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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曾缔造了“南通模式”的大生纱厂,如何面对“后张骞”时代的发展困境?
遭遇侵略者管控的横祸,大生纱厂能否在与外商和日军的周旋中求得生存?
在沦陷区“灰色地带”中,民族企业的各阶层人员分别做出了怎样的因应?
本书通过对沦陷时期大生纱厂生存史的研究,系统而全面地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地方社会的复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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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历经20世纪初期的辉煌后,于1922年后逐步陷入债台高筑的生存困局,1925年更被债权方上海银团接管,丧失自主经营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毗邻上海的南通旋遇日军空袭,大生纱厂直面战争影响。从1938年3月17日南通沦陷,至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大生纱厂度过了7年有余的沦陷时期,并且可以细化为“借德御日”“日军管理”和交换代纺三个具体阶段。沦陷时期,“抵押”给外商的战争应对措施、“灰色地带”中的政治忠诚、各阶层人员的战时生存,是贯穿大生纱厂生存发展的三个重要层面,也是其寻求生存空间的三要素。沦陷时期的大生纱厂生存史,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占领区内的独特个案,凸显沦陷区地方社会的复杂面相,更是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研究的重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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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张若愚,男,蒙古族,1992年生,江苏镇江人。202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通大学文学院、张謇研究院专任教师,校聘副教授,主要从事张謇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口述历史研究等。在CSSCI来源期(集)刊发表论文多篇,参编著作获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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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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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章 南通沦陷前大生纱厂的生存实态
节 银团接管与生存困境
一、 大生纱厂的发展脉络
二、 银团接管
三、 再遇困境
四、 董事会中的“新”面孔
五、 大生总管理处成立
第二节 大生纱厂的战争应对措施
一、 设立镇江办事处转运棉纱
二、 强压工潮与迅速复工
三、 内迁无望与“土产土销”
四、 沦陷前的生产经营规模
第二章 “德产”外衣下的大生纱厂
节 “借德御日”
一、 签订抵押合同
二、 “抵押”实质与利益交换
三、 “抵押”后的政治忠诚
第二节 南通沦陷与大生纱厂的生存因应
一、 沦陷前的厂产保管
二、 南通沦陷与大生停工
第三节 日本占领初期大生各厂复工与运纱贸易
一、 成纯一多方活动
二、 逐步复工
三、 复工后的运纱贸易
第四节 “德产”外衣下的生产与经营
一、 销路广开与战争“利好”
二、 企业财务比率分析
第三章 大生、蔼益吉公司与日方的博弈
节 大生纱厂与日本的历史渊源
一、 张謇与日本的关系
二、 日方的考察与侵占计划
第二节 日方与大生高层的“合作”谈判
一、 “合作”缘起
二、 谈判进程
第三节 蔼益吉公司与日方的矛盾
一、 南通沦陷后的德日纷争
二、 “军管理”前后的德日冲突
第四章 “军管理”时期的大生纱厂
节 “军管理”前后的动荡
一、 “军管理”的实施
二、 高层的应对
三、 银团被迫卷入
四、 职员留厂守产
第二节 日方的“宣抚”、攫夺与压迫
一、 “宣抚”与“招安”
二、 攫夺与破坏
三、 压迫工人
第三节 “军管理”时期的生产与经营
一、 生产
二、 经营
第四节 大生纱厂各阶层的抗争
一、 高层授意下的大生“实警”
二、 工人的反抗与斗争
三、 中共领导的工人抗日武装
第五章 大生纱厂与日汪“合作”交换代纺
节 大生纱厂的“发还”经过
一、 日汪的“发还”准备
二、 国民政府的舆论反对战
三、 大生纱厂申请“发还”
四、 终“发还”
第二节 收花与代纺
一、 “华中棉统会”与“商统会”
二、 陈葆初的复业努力
三、 交换代纺概况
第三节 汪伪政府的角色与作用
一、 汪伪政府的尴尬处境
二、 曲折“合作”
第四节 交换代纺的收获
一、 “特约交换”与通海河水利工程
二、 大生纱厂所得
第六章 大生纱厂的沦陷余波
节 胜利前后的内部紊乱
一、 年关罢工
二、 权势转移
三、 “二十五路军”
第二节 大生纱厂敌产是非定性
一、 国民政府的战后接收
二、 各方派系政争
三、 大生纱厂股权之争
第三节 追究陈葆初等绅商的罪责
一、 战后自救
二、 躲避政府追责
三、 汉奸审判
第四节 接收后的复工与生存
结 语
一、 “抵押”给外商的战争应对措施
二、 “灰色地带”中的政治忠诚
三、 大生纱厂各阶层人员的战时生存
