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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探讨唐代关中地域文学
重新诠释关中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
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
根据新文献、新成果进行全新修订
呈现李浩教授地域文学研究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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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初版曾被认为是“迄今篇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关中地域文学的力作”（卞孝萱语）。作者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讨，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作者标举关中文化精神、关中文学士族、关中文学群体等范畴。对牛李党争、唐代关中士族教育、苏绰文体改革、窦叔向家族贯望、《皇唐玉牒》编撰者、李白世系中的谱牒与属籍、柳宗元的婚配与子女等问题亦提出独到的解释。 本书出版后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本次新版，作者据近20多年来新出文献和国内外地域文学与士族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对原书进行了新的订正，代表作者对此论题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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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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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陕西靖边人，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著有《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摩石录》等学术类著述，另有《怅望古今》《行水看云》《课比天大》《野生涯》等随笔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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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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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卞孝萱 1
序二霍松林 5
导言1
章关中地域与文化精神11
一、本书所用“关中”概念的界定12
二、以往研究成果的评述与定位17
三、关中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20
四、关中文化精神的理论诠释27
第二章关中方土风气与文学趣味38
一、雄深雅健39
二、系水土之风气45
三、人文化成51
四、五方杂错54
五、高上气力60
第三章唐代社会背景下的关中士族67
一、唐代士族研究刍议68
二、“关中郡姓”论题之辨析74
三、释“城南韦杜，去天尺五”82
四、敦煌文献所见关中姓望史料钩沉89
第四章唐代关中文学士族的崛兴101
一、关中文学世家的形成101
二、唐代关中文学的兴盛113
三、从比较的视域看关中文学世家118
第五章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的构成130
一、关中本土作家群131
二、河东著姓加盟关中文坛者138
三、胡姓士族加盟关中文坛者143
四、江南士人播迁关中者148
五、山东士人播迁关中者150
第六章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153
一、官学的衰微与私学的发展153
二、家族教育的兴盛161
三、文学教育的强调170
第七章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179
一、本章统计所据文献说明180
二、李党成员郡望统计186
三、牛党成员郡望统计190
四、统计结果的分析194
第八章苏绰文体改革新说200
一、大统改制与文化精神的整合201
二、托古情结与文化寻根205
三、《大诰》与公文体改革210
四、《大诰》与魏周文学新诂214
五、关中地域与南北文风的统一趋势220
第九章柳宗元古文思想与关中学术资源226
一、师资传承227
二、明章大中234
三、超越章句238
四、辅时及物241
五、游历考察245
第十章窦叔向家族贯望新证251
一、窦氏的郡望252
二、窦氏的房支260
三、窦氏的迁徙267
附编一《皇唐玉牒》编撰者之重新检讨272
附编二范碑所述李白世系的谱牒学问题282
附编三柳宗元婚配与子女考298
附编四“五窦”生卒年新考310
主要参考文献及征引书目316
陕版后记344
初版后记346 第二版后记349
第三版后记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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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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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卞孝萱
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先生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位质量很高的文学博士。1994年我赴该校主持答辩，很欣赏范子烨君的学位论文《〈世说新语〉研究》，后收入我主编的“六朝文学丛书”中，已经出版。1998年我又赴该校主持答辩，认识了李浩君。与李君见面之前，已听到陕西师范大学师生介绍，李君任西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负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为了专心致志把论文写好，主动辞去副系主任的行政职务。他这种重视学业而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在见面之前已给我一个极佳的印象。
李浩君提出答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文是迄今篇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关中地域文学的力作。该文具有如下特色：
一、论题新颖，多有创见。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唐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对于刚迈入此领域的青年学子来说，固然可资借鉴的成果比较丰富，但却使他们很难找到一块空白开发耕耘。李君的学位论文，在论题的选择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难能可贵。作者在论文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命题和范畴，显示了深厚的理论素养与犀利的学术眼光。如关中文化精神、关中文学士族、关中文学群体、雄深雅健的关中文学趣味等。论文从“关中”概念的界定入手，探源溯流，纵横捭阖，建构出关中精神的理论框架，为全文提供了文化背景；又从方土风气入手，论述关中文学趣味，勾勒出关中文学的美学氛围。继则对“士族”“唐代士族”“关中士族”等问题由表及里，层层剥笋。作者在提出“关中文学士族”概念的同时，又侧重从时间维度考察关中文学士族的崛兴，认为关中士族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又由武到文，即从经史世家到武力强宗，再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的演变过程。作者勇于开拓，故文章不乏理论上的原创性。
二、架构合理，体系完整。论文既有对关中地域文化精神、方土风气、文学趣味的宏观把握与历史概括，又有对唐代关中士族、文学群体的中观审视，还有对苏绰、柳宗元、韦应物、六窦、韦庄、杜牧等关中作家的个案剖析（略近于微观研究），从而构成了多层面、多视角的立体研究框架。作者既能高屋建瓴，从大处着眼，又能有点有面，追求理论概括、文本分析与史料考证相结合的学术传统，视野闳通而又条理清晰。每章之末，均有结论，读之一目了然。作者在对材料整合融会的基础上下笔，而且注意逻辑性，故文章表现为思维缜密，气势流转。
