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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l 收录伯林与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十五年的访谈与通信，用亲切的文字记录伯林思想的变迁与完善。
l 对自由与多元论的终极探讨，完整勾勒出清晰的伯林。
l 阅读伯林，无论是作为入门还是补充，本书都是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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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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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汇集了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十五年的讨论，包括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的回忆。为了回应波兰女学者持续的、尖锐的以及极为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另外，本书也收录了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研究伯林思想的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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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以赛亚·伯林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著有多篇研究伯林思想的文章，供职于波兰第一学府雅盖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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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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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序 言
作者序言
致 谢
回忆以赛亚?伯林
通信：1983—1997
访谈：1991年10月
不要绝望
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
谈话：1986—1995
1986
1988
1988年4月22日和24日
1988年5月6日（和约翰?格雷）
1988年5月22日和30日
1991
1995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24日
文章：1989—2005
论伯林自由学说的又一个声音
两种自由观：伯林和哈耶克
“自由”作为抽象理想已近黄昏？
多元性与悲剧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相互连结还是彼此排斥？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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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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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亨利?哈代
以赛亚?伯林和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之间出色的对话，是在伯林生前最后的十四年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的。他们二位交流的一些记录有时候令人欣喜，有时候令人沮丧，现在以书面形式发表，针对伯林思想的探索，这乃是一个突出的贡献。对话也带有两位对话者个性的鲜明印记，并且直接而感人地表明，卓有成效地对待道德和政治的问题是一件感性与争论兼而有之的事。
贝阿塔在共产党执政的波兰长大成人。共产党治下的生活给政治思想带来一种特殊的迫切性和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这是很多西欧人难以理解的。伯林儿童时期目击了俄国 1917 年的革命，对这一点很有体会；实际上，他自己主要的思想关注，有几项都大体上是受到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的极度反感所驱使，是早期的经历把这种反感永久地留在他的内心。和敏感、智慧，而且直接体会了对自由的严厉镇压的人士谈话，对于他来说，是特别畅快的，所以他总是努力接待那些把他的思想视为一条生命线，视为对于虚伪意识形态的解毒剂的人——这些人曾被迫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之中。贝阿塔就是这样的人：1997年 4月，她在给伯林的信中写道：“对于我所在的世界来说，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十分重要。”在以后的一个月里她又写道：
问题本身依然萦绕我的脑际；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激烈 的政治话语语境下（恰巧明天在波兰要举行宪法公投）。 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我们唯一的理性选择吗？或者我们还有其他同样合理的选择？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是 因为（像约翰?格雷可能说的）我们特殊的历史传统吗？或者，因为自由主义有理由要求普遍的权威，因为它承认自由的价值，没有自由就没有选择，因而不可能保持我们所理解的人性？
伯林的思想和贝阿塔在波兰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他来说，给他们的讨论带来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在书信和谈话中表明。这一点也使得他 们的对话活跃了起来。
这一联系也解释了贝阿塔为何决定写出博士论文（1988年完成），专论关于自由概念的争论，特别参考伯林的思想。旋即，她提出问题，对话就这样开始——她说，在1983年以书信方式，后来在 1986 年有机会面谈。论文完成之后，贝阿塔开始 构思一本论伯林的自由哲学的专著，她的询问一直延续到伯林逝世（专著在1998年问世）。她问的都是核心的、探索性的问题，伯林在1986年的一封信里承认：“请相信我，从您提出的十分尖锐的问题中，我受益良多。我想，您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口头）评论者，而且最具建设性。”
