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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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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称：“这样的治学规模虽然很难超越，甚至难很难企及，但从他的治学经验中。能够使后学就其性情之所经效仿从游，逐步攀登，在学术上取得各自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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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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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山愚公拾金行踪》为《周勋初文集》中的一种，曾于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该书与《撷英集》都是周勋初先生的一部自选集，其收录文章内容分四辑，分别为：先秦两 汉文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唐代文史研究和宋代至当代文史研究，大致可以窥见其治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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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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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上海南汇人，1929年生。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自此后一 直任教于南京大学。周先生治学涉及诸子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等学科领域。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国唐代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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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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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
——自选集序言1
第一辑先秦两汉文史研究
东皇太一考
楚祀河伯辨
周主·周君·周天子
《韩非子》版本知见录
王充与两汉文风
第二辑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
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
王粲患麻风病说
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
《文赋》写作年代新探
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
——“折衷”说述评
“折衷”＝儒家谱系≠大乘空宗中道观
——读《文心雕龙·序志》篇札记
刘勰是站在汉代经学“古文学派”立场上的信徒么?
梁代文论三派述要
《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
第三辑唐代文史研究
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
李白与羌族文化
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
“芳林十哲”考
《酉阳杂俎》成书考
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
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第四辑宋代至当代文史研究
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
叙《全唐诗》成书经过
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
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
周勋初学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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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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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
——自选集序言
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往往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总的说来，总是取决于先天、后天所形成的禀赋。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只能听听浦东说书，什么《七侠武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之类。能读些书了，也就耽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章回小说。高年级后，能读史书了，开始阅读《三国志》等史书，这才发现其内容与《演义》上的说法大为不同，于是转向阅读正史，从而治学之时喜欢文史互证，并对文史不分的传统表示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后，家中划为地主阶级成分。之前我已生了三年肺病，家中为了抢救我，不断变卖家产，实已破败。1950年时，为了摆脱内外交困，乃跳级一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只是入学不久发现肺病复发，遂又进入疗养宿舍，直到三年级时才痊愈。当时因国家需要，全国大学生都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我以肺病初愈，想巩固一下，乘机补一些课，于是提出申请，继续留校学习，于1954年时毕业。这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新建，而国内已无当届大学生供应，这就让我有了机会到北京工作。
