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里德(John Reader),英国作家,一位有超过40年经验的摄影记者,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名誉研究员,除本书外,作品还包括《生命金字塔》(Pyramids of Life)、《消失的线索:寻找早的人类》(Missing Links: The Hunt for Earliest Man)、《乞力马扎罗》(Kilimanjaro)、《生命的崛起》(The Rise of Life)、《大地上的人》(Man on Earth)、《肯尼亚山》(Mount Kenya)、《非洲:一块大陆的传记》(Africa: A Biography of the Continent)和《城市的故事》(Cities)。
译者简介:
江林泽,男,1989年生,山东青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当宇航员走出地球轨道,去进行殖民火星的冒险时,新鲜收获的土豆将成为他们日常饮食中的一大特色。由于地球与火星之间的往返旅行需要耗时三年,携带足够的现成食物不切实际,得益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简称NASA)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开发的“生物再生生命支持系统”(Bioregenerative Life Support System,简称BLSS),机组人员可以自己种植蔬菜。 “BLSS”是一种自我维持系统,它可以将一季农作物的收获循环利用于下一季农作物的生产之中;同时,它也可以为宇航员供应萝卜、洋葱、生菜、西红柿、辣椒和草莓,使其能够享用名副其实的新鲜沙拉。但不管在太空还是在火星,土豆都会是至关重要的菜谱主角。无论谷物还是豆制品都比不上它的慷慨大方:土豆是目前人类已知的全部营养成分的好集合。
提供食物还不是土豆能够给予人类星球探险家的全部。在太空中,持续的氧气供应同样必不可少,因此,生长中的植物能够进行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的光合作用,更使土豆成为无价之宝。土豆的这种双重作用的确是一种巧合:在宇宙飞船的封闭环境中,一片面积足以供应宇航员日常食用所需的土豆田,同样能够在释放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足够氧气的同时,清除他们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
土豆具有能够在太空中和火星上保持人类生存和健康的潜力,这在NASA的示范中得到了证明,但对于那些对土豆了如指掌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土豆的非凡价值与灵活用处的又一范例。这些司空见惯却脚踏实地的植物块茎理应成为人类太空冒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对其价值的崇高表彰。数万亿美元和数十亿工时的花费是否空掷,以及人类雄心和为复杂的事业能否成功,终将取决于宇航员种植土豆的能力。
如果说土豆的未来可能会延伸到火星,那么它的起源则牢牢根植于安第斯山脉。地球上古老的土豆品种在那里肆意生长—数以百计,却又杂乱无章、无法辨识,尤其难以发现其食用价值:土豆的枝叶不能食用,因为其中充满了毒性强烈的糖苷生物碱—龙葵素,大多数土豆品种的块茎不但同样具有毒性,而且体积很小。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初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鼓励人类去尝试改良土豆。然而,人类终还是进行了这样的试验。考古证据显示,早在8000多年前,可供食用的栽培土豆即已出现。从那时起,安第斯山脉的农民已经培育了数百个可供食用的土豆品种—事实上,他们已经为日常栽种的不同种类的土豆取了超过1000个名字,每个品种多以其优异的生产率、可口性、耐温性、抗病虫害能力和贮藏质量而得名。尽管许多品种的名字具有相同含义,但人们普遍认为,安第斯地区目前至少种植了400个截然不同的土豆品种。
根据适合生长的不同海拔高度,安第斯山脉的土豆品种可以被划分为三类。在海拔3000米到3500米之间,降水和温度相得益彰,被命名为“papamaway”的土豆品种往往能够获取不错的产量;在海拔3500米到4000米之间,是相对耐寒的土豆品种“papapuna”的生长空间;如果海拔超过4000米,则只有抗霜性极强的“papa ruki”能够保持茁壮成长。
没有一个农民家庭能够种植全部400种的土豆,每个家庭通常会从当地常见的30种、40种或者50种土豆品种中来挑选合适的种类,这种选择往往会随个人喜好而变化。每个农民都对不同种类的土豆有坚定不移的顽固看法—在特定环境中,哪些品种可以期待高产、哪些可以抵御霜冻和病害、哪些可以保存时间长、哪些易于烹饪,而哪些又为可口。每个农民家庭的成员都可以随机从商店中挑选25个土豆品种,然后轻而易举地说出其中每一种类的名称与特征。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因为当地所谓“原生土豆”(native potatoes)和我们平时所熟知的土豆大不一样。它们普遍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和颜色:形状包括长而细、矮而胖、锥形、球形、肾脏形和六角风琴形;颜色则涉及从白到黑的全部维度,包括各式色调的红色、黄色和蓝色;其花纹同样形形色色,包括圆点、条纹、溅花、眼镜状斑纹和密布的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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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环球之旅
2003年1月下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高山上的一个村庄里,苏万库希特(So Wan Kusit)和她的邻居们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不知所措。她们的土豆一直欣欣向荣,现在却逐渐枯萎—整片农田的每株作物都在短短几天内被摧毁。曾经充满希望的田野,现在呈现一贫如洗的丑陋景象;曾经对于美好明天的憧憬,如今却变成了确凿无疑的苦难岁月。在意识到无望拯救自己的作物之后,村民们干脆将其连根拔起,沿路摆成一排—就像遭遇了一场未知瘟疫而陷入深沉哀伤的受害者们一样。苏万库希特说:“庄稼就这么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500英里以外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出现了有关此事的简短新闻,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150多年前伦敦收到的来自爱尔兰的零星报道,但这一次,受灾地区更容易获取相关信息和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农业研究所的研究负责人塞尔吉·邦(Sergi Bang)博士带着不祥的预感来到了这个偏远的村庄。经过简单检查之后,他担心的事情得到了证实:晚疫病。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未遭遇这种病害,现在却席卷了整个国家,不仅完全摧毁了本应养活苏万库希特和无数个类似家庭的粮食作物,并且使得年轻但繁荣的土豆栽培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1100万美元)彻底垮台。1970年代,援助人员才把土豆引入了这片高地,尽管姗姗来迟,但土豆迅速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在经过近30年的顺利扩张之后,遭人唾骂的土豆寄生虫—致病疫霉—还是突破了这个后的堡垒。
