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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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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史专家、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周勋初先生毕生治学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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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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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先生是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的文史学家。本书在《古典文学知识》连载2年有余，全书分20讲，为周勋初先生一生研治古代文史的经验回顾与总结，兼具个人的人生 历程与感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与可读性。金针度人，开示后学，功莫大焉。每讲后的附录，为与之相关的各类报道或文章，帮助读者更为全面了解所讲的内容。本书曾单行出版， 现重新修订，收入《周勋初文集》，改正了出版的部分文字讹误，并抽换像素更好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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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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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南京大学文学院著名资深教授。著名文史学家。 研究范围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已出版《高适年谱》《韩非子札记》《中国文学批评小 史》《九歌新考》《文史探微》《唐语林校证》《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诗仙李白之谜》《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唐诗大辞典》（主编）、《唐人轶事汇编》 （主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整理）、《周勋初文集》等著作及论文等一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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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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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说明
治学经验谈一
扫除迷障培育根本
——我为什么要写一组治学经验谈
【附录一】关于论文选题和治学方法
——周勋初先生报告会记录
【附录二】博学与专精的历史考察
——在浙江大学东方论坛讲座上的报告
治学经验谈二
授业问难教学相长
——一位师门熏陶下的摸索者
【附录】张明《师门问学成追忆》
治学经验谈三
综合研究锐意开拓
——《九歌》、李白研究中的青春意气
【附录一】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附录二】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
——以《九歌》和李白为研究中心（讲演介绍）
治学经验谈四
乘势发展及时总结
——漫谈机遇问题
【附录一】写作《高適年谱》的机缘与甘苦
【附录二】《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
治学经验谈五
长期积累一朝奏功
——我为什么能看上《文选集注》《册府元龟》这两本冷门书
【附录】为推荐古籍整理精品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
小组有关负责同志的一封信
治学经验谈六
自出手眼力排干扰
——由编选《李白研究》所想到的
治学经验谈七
体例创新附件完善
——营造古籍整理精品的一些尝试
【附录】唐宋两朝历史人物轶事汇编的编纂
治学经验谈八
寻根究柢务实求真
——《文心雕龙》研究感言
【附录】《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后叙
治学经验谈九
以文会友多闻博识
——参加学术会议的好处
治学经验谈十
触类旁通深入发掘
——如何做到读书得间
治学经验谈十一
滚动前进集束效应
——怎样让读者不断加深印象
【附录】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
——《韩非子校注》编写始末
治学经验谈十二
选龙二学百年沉浮
——从教学工作之一角看世运变迁
治学经验谈十三
孤掌难鸣得道多助
——感谢学术旅途中的一些同道
治学经验谈十四
东南学术浴火重生
——学术史研究之一端
【附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增订本后记
治学经验谈十五
文献为本结果开花
——我在古籍整理领域内的一些活动
【附录一】《唐诗大辞典》的策划和突击
【附录二】郑向恒《浮光掠影——追记南京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
治学经验谈十六
教学终身甘苦备尝
——教育生涯中的若干突出事例
【附录】许结《八咏歌》
治学经验谈十七
人生体验学术归趋
——个人经历在学术观点上的印痕
【附录一】祁杰《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附录二】《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
治学经验谈十八
才学兼识成败在勤
——正确对待才性问题
治学经验谈十九
新手登场老成结局
——两种研究能力的发挥与协调
【附录】杨军《根之茂者其实遂》
治学经验谈二十
时来运转圆满收场
——长寿之乐
