽感受到陌生而动荡的力量，
却又在那动荡中无处安放。
歌德
倘若要简短地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我希望可以用“安全感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我们的奥地利王权当时已有近一千年的历史，也似乎将永远存在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持久性的最终保证。它赋予公民的权利由议会通过，而议会代表人民的自由选举，其每项职责都得到了明确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以闪亮的金币形式流通，保证了自身的可靠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多少财产，收入是多少，什么是被允许或被禁止的。一切都有固定的规范、正确的度量。有财富的人可以精确地算出每年将收获多少利息，而公务员和军官们则可以确切地在日历上找出他们晋升和退休的年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预算，知道可以分别在食物、住宿、夏季旅行和社交活动上花费几何。当然，为一些求医问诊的不时之需预留一小笔钱也是必要的。每个人拥有的房产自然地被视为子孙后代的安居乐园，商铺和农场都会代代相传。婴儿仍在摇篮里时，父母便开始把第一笔基金放入存钱罐或储蓄账户中，为他的一生保驾护航。在这个广袤的体系中，一切都是牢不可破的，由年迈的皇帝站在权力的顶峰运筹帷幄。如果他不久于人世，全奥地利的人都知道（或自认为知道）会有另一位皇帝继位，这些精心计算的秩序都不会改变。在这样的理性时代，任何激进或暴力的事情似乎都不可能发生。
这种安全感是数百万人想要拥有的财富，是所有人共同希望的理想生活。只有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下生活才是有价值的，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也渴望从这份宝贵财富中分一杯羹。最初，只有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才能享有优势，但是逐渐地，广大群众也加入了进来。这一太平盛世也是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房屋投保火险和盗窃险，为土地投保免受暴风雨和冰雹的损害，为自己投保意外险和医疗险，为老年生活购买年金。父母在女儿们还睡在摇篮里时就买好了她们长大后的嫁妆险。最终，甚至工人阶级也组织起来，争取到了定期支付的工资以及健康保险。仆从们也开始为日后年迈而储蓄，并提前支付自己的葬礼花销。只有那些对未来毫无忧虑的人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当下。
但是，尽管当时人们的生活观念牢固而清醒，但这种自认为无懈可击的令人感动的自信，不如说是一种危险的自负。在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浪潮下，人们确信他们正朝着一条美丽世界的康庄大道高歌猛进。他们不屑曾经那段战争、饥荒和革命频发的年代，认为当时的人类不够成熟、尚未充分启蒙。而现在，用不了几十年，就能看到邪恶与暴力的终结。这种对不间断的、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念如同宗教力量一般。人们对“进步”的信仰远胜于《圣经》，日新月异的新科技似乎也毫无争议地证明了“进步”所传递的福音。的确，在那个和平的世纪末，整体社会的前进和发展随处可见，日益迅猛而且花样纷繁。电灯取代了过去的昏暗煤油灯，照亮着夜晚的街道；店铺沿着主大街一路开到郊区，焕发着诱人的光彩。相距遥远的人们可以得益于电话进行交谈。马路上飞驰的汽车取代了马车，神话里伊卡洛斯的飞行梦想也已成真。中产阶级的住宅变得像上流社会一样舒适：不再需要从水井或水道中取水，也不再需要在炉膛中费力地生火，处处干净整洁，污垢无处可寻。人们也变得更俊美，更健康强壮。各种体育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身体健康，街道上瘸腿者、大脖子病人和残疾人也越来越少见。科学是主司进步的大天使，在人间散播了所有这些奇迹。社会福利也被迅速完善，个人所赋权利逐年增加，司法也更温和人道。即使是底层贫困这一终极问题，似乎也有了解决之道。越来越多的阶层有了投票权，选民因此可以合法地捍卫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争相为普罗大众的健康幸福而努力——也难怪这个世纪沐浴在自身成就的阳光之下，并把每一个即将结束的十年视作下一个更美好的十年的序章。人们不再相信欧洲国家之间会再次发生战争这样的野蛮行为，正如他们不再相信鬼神之说一样。我们的父辈们坚信宽容与和解具有无穷的凝聚力，他们真诚地相信，国家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分歧将逐渐融合为一种共同的人性，从而让和平与安宁——这一最伟大的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享。