四年级时，从胡小石先生学习《楚辞》，这时才用功读了一些书。小石师运用神话、宗教、民俗等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对我影响很大，这在我的《九歌》研究与李白研究上有明显呈现。因而我认为，研究工作应随选题的不同配备相关的知识，除了文史哲外，还应重视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治学必须重视综合研究。
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台，小石师传话，让我考他的副博士研究生，其后也就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漫漫人生路，曲折多变，历尽艰难。按照我当时的条件，出身不好，非党非团，与家庭割不断感情上的联系，思想老是跟不上形势，因而颠踬迷惑，屡陷困境。平日教学，任人摆布，不断改换岗位；运动之中，更是险象环生，只要一个门槛跨不过，也就可能沉废终身。由此之故，我对前半生的自我鉴定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随波逐浪，力疲心劳。
但我也有一些优点，做事还算认真，读书还算勤奋，而且自知条件不如别人，不能指望上级给你什么优惠条件，由是承担某一任务时，如有心得，总想及时记录下来，以免转向后遗忘。我早期所写的几本书，都是在任务改变前夕突击出来的。
研究生时，小石师本想让我作《山海经》的研究，后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师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才赶忙把学习楚辞时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写下，因为时间限制，只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问题略抒己见，也就写成了后来正式出版时取名为《九歌新考》的第一本书。
改助教后，为五年级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我在研究生阶段只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说文解字》部首，这时转向立即上高年级的新课，从孔夫子到王国维，全由我一人承担，吃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备课，第三年时就发表了《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文革”前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书稿完成后无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经改写后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名问世。
“文革”十年，荒废年华，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即没有任何价值，却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参加江苏五所高校集体编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文论注释工作，同时参加《辞海》的修订，后又参加我校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师傅组成的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利用空隙时间写成了《韩非子札记》一书。“文革”结束，我又受命将注释稿改写成一本学术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以《韩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前此我曾奉命将家中“黑书”悉数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无书可读，后因出现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工宣队开禁，允许教师读唐诗。精力无处发泄，潜心阅读，随后写成《高適年谱》一书。“文革”结束，为了修订《韩非子校注》，上北京查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二书，经请求蒙允准，花了半个多月精心阅读，随后写成《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由此进入了唐诗研究的行列。1990年，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学国际会议，为了总结唐诗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编了一部《唐诗大辞典》，并写了《唐诗文献综述》一文作为附录。其后又为李白的一些奇特现象所吸引，试图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写下了《诗仙李白之谜》一书。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奉校方之命，协助匡亚明前校长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校长要求每一位副主编都写上一本，于是我于21世纪之初完成了《李白评传》一书。
1980年前后，我应中华书局友人之邀，整理笔记小说《唐语林》，其成果即《唐语林校证》上、下两册。随后我就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写成《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又把附录中的《〈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部分调整充实，以《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一名单独行世。与此同时，我主编了一本《唐人轶事汇编》，由我所内人员严杰、武秀成、姚松负责具体编纂。出版之后，颇获时誉，于是我在90年代后期又筹划重编《宋人轶事汇编》一书，具体工作由校外专家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三人负责。此书已于2014年出版。
19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史方面的精力较多，因而比较关注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后接受了程千帆先生的建议，为硕士生开设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一课。到了90年代，我将这一方面的论文和讲义编成《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公开出版。
除了写书之外，我还先后写过一百几十篇论文，先是编成《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三本论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当代。文章内容，以文学为主，但又不囿于纯文学的范围，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之学联系密切。这与我的师承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特殊境地有关。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编了两种论文集《无为集》与《馀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汇集起来，前者编入了《周勋初文集》，后者则于八十寿辰时编就，单独出版行世。
