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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创作团队十年磨一剑，通过实地走访，并查阅海量的历史资料，笔墨囊括改革开放到21世纪20时代，将四十多年来楚商的个人奋斗、区域经济发展、政府经济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楚商成长奋斗故事，也有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全面真实，由小见大，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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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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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全面、真实记录楚商发展历程的大众读物。从改革开放开始写起，时间跨度四十多年，将知名楚商和他们的故事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时间线为脉络，试图解释楚商精神的内涵、楚商与中国的经济成长的互动、楚商资源对湖北经济的影响，全景式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工商界的变迁，梳理湖北工商业逐步成长的历程，并从中提炼和总结出新楚商精神，为湖北和楚商群体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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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浩睿，财经作家，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曾任央视网主笔、评论员，中国金融博物馆培训部主编。
陈润，企业定制出版头部品牌润商文化创始人兼总裁，企业史作家。著有《分析产生影响 协同创造价值：招商金融20年》《卓尔的故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和转型样本》《民族之光：陈光威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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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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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识改革1979—1983/ 1
1979，喜色共春回/ 2
大胆突破/ 8
国有企业活起来/ 24
先行者的样子/ 34
第二章大胆先行1984—1988/ 39
武汉敢为天下先/ 40
珞珈山下，东湖水边/ 51
本地品牌崛起/ 59
波澜再起/ 70
第三章寒流与春风1989—1994/ 75
寒冬中，持炬前行/ 76
开放的列车/ 87
投奔怒海/ 92
一“股”狂潮/ 104
中国楚商目录
第四章摸索新时代1995—1999/ 115
野蛮生长/ 116
从触“电”到触“网”/ 130
反哺者归来/ 141
叩问企业性质/ 148
第五章崛起与塌陷2000—2007/ 157
年关难度/ 158
重新发现湖北/ 171
光谷耀东湖/ 179
互联网青春期/ 187
闪转腾挪/ 197
“非典型”的一年/ 208
第六章碰撞与转型2008—2013/ 219
楚天航空梦/ 220
名落孙山/ 230
巨兽长成/ 240
从汉正街到广埠屯/ 249
后“四万亿”时代/ 259
新楚商集结/ 267
第七章大洗牌2014—2018/ 275
零售破局/ 276
拥抱移动互联网/ 285
资本游戏旋涡/ 294
武汉“洄游”/ 303
第八章凤凰浴火2019—/ 311
扼住命运的咽喉/ 312
“五朵金花”落何家/ 321
湖北新春光/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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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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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史中追寻楚商
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1
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万籁俱寂。
这两句话在我的朋友圈作为个性签名留存过很长时间。创作有关楚商历史的图书“一念起”，然而我不曾想到图书从策划、筹备到出版竟然耗时14年，可谓“万水千山”。今夜夏风微凉，百感交集中我提笔为本书作序，长吁一口气，总算完成了一桩宽心释怀的大事。我的办公室正对着京杭大运河北端的航标燃灯塔，流水潺潺，万籁俱寂。
2008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写作《激荡三十年》致敬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时之间洛阳纸贵。这一年，我刚入行从事财经写作，满怀信心地想要创作讲述中国商业历史与全球企业家生平的通俗读物。作为刚入职场、“北漂”的湖北人，我内心激荡起创作一部“湖北版的《激荡三十年》”的梦，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入‘楚商’深似海”。
第二年春天，我见到来北京出差的《鄂商》杂志创办人、杂志总编辑李玉申，两个初次谋面的财经媒体人因为楚商与文字聊得热火朝天。李玉申如同我的兄长，大度与谦逊，他鼓励我研究楚商历史，积极创作，并表示可以在素材与访谈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此后，无论是《鄂商》还是更名之后的《新楚商》《楚商》，不管对接人如何变化，我都能如期收到最新出刊的杂志。这不仅让我得以长期保持对湖北商界的关注与了解，也给我提供了完成这份夙愿的精神力量。这份情义弥足珍贵。
中国楚商序言我当时怎么都想不到，这部作品需要漫长的等待与足够的缘分才能面世。过去十多年里，我每年至少要创作一部企业授权的官方传记，在企业定制出版与企业文化研究方面我越走越顺，却与创作楚商历史相关的作品渐行渐远。一方面，商业写作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接二连三的创作订单让我无暇他顾，尤其是创办润商公司以后，我的创作时间被经营管理等琐事进一步挤压。另一方面，随着研究视野日渐开阔、商业洞察愈发深入，我对创作楚商史的信心开始动摇。不仅是因为楚商在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等中国商帮中不突出，而且很长时间内湖北没有出现重量级的企业家。更何况，有关楚商的选题几乎无人问津，“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严重不匹配”。