如今，“安全感”一词早已从我们的词典中幻化无踪，那一代被理想主义所迷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们，不禁让人哑然失笑。他们竟然乐观到认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同样迅速的道德提升。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已经学会了对任何新的集体暴行都泰然处之，并已做好准备迎接每一个更糟的明天，对人类的道德前景保持越来越怀疑的态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文明只是薄如蝉翼的一层装饰，随时可能被表面之下的黑暗力量给打破。我们不得不慢慢地习惯现在的生活——脚下的土地会随时分崩离析，没有法律、自由或安全保障。我们早就不再相信父辈们那一套人类会迅速而持久崛起的理论了。经历了这场弹指间就令人类千年的努力化为乌有的灾难，他们这种过分乐观的态度在我们看来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哪怕这只是一种幻想，也毕竟是我们父辈们对高尚美好的一种痴念，相比于当下的口号，其实更有人性的光辉和实际效果。尽管我经历了这一切失望，这种念想也还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久久挥之不去。这种从童年时代开始就深入骨髓的想法很难磨灭，它将一生如影相随。尽管每天我都会听到各种不幸的讯息，我和无数同病相怜的人们一样经历了种种屈辱和磨难，但我还是不愿否认青年时代的这一信念，还是相信：尽管如此，前方还是会有希望。即使如今在恐惧的深渊中摸索着前行，只剩下一颗黯然破碎的心，我也会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头仰望那片照耀过我的童年的星空，用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信念安慰自己——这场倒退只是昙花一现，终有一天会消失在人类不断向前和向上的永恒节奏中。
现在，这一信念早已被一场巨大风暴所摧毁，我们终于知道所谓的太平盛世只是一座空中楼阁。然而在我的父母生活的那个时代，它也曾经固若金汤。风霜刀剑从未入侵过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有特殊的防寒屏障。他们原本就出生于富有的家庭，然后变得更加富有，而在那个时代，财富可以轻松地为你遮风避雨。在我看来，他们过着典型的犹太中产阶级的生活。这群人为维也纳文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作为回报，他们却被赶尽杀绝。但是我可以非常客观地说，在他们的那个和平年代里，成千上万维也纳家庭都是像我父母一样安静舒适地生活着。
我父亲的家族来自摩拉维亚 ，那里的犹太人生活在小镇和村庄里，与当地农民和中下阶层人民关系友好而和睦。他们身上没有加利西亚 的东部犹太人所遭受的压迫，也没有什么雄心勃勃的急躁感。他们在乡村生活中变得健康强壮，与当地农民们一起稳步行走在和平安宁的田野上。他们很早就从正统的宗教信仰中挣脱出来，成为当代“进步”派的热情支持者，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当中也有人当选为颇受尊敬的议员。从家乡搬到维也纳后，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更高级的文化层次，个人发展也与时代整体的繁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的家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的祖父曾是纺织品买卖商。十九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出现了空前的工业繁荣。从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极大地促进了合理化生产，与传统的手工织布相比，大大降低了成本。犹太商人们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天赋和国际视野，在奥地利率先意识到了转换为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及其可观回报。他们通常仅以很小的资金开始，然后迅速建立起工厂，最初仅由水力驱动，后来逐渐发展壮大，在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因此，如果说我的祖父做的只是他那一代典型的成品买卖的中间生意，我父亲则坚定地迈入了现代时代，在三十三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建立了一个小型纺织厂。经过多年经营，他稳步地将其发展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企业。