三、考证绵密，功力深厚。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文献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是必由之路、不二法门。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搜集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爬梳剔抉，发覆探隐，或辨析前贤旧说，或提出自己新解，皆能取精用宏，多所创获。如对“关中郡姓”命题的解说、对“城南韦杜”的综合考察、对牛李两党成员郡望的统计分析、对苏绰文体改革的重新评价、对六窦家族贯望的辨析等等，覃思精论，异彩纷呈。尤其是对“关中郡姓”命题的解说、对“牛李党争”成员郡望分野的考证、对宇文泰与苏绰文体改革的重估这几部分，或于人们奉为常识、熟视无睹处生疑，或于歧说纷纭中提出新见，稽检考索，有理有据，令人耳目一新，于隋唐文史研究颇多补益发明。
四、视角独特，方法先进。论文以文化地理学和地缘文化学中的人地关系理论为前提，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操作方法，建构理论范式，伸展研究触角。这一思路，显然受到钱大昕、陈寅恪、钱穆及法国泰纳等前辈学者的影响，由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特殊限定，以及对学术史的熟悉，使其对这一方法的运用，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既无削足适履之弊，又无简单模仿之嫌。国内学术界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学研究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使得从“五四”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出现了某些断裂，失落不彰，作者能继先贤之余绪，发扬光大，值得称道。
五、文笔简明，风格雅健。李君是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三届大学生，从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十多年。在攻读博士学位前，已出版过《唐诗美学》《唐代园林别业考论》等专著数种，并在《文学遗产》《文献》《唐代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多篇，具有较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写作经验，对论文和学术著作的语言风格亦素所追求，故能将其学养识见熔铸为一种与论题相统一的论说语言，富于中国传统气息，文笔简明，风格雅健，读之有厚重感。通讯评议的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对此特点亦多所肯定。
总之，从论文看出，作者对传统文化，既富有知性理解，又极为钟情向慕；既有传统功力，又具新学之长。李君世居关中，热爱乡土，对传统价值观念，悉心守护，笃行实践，故能得九百年“关学”之精义。他对前辈学人的成果既不盲目崇拜，也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充满一种深切敬意。这一点在今日青年学子中较为少见，特予提出。李君向我表示：这篇论文的时间跨度长，涉及问题多，而且属于草创，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今后他将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努力探索。
我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对李君的学位论文即将问世，无比高兴，根据自己的观感，写了上面这些话向读者介绍这篇论文的主要特色。至于说得是否中肯、允当，那就要请广大读者的慧眼来评判了。
是为序。
本书从文化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前提出发，主要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讨，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
所谓人地关系（mannature relationship）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这是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因素的分布结构、形成条件，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的地域特征、演化发展等内容，并强调文化集团的空间组合机能和地域系统特征，指出地表所发生的文化差异对人地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文化景观、文化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地理区或文化区是研究者为瞩目的几方面内容，而文化区域的鉴别、定义和分析，又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参见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郭来喜等主编《中美人文地理学研究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翟忠义、李树德主编《中国人文地理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从文学史学科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地理学的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承认文学和地理环境的相关性。它包括作家诞生的地域风貌，作家分布的地理特征，作品的地域风格，迁徙流动所带来的旧范式的突破，一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特殊遭际对作家的综合影响，由方土风气等因素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在创作上的投射，文学的传播交流所导致的地域特征和空间风格的淡化与消解，由地域性的空间风格向超地域性的时间风格演进过程的规律等等。严耕望曾指出：“唐代南北士风之不同对于唐代政治有深切之影响，而中国南北人文之盛衰尤以有唐一代为关键。欲考唐代政局之演变，推究牛李党派之纷争，彻底之方法莫过于探求朝廷达宦之出身与籍居。人文之方面甚广，而大体言之，政治人才之多寡尤为人文盛衰之表征，故考南北人文之盛衰，亦莫过于探求朝廷达宦之出身与籍居。”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第36本，1956年。其实，考察南北人文之盛衰，亦可从探求文学风格之地域嬗蜕及作家之出身与籍居中见出。
所谓“地域—家族”研究方法，是文化史学的一种操作技巧，根据笔者的理解，实际上是将文化地理学与社会史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边缘研究”。
家族制度或称宗族制度（Patriarchal Clans System），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家族的演生变化虽然非常巨大，但在整个前现代社会中，草蛇灰线，仍然具有其一贯性，而其对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包括文学）的影响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中国为“家族结构式的社会”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许烺光干脆以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的代名词，借以比较说明印度的种姓社会、美国的俱乐部社会见\\[美\\]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被陈寅恪誉为“清代史家人”的钱大昕，曾提出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见《嘉定钱大昕全集》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钱大昕所说的舆地即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氏族即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学中的家族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制度发达早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在中古史研究中，他尤其致力于地域与家族关系的探讨：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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