在此期间，我曾鼓励湖北本土的财经媒体同行完成这部意义深远的作品，并告知策划与写作思路，主动分享手头积累的资料。在我看来，如果有才华又有情怀的年轻人能完成此事，比我自己创作该作品更令人欣喜。然而，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没人愿意动笔。即便如此，我对《中国楚商》的选题构思与素材积累从未间断，电脑中关于楚商的文件夹也越来越庞杂。
直到2019年，我将“楚商改革开放史”列入润商选题计划，将创作理念与策划方案、资料素材交给同事刘浩睿，由他执笔撰稿。我深知这部作品所获版税不够支付写作报酬，但仍然秉承由刘浩睿独立创作、无须赞助的理念，避免掺杂商业合作影响作品质量。在创作过程中，他查阅了大量关于楚商的图书与报道、案例，因此，书中对楚商人物、楚商故事、楚商精神都有叙述、总结与反思。他以客观、冷静、理性的方式娓娓道来。本书堪称了解楚商、了解湖北的重要作品之一。
2
2022年，“九二派”诞生30周年。2023年，距第一届楚商大会召开10周年。在这两个与楚商紧密相关的、具有纪念意义的重要年份，我们以《中国楚商》全景再现改革开放以来湖北企业家波澜壮阔的奋进历程，鼓励更多企业家、创业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书写历史总结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历史。
本书从改革开放的浩荡春潮写起，在湖北，应城杨河公社卫东大队、省沔阳县（今仙桃市）“穷过渡”大队恢复为生产队等典型事迹登上《人民日报》，可算作湖北农村开启改革序幕的先声。“盲侠”郑举选等103人拿到全国首批个体工商户执照的新闻，宣布“汉正街”成为湖北新商业文明的发源地。毛冬声带领武商率先试行股份制并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刘宝林与4个股东通过挂靠面向全国开展医药流通生意，茅永红创办江夏进口汽车维修中心大获成功，港商梁亮胜将丝宝总部设在武汉……在百花齐放的20世纪80年代，沙市日化、劲酒、白云边、行吟阁、马应龙等一大批湖北品牌脱颖而出，家喻户晓。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一站选在武汉，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视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改革的春风激励着一大批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下海创业，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等为代表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九二派”企业家群体由此形成。此后，罗秋平创办“蓝月亮”，武大教授张廷璧和华师大教师谢圣明推出红桃K，阎志成立卓尔，许家印南下创办恒大，沈国军创立银泰百货……“九二派”有专业、有眼界、有资源、有情怀，他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商业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楚商联合会、亚布力论坛等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组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大学之城”，武汉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了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家、管理人才、各界精英，许多年后，一些校友成为反哺湖北经济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世纪，互联网成为“风口”，武汉的科技产业集群从广埠屯转移到光谷，一批新兴产业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黄立、赖春丽、王洪涛等本土企业家乘风而上，雷军、周鸿祎、陈一舟、于刚等老将新兵享誉神州。2008年以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蓬勃兴盛，“微信之父”张小龙、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爱回收创始人陈雪峰等新经济代表者再领创新潮流，斗鱼、卷皮、盛天网络、宁美国度等本土互联网企业崛起腾飞，开启互联网转型的卓尔喊出“中国电商第四极”的口号，以与时俱进的姿态续写辉煌。
滔滔长江水，巍巍黄鹤楼，成功者的荣耀与辉煌被历史记录，发展中的暗流也值得叙述。兰世立、龚家龙、陈九霖、陈浩武、周作亮、张国庆、胡勋璧等轰动一时的楚商人物与故事也引人深思。以大历史观来看，每一位楚商都不过是时间与空间的过客，没有人会永恒不朽。这是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律。
书中还记录了刘道玉、黄树槐、章开沅、朱九思、周济、张培刚、赵凌云、李崇淮等教育家、经济学家以思想智慧推动楚商发展的故事，甚至还有对许多与经济、商业关联不大的一群“小人物”的记叙，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楚商发展史上成为如此重要的角色。
这是关于湖北企业家创业与创新的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种精神的真实记录。
3
在跌荡起伏的楚商改革开放史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莫过于彰显改革开放基因、企业家精神的故事。
改革开放之初，汉正街的管理者与从业者智勇双全，他们把批发改叫批量销售，把长途贩运称为长途运销，价格浮动被包装成随行就市、优质优价。20世纪80年代，武汉宣布“开门迎四方客”：“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欢迎来武汉做生意”。德国人格里希受聘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创举轰动一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国营企业“洋厂长”。此后的“两通突破”、建立技术市场、商场改制、打造企业兼并产权交易市场、探索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等改革措施与政策不断推出。从“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到“亲商、利商、留商、暖商、敬商、懂商、悦商”，再到“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湖北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提升服务质量，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楚商千年，英雄辈出，精神长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许多专家、学者对楚商精神做过总结，比较趋同一致的表述为“敢为人先、开放包容、崇文尚智、守法诚信、爱国敬业”，另外还有艰苦奋斗、守信重义、胸怀天下、开放包容、坚韧执着、与时俱进等表述。其实，楚商精神与其他商帮精神一样，都因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枝繁叶茂。随着楚商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所涉地域、产业、文化越来越多元化，总结楚商精神的标准答案并非易事。但是，弘扬楚商精神、叫响楚商名号、彰显楚商形象仍然意义非凡，任重道远。