即使在经济形势看似有利的情况下，我的父亲在扩大业务方面也十分慎重。这非常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同时也符合我父亲相对保守、懂得节制的性格。他恪守那个时代“安稳为上”的信条。对他来说，拥有稳健的业务（稳健的理想主义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更为重要，他也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财力，而不是银行贷款和抵押来实现它。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从未有人在借据或本票上看到过他的名字，他在开户银行信用记录上也从未逾期过。而他所选的银行，也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 创立的稳定性最好的克雷迪坦斯塔尔银行。任何带有哪怕一点点潜在风险的交易都令他反感，他一生中从未参与任何跨国业务交易。他逐渐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不是由于大胆的投机或特别有远见的决策，而是由于他遵循了那个万事谨慎的时代的通用法则：用收入的一小部分积累出日益强大的资本总额。而那些没有未来计划、不假思索地花掉一半年收入的人，在我的父亲这一代人眼中，则是不太靠谱的败家子。在这个太平年代，未雨绸缪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不断地将收入投入资本积累中，就意味着不断增加的繁荣。此外，当时政府的征税仅仅只占最高收入的很小一部分，而国家和工业证券还能同时带来很高的利息，对于富人来说，财富积累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需要额外的心思。这么做在当时也是值得的；因为节俭的积蓄并不会像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流失贬值；稳健的业务不会遭遇任何经济压力，即使是那些保持耐心、从不愿进行任何投机活动的人们也能赚得可观的利润。由于我的父亲很好地遵循了当时的这一通用法则，他在五十多岁时成为一个标准的富人。但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水准却远远落后于财富的增长。生活确实逐步变得更加舒适，我们从一间小公寓搬到了一栋大房子，可以在春日午后租车去郊游，乘坐火车二等卧铺去旅行。但是直到五十岁时，父亲才第一次让自己奢侈地享受了一回，带着母亲去尼斯住了一个冬天。在父亲的深思熟虑之下，他对享受财富的基本态度是知道自己拥有它们即可，不必大肆张扬。作为一个百万富翁，父亲从未抽过一支进口雪茄，只抽当时普通的特拉布科雪茄，就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抽廉价的弗吉尼亚牌烟草一样。他玩纸牌时也只下很小的注。他不拘一格地保持克制，保持着舒适但谨慎的生活方式。尽管他的文化素养比大多数同事都高得多，并且在艺术造诣上也很高——他的钢琴演奏非常出色，书法工整优美，会讲法语和英语——但他坚持谢绝了任何荣誉职位，也从未渴望过或接受过他的工业家的身份赋予他的光环和殊荣。他暗地里最引以为傲的是：他从来不用向任何人请求任何东西，从来没有被迫说过“请”或“谢谢”，这对他来说比任何外在的炫耀都有意义。
每个人一生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在自己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对隐姓埋名的生活方式的偏爱开始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尽管事实上这与我的事业背道而驰，因为我的作家身份注定会使我受到一定的公众关注，但是出于与他相同的隐秘的骄傲，我也一直谢绝了任何形式的外在荣誉，从未接受任何勋章或头衔，也不接受任何协会的主席职务。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学院、董事会或者评审团。参加庆祝仪式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仅仅想到要向某个人求助这一场景，就足以让我打消念头——即使通过第三方提出请求，我也开不了口提一个字。我知道，在现在这个只能通过圆滑逃避来保持自由的世界里，这种自我约束是不合时宜的。正如睿智的歌德曾说过：“在盲目的人群之中，傻瓜都知道需要勋章和头衔来自我保护。”但是我身上父亲的影子和他隐秘的骄傲让我下意识地克制了诱惑。毕竟，正是他的这种骄傲让我能感受到内在的自由，这也许是我现在唯一拥有的财富了。
