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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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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记成为一种文人日常。本书中的主人公即生活在晚清时期，他们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晚清的时局真相以及人物的生活状态。从常熟翁氏日记中，可观晚清政局变化；从季芝昌日记中，可察晚清医疗技术实情；从徐敦仁日记中，可见晚清文人的喜好与风骨。作者张剑教授常年专注于日记研究，以生动的笔触，探讨晚清日记背后的世情、人物与文学。作者的深刻思想和敏锐洞察，令人掩卷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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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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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近代文学和文献学。出版各种著述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一百多篇。现为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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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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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代前言）
翁心存日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廉正传四海
——从《翁心存日记》《常熟翁氏家书》看翁心存的家教及影响
季芝昌“引疾”始末及其诗歌中的疾病书写
日常生活中的薛时雨
《佩韦室日记》中的肃顺及晚清社会
高心夔自画像及其与湖湘诗派之关系
——以《佩韦室日记》为中心
一位晚清书启师爷的风雅生活
——以徐敦仁《日损斋日记》为中心
祥麟年谱简编
从《绍英日记》看《我的前半生》的史笔和文笔
湖北省图书馆藏晚清稿本日记四种考述
附录
道咸两朝思痛录
——读《翁心存日记》王宏林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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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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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研究丛书”总序
日记作为一种文献类型和书写方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近几十年出土的秦汉文献中，出现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王奉世日记”“元延二年日记”这样带有逐日记事性质的简牍。命名是考古工作者所拟，反映出学界对此类文书的类型判断还不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已初步具备了日记的基本形态。
降及宋代，“日记”作为一种文体之名开始正式使用。当时名公巨卿多有日记，南宋刘昌诗《芦蒲笔记》卷五即收入北宋赵抃的《赵清献御试日记》，惜宋人日记存世数量不夥。明清以来，日记蔚成大观。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仅1840—1911年间有日记存世的近代人物，就超过了1100位。时至今日，日记更成为中小学语文课外写作指导的重要内容，其数量之多，已难以具体统计。
在今人观念和多数工具书的定义中，日记一般指对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这其实道出了日记作为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文献，内容无所不包、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特点。从古人对日记丰富多彩的别称：日历、日录、日钞、日札、日注、日笺、日纂、日谱、日识、日志、小乘、小钞、小录、游录、密记、笔记、游记、客记、征记、琐记、载笔、笔略、纪略、纪程、纪事、纪闻、路程、云烟……也不难领略日记的基本特点。可以说，无论就知人还是论世而言，日记都是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日记是一人之史，尽管存在视角受限、立场局限和日常琐碎等诸多问题，但它所呈现的私人化、细节化、现场感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表现方式，具有其他史料所不能及的特殊价值。日记这些方面的特点，恰好能弥补正史叙事带来的缝隙，与宏大历史叙述之间的有效互动，使历史变得更加情意流转、血肉丰满。近人籍忠寅认为，“求古人之迹，高文典册不如友朋书札，友朋书札不如日夕记录”（《桐城吴先生日记序》），也道出了日记的特别之处。
