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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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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在五年名义任期中，前三年是关键，第3~4年是窗口期。如何合理高效做好任期规划，对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或政治流动至关重要。换个角度看，中央政府以及地方上级政府恰是有效掌握了人事制度的“预期引导”，才能在纷杂的治理环境中，调动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下级政府服从中央意志，完成中央任务，特别是同中央政府步调一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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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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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中国模式的深入探讨，填补了政治激励对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中间过程的研究空白。具体而言，提出了：在五年一届的政府任期中，地方官员任期同投资增长呈现出显著的“三上二下式”倒U型分布特征，这主要是由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所致。中国做对了激励结构，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默契”，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诀窍。本文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量化分析与扎根研究相结合，将中国商业周期研究推向了新阶段，提出了“任期周期”的研究范式，阐释了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机理。这对优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治理激励机制提供了扎实的政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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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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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金伟（1990－），男，山东临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累计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农村经济》《中国行政管理》《现代经济探讨》《财经问题研究》《人文杂志》《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等经济管理类权威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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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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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1章 导 论
1.1 研究背景
1.2 问题的提出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重要概念界定
1.3.2 研究对象
1.3.3 研究方法
1.4 本书的结构与章节安排
第2章 文献综述：中国政治商业周期理论溯源与检验
2.1 理论分析框架
2.1.1 理论溯源
2.1.2 变量测量与实证检验效果
2.1.3 最新进展
2.2 实证检验
2.2.1 民主国家（发达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
2.2.2 苏联
2.2.3 中国
2.3 中国政治商业周期中的倒U形分布
2.4 研究假设
第3章 中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逻辑分析
3.1 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范式选择
3.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沿革
3.1.2 地方政府行为范式梳理：混杂的
“三只手”
3.1.3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由来与依据
3.2 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3.2.1 投资激励与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2年
3.2.2 地方政府的理性诉求
3.3 地方政治精英转换与选拔
第4章 政治任期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证检验：1978—2012
4.1 研究设计
4.1.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4.1.2 变量测量
4.1.3 描述性统计
4.2 模型报告
4.2.1 模型设定
4.2.2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报告
4.3 稳健性检验
第5章 中国地方官员五年任期的制度安排与
实际任期分布
5.1 任期制的由来与历史沿革
5.1.1 地方官员三年任期的历史沿革
5.1.2 地方官员五年任期制的制度安排
5.1.3 村（居）委会的三年任期
5.2 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五年中的三年
5.2.1 地方各级官员的实际任期分布状况
5.2.2 中国地方官员的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
5.2.3 中国党政干部成长历练与西方政治—行政二分的差异比较
5.3 “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微观机制解释
第6章 问卷报告和G省党政领导任期统计
6.1 问卷调查结果报告
6.1.1 问卷构成以及问卷对象基本情况概述
6.1.2 地方官员实际任期分布以及官员流动认知情况
6.2 G省省市县（区）三级党政领导干部实际任期分布状况统计
6.2.1 G省投资情况报告
6.2.2 G省地方主要党政领导干部实际任期及去向统计
