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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nnert er sich doch kaum， woher er kam!’主语换了，感觉是三岛带入了自己的一种感慨罢。”再看钱译，此句作：“谁知道，他往何处去？谁又想得起，他从何处来？”我请成君重译一下。她译为：“他要去哪里，谁又知道呢？他几乎都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又说：“与三岛那段话比较相似的译法，可以改为：‘谁知道他将往何处去呢。他连自己从哪里来也几乎一无所知。’” 看来不是三岛记错了，就是经过转译某个环节走样了。不过他文中那句话确实说得很好。《受命》写的正是“从哪里来”这件事，虽然具体涉及过去的笔墨并不多。在我看来，历史如果不被我们记住，那它也就不复存在了。《受命》是一部描述记忆与遗忘的作品，或者说是描述二者关系的作品。这里多数人物都面对未来，主人公陆冰锋却转向既往，这样两个向度，构成了一种内在张力。叶生大概介乎其间，而这是冰锋强行为她规定的——她本来也是朝前看的，只因与冰锋有感情羁绊，才成了这样。所有人物之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冰锋与芸芸也是如此，因为你往这个方向，我往那个方向，彼此的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延续。冰锋的复仇计划归根到底是一种记忆的方式，但他始终孤立无援。如今时过境迁，不再了解也就无从遗忘，继乎其后的则是强不知以为知了。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念兹在兹三十年，还是应该写出来罢。尽管我也知道，记忆无从提倡，遗忘也无从反抗。本集收有一篇《我怎样写<受命>》，这一点未及写入，且补记于此，却说在我表达类似想法亦不仅限于一部《受命》。 精彩文摘： “致平凡” 承蒙《中国新闻周刊》给出了这个题目，似乎不大好写。首先担心写空泛了。我出版过一本书信集《远书》，另有家书若干俱已亡佚，无论给谁写信，总归对着真实的人，谈论具体的事，可这“平凡”又是世间哪一位呢。我写文章尽管卑之无甚高论，却向以落到实处、不务空谈为旨，这回也得避免没话找话。再一寻思，“致平凡”显然暗含一个前提，即作者自居于平凡之外。但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平凡，就是半夜突然把我叫醒，懵懂之中回答也一准如此。兴许把题目改成“致不平凡”才适合我写。不过真要遇着超凡入胜者，唯有羡慕景仰的份儿，无如这样的人难得一见，因此未免说不上话；至于那些自命不凡的呢，顶多道一句“好自为之”也就了事。所以不如再改成“平凡互致”，算是趁过年得点空闲，咱们平凡之辈凑在一起聊聊天。反正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用讲究什么章法。 关于自家如何平凡，其实没什么可说的；若是讲如何不平凡，恐怕倒要费不少口舌。我由前面提到的超凡入胜，联想到另外一些词，譬如不同凡俗，非同凡响，举止不凡，乃至凡夫俗子，凡胎浊骨，凡才浅识，袭凡蹈故，无不把平凡看得很低，即便没有说这是多大的错；至于自命不凡所讽刺的，原本就是个平凡人。看来按照通常的眼光，在平凡与不平凡之间自有一条界线，不容相互混淆。 却说我先后干过几个行当：医生，记者，推销员，编辑，末了是写作。如今年岁老大，估计不会再找新的事由儿了。所举前几项，说来都很难干得不平凡。医生这职业虽然很招人待见，但即使一直干到退休，能在相关领域真正有所建树，留下不灭印记的，亦数凤毛麟角。至于其他几样，就更不用多说了。举凡朝九晚五的活计，大约无不如此。只有写作似乎是例外，非得让人认定出手不凡不可，否则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鲁迅写遗嘱，特地列上一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死》）但是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平凡与否，要看以什么标准评价，还有跟谁相比。评价也常发生变化，作家生前遭到埋没，身后却被推许为不朽，并非鲜见；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甚至人还健在，就已经被冷落到一边了。所以写作这码事，同样不必自我托大。说到底，一个人平凡或不平凡，总得落实于具体的人生。世上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干，或什么事情都干不好的不平凡的人。反过来说，世上也没有多少不平凡的事情等着人干。往往还是平凡的人干平凡的事罢了。 然而其中自有区别。莫泊桑在《水上》一书中谈到船长贝尔纳：“他倒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水手，事无巨细都不放过，哪怕厨房的铜器上沾了一点水也要马上擦干净。”多年后，蒲宁在临死前一年写了一篇文章叫《贝尔纳》，重新提起这件事：“请问，贝尔纳一见到这滴水珠就立刻揩掉，能给他人多少好处呢？可他却立刻揩掉了。他为什么要揩掉呢，何以要揩掉呢？要知道，上帝是喜欢一切都‘好’的。他看到他的创造物‘非常之好’就会高兴。”蒲宁在知道“我的有生之日已所剩无几”的时候想到贝尔纳，记录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认为，我曾经是个好水手。”蒲宁接着写道：“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也赢得了这样的权利：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刻讲一句类似贝尔纳临终时讲的那种话来评价自己。”我联想到德田秋声所著长篇小说《缩影》中译本译后记说：“德田氏平生勤奋多产，文风严谨，可说做到了一字不苟的境地。晚年记忆力衰退，每当深夜写作，遇有记不清笔划的汉字，决不马虎以他词顶替，而要不辞老步蹒跚地登楼叫醒睡梦中的孩子讨教清楚而后已。”