我母亲的家世则截然不同，非常国际化。她出生在意大利的安科纳 ，娘家的姓氏是布雷塔尔，她童年时代会使用意大利语和德语这两种语言。所以当她要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她的妹妹讨论某些事情时，如果不想让仆人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就会改用意大利语。我从小就经常接触到意大利调味饭，还有当时在维也纳还很稀罕的洋蓟和其他地中海风味的美食，因此每次访问意大利时我都会立即感到宾至如归。但是我母亲的家人绝不是典型的意大利人，并且自认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大都会风范。布雷塔尔家族最初拥有一家银行，发源于瑞士一个叫作霍海内姆斯的边陲小镇。他们以犹太银行世家为榜样，早早就计划将业务散布到世界各地，尽管规模要小得多。其中一支去了圣加仑，还有一些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舅舅去了纽约，这些国际往来使这个家族更加精于世道、视野开阔，同时也形成了某种自傲。整个家族里没有小商小贩，没有中介商人，他们都是银行家、公司董事、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个人都能讲几种语言。我还记得在巴黎的姨妈家里，大家在餐桌上是多么自然地在几种语言中切换自如。由于整个家族的自命不凡，当一支相对落魄的亲戚家里的女孩到了出嫁年龄时，每个人都会为她提供嫁妆，这样她就不会有“下嫁”的风险。作为一个杰出的实业家，我的父亲受到了他们的尊重，但是，尽管他们的婚姻是最幸福的，我的母亲绝不会容忍将她的家族和我父亲的家族相提并论。出身于布雷塔尔家族的“名门”后代们有着一种无法斩断的优越感，以至于如果我母亲的亲戚想向我展示特别的善意时，他们会居高临下地称赞我更像一个真正的布雷塔尔家的人，仿佛在赞许我选择了父母双方更为优越的一边。
许多犹太家族所宣称的这种区分，让我和哥哥从童年时代起就时而觉得好笑，时而又觉得可气。我们总是听到某些人是“高等”的，而其他人没有这么“高等”。他们会询问我们任何新交的朋友是否来自“名门”，详尽地调查他们的家庭渊源和亲戚的财富状况。这种固化的分类实际上是所有家庭和社交场合中的主题，但是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是荒谬而势利的。因为毕竟各个犹太家庭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到底是五十年前还是一百年前搬离犹太贫民区的。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名门”的概念其实就是对贵族的蹩脚模仿，它表达了犹太人本质中最隐秘最深刻的一种特性。人们普遍认为，发家致富是典型的犹太人一生追逐的目标，没有人会偏离这一点。实际上，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致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实现真正目的的手段，但绝不是目的本身。犹太人内心真正的理想和愿望是通过成为知识分子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将整个犹太种族的缺点和美德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东部正统犹太人中，这种对知识分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渴望有着更为直观的例子：虔诚的《圣经》学者们在犹太社区的地位远比有钱人高。即使是最富裕的犹太人，也宁愿将女儿嫁给贫穷的知识分子，而非商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崇高敬意遍及犹太社会的所有阶层，哪怕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最贫穷的小贩，无论他必须做出多大的牺牲，也会尽力至少让一个儿子接受大学教育，给整个家庭带来荣耀，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家族的一员会被明确地视作知识分子：不论是教授、学者，还是音乐家。似乎一个人的成就能够使整个家族都高贵起来。在潜意识里，犹太人总是试图摆脱那些令人讨厌的印象，比如只会做买卖、卑劣又粗俗、试图摆脱商人的铜臭气，上升到不用庸俗地与钱打交道的知识分子阶层，就像瓦格纳 的剧中人物试图打破整个种族所遭受的黄金诅咒一样。因此，在犹太人中，致富的想法几乎总是在一个家族的两代或最多三代之内就消失了，甚至最强大的豪门也会发现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愿接管上一代建立起来的银行和工厂等家族基业。因此，罗斯柴尔德勋爵成为一名鸟类学家，沃伯格家出了一位艺术史学家，卡西尔家的一位成员是哲学家，萨松家出了位诗人，这些都并非偶然。他们都响应了潜意识里同样的冲动，要把自己从束缚了犹太人的冷酷的赚钱思想中解放出来。也许这种逃往文化领域的行为甚至还表达了一种内心的渴望：要将他们的犹太人身份改换成四海之内皆被认可的身份。因此，“名门”不仅仅意味着上层社会地位，也表达了犹太人希望通过适应另一种也许更普遍的文化，将自己从所有的犹太人贫民区加诸他们身上的缺点、约束和狭隘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也造就了犹太人命运中另一个永恒的悖论——由于如今从事知识阶层职业的犹太人数量异常庞大，这种逃往知识领域的行为与他们早先对物质获取的专注一样，都招来了祸端 。