尽管中国日记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现存的大量日记主要产生于清代。尤其是最近二百年，堪称日记的集大成时期，中国日记的典范也在此期形成群体规模。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日记，如《曾国藩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翁同龢日记》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从各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最为丰富、体式最为完备、数量最为庞大，可以视作中国日记的辉煌典范。这一时期的中国“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之变与中西之争成为时代主潮。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映射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等各个领域的新动向。此期，中西文明在“体”“用”诸层面形成有意味的冲击与反应，而内生的中国本位的文化也迎来新的征程。从1840年到1949年，古老的中华文明经受了历史的淘洗、西方的冲击、时代的检验，最终以全新的姿态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迁，不仅见诸煌煌正史，而且在诸多私人文献里也有真切具体的传达。日记就是其中极具价值的一种。作为“准传记”和时代备忘录，日记包涵自我叙写，承载集体记忆，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近传统”具有特殊意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日记是中国日记最重要的样本，可以作为分析中国日记传统、探究中国日记文化的范本。
有鉴于此，整理和研究这一时段的日记也成为当前中国日记研究的热点。例如，张剑、徐雁平、彭国忠等人主编的以日记为主要内容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自2014年起，每年一辑，陆续在凤凰出版社推出，目前已经出版八辑，其中整理的日记超过百种。在相关典范日记出版物的引领下，最近十年，日记的影印、整理以及阅读需求不断升温，仅以近百万字和百万字以上的近现代名人日记整理成果而论，就有《翁心存日记》（2011）、《翁同龢日记》（2012，中西书局新版）、《徐兆玮日记》（2013）、《管庭芬日记》（2013）、《钱玄同日记》（2014）、《徐世昌日记》（2015）、《荆花馆日记》（2015）、《张謇日记》（2017）、《袁昶日记》（2018）、《张日记》（2019）、《皮锡瑞日记》（2020）、《王伯祥日记》（2020）、《徐乃昌日记》（2020）、《赵烈文日记》（2020）、《蒋维乔日记》（2021）等。此外，据闻《何绍基日记》《李慈铭日记》《叶昌炽日记》《袁昶稿本日记》《谭献稿本日记》《萧穆日记》《杨树达日记》《潘重规日记》等整理本也即将推出，成果可谓丰硕。
如上这些成果在为学界提供丰富文献的同时，也对日记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记就不仅是文人案头的读物、交流的谈资，而且成为文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由此催生的日记体文学，还在新文学运动中，作为文学生力军冲锋陷阵，为新文学的开拓立下汗马功劳。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丁玲、阿英、赵景深等人都为日记研究和日记文学的繁荣做出过突出贡献。他们不仅将日记作为静态文献加以研究，也将其视作呈现个人生命历程的“人的文学”大加提倡，试图以此突破“载道”传统，为文学开辟抒情和个人化的新路。但总体而言，此期人们能够利用和乐意利用的日记数量还较有限，日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日记研究特别是近现代日记研究有了长足进步，涉及政治史、环境气候、地域文化、阅读史和书籍文化、传记学和个体意识、经济史和生活史、灾难史和疾病史、易代之际的科举和教育、日记与文学、域外游记和出使日记、日记作者和版本形态、日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然而，与丰富的影印和整理成果相比，日记研究仍显薄弱，还存在诸多尚待深入和丰富的空间。比如，近现代日记“有什么”，这是从前日记研究关注的重心，相关研究也多从各个学科和研究目的出发，挖掘带有倾向性的材料。这固然有助于推动各领域的研究，却不免将每一部日记肢解，使得日记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今后的日记研究，应当致力于恢复日记的主体性，在重视史料发掘的基础上超越史料学，即不仅将日记视作材料库，还要更加注重日记“是什么”，充分认识到日记对于中国历史人物的生命世界和文字世界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从琐碎的衣食住行和个人的纷杂经验中，整体展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家国记忆与生活图景的必要性和特殊价值；进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日记等的特质与表达方式，探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总结具有中国气派的日记研究理论。这些无疑需要文学、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
日记作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文献，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今人理应充分挖掘日记的价值，使其在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特推出这套“日记研究丛书”，希望丛书的出版，能为方兴未艾的日记整理与研究提供切实有用的借鉴，同时衷心期待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批评、指正和帮助。
翁心存日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一