附录一 大生纱厂组织系统简图
附录二 沦陷时期大生纱厂生产概况简表
附录三 沦陷时期大生纱厂主要人物简表
附录四 沦陷时期大生纱厂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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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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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检视沦陷时期大生纱厂的发展史,历经“借德御日”时期、“军管理”时期、交换代纺时期三个阶段,生存自主权依次递减。“借德御日”是徐静仁等大生高层一致通过的战争应对措施,并且在南通沦陷后成功抵抗日本达一年之久,创造了个“生存奇迹”。战时棉纱“有价有市”且利润可观,银团又减免利息,减轻了大生纱厂的额外负担。这一阶段,大生纱厂以所获巨额利润偿还了银团的大部分债务,徐静仁等也从银团手中收回了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说,这一时期大生纱厂在“德产”外衣的保护下,企业经营出现短暂的“辉煌”。然而,随着大生“德产”真相的暴露,加上“合作”谈判失败,大生纱厂不可避免地走向“军管理”,这是沦陷区民族工业普遍又无奈的命运。
“经营”与生存、压迫与抗争,是贯穿大生纱厂“军管理”时期的主线与副线。虽然“军管理”是日方对待沦陷区民族工业所采取的大同小异的处理方式,但它们的结局不尽相同。对于大生纱厂来说,守住工厂、避免被日方拆毁导致灭亡是这一时期的当务之急,留厂守产的职员们亦能在高层的指挥下艰难完成使命。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尽管大生纱厂在“军管理”时期生存惨淡,然而至少留有一线希望,甚至在“军管理”解除前夕偿清所欠银团债务。对比沦陷区内其他遭遇“军管理”的民族工业,这是极为罕见的,更能从侧面映衬“德产”时期大生纱厂的生产经营之丰。作为大生各厂的“经营”者,日商钟纺亦需要充分利用大生收获利益,他们一面将大生存于南通各货栈的棉纱布匹等运出销售,一面于1939年四五月间令各厂陆续复工。大生各厂的机件、设备等遭到日方任意拆取补其所需,“杀鸡取卵”的掠夺方式导致机件未能全开,工人亦减少大半,终“经营”与生存这条主线显得非常暗淡。
相比于暗淡的主线,副线明亮些许。压迫与抗争,既是沦陷区为简单的二元叙事模式,亦为直接地反映大生纱厂的生存实态。在日方的压迫之下,大生纱厂各阶层人员的反抗层出不穷。无论是由大生高层提供经费并受国民党指挥的大生“实警”,还是由各厂技术工人自发组建的工人大队,均在一定时期内成功打击日方,却都不能避免在抗战形势为焦灼的1941年前后先后投日,显示出反抗的有限性,这也是国民党与民族资本家的局限性所致。只有中共领导下的工人武装,在民族主义等思想的鼓舞动员下,较为彻底地走上抗日道路,终加入新四军,投身于革命洪涛之中,以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式实现超越基本需求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甚高。
至于大生纱厂与日汪“合作”交换代纺,一方面是解除“军管理”后沦陷区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致,经济统制与物资统制的高压政策迫使大生高层不得不做出“合作”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生存之策更多带有陈葆初个人色彩,是其“一人致是”的特殊产物。陈葆初作为大生纱厂代董事长,在这一时期跃居权力,作为大生纱厂中枢神经的“双核”———董事会与总管理处几乎形同虚设,并被陈葆初设立的纱花交换处所取代,大生丧失了原有的运行机制,这既是国民政府在战后接收时未将其划为敌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一定意义上促成第二个“生存奇迹”的实现。
从政府与绅商博弈的战后接收过程来看,大生纱厂在各方势力与派系争夺中一度面临被瓜分、攫夺甚至灭亡的生存险境。而历经10年的“蛰伏期”,张氏家族仅剩的代表张敬礼在阅历资历、社会财富、人脉手腕方面均有不小的进步,他通过握有多的私股,利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借力打力”,各个击破,成功保住了大生纱厂的经营权,重塑张家在大生内部的权力地位。此外,借助陈葆初独揽“通敌”罪责及其与陆子冬、洪兰友等人达成的利益交易,加上张敬礼在一定程度上对陆、洪做出的妥协与退让,大生纱厂的第二个“生存奇迹”得以实现———未被定为敌产,顺利完成接收并复工。大生纱厂的战后接收过程,不仅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派系纷争、战后国民党愈发孱弱的统治力及“病入膏肓”的政治顽疾等诸多弊病,更凸显出大生较为独特的“地方性”,反映出民族资本家在战后难逃政治漩涡,面临“国”与“私”的两难处境,政商关系愈发脆弱。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生纱厂前后两个“生存奇迹”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正是个“生存奇迹”的产生,使得大生实现“本公司合法地位幸免摧毁……于停业七年中支持不溃”,进而拥有较为充盈“家底”,尽管无法避免沦陷余波的影响,却依然对各方势力极具“诱惑”,终在抗战胜利后的权利交易与势力折冲之中,实现了第二个“生存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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