【附录】莫砺锋《贯通历代弥纶群言——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
述评》
赘言
【附录】祁杰《风雨过后见彩虹——我退休后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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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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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古典文学知识》读者广泛，印数甚大，在年轻一代学者与青年学生之间影响尤大。我长期在南京工作，薄有著述，有好几种书就是在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故与社内成员都熟识。他们屡来邀约，希望我能写一些治学经验方面的文字，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连载。盛情难却，只能勉力从事。奈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敷，好在其他科研项目都已安排就绪，压力大为减轻，于是细数个人这段漫长的心路历程，力图恢复历史原貌。1991年时，我应《文史知识》之邀，曾以“顺其自然地登攀”为题，刊于该刊的第四期上。这是我在早年的生活经历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处世原则——道家的顺其自然与儒家的进取精神相结合。然而这条登山之路并不好走，非但学术上动辄触及正统与异端等棘手问题，政治上也充满着风险。所幸历经艰难，终于否极泰来，这才可以从容地一一陈述，娓娓道来。自2011年9月开始，至2014年11月止，共写了二十篇文字，据云社会反响尚佳。编者均以“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为副标题。嗣后我就计划出一单行本，附上相关的文字与图片，具体说明我治学方面的一些经历与心得，很多地方寄寓我对家人与师友辈的感恩之情与纪念之意。由于题材的限制，所举例证大都出于个人的一些文章与著作，前后难免有很多重出之处。尽管我也曾注意，分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说，力求多样，然仍难以避免重沓之弊。尤其是到外校讲演时，每举李白之类的研究为例，因为这类题目比较新鲜，比较有趣，效果或许会好一些。从一所学校的听众而言，或许听不出问题，只是把这些文字收集在一起，问题也就出来了，但我已难临时换例，只能把情况说明，尚请读者谅之。有些文字的出版情况事后有些变化，我也就在适当的地方作些说明，前后加上（括号）作为标记。
扫除迷障培育根本
——我为什么要写一组治学经验谈
各人对外界的事物所见不同，评价也就不一样。我喜欢看考古发掘方面的介绍，觉得几十年来这方面的收获太大了，因而自然想到，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应当水涨船高，业已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只是该学科的一位权威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却说：“中国学术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现在是在十字路口，彷徨不知所措，看不清。我们要从学术的角度考虑在十字路口上怎么走。现在整个学术界总的趋向都是在沉沦，怎么从沉沦中慢慢复兴？”显然，他对考古学界的情况心存隐忧。从他的提法来看，可以认为整个人文学科界都存在着问题。事实是否如此，我无法评估，恐怕也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我的主攻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史，或许因为年龄段相近的缘故吧，对学术界的现状也有一些类似看法，觉得研究队伍日益庞大，出版物越来越多，成果也似乎日新月异，但就其中的创新成分而言，却是未能与出版物的规模与先进的印刷技术相匹配。一批批崭露头角的新人，似乎缺乏基本训练，成品不符规范，内涵未见深刻。有些新秀看来似乎很有希望，但因没有明确的方向，最后达到怎样的水平，很难预料。
自知水平有限，本无资格在这里谈什么方向问题，但或许因为痴长了几岁，也写过一些东西，因此常有人请我去谈谈治学心得。盛情难却，也出去讲过几次，还曾得到过一些鼓励。我知道，做学问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自己下功夫，慢慢摸索，再在某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下，才能产生一些可以称得上成果的成果。这里没什么窍门可找。只是从我成长的过程而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供大家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压倒一切，因此前十七年强调的是“观点”，以为只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像是配上了望远镜与显微镜，什么东西一到眼前就可心知肚明，不难写出高水平的文章。但在如何对待经典著作的问题上，却又问题多有。怎样阅读，如何理解，难于正确把握。结果语录开道，以论带史，一个时期强调一个方面的语录，一个时期又强调另一方面的语录，此起彼伏，令人目眩心怵。等到“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口号响彻云霄时，大家也就察觉到了学术论文不能用语录来支撑，这条道路也就无人走了。
对于这种情况，有人称之为“新经学”现象。须知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会变成谬误。犹如周扬在与陈寅恪谈话时以买鞋为例，说明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后来又说要向老师学习，犹如鞋子也要试穿几次才得合适，因此两种提法都正确，这是在为大跃进时的“拔白旗”运动作辩护。陈寅恪就答以尺寸不要差得太远。周扬的话貌似辩证，实为诡辩。何况有些政治领导人还经常会发表一些即兴式的言论，也会有人悬之令典，让人顶礼膜拜。如果有人终生服膺，也就会自毁一生。