如今，中国正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和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交汇期、关键期，越是发展环境严峻、复杂的时刻，越要以改革精神应变局、开新局。我们希望通过本书呼唤湖北的改革精神，重塑楚商精神，也呼吁全社会对企业家、创业者给予更多包容和鼓励。一个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才会诞生卓尔不群的企业家；一个企业家群星闪耀的国家，才会造就领先全球的商业文明与经济实力。在“强国崛起”的征程中，企业家的作用无可替代。
这是一部凝聚了作者心血和汗水的作品，同时也寄托了许多关心楚商发展的仁人志士的信任和期待。我们能够克服许多困难并最终将作品顺利地呈现出来，得益于在策划、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仅代表个人对以下诸位表达诚挚的谢意。
首先感谢所有楚商企业家，他们用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给人们奉献了如此精彩的人生故事和商业传奇。在阅读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湖北人的光荣与自豪，许多楚商的精神品格令人钦佩。我不敢说这本书已经准确、全面地描述了楚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学习、关注、研究楚商，传播楚商故事，弘扬楚商精神。
2020年疫情期间，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序洲、湖北日报社高级记者戴劲松、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长江财经传媒研究院院长郑良中、虎投财经创始人李玉申、楚商传媒执行主编成正茂等老师对选题策划与重大事件的写作提出了真知灼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硕在选题论证阶段专门撰文鼓励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你们的智慧与情怀感人至深。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亢博剑对图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林凤瑶、孙念等老师的严谨和耐心。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与报刊、杂志，在此感谢所有著作与报道的写作者，书中许多材料的核对和确认都以这些作品为重要参考标准。当然，我始终认为书写楚商、传播楚商精神是大家共同的使命，本书只是诸多关于楚商历史的作品之一，期待未来还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审校过程中，责任编辑向我反馈了诸多修改意见。我最初支持作者保留相关内容，再三权衡之后，出于对作品负责的考虑，我决定尊重专业意见，对可能引发争议或者伤害湖北人民感情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即便如此，书中仍然可能存在错漏与不妥之处，也请读者谅解和包涵。
最后，要感谢每一位阅读本书的读者，希望楚商故事、楚商精神以及作者的文字，没有辜负您的时间和投入。
陈润
2022年5月18日
第一章初识改革1979—1983
1979，喜色共春回
1979年9月7日，日本人佐藤益美很高兴，有一件在他心里记挂了5年的事终于有了结果。
58岁的佐藤益美是日本大分市长。大分市位于九州岛，面向濑户内海，有着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佐藤益美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件事，他想让大分市和武汉市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
1931年，当时只有10岁的佐藤益美还在上小学三年级，他在课堂上第一次听说了武汉这座城市。老师告诉佐藤和他的同学，武汉由“武汉三镇”组成，与上海一样，武汉也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之一。1927年，国民政府才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定名“武汉”，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一名一生从未踏足中国的日本小学老师，保持着高度的国际视野，并把武汉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了佐藤的心里。
20世纪70年代，中央提出炼钢要“赶速度”，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在1974年，武钢与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签订了合约，决定引进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一米七轧机”项目，其中部分项目的建设由坐落在大分市的新日铁大分制铁所承担。
自己的城市终于和武汉有了些许联系，缔结国际友好城市的想法开始在佐藤心中成形。为了让自己的想法更有机会实现，他专门跑去找了同属日本社会党的同僚、当时代表大分县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大分市隶属于大分县行政区划下。担任众议员的村山富市村山富市于1994年6月至1996年1月担任日本首相。1995年，村山首相发表“村山谈话”，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反省和歉意。日本社会党1996年4月更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商量过多次，村山也非常支持这个提议。
借着钢铁项目的合作，佐藤市长多次托人向武汉方面提出两市结好的倡议，并且在亲自到访武汉时递交了倡议文书。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并不明朗，即使收到了倡议文书，武汉当时也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回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逐步回到正轨。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自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双方迈出的又一大步。之前搁置了许久的结好提议，现在有机会重新拿出来讨论。没过几个月，中国政府批准了三对中日国际友好城市，分别是：青岛市和下关市、桂林市和熊本市、武汉市和大分市。
