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展现出的盛大华丽,使人以为它是具有悠远历史的为古老的君主制。然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证实的,现代英国君主制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里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1932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就其自身而言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1789年。然而,就与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存在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确立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结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习俗”的差异在此显现无遗。“习俗”是法官做什么,“传统”(这里指的是被发明的传统)则是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关联的假发、长袍和其他礼仪用品与仪式化行为。“习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通常与其紧密关联的“传统”。
第二点必要的区分(重要性稍逊一些)是区别我们所谓的“传统”与惯例或常规,尽管偶有例外,但惯例或常规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是象征功能。很明显,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这样的惯例和常规,它们将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将这一实践活动传授给新的实践者。这既涉及长期以来已为人熟知的实践活动,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动(如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为频繁地发明、建立或发展有关此种惯例或常规的新网络。当变为习惯、自动程序甚至下意识反应时,它们运行得好,为此它们需要恒定性,而这可能妨碍获得另一种必要的实践,即处理不可预测或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这是常规化或官僚机构化(bureaucratization)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弱点,特别是在低级层面,在那里,恒定不变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