贝阿塔在觉得没有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得到回答的时候，是继续坚持己见的。她的顽强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凡是郑重尝试请求伯林口头述明他的理念的人都熟悉，要竭力让他守住正题，以克服他坠入闲篇的倾向，那些闲篇虽然常常趣味横生，却使得他离开了对话者想要关注的议题。特别在开始的时候，贝阿塔感到敬畏、羞怯，而且对自己尚未经受考验的英语也没有把握，但是，她勇敢地坚守了自己的要务，尽管伯林像蜻蜓 一样对各个题目一个一个地点到为止，常常只顾自己随意点拨 而不是她的需求，在她竭尽全力要表达想要让他回答的问题的时候，打断她的语句。这样磕磕绊绊令人烦恼的交流都被编辑理顺，技巧高超，但是我见过原稿，我目睹了编辑室地板上撒满的删节段落和语句的纸屑。
贝阿塔一直保持了和伯林的通信，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伯林的书信比他的谈话更为集中和可靠。其中有些是对于他的观点透彻明晰的叙述，有时候比他已经发表的著作中对同一主 题的叙述更加清楚。实际上，其中有一封论人性之概念的书信，出于这个原因，在2004年的《纽约书评》上发表。贝阿塔也写了一定数量的文章论述伯林的思想，其中有些收入本书（和后来的一些文章一起）。她曾把这些文章的草稿给伯林浏览，和他讨论，这样的做法激励了伯林在她认为有必要加以解 释的地方为自己做出了解释。这些文章无疑将推进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最后的一篇，提炼了贝阿塔和伯林就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关系展开的交流的结果；这个问题将会多次被提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随着这个主题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贝阿塔的主要论题是自由，但是，像近年来的许多学者一样，她也受到价值多元论的挑战和吸引，伯林把这种多元论和他的自由主义联结了起来，虽然联结的性质是有争议的。的确，贝阿塔要澄清“这一联系到底是什么”的愿望乃是她和伯林谈话的引导性主题之一。是多元论蕴含自由主义吗？如果是，在何种意义上“蕴含”？或者，就像约翰?格雷主张的那样，多元论是否破坏了自由主义呢，至少作为给予人类最佳政 治秩序的一种普遍性论题而言？或者，这两种立场是没有联系的？伯林就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所发表的评论看起来最多是模棱两可的，这是他在书面上留下的、没有解决的主要难题之一。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认真而系统地郑重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本书里对这个问题的点评，即使是时断时续的，也还是真正地引导我们前进的。
这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另外一个难题，亦即，是否存在着共同的人性这个问题。就这一问题，伯林似乎说出不连贯的言论，时而强调我们透过时间和穿越世界看到的文化的巨大多样性，时而坚持共享的核心需要和价值观，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和处于巨大文化或者历史距离之外的人感受到共鸣。在这里，这个难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贝阿塔坚持澄清明显的矛盾，又一次得到了对问题的点拨。我实在极为希望她也催促他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的价值观的客观性，是否应被视为指这些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可（他常用的表述），或者指其对人类有益（这一点会允许我们放弃虽然无所不在，但是方向错误的价值观）。显然，这两个标准相互关联，但是准确地说，是怎样关联的呢？
读者可能感受到的沮丧之一来源于不幸的拖延：早在1958年，伯林就第一次明确宣告他的多元论，而其他人对这一给人带来强烈搅扰的观点的持续研究在迟至三十年后才开始——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以往零散的文章变成系列文集出版，其中有些文章对多元论有更多的叙述。这一理念的颠覆性意义为什么经过这样漫长的时间才启发了哲学家们？这依然是一个谜。贝阿塔适时引用了泰勒的话：
以赛亚的多元论论纲不仅对关于积极自由的各种极权 主义理论是一个打击，而且也是令他自己圈子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道德理论深为不安的。我们知识界的悖论之一，将会日益得到讨论的是，后面这一点为什么没有被认识到？炸弹被放进学界，但没有爆炸。
无论有什么原因，现在肯定是的确引爆了，而在这个时刻，多元论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要比1950年代末更大得多。的确，伯林的关键理念在今天的适用性，确实是围绕它展开的讨论颇具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围绕对差异的适当宽容度界限而展开的全部议题——文化多元论、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都涉及多元论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它对于我们 在特殊场合下的行动又具有什么含义。
在这一讨论充分展开的时候，伯林早已经退休，不再积极探索现在许多人所认为的他对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他对有关这个论题的不断膨胀的文献没有做出明显的补充。这一点使得那些希望他对1958年的简要论断做出澄清和扩展的人感到惋惜，因为聚光灯没有在当时照耀这个论题——亦即，在他更愿意、更有能力向前推进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问过他，在他阅读了有关这个论题的大量著述中一部分的时候，他是否感到想要横插进去，纠正那些误解他的人，裁决对立阐释者的争论，回答评论家的疑点，特别是约翰?格雷，因为这位作者的著作《以赛亚?伯林》把读者引向了其主题断然不会前去的方向。伯林回答说，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有人发表自己的思想，接着，其他人使用这些思想，加以修改，加以批判，最后抛弃。对于误解和错误解释，他并未过分担忧——“我又能怎么办呢？”所以他宣布自己满足于听之任之。
这是贝阿塔遇到的两难处境。但是，她依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她的耐心和坚持、她个人的优雅和道德的魅力、她的出身和背景、她明显的公正态度、她思路的清晰和直截（完全不同于学术界及学术著述中常见的那种毫无必要的抽象推理和拐弯抹角的辩护）都一起发挥了作用，从伯林那里引发出不少有用的澄清和某些新的思想。自然，有时候体现出来的是需要 某种解析的暗示；也有一些模糊不清、不连贯、模棱两可的情况和某种错谬。但是，我的预测是，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从某种同情的而不是挑剔的态度来看，这本书里记载的扩展讨论和各种解释，将被认为是对于我们对伯林思想之理解的持久而有价值的补充。
毫无疑问，在这部著作中，读者将会看到两位具有鲜明好意和善意的人士：一位是崇敬伯林的波兰青年女士和母亲，一位是年长的崇拜英国文化的俄国犹太人，他们一起探索的问题当中有许多的确是重要的，而他们探索的方式也必定会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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