古委会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长，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项目。其中规模较大者，一是与一些朋友主持《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出任第一主编，希望总结唐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编成一本质量上超过御定《全唐诗》的崭新总集，目下初、盛唐部分已于2014年出版，全书将于2018年完成。一是组织本校古籍所与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内同仁，整理出一部《册府元龟》的校订本。这书犹如一座未被开发的宝库。我们将宋本与明本互校，并与史书互核，且后附以人名索引，为文史学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不少便利，出版后得到很高评价。
90年代我还做了一件颇为惬意的事，将我国流散在外的珍贵古籍唐钞《文选集注》迎归故土，编辑加工出版。此书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内的二十三卷残帙为基础，加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一卷，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卷残帙，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两片残页，按一百二十卷本原来的顺序编排，命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1世纪初，我又筹划出了一种增补本。各界朋友共襄盛举，我能为此稍尽绵薄，实属三生有幸。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教过两个学期的《文心雕龙》，“文革”之后又教过三次，因此前后只有五个学期的教学经历。但我做事比较认真，每讲一门课，都有详细的备课笔记，讲《文心》时，也编有讲义，先发给学生预习，然后讲授。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为我出《周勋初文集》时，我就把讲义也印了进去，取名《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也算是我涉足这一领域的一份学习心得。
因我一直在古代文论界活动，几次重要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也都有朋友邀请前往，为此我总是竭尽所能地提交高质量的论文。这样，我在这一领域中虽非专业人员，却也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其他研究工作陆续结项，与《文心》的缘分却又突然增加起来，一些学生与朋友认为，我在《解析》中呈现的思路和论文中提出的论点，自有其特色，应该把其他三十几篇文章也一起注出，可以全面展现我的研究心得。之前我也曾再次注过两篇文章，只是现已年老，力不从心，于是许多学生帮我注完了其他几篇，实现了心愿。
我对这一领域的现状作了审视，发现其间存在很多问题，有待提高，有待纠正，因而尚有空间可以开拓。思路逐渐明晰，形势看得更清楚，于是决心发挥自己的长处，把《文心雕龙》此书放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这样既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学术界走上一条更康庄的治学大道。
总的来说，目下这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是由近百年来的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研究工作者过趋专门而引起的。我看到，一些知名的学者，在基本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都存在模糊的认识。况且“龙学”一名出现后，有些年轻学者往往一辈子只读这一本书，相关典籍多加忽视，这样研究工作又怎能深化?一些学者揭示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以苏联式的文学理论为框架，从刘勰书中摘取相关材料，作为佐证而构成的。因此，刘勰在理论上到底作出了哪些总结?《文心雕龙》的贡献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尚有待于再加论证。
细想起来，各门学科过趋专门化而滋生的流弊，不光发生在《文心雕龙》的研究领域，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学界这一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切与深思。我在《文心雕龙解析》中，纳入了与此有关的一些论文，其中有与前辈学者的商榷，也有与同辈朋友的商讨，而在每一篇文章的《解题》中，又逐一抒写我对这些文体的研究心得。因此，《解析》一书，综教学与研究为一体，而这正是我整个学术生涯的缩影。
如上所言，我的研究工作，不论是《九歌》、韩非、唐代诗歌、唐人笔记小说、当代学术研究，抑或《文心雕龙》，也就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即将此书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这就突破了当下所谓“文学”的界限，而是把政治制度、时代思潮、历史演变、文坛风气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这样做，涉及面广，历史感强，学术史的意味也就浓厚。因我不断奔波于各个学术阵地，也就培育出了一种多角度考察问题的本领，谈天说地，纵论古今，自然会向学术史的方向发展。
我干的活很多，有人称我为“多面手”，我则自嘲为“勤杂工”。反正一有突击任务，要开什么新课，接手人家丢下的课，总会首先考虑到我。自做研究生起，就碰到鸣放、反右派、大批判、交心、拔白旗、大搞卫生、除四害、四清、“文化大革命”；大的运动之中还套若干小的运动，例如“文革”，其间还有除四旧、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与批林批孔，等等。真所谓“大的运动三六九，小的运动年年有”。……从教学工作来说吧，教中国历代散文选，教中国文学批评史，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隋唐五代文学史；参与大编教材，先编中国文学史，后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参加注释《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编《辞海》，注释法家著作《韩非子》。改革开放之后，改教越南留学生，开大一语文课，参加高考出题前后计三次……如此奔波劳碌，非“勤杂工”而何?上述情况，说明我身份特殊，不可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做的都是实际工作，这倒也培育起了我苦干实干的精神，或许也可以说是“有心种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吧。