几乎没有哪座欧洲城市像维也纳那样对文化生活充满热情。几个世纪以来，奥地利和它的君主政体不仅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在军事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当地人最强烈的自豪感都倾注在了追求杰出的艺术成就上。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曾统治过欧洲的几个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地区——德国和意大利、佛兰德和瓦隆——但它们早已脱离了统治，只有曾经的都城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延续那份作为宫廷的避难所和千年传统的守护者的古老荣耀。当年的罗马人奠定了这座城市最初的军事基石，让其成为保护拉丁文明不受野蛮人侵害的边远前哨。一千多年后，奥斯曼帝国对西方的进攻也确实止步于维也纳的城墙之下。尼伯龙根传说中的人物们到过这里，乐坛不朽的北斗七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从这座城市照耀着世界，欧洲文化的所有洪流都汇集在这里。在宫廷、贵族和普通民众中，德意志文化与各种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文化交织在一起。维也纳，这座音乐之城，有着独特的天赋，能够以一种全新而独特的方式和谐地化解所有反差，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奥地利音乐和维也纳音乐。这座城市思想开放，尤其善于接纳，吸引了各种不同的力量，缓和了它们之间的剑拔弩张，让它们安然共处。生活在这里是一件愉快的事，在这种对知识分子极其包容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每一个维也纳公民也变成了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公民。
这种调和的艺术，就像乐曲的过渡小节一样轻柔自然，甚至在城市的外观上都随处可见。几个世纪以来，它从中心慢慢扩张，逐渐有机地发展成为一个容纳两百万居民的大都市。虽然具有大都会该有的一切奢华和多样性，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或纽约那样与大自然隔绝。城市边缘的建筑倒映在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上，俯瞰着广阔的平原，或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花园和田野间，或星罗棋布地点缀在阿尔卑斯山余脉的缓坡上。你很难分辨哪里是自然的界限，哪里又是城市的起点。它们彼此彬彬有礼地让道，没有任何冲突或矛盾。而在市中心，你又会感到城市像一棵古老的树一样一圈一圈地生长变粗，环城大道代替了古老的防御工事，用层层房屋包围和保护着最珍贵的核心。在最深处的核心内城里，古老的宫殿和贵族宅邸诉说着历史：贝多芬曾为利西诺夫斯基家族演奏；海顿曾是埃斯特哈兹家的座上宾，他的《创世纪》于这里的古老大学里首演；霍夫堡见证了历代帝王的生活，美泉宫曾目睹过拿破仑的起居；结盟在一起的基督教世界的统领们曾在圣斯蒂芬大教堂里祷告，感恩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下逃过一劫；大学古老的围墙上也见证过无数闪亮的学术界和科学界明灯。同时，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中间，各种新建筑拔地而起，傲气十足，气势磅礴，街道光彩夺目，商厦金碧辉煌。但是这两者之间，就像被开凿的石头与大自然一样，相安无事，互不打扰。住在这个热情欢迎陌生人、热情接待外来者的城市里，十分美妙，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就像在巴黎一样。众所周知，维也纳是一座享乐主义的城市——然而，文化的意义不就在于汲取生活粗粝的原材料，并通过艺术和爱的手段提炼出其中最美好、最微妙的精华吗？维也纳人是美食鉴赏家，他们欣赏美味的葡萄酒、微涩的鲜啤、奢华的糕点，但他们也追求更雅致的乐趣。音乐、舞蹈、戏剧、谈话、举止和品位都是这里颇能体现出教养的艺术。在个人或整个社会的生活中，军事、政治或商业事务都不是首要的；普通的维也纳市民在看晨报的时候，眼睛通常首先不是盯着议会辩论或外交事务，而是浏览剧院演出单，这在其他城市会很令人费解。对于维也纳人和奥地利人来说，这座帝国剧院——城堡剧院——不仅仅是一个演员表演戏剧的舞台，它是反映宏观世界的一个缩影，是社会可以审视自身的一面明镜，真正代表了有品位的“宫廷做派”。在城堡剧院的演员身上，观众可以看到如何着装、步入厅堂、进行交谈的范例，以及有品位的人应当使用或避免使用的措辞。舞台不只是一个娱乐场所，还是一本讲述良好行为举止和正确发音的活的百科全书。所有与城堡剧院沾上一点边儿的人，周身都散发着一种像圣人一样令人尊敬的光环。当富有的首相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时，不会有人回过头来盯着他看，但是每个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能认出城堡剧院的演员和歌剧女主角。