旧日的风尘还在脸上没有来得及擦拭干净，中国就一刻不耽搁地开始了下一段旅程。1979年9月5日，刘惠农率团飞赴大分市。两天后，刘惠农和佐藤益美共同签署了武汉、大分两市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的协议书，大分市成为武汉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友好城市。
一个多月后，10月31日，湖北省与俄亥俄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的协议，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后双方建立的第一对友好省州关系。俄亥俄州州长罗斯带着50多名企业家携项目来到湖北，其中就有派克密封件公司的老板。1981年12月6日，总投资99万美元的湖北派克密封件厂落地武昌，破土动工，一年多后投产。这是湖北省首家中外合资企业。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过去不到一年，湖北，乃至中国，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打开面向世界的大门。
这一年的2月19日，湖北省沔阳县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沔阳县，设立仙桃市。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的标题为《沔阳县抓紧把“穷过渡”大队恢复为生产队核算安定人心促进生产》。标题很直观，高度概括了这篇新闻稿的内容。
农村人民公社的制度提出后，逐步形成了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结构中，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结算单位的制度。然而在此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激进的政治运动，极左派提出，即使在生产力水平没能跟上的前提下，也要将基本结算单位，由生产队“穷精神过渡”到大队，这就是所谓的“穷过渡”。实际上，生产大队之下，每个生产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有“穷队”，有“富队”，“穷过渡”一刀切地以三级结构里居中的生产大队作为结算单位，在大队内部的各生产队中造成了“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
根据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截止1977年年底，沔阳县实际“过渡”为生产大队核算的生产队有195个。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沔阳县终于将126个生产大队恢复为生产队核算。2月份正赶在春播之前，群众和干部“心情舒畅，集体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
刚好两个月后，4月20日，沔阳县又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个县级行政单位连续两个月登上“寸版寸金”的《人民日报》，显然背后有更深的含义。在这篇副标题为《沔阳农村见闻》的手记里，记者描述“社员出勤率高，农活进度快，肥料积得多”，很多近十年耍赖不出工的队员主动向队长要活做。
事实上，在1979年的《人民日报》里，到处都彰显着“反左”“纠偏”的决心。学界积极论述国民经济方针，各级领导班子认真学习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基层主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沔阳县抢着干活的生产队队员们这时还不知道，在一年前，安徽小岗村的18户居民偷偷签下了“生死契约”，一种全新的生产责任制在中国悄悄生根。从1979年秋天开始，湖北农村大部分推行了定额计酬制度，同时，也有少数生产队开始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包工包产到作业组、联产计酬。
1980年春，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对“联产到组”还心存疑虑的时候，临近省份四川、安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传到了湖北，省内的部分边远山区和少数贫困队也大胆地推行起了包产到户责任制。
农村春色渐显，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早就摆上了政策制定者的会议桌。税制改革，特别是国营企业税制改革的问题，成了亟须解决的重点。1979年初，财政部下属的税务总局提出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设想。5月，国家经委国家经委于2003年撤销，其职能分别整合到新设立的国资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圈定湖北光化县光化县，旧县名，1983年撤光化县建制，老河口市、光化县组建成新的老河口市。、广西柳州市、四川省的部分国营企业，以及上海的三家国营企业为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实行利改税制。
这是一次考究的选取。从行政级别来看，试点中含有县、地级市、省、直辖市，包含了我国各级别、种类的行政区划单位；从地理位置来看，内陆、边境地区、西南部、沿海全覆盖。通过试点的143家“利改税”企业，国家急迫地想要摸清新型税制可能对全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一年之后，成绩单交了上来。1980年同1979年相比，这些试点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9.3%、利润增长了23.7%，上缴财政收入增长15.9%，企业留利增长了59.2%。改革迅速收获了成效，坚定了决策者的决心。1980年第4季度起，“利改税”试点初步扩大。1981年，试点企业的经营表现依然亮眼：与前一年相比，销售收入增长了12.4%，利润增长了9.7%，上缴财政收入增长了5.4%，企业留利增长了11.9%。于是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尝试，是比“摸着石头过河”更为小心的试验，岸边的决策者面对时代大潮，只能一次次伸脚试探水的寒凉、深浅，才敢站在河里，去摸下一块石头。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错过了太多发展的时机，已经不舍得因为冒进而再次原地踏步。每一步都要扎实，每一步都要向前行。
1983年春，湖北省全部实行了“大包干”。同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国营企业中普遍推行“利改税”，新的制度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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