一个字之于老年的德田秋声，正好比一滴水之于船长贝尔纳，一定要将它搞得干干净净为止。这大概可以用“精益求精”来形容，但第一个“精”字，除了自己别人未必看在眼里；那么第二个“精”字，也就仅仅是一种自我要求，或者说自己满足而已。如果有读者正好感受到了，只能说是机缘凑泊。不仅语言，人物，场景，细节，情节，结构，也一概如此。蒲宁和德田秋声都是我特别喜爱的作家。我参观过位于日本金泽的德田秋声文学馆，那里复原了他的书房，可以想象当年写作的情景。《缩影》在日本文学史上被誉为“天衣无缝、通体透明”的杰作，可惜没有写完。我还在东京的旧书店买到一张色纸，是他亲笔所书的俳句：“青梅の肌薄しろし葉かくれに”（青梅的表皮微微泛白，藏在叶子之间）。加个镜框悬挂在自己的书房里，亦是向这位作家略致敬意。 我在日本旅行时，有一回看见一家面馆门前排了长长的队，有店员走出来，一个一个人细细数过，然后说从哪位起请不必再等了，因为一共只做了那么多碗面。根据东野圭吾原著改编的连续剧《新参者》里也有类似情景：阿部宽饰演的加贺恭一郎很喜欢人形烧这种点心，但每次排队，都赶上店员将一块写着“售罄”的木牌立在他面前，结果总是买不上。或者要说，既然供不应求，做面或做人形烧的师傅为什么不能多做点儿，以增加营业额呢。也许师傅们觉得，量与质难以得兼，所以要舍量而保质。不然自家做的东西，与其他同类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连原本在此排队的人都不会再来了。我想这些年大家常讲的“职人精神”，有一方面就体现于此。职人多半是手艺人，他们努力将各自所从事的职业做到尽善尽美，而且保持始终，尽管别人没准要嫌那份职业卑卑不足道。正如蒲宁所言，他们看到自己的创造物“非常之好”就会高兴。他们因此确立的标准无可移易，愿意为此尽心竭力，乃至不计代价。贝尔纳与德田秋声的所作所为，都可以说是一种“职人精神”。回到前面讲的平凡与不平凡，假如区别只在别人如何看法，那么此处所说实际上与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关系。但假如关乎一种自我要求，或自己满足，那么在如何做事方面的一点不同，就不能忽略不计了。 平凡就是平常，普通。凡也可以指凡庸。庸本来也是平常，但又可以释为不高明，相关联的词有庸俗，庸碌，庸鄙，庸浅，等等。这样看来，平凡与平庸就有区别了。上面说的所有不同，正是落在此处。他们平凡，但不平庸。 《庄子·养生主》讲过一个故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庖丁也说得上是位职人，尽管我们见到的那些职人只是自适其适，并不像庄子安排他想得那么高远，讲得那么精深。我感兴趣的是庖丁所说解牛之技与道之间的关系。对道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技的否定，当将技确实完善到那样的程度，它已不再局限于仅仅是技，超越了技的所有功利目的——也就是“无为而为”；同时也超越了技者自身——也就是“忘我”，就有可能达到道了。对技者来说，他是在这样一种行为之中使自己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庄子》里还有几个类似的故事，譬如轮扁斲轮（《天道》），痀偻者承蜩，津人操舟，丈夫游水，梓庆削木为鐻（《达生》），大马之捶钩者捶钩（《知北游》）。与庖丁一样，所做的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做事的人更谈不上有多高的地位，但他们都因做好一件事而得道，这是最为庄子所称扬的。 我在二十七岁那年用四个月通读了一遍《庄子》，回想起来真有策顽磨钝之慨。尽管是平凡的人，也可以认认真真地做事；把一件平凡的事做得不平凡，本身就是不平凡了。虽然这并不容易，纵使花上毕生的工夫，也未必能把一件事情真正做好。 二○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目錄： 目录： 序 春夜讲唐诗记 《诗经》的读法 文如其人说鲁迅 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等人的三幅合影 周作人与希腊神话 周作人与汤尔和 张爱玲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 也谈张爱玲与夏衍 我的父亲和他的诗 关于李长声 与友人谈游记书 我去过的“文豪之家” 夏目漱石的几处遗迹 在雪国重读《雪国》 我所见到的奈保尔 “致平凡” 我怎样写《神拳考》 我怎样写《画见》 我怎样写《受命》 北京故事 喝茶 生火 《雨脚集》题记 《心自闲室文录》序 《讲张文字》序 后记 內容試閱： 前言/序 这是我的第十四本随笔集，距前一本《风月好谈》出版已过了五年多，区区十万字竟写了这么久，甚矣吾衰矣。近来亦不思作文，遂取《鲍参军集注》中赋那一卷重读一过。在我看来，古人刻画的功夫，在赋这一形式中达到极致，这至少为中国文学在“充分”方面打了底子。以后的诗词文章，作者对于所描写的对象，无论客观的，主观的，总要先体会充分了才行，笔意繁简则在所不论。即以写小说而言，作家于结构的能力，塑造人物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和语言的能力之外，还需要有一种深入体验与感受某一具体情景的能力。譬如《水浒》中林冲误入白虎节堂一节，“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几句，写出了他从未来过所以才有的新鲜感受，如此“误入”也就落到实处了。作者不能如临其境，写出来一准粗疏，最终顶多只是把事情经过交代清楚而已。回过头说鲍照，昨天读到《舞鹤赋》，前面写鹤的际遇，后面写鹤的舞姿，境界之高洁，寄托之孤绝，若说是感同身受未免自夸，反正有如目睹，思之恻然，良久不已。读至中间这几句：“于是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严严苦雾，皎皎悲泉。冰塞长河，雪满群山。”真乃惊心动魄。实在舍不得就此搁下，因从中拈出“苦雾”二字，以名吾集。临窗而望，恰逢雾霾天气，说是写实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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