改革开放之后，形势丕变，观点问题似乎讲得少了，随之兴起的是一阵方法热，“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风行一时。三论内容是什么？“系统”“信息”二词，似乎与古代文史研究还可以有一点联系，但“控制”论如何运用，却是百思不得其解。１９８３年，在一次古代文论的会议上，一位年轻学者大声疾呼一定要采用“新三论”来进行研究，否则中国学术界将万劫不复，当有人请他写一篇运用“新三论”的文章作示范时，他又似乎为难起来。结果这一高潮历时不久也就慢慢降温了。事后有人说，这些术语原来是苏联用在工业领域中的，欧美文化系统中不用这一套。是否如此，我也分辨不清，反正我也不想花什么功夫去学它。我知道，个人学风已趋定型，要想去凑热闹，也挤不进去的了。
只是纵观历史，“方法”论的提出要早好多。自二十世纪始，清廷覆灭前后，就有一些先行者参照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撰写有关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专著。就文、史、哲而言，似乎要以历史方面的著作出现为早，名著也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编，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在阅读，其后出现的吕思勉《历史研究法》，生命力也强，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有新版。
古人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读书的情况可不一定这样，新出的书未必一定超过老书。关键还看作者的水平如何。就以梁启超的这两本书来说吧，虽属草创之作，重点放在观念的革新、门类的区划、专题研究的开展等方面，逐项加以申述。作者才高学博，开示门径，所举的例证，均有引领初学的作用。读这类书，不光是知识方面的增加，还可起到开拓心胸的作用。梁启超的学术水平达到什么程度，学人之间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梁氏毕竟是大家，读读他的《清代学术概论》等书，可以感染他的气派，一个人写文章，应该极力避免小家子气。
梁启超与吕思勉的书都曾重印过多次，方法方面的书都不难求得，陆懋德的专著《史学方法大纲》却是命运多舛，未能广为流传，殊为可惜。民国时期，陆氏在北京各大学主讲史学方法多年，后在讲义的基础上勒成此书。１９４７年时，由独立出版社于重庆出版；１９６９年时，台湾阳明出版社重印过一次；１９８０年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又重印过一次，但以内部发行的方式流通。三处印数都很少，影响也就有限。实则此书虽篇幅无多，内容却甚为精粹。陆氏对中西史学都有很深的了解，其中介绍西方史学的优胜之处，大家对之可能比较陌生，有人囿于过去所受的教育，或许难以接受。实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确有其长处，我等自应参考。有人称陈寅恪之史学成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评陈垣则曰“不为乾嘉作殿军”，即以二人曾受西方史学影响之故，那今人又怎能弃之不顾？
西方学术承传的是思辨哲学的传统。资本主义兴起后，各种学术均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对于各种问题的考察、分析之后，加以归纳，将其内容系统化和条理化，提炼成若干守则，学习者便于掌握与操作，这就显示出了明显的优点。例如《大纲》中的“论史料”“论考证”“论解释”诸编，条分缕析，均可看出西方史学的特点。如言考证工作之步骤，分为：１） 外考证；２） 内考证。外考证中又分三步工作，问：１） 此本来自何处？２） 此本作于何人？３） 此本成于何时？内考证中分为三步工作，问：１） 作者所言之真意如何？２） 作者是否自信其所言？３） 作者是否有理由以自信其所言？诸如校正版本之错误，辨别著作之真伪，均属外考证；决定其内容所述史事之虚实，则为内考证。陆氏在申论外考证中之校勘法与辨伪法时，有许多细致的分析，且能详引我国史学中的名著加以比较，举例亦甚精当，而在论及内考证时，也有许多细致的分析，情况类同。这种论方法的书，可以让人打开眼界，举一反三，启迪思考，读之有益。
从哲学来说，讲治学方法的书似乎较少。早期蔡尚思的《中国思想研究法》；改革开放之后，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两本书中所讲的“方法”，似乎偏于治学态度与读书方法，张岱年的书要晚出得多，方法论的探讨也就深入很多。
这类有关方法的书籍水平的高下，每与作者学识的高下有关。一些深造有得的人，所举例证，往往是他在科研中解决的难题，因此读者应该关注作者所举出的例证，看他是如何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严耕望在历史研究上建树颇多，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因此他的“治史三书”，讲的心得，都能给人以启发。例如他在《治史答问》中举《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为例，从分析“滴博”“蓬婆”二地着手，说明唐代四川西部地区唐蕃用兵攻守的复杂形势。文章从小处着手，说明的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且可说明杜甫此诗措词之妙。这是因为作者治历史地理有年，于此牛刀小试，自然出手不凡了。
上述事例说明，读书不能预设成见。大家既不必为名人的声誉所震慑，也不能为舆论所左右，而应当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区分读物层级的高下。对作者提出的论点和所举的例证，都要仔细推敲，看他们的见解是否通达。例如蔡尚思在论“态度”中有“勿故误”一目，举《晋书·孙楚传》中孙楚与王济的对话为例。孙楚本想说“漱流枕石”，却误说成了“漱石枕流”，王济指出其误，孙楚立即改口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这是晋人清谈中的一次著名对话，收录在《世说新语·排调》篇中。中国知识界向来视此为雅人深致，所以拿“漱石”“漱铁”“餐云”“餐霞”等词命名者不一而足。蔡氏举此作为方法中“故误”的例证，予以否定，从研治文学的人看来，则近于焚琴煮鹤。与此类似，《隋唐嘉话》中载薛元超有言，“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有的历史学家就以考证为手段而称之为不合史实，却不去考虑这条材料正可说明唐代的社会风气，这样的研究态度，都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由此可知，著书立说的人不能拘执一端，自以为是，读者则应自有主见，多方考察，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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