当我们这些男孩子们看到他们中的一个经过时（我们都收集了他们的照片和签名），会自豪地向别人炫耀。这种近乎宗教般的个人崇拜甚至延伸到了他们的随行人员，例如阿道夫·冯·索南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坎兹的马车夫，人们对他们既敬畏又暗暗羡慕。年轻的花花公子们也会争相找那些演员光顾过的裁缝店去制作衣服。一位著名演员职业生涯的周年纪念日，或者一位伟大演员的葬礼，都会盖过所有政治新闻。每个维也纳作家的梦想就是在城堡剧院上演他们所写的剧目，因为这意味着一种贵族式的封赏，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好处，比如终生免费的剧院入场券和所有正式场合的邀请函，因为你已经去皇家做过客了。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受到的隆重接待。城堡剧院的导演要我一大早去他的办公室，他首次向我表示了祝贺，告诉我剧院已经接受了我的剧本。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公寓里发现了他的拜访函——他正式地回访了我，一个26岁的年轻人。仅仅被他们接受成为一个为皇家舞台写作的作家，就使我像一个绅士一样享受到皇家剧院的院长平等相待的殊荣。剧院里发生的任何事都会间接地影响每一个人，哪怕是和这事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人。我记得在我还年幼的时候，有一天家里的厨师热泪盈眶地冲进客厅，因为她刚刚听说城堡剧院的明星女演员夏洛特·沃尔特去世了。她过分的悲伤令人觉得十分荒诞，因为我们这位半文盲的老厨娘一生从未去过那个著名的剧院，也从未在舞台上或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但在维也纳，一个伟大的奥地利女演员是整个城市的公共财产，即使是毫不相干的人也会觉得她的离世是巨大的损失。每一位深受喜爱的歌唱家或艺术家的陨落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举国上下的哀悼。当首映过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旧城堡剧院将被拆除时，整个维也纳上流社会都怀着庄严的心情聚集在那里。帷幕刚落下时，每个人都冲向舞台，希望至少能把台上他们最喜爱的艺术家们曾经踩过的微小碎片作为遗物带回珍藏。即使几十年后，这些普通的木制碎片仍被保存在许多富人家庭珍贵的小匣子里，就像圣十字架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
在我那个时代，当所谓的贝森朵夫萨尔厅被拆除时，我们的行为也并没有理智多少。它本身是个小音乐厅，专为室内乐而建，整个建筑朴实无华，没有任何伟大的艺术特色。它曾经是列支敦士登王子的骑术学校，只是简单地增加了内部台板用以演奏音乐，没有任何其他装饰。但对音乐爱好者来说，这里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就像越是古老的小提琴越是受到钟爱一样。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都在这里举行过独奏会，许多著名的四重奏也都在这里首次上演。现在它要为一个专门建造的新音乐厅让路，这对于我们这些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难忘时光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最后一场演出的那天，罗塞四重奏乐队以比以往更出色的水准演奏了贝多芬的乐曲。最后几个小节渐渐飘远，观众们却久久不愿离开。我们不停地鼓掌喝彩，有些女人开始激动地啜泣，没有人愿意承认这就是最后一面。为了让我们离席，他们把大厅的灯都熄灭了。在座的四五百人仍然没有一个离开座位。我们待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仿佛我们的静坐抗议可以强行拯救这座神圣的大厅。作为学生的我们，通过开展运动，通过请愿、示威和写文章，力图保护这座贝多芬去世时的房子不被拆毁！每拆除一座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建筑，都像是从我们身体上撕下一片破碎的灵魂一样。
这种对艺术，特别是对戏剧的狂热，在维也纳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普遍存在。数百年的传统使这座城市本身成为一个秩序清晰的地方，同时——正如我曾经给自己写过的那样——也是一首精心编排的交响曲。皇宫奠定了基调，因为皇宫不仅是城市的空间中心，也是超越民族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宫殿的周围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大贵族的宏伟住宅，形成了所谓的第二壁垒。然后是“上层社会”成员，包括一些小贵族、高级公务员、工业巨头和“古老家族”。在他们之外是市民阶层和无产阶层。