邦博士可以猜到病害是如何发生的。几乎可以肯定,病害孢子是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地区随风飘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成千上万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难民被强行安置在这片靠近边境的土地。其中至少有一部分难民来自晚疫病流行的地区,他们随身携带的种薯已经感染了病害。尽管这些难民掌握了在栽培过程中控制病害的方法,但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对此还一无所知。从寄生虫的视角来看,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土豆简直是一片全无防备的处女地。邦博士告诉苏万库希特和村民们,把连根拔出的作物埋掉,几年之内不要再种土豆,“这样一来,致病疫霉就会死掉”。
这个国家的面积比加利福尼亚州略大一些,但铺设公路的总长度还不到500英里;这个国家的地形复杂多变,只有1.9%的土地适合种植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土豆始终是一种非常珍贵的作物,特别对于全国540万人口中85%需要依靠自给自足的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民来说更是如此。这个国家的高地极为适合种植土豆,相对较高的海拔缓和了赤道地区太阳的热量,一年到头的雨季更滋润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凉爽而潮湿的环境中,农民全年都可以种植土豆。尤其在没有病虫害威胁的情况下,农民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产量,不必考虑土豆是否具有抗性。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有益于土豆成长的环境,同样适合滋生致病菌。一旦晚疫病从伊里安查亚越过边境,它很快就在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蔓延开来。
到了2003年5月,全国土豆已被病害摧毁。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区的农民可能是全世界后一批享受到土豆好处的人,也是后一批暂时不必与其邪恶寄生虫展开斗争的人。现在他们也成了受害者,但是,农民们至少可以寻求一个由关心民众福祉和土豆发展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组织的援助。当苏万库希特和其他农民依靠替代作物艰难求生时,城市消费者也只能用比本土产品高2到3倍的价格购买进口土豆,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在几周时间里,来自澳大利亚和利马国际土豆中心(CIP)的科学家就访问了这个岛国,并制定了一个旨在解决当前问题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国际土豆中心的建立初衷之一,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维护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发生,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农民所处的困境立刻引发了国际土豆中心科学家的关注。但是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陆山区的民众来说,来自外界的关注是一种颇为新鲜的事物。事实上,直到1930年代,当探索未经勘探的河谷的澳大利亚淘金者遭遇了一群此前闻所未闻的当地居民时,这片人口稠密之地才首次为世人所知。淘金者之一迈克尔·莱希(Michael Leahy)在其作品《被时间遗忘的土地》(The Land that Time Forgot)(1937年出版)中写道,这些土著体格十分健壮,头上装饰着鸟的翅膀,串串贝壳挂在穿透鼻子的饰物上。许多人刺有纹身,随身携带着弓箭和锋利如刀的石斧。他们并不欢迎外人造访。淘金者的营地遭到了袭击,搬运工人惨遭杀害,莱希本人也被石斧照头砍了一刀,左耳轰鸣不止,但是他的决心并未动摇。由于坚信内陆藏有更多的秘密(和黄金),莱希进行了2次侦察飞行,为一次由矿业财团资助的大型探险做好准备。他写道:
在两座高耸的山脉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广阔而平坦的山谷,宽约20英里,长度难以判断,一条非常曲折的河流从中蜿蜒流过……在我们的下方,就是肥沃土壤和稠密人口存在的证据—像棋盘一样整齐的方格土地中分布着一串错落有致的花园,四五个一组的长方形草屋密密麻麻地点缀在周围的景色中。除了这些草屋,下面的风光就像比利时的小块田野……这个人口众多的岛屿被群山紧紧包围着,整个世界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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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我访问高地时,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只种植了不到200公顷的土豆。我在城里吃到了土豆,也在市场上看到有人售卖很好的土豆,但没有一块土豆田曾经引起我的注意,只有妇女在随处可见的红薯堆上辛勤劳作。从那时起,土豆栽培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以至于迅速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中不难得出结论:土豆一定也为当时农村人口发生的大量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从1980年起的20年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离开这片土地的人数增长超过70%。令人惊讶的是,高地的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增长,也就是说,只有集约化生产或种植新作物才能使粮食产量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这显然支持了土豆一直是人口增加的“罪魁祸首”的观点,就像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