屈指算来，担任教师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始终不离本职，自然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平时常为学生一辈的前途着想，所花的心血也最多。有关教学方面的情况，马来西亚籍博士生余历雄的《师门问学录》中有所记叙，借此可见一斑。
这里可以附带说明的是：2013年江苏省评出首届社科名家十名，我忝列其中。随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出一种《江苏省社科名家文库》，我也名列其中。此书字数与本书约略相当，内容亦相近，我就把二者作了分工，将那些序、叙录、访谈录、前言后记、讲义与讲演稿编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那本《周勋初卷》，本书则纯属学术史方面的论文。读者如有兴趣，可以找江苏的那本并读，该书已于2015年6月出版。
先秦两汉文史研究
—锺山愚公拾金行踪
东皇太一考—
东皇太一考
《九歌》中的许多神，性质最难确定的，大约要数东皇太一为最了。旧的文献中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记载，近代学者作过很多新的探讨，但议论纷纭，似乎还未得出共同的结论。以往曾有两篇水平很高的文章专门讨论到他，虽然作了详密的论证，但都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钱宝琮《太一考》：“据歌辞看来，东皇太一是一位天神，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的地位权威种种却无从推测。秦以后的书籍里虽然常见‘太一’的名词，但是从来没有和‘东皇’两个字联在一起的。……东皇太一的祠祀究竟是那一国的风俗，也很难查考了。”钱宝琮《太一考》，载《燕京学报》1932年第12期。
程憬《泰一考》：“今传《楚辞》名此曲为‘东皇太一’，其名当系编辑者所加（大约是刘向）。且‘太一’而称‘东皇’，不知何据。‘东皇’之名，汉以前的古籍仅此一见。”程憬《泰一考》，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二卷一期。
“东皇太一”一名出现于战国之时。由于先秦典籍散佚特甚，有关宗教方面的记载更为简略，因而想要彻底搞清东皇太一的性质，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但这也不是什么无法措手的事。时至今日，学术研究工作中出现了新的局面，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宗教和民俗的学说，再来分析那些片断零散而又杂乱繁复的材料，就可披荆斩棘，把那些扑朔迷离的问题放到现实的基础上加以探究，从而开辟出一条新路来。我们在研讨了各种有关太一的材料之后，初步勾出如下的线索，或许还能说明“东皇太一”的性质及其得名之由来。
“太一”的出现
开头还得先从“太一”二字说起。
“太一”一词，起初是道家专用的名词。它是宇宙本根的代称。《老子》中称道，称大一，内容相同。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一”字原夺，据郭沫若说补，见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载《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新一版。郭氏此说虽然缺乏版本学上的根据，但是按照《老子》的思想体系而言，此说可以成立，故从研究思想史与宗教学的角度予以采录。（二十五章）
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母，它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独立自在而永不改变，循环运行而永不停息。《老子》中形容它的伟大和微妙，说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十四章）“一”就寓有至高无上的万物始祖的意思。
《老子》中曾多次提到“一”的创造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
从首句来看，“道”“一”似为二物，但从《老子》全书的体系来看，此“一”似仍指“道”，不过“道”为处于混沌状态的“一”，“一”乃趋于具体化之“道”罢了。这里的“一”，衍化滋生万物，具有宇宙创始者的意义。
《老子》中还说：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章）
先秦学术的最后一位大师韩非“其归本于黄老”，对老聃的学说钻研有素，他在《扬权》中说：“道无双，故曰一。”则是认为此“道”不同于一般的道，而他所说的道也具有宇宙创始者的意思。
韩非曾著文论述“道”的化生万物：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
《解老》中的这一段文字，看来就是解释《老子》三十九章的。可见《韩非子》中“道”的学说，是从《老子》中有关“一”的学说中生发出来的。从韩非对“道”的阐释中，更可看出“一”有宇宙本根的意思。
《楚辞》之中也有类同的文字出现。《远游》曰：“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此“一”亦指神妙的宇宙之祖。这项例证也就表明了南方的楚辞学者已经受到道家学说的影响。
如此尊贵的“一”，光靠它自身还难于表达其不同寻常的内涵，按照我国语言的习惯构词法，势必要在上面加上一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也应当具有不同寻常的涵义，才能显示出“一”的非同一般。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太”这一个形容词，“太”“一”结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按“太一”或作“大一”，或作“泰一”。“大”乃本字，“太”“泰”乃后起通假字。段玉裁于《说文解字·水部》古文“泰”字下注曰：“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如大宰俗作太宰，大子俗作太子，周大王俗作太王是也。谓太即《说文》夳字，夳即泰，则又用泰为太。”这里说明了古籍上三字通用的情况，也说明了古人着意“形容未尽”而采用“太”字的情况。古籍常见用“太”形容之词，曾国藩释《淮南子·泰族》之“泰”字曰：“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始之又始曰泰始，一之又一曰泰一，伯之前有伯曰泰伯，极之上有极曰泰极；以及泰山、泰庙、泰坛、泰折，皆尊之之词。”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卷五。这里的“泰一”，并非并列结构的词组，而是偏正结构。“太”形容“一”，乃“尊之”之意。
战国之前早有天道之说。道家为了区别新创的“道”与前此一般的天道之说，需要借用这个“一”字来强调此“道”的不同寻常，而当他们用文字来记叙时，还要用“太”字来形容此“一”的非同一般。继《老子》之后，《庄子》中也出现了组合而成的“太一”。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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