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一
自 1994 年转岗到侨务战线，迄今为止，我已经在侨务领域工作了 27 个年头。在我看来，华侨华人是一个历史范畴概念，其产生、发展和变化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移居海外历史久远。据有关考证，华人移居海外，早始于 3000 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唐代渐成规模。南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造船业异军突起，再加上北宋时期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以往的中国帆船沿岸航行发展为跨洋航行。在此基础上，明代发生了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的移民迁徙来说，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且为中国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创造了条件。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虽可追溯到古代，但中国人大规模地移居海外散布到世界各地则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 100 余年间，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也是华工大规模移民高潮时期。这些华工大部分流向东南亚地区， 其中以东印度群岛为，其次是美洲大陆和澳洲。正是在华工大量出国的背景下，海外华侨人口飞速增长，到了 1949 年，海外华侨人数已经达到 1000 多万。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55 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确立了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很多海外华侨入籍成为华人（华人是外国籍），使得海外华侨社会转变为华侨华人社会。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和经济活动的扩大， 政府重新恢复了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以及欧美等西方国家相继取消了一些明显歧视华人的政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中国移民海外的人口明显增加。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发布的数据，现在全世界华侨华人总人数已达 6200 多万，分布在世界 198 个国家和地区。
纵观华侨华人产生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华侨华人是和平移民，他们的主体是劳动人民，谋求生存和发展是华侨华人出国的主要动因。华侨华人为中国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等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对他们高度评价。我觉得新时代对于海外侨情我们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海外到底有多少华侨华人，而是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位置发生重大变化后，应该如何认识海外华侨华人这个群体。
我一直认为，华侨华人有“双重认同”和“双重期待”。“双重认同”是指他们既认同祖（籍）国中国也认同住在国，尽管对于个体而言，他们有先后顺序的差异，但是“双重认同”是客观存在的。“双重期待”是指中国和住在国对他们都有期待，不仅住在国政府和民众期待他们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中国也期待他们为中国发展、为推动中国同华侨华人住在国的友好关系作贡献，这也是客观事实。海外华侨华人历经“安土重迁”到“落叶归根”再到“落地生根”的代际转变，在住在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入，这些分属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助力。
我认为，我们对华侨华人的关注点应该随着世界格局、中国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新时代我们要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海外侨胞的定位和作用，进而调整相关政策和工作的着力点。在我看来，思考海外侨胞的定位要立足于三个维度：从华侨华人居住国的维度来看，海外侨胞是住在国的宝贵资源；从华侨华人祖（籍）国的维度来看，华侨华人是联通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美好梦想的使者与桥梁；从华侨华人自身发展的维度来看，华侨华人要紧紧抓住中国崛起的契机不断发展壮大，同时注重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在我看来，当前华侨华人的优势实际上是起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针对世界格局所发生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总体判断，新时代的侨务工作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而中国侨务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对内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华侨华人的作用和贡献，2020 年 10 月 13 日，他在考察汕头侨批文物馆时动情地说：“华侨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们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
华侨华人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资源。说实话，我很高兴看到张梅这本关于华侨华人著作的出版。在这本书里，张梅访谈了众多有影响的华侨华人研究学者和华侨华人杰出人士，很多访谈对象我在侨务工作中都有过实际的接触和交往，我觉得张梅对他们的访谈抓住了华侨华人研究的关键问题，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有价值。
我知道张梅做访谈工作很认真，近年来我因为担任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陆续接受了她的一些访谈。记得有一次我接受了一家报社 30 分钟的访谈，但是访谈文稿发给我后，我修改文稿就花费了 3 个小时，因为那家报社整理出来的访谈文稿不仅语句不通顺，而且逻辑不清晰，完全没能梳理清楚我说的内容。但是张梅的访谈文稿发给我时，我发现她的语言很干净，逻辑思维很有条理。我看到她对王赓武教授和其他学者的访谈也是如此，由此判断张梅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很欣赏她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
我和张梅认识是在 2009 年，我应邀去给国务院侨办的侨务干部培训班授课，张梅那时刚刚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单位让她负责接待我。初次见面，感觉她就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不点”，不显山不露水的，如果不是旁边的人介绍，我很难想象她都已经读完了博士。我当时刚卸任北京市侨办主任一职，才赴中国侨联履新不久， 正在研究“侨务行政”这一课题，所以那期培训班我就以“新时期侨务行政研究”为题给大家作了一场报告。
不久，我收到张梅的邮件，她谈了对侨务理论研究的兴趣和正在思考的问题，问我可否担任她正在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研究”课题的顾问。我让她把相关材料发给我，我看后再给她回复。她不仅认真写作了课题框架，而且详谈了她对当前侨务工作的看法，为什么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框架逻辑等，这让我眼前一亮。作为一名老侨干，我深感当前侨务工作缺乏理论指导，有必要梳理并提炼侨务理论用以指导侨务实践。张梅的研究与我长久以来的思考相契合，这让我对她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我欣然同意做她的课题顾问，并挤出时间将我这些年在侨务工作中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所思所想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希望她的研究能为中国侨务理论和实践建设添砖加瓦。
张梅的研究工作做得很认真，我不断收到她关于课题内容、新资料和新想法的电话反馈。不久，又听说她参加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面向全国的公开选拔并被顺利选中。临行前她来我办公室辞行，我因为参加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培训学习，就告诉她哈佛交流的情况以及在海外调研的注意事项，她听后认真记下。到哈佛后她很快进入状态，各项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我看到她发来波士顿（Boston）侨社、纽约法拉盛社区（Flushing）、费城（Philadelphia）以及华盛顿（Washington D.C.）侨社的调研照片，我看到她应哈佛中国学联（Harvard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和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Harvard Chinese Culture Workshop）的邀请以华侨华人为研究主题做讲座，我还看到她参与了波士顿侨社的多项活动，被北美合唱协会（North American Chorus Association）和波士顿亚洲文化中心（Boston Asian Cultural Center） 授予奖牌。在哈佛访问交流期间，她还利用学习和调研的间隙采访了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包弼德（Peter K. Bol）、杜维明、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等世界知名学者，出版了《哈佛学者看中国和世界》一书，我为她取得的成绩深感欣慰。
今天，张梅的《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张梅的前辈学长我当然非常高兴，并欣然提笔为之作序。一直以来，我为张梅这位年轻学者的认真、热情和对华侨华人以及侨务理论研究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坚持所打动，我祝福张梅在未来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能够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为中国侨务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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