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遂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讲，左右庶子，国子监祭酒，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历充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实录馆、国史馆、武英殿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广东、江西学政，福建、四川、浙江、顺天乡试考官等，咸丰九年（1859）因病奏请开缺，咸丰十一年起复，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充弘德殿行走（同治帝师）。谥文端。
翁心存日记手稿名“知止斋日记”，现存二十七册，记事起于道光五年，止于同治元年（1862），间有缺损，均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它们中的二十五册是张元济所捐，另外两册则是翁心存玄孙翁之熹捐赠。手稿第一册夹有张元济致王重民的信函和捐赠清单，信封书：“外翁文端手书日记二十五册，敬求振铎先生带至北京，饬送北京图书馆王重民先生收启，张元济拜托。”封内有涵芬楼特制桔红色信笺二纸，云：
重民先生大鉴：敬启者，元济前在上海旧书店收得常熟前清翁文端讳心存手书日记二十五册，纪载晚清国事甚繁，有裨史乘。元济前受知于翁文恭公，原拟归于翁氏，曾函请翁克斋君（名之熹，其子嗣于文恭师），请其莅沪之便，来寓领取。十有余载，迄未见临。近闻翁氏家藏遗书均已捐送贵馆，长为国有，可以永久保存，用意甚善。今拟援例将文端公日记呈送贵馆，特乘郑振铎兄还京之便，托其带上，另附卷册清单，伏乞检收，倘蒙记明元济系代翁氏捐入，尤深感幸。再原书间有短缺，中有若干册并被虫鼠伤损，购入时即已如此，合并声明。专此上陈，顺颂台祉。张元济谨上。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张元济全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7页收有此信，但文字有所不同，《全集》中所收当为书信底稿。
张元济是翁同龢任光绪十八年（1892）会试主考官时所取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成为著名的出版家，《知止斋日记》落到他手中，算得上一种缘分，也算得上一种幸运。张元济得到这批手稿的时间，据其子张树年回忆是在1937年11月至1942年12月的上海孤岛时期：
在孤岛时期，父亲购得常熟翁氏流散出来的翁心存（翁同龢之父）日记稿本25册。翁为清代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其日记史料价值甚高。原拟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因时局不靖，未能实现。1951年5月，父亲托郑振铎先生带京，作为代翁氏后人捐与北京图书馆。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10页。
张元济准备“排印出版”的应该是《知止斋日记》的摘抄本，因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藏着这个抄本《翁文端日记》，凡八册，书前有序云：
民国肇兴十有五载，岁在乙丑。余乞得翁文恭师手书日记，为之景印行世。时逾五载，倭寇为虐，虞山被扰，翁氏文物散失殆尽。余于上海书肆收得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起道光五年，迄同治元年，间有残缺。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占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人心之恇怯，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矣。宣宗偏信满员奕山、奕经、耆英、琦善等，昏庸误国，迄未省悟。厥后端华、肃顺同值枢府，默察西后蓄意揽权，思患预防，力谋阻抑，机事不密，卒被歼除，遂成牝朝乱政之局，皆可于此窥见概略。原书记载繁琐，因摘其有关史事者以著于篇。海盐张元济。该序及凡例亦收入张人凤编《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之《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记〉跋》（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92—1094页），字句有所差异。
张元济捐出这批日记手稿之前，翁之熹已经将翁氏所藏部分善本书籍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其中有两册《知止斋日记》，一册载有道光九年元旦至二月十一日、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至除夕、道光十三年元旦至二月十三日、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至除夕日记；另一册载咸丰八年全年日记，恰与张元济所捐《知止斋日记》互补。王重民遂复信告知张元济：
菊生先生老前辈道鉴：郑振铎局长来，颁到惠书，并蒙捐赠我馆《翁文端公日记》二十五册。隆情高谊，感佩无已。除遵示记明系代翁氏捐入，谨将此书与去年翁之熹先生所捐翁文端遗集、年谱等手稿同贮一室，以供众览。又翁之熹捐书中有《文端公日记》残本两册，适可为延津之合。解放后两年以来，我馆接受捐赠之盛，迈绝古今，想此事最为先生所乐闻者。中枢年有协商大会，大驾再北来时，敬当再请来馆鉴定也。特函致谢，恭请著安。后学王重民顿首。六月二十日。此信信端有张元济批注：“51／6／29复。”《张元济全集》第一卷第268—269页收有此信。
张元济看到此信后，十分高兴，曾向北京图书馆函索借阅，并写了借条：
乙丑道光九年广东学政任满回京，到南昌，遵陆北上日记。后附道光十二年壬辰西江记，道光十四年甲午洪州归程记。一九五一年八月借阅。张元济记。借条夹于国家图书馆所藏《知止斋日记》手稿第一册中。
王重民六月二十日之信，张元济六月二十九日即复，而且八月即借到翁之熹所捐两册《文端公日记》中的一册，足征心情之急切。张元济之后，虽然研究者都知翁心存手稿日记史料价值极高，但因字迹潦草难辨，兼之深藏兰台，能够知其面貌进而利用者极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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