6.2.3 官员层级分流的关键节点：市长和县（区）委书记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主要结论
7.2 政策展望
7.3 政策建议
7.4 研究创新点
7.5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关于地方干部政治任期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查问卷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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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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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努力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基于1978—2012年中国省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证实了在一届政府五年任期中，统计上存在地方官员任期与投资增长呈现“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关系特征，即前三年投资增长较快，后两年逐渐回落。稳健性检验部分对七个五年小周期分别做了检验，除三次外部冲击所在的三个小周期存在差异性扭曲，其他四个五年小周期都存在“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特征。
第二，分别用1983—2012年每个五年小周期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年增长率做了验证，发现1983—1987年和2003—2007年这两个小政治周期非常直观地呈现出“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结构特征，1993—1997年是例外，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央政府强令地方政府缩减投资以降低通胀水平，实现“经济软着陆”所致，但在计量模型中的体现是显著的，这意味着“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在地方政府仍然发挥着切实作用。来自G省1978—2012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数据与全国数据结论保持一致，1983—1987年和2003—2007年这两个五年小周期非常直观地呈现出“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结构特征。此外，在2008—2012年的数据中，2012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呈现出显著上升，这验证了模型的预测结论，也强化了计量模型的科学性；G省A市2003—2016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数据同样也证实了“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存在，特别是2003—2007年，这与全国以及G省的数据结论一致。
第三，如何理解“三上二下式倒U形”的分布特征呢？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官员的实际任期引起的。目前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本书通过扎实的地方主要干部实际任期数据统计、调查问卷和案例统计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本书编码了1978年至2018年16 000余名地方主官的实际任期，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地市委书记、地市长、县区委书记和县区长等，统计结果显示这16 000余名地方主要干部的实际任期约为三年。笔者所建数据库是目前同类研究中数据量最大的数据库。同时，本书通过对159位中西部省份县处级以上地方官员的调查问卷证实了地方官员任期制约束普遍难以奏效，县区级、地市级和省级主要党政官员的实际任期预期都难以达到五年，县区级官员的实际任期预期基本上是三年，东部发达地区可能更短；同时，绝大多数的问卷对象认为官员任期与投资增长的“三上二下式倒U形”在实际中较普遍，这也进一步从经验观察上证实了统计发现。问卷调研也证实了发展经济的能力对于县区级和地市级官员的提拔具有重要影响。
第四，对G省2003—2012年全省省级、市级和县区级主要党政官员的实际任期进行了整理分析。G省地处华南，属于西部省份，对该省地方官员实际任期的统计分析具有很强的可推广性，此外，其投资增长情况与全国保持一致，具有典型性。分析结果显示，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平均任期为5年左右，基本满任；市委书记的平均任期是45个月，不足4年；市长的平均任期是41个月，不足3.5年；县（区）委书记的平均任期34个月，不足3年，即36个月，县（区）长的平均任期31个月，接近2.5年，即30个月。尤其是，G省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同这159份问卷测量的地方官员实际任期的预期基本吻合，这也从侧面说明本研究具有很好的效度。研究证据进一步有力地证实了地方官员实际任期的缩水问题，提高了研究的外部效度。此外，G省市长这一群体在省市县（区）三级主要党政官员中具有最低的晋升占比、最高的平调占比，其次是县（区）委书记群体，这个发现有助于修正周雪光（2016）提出的“层级分流”假说。
第五，对G省A市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在案例分析中深入官员微观激励动机，剖析“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形成机制。对A市重点分析了三个案例，具体考察了厅级、处级和科级干部在实际任期预期及项目投资的关系特征分布约束下的行为方式及心态动机：退路—活路心态。“为自己谋退路，给别人留活路”在官员认识上具有共识，不恋位，争取有效政治流动以实现晋升；一旦在现在岗位上遭遇重重阻力，难以做出成绩，就争取尽快流动到下一岗位上。传统上认为，官员晋升是零和博弈，但G省A市的案例显示这种博弈呈现出更多的合作性特征，即为下级或同级“腾位子”；以往的“晋升锦标赛”假说强调晋升是官员个人目标函数，但A市的调研却发现官员个人是被政治晋升秩序推着走的。A市的调研有助于修正目前的“晋升锦标赛”假说。
综上所述，本书总结出地方官员实际任期与投资增长“三上二下式倒U形”分布的形成机制。具体而言，这套机制包含了三种力量：第一种“促进”力量体现了地方官员投资的政治激励，主要是地方竞争和政治晋升的激励；第二种“收紧”力量反映了地方官员面临的约束限制条件，主要是中央防通胀的政治压力、控制地方债务额度限制以及换届敏感期“查漏补缺”，防止“一票否决”；第三种来自地方官员自身的心态，即“为自己谋退路，为他人留活路”，不恋位、不激化矛盾，实现流动或晋升。其中，地方官员的“退路—活路”心态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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