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记
我们——也就是T.克里斯汀·米勒与肯·阿姆斯特朗——从不同渠道接触到这个故事，然后在调查过程中偶然相遇。
米勒在一家专注于独立调查报道的新闻机构ProPublica工作。2015年，他正在撰写一系列关于警方在强奸案调查中所犯失误的报道。他写到了FBI建立的数据库ViCAP，以及它在建成后几乎被忽略的事实。他还报道了警方未能阻止达伦·夏普（Darren Sharper），这位前职业橄榄球明星终被证明在4个州强奸或企图强奸9名女性。在报道这些故事的同时，他听说另一名连环强奸犯马克·奥利里在科罗拉多州被抓获，这归功于各机构跨辖区的出色合作。为了介绍这项完成出色的调查，米勒开始在丹佛市郊区进行报道。
与此同时，阿姆斯特朗住在西雅图，并任职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roject），一家从事刑事司法报道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当地报纸曾报道过玛丽的诉讼案，他由此得知了她的案子。但玛丽从未同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如同林塔警司一样，阿姆斯特朗也只能想象玛丽被指控撒谎时的感受。林塔就是对林伍德警方开展同行审查的那位性犯罪调查员。阿姆斯特朗主动联系玛丽，问她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经过7个月的邮件和电话沟通，玛丽终于同意了。从2015年春天开始，阿姆斯特朗和电台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的制片人罗宾·塞米恩（Robyn Semien）一起采访了玛丽、佩吉、香农、梅森警司等人。阿姆斯特朗还收集了林伍德市警方的记录，以复盘一项出了错的调查。
2015年夏天，米勒开始报道奥利里案的华盛顿州篇，并联系了玛丽的律师H.里士满·费舍尔。费舍尔告诉他一件记者都不愿意听到的事情：已有另一位同行也在报道此事。新闻行业比警察部门更有地盘意识，所以这个发现引起了我们两人雇主的一些不满。但我们俩选择合作。我们将各自写的两半编织成一篇完整的报道——将出了错的调查与正确完成的调查联系在一起。2015年12月，我们发表了12000字的长篇报道《一桩难以置信的强奸案》（An Unbelievable Story of Rape），对比了华盛顿州与科罗拉多州警方所做的调查，并描写了玛丽因此受到的情感创伤。2016年2月，《美国生活》播出了“疑惑剖析”节目（Anatomy of Doubt），探讨针对玛丽的怀疑是如何开始并传播的。正如艾拉·格拉斯（Ira Glass）在开场白中所说：“人们发挥了同理心，却弄错了。”然而，在完成了这两篇报道之后，我们依然觉得还有更多内容要讲。我们想追寻强奸受害者经常面对的怀疑论的历史根源，以及导致一些警探误入歧途的错误假设。我们想剖析马克·奥利里并介绍在他落网背后的一系列执法人员。我们想把玛丽的案子放在全国的背景下，说明如此可怕的遭遇并非玛丽独有，还有其他受害者也有相似的经历。因此，才有了本书。
在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对于那些愿意和我们谈论如此痛苦经历的人们产生了钦佩，佩服他们的坚定意志。玛丽同意接受采访，因为她相信，她的经历越为人所知就越不可能重演。佩吉和香农同意接受采访，是希望别人能从她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林伍德市警方的各位也是如此，包括莱德警长、孔海姆警司，以及负责侦办此案的梅森警司。
我们也试图采访前林伍德市警探杰里·里特加恩，但没有成功。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对于林伍德警方被描写成欺凌玛丽（林塔警司的报告中使用了“欺凌”一词）他感到不安，他说任何这样的描述都“与事实相去甚远。当受害者向警察撒谎，然后通过媒体撰写的带有偏见的故事来寻求关注时，你们就会将案件写得耸人听闻，而不是说出完整的真相。如果你们想要我提供关于事情经过的完整的真实的讲述，包括询问、取证等，必须和我签订有偿支付合约”。我们告诉他，我们不会付钱给受访者。
在撰写强奸案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要在各种相互抵触的客观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例如，描述攻击行为时，我们试图用足够的细节来表达奥利里令其受害者们遭受的恐怖。但同时，我们也希望避免无谓的描写。在写到奥利里的受害人时，我们努力隐瞒那些能够帮助辨别她们身份的细节。（所以我们提到莎拉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却没有透露是哪座教堂。）然而与此同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被他侵犯的女性写成真实的、可辨认的人，而非漫画人物；这就要求提供一定程度的细节。另一个挑战涉及措辞。在本段和书中其他地方，我们用“受害者”这个词来指代玛丽和其他被奥利里袭击的女性。有些受到伤害的人——但绝非全部——更喜欢“幸存者”或“胜利者”这样的称谓。我们选择使用“受害者”这个常见的词语作为一般描述。但我们知道，有一位被奥利里侵犯的女性并不认同这个词，所以我们避免使用这个词来具体地、单独地提及她。在描述奥利里的攻击行为时，我们还试图避免任何让人联想到双方自愿性行为的用词——例如，将“抚弄”一词改为“猥亵”。
按照保护性侵受害者匿名性的通常做法，我们在本书中对人物姓名做了一些改动。我们指名而不道姓地称呼玛丽生活中的人——她的朋友、家人和其他人。对于受害人以及后来被洗脱罪名的嫌疑人，我们一般选择使用化名，或者在玛丽案中选择她（不使用的）真实的中间名。如果受害者选择公开身份，我们会披露她的真实姓名。对于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其他公职人员，当然还有罪犯马克·奥利里，我们引用的是他们的全名。
在本书的写作和报道过程中，我们始终尝试注意潜在的盲点。本项目中的一个潜在盲点也许是性别问题：虽然绝大多数性侵受害人是女性，但我们（两位作者）都是男性。幸运的是，我们能够求助于参与本项目的以及我们生活中的诸位女性。瑞秋·克莱曼（Rachel Klayman）和艾玛·贝瑞（Emma Berry）是我们的编辑。皇冠出版社的负责人是莫莉·斯特恩（Molly Stern）。我们还找了其他女性读者（包括我们的妻子）来审稿，并提供意见。我们也联系了创伤和性暴力领域的专家。这些真诚地为我们提供反馈的专家包括：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行政主任布鲁斯·夏皮洛（Bruce Shapiro），“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国际组织”首席执行官乔安妮·阿尔尚博，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兼性侵犯研究领军人物丽贝卡·坎贝尔。
后，玛丽也同意帮助我们检查文稿的准确性，并知会我们是否有段落或细节弄错了，以及有没有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加重了她所受到的伤害。玛丽具备非凡的韧性。她的慷慨精神和她对善行的理解也是如此。她充分理解让人们了解她的故事并加以传播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希望我们已经公正地讲述了她的故事，如有任何遗留的错误都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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