所有这些社会阶层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各自都有其在城市的主要活动区域：大贵族们在核心区宫殿里，外交使节们在第三大区，商业巨贾和工业家在内环大道上，小市民阶级在第二至第九大区，至于无产阶级则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不过，所有的这些圈子的人们都能在剧院里和大型节庆活动中相遇。例如在普拉特绿地公园举行花车游行时，三十万普通观众可以与那些坐在精美的马车里的“一万上层观众”相互热情地致意。在维也纳，一切用色彩或音乐来表达的事物都能成为庆典场合：基督教圣体节游行的宗教场面、阅兵仪式，或者城堡音乐节上室外音乐家的演出，甚至是葬礼，都会吸引热情的观众。每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希望最后能有一支风光体面的送葬队伍，有许多同伴一起护送他这具“精心装扮的躯壳”踏上最后的旅程。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要把他的死亡也转变成供人欣赏的精彩表演。整座城市都无不一致地陶醉在一切色彩缤纷、悦耳动听的节日氛围中，陶醉在把戏剧表演作为对生活的有趣映射的喜悦中。
维也纳人的这种戏剧狂热，这种对备受喜爱的人物琐碎的生活细节的追踪，有时甚至到了荒诞的地步，很难不让人取笑。和隔壁野心勃勃的德意志相比，奥地利既懒于关注政治，又经济落后，这的确可能部分归因于我们过分看重了感官的快乐。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对艺术极高的重视造就了我们对艺术成就独一无二的尊崇，也带来了几个世纪以来艺术专业无与伦比的发展，最终使所有文化领域都达到了卓越的水准。艺术家在一个受到重视，甚至被高估的地方最为自在舒适，同时也最有灵感。当艺术在整个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时，就会达到它的顶峰。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他们慕名来到佛罗伦萨和罗马，接受了专业训练，在全体市民的期待下，每个人都觉得必须超越他人，超越自己，最后都纷纷取得了非凡成就。在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知道自己在人们心中是多么重要。在维也纳歌剧院，在城堡剧院，任何疏忽都会被注意到。演奏错误的音符能立刻被听出来，错误的切进或者没有拖够的音长会立即受到批评。这种精准的洞察不仅来源于听过各种首演的专业文艺批评家们，还来源于普通观众们——他们在每日不断的对比聆听中培养出了敏锐的鉴赏力。人们在政治上、行政上和道德上的态度都是随和的，潦草敷衍可以得到宽容，违法乱纪可以仁慈处理，但是在艺术上却不留一丝情面，因为它关系到整个城市的荣誉。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演员、每一位音乐家都必须不断地全力以赴，否则他的事业就完蛋了。在维也纳成为公众的宠儿是一件美妙的事，但要保持这种地位并不容易，对艺术标准的懈怠是不可原谅的。这种被不断无情地监督的状态，迫使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竭尽全力，从而把这座城市的艺术成就整体提升到一个超凡的水平。我们这些年轻时就生活在那里的人，也从那时起，就把一种严苛而不可动摇的艺术标准带进了我们的生活。看到过古斯塔夫·马勒手下的歌剧院将严格标准贯彻到最小细节的人们，看到过爱乐乐团激情四射又极其精准的演奏的人们，很少能对如今的戏剧或音乐表演感到完全满意。但我们也会批评我们那个时代的艺术表演，不管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维也纳都是世界上少有的通过谆谆教诲来打磨新兴艺术家们的技能，从而取得高水平成就的城市。这种对正确节奏和旋律的意识也深深影响了广大民众，即使是坐在“新酿酒” 酒馆里最谦逊的食客，也会要求现场管乐队演奏质量上乘的音乐，正如他期望从老板那里得到上好的美酒一样。同样地，人们也清楚地知道哪支军乐队在普拉特公园演奏时最富有激情，是“德意志大师”还是“匈牙利人”。维也纳人都有一种节奏感，而空气中也仿佛处处弥漫着这种音乐节奏。这种音乐性在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精心创作的散文诗；在其他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对社交态度和日常生活的精致感。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一个不懂得欣赏艺术或享受仪式感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思议的；在下层社会中，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在生活中从周围的风景和友善的社交氛围中获得一定的审美。如果你不热爱文化，不能够享受和批评平凡生活之余的神圣美好，那你就不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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