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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带来的阅读感受有点似曾相识——它会让人想起刘小枫的《昭告幽微:古希腊诗文品读》:《昭告》透过政制的变迁来理解理解古希腊诗风的变化,类似地,这本书从时代精神和智识方面的变迁,来理解欧里庇得斯悲剧相对于以往悲剧的现代性面貌。
內容簡介:
欧里庇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也是当时希腊社会的“现代人”。本书主要探讨其作品之”现代性”的双重含义。重含义说的是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作家的关系:他的作品以极强的创新性和颠覆性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前卫、现代,这使他俨然是古代的现代人。第二重含义说的是他的思想特征与现时代紧密关联:他的作品对众多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强烈的现代倾向在现代作品中不断重现并推进,从而得到了深化。总体而言,作者着重考察了欧里庇得斯对他本人所处时代及其智性变迁的思考,以及其剧作如何因独特的思想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關於作者:
罗米伊是法国享有盛誉的古典学学者,首位入选法兰西公学院的女性学者,第二位入选法兰西学术院的女性学者,一生荣誉无数,著述颇丰,研究主要涉及古希腊悲剧、史学及修辞学,其研究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两部专著《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Thucydide et limpérialisme athénien)和《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与理性》(Histoire et raison chez Thucydide)对于修昔底德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目錄 :
目录
中译本前言
前言
章 无序的世界
第二章 苦难剧
第三章 观念剧
第四章 怜悯与思想之争
第五章 戏剧合为时而作
结语 悲剧家欧里庇得斯
大事记
內容試閱 :
序言(节选)
把“现代性”(modernité)这个概念用在古代作家欧里庇得斯身上,有两重含义。首先,较之他的同代人和前人,欧里庇得斯是现代人。在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之后,欧里庇得斯进行了创新和探索,还引发热议。可以说,欧里庇得斯是他所处时代的现代人。另一方面,在好些特质上,欧里庇得斯又与我们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当今的作家就借鉴并强化了他的多种倾向,这些倾向在欧里庇得斯的时代令人愕然。因此,欧里庇得斯还是意义上的“现代人”。
不过,只有在充分确定其“现代性”的重含义后,第二重含义才会显现出来。欧里庇得斯在其剧作方向上的创新,其实只有在与前人的对比中才会显露出来。同样,只有通过公元前5世纪雅典那场特有的危机,才能理解这些新方向。在这点上,倘若这些新方向与我们的时代有所关联,那也只是部分的、偶然的,在此,本书仅仅旨在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变迁。
[6]那么,在公元前5世纪的进程中,雅典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它能解释这种义无反顾的决裂?尤其在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作品问世的公元前5世纪后三十余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实话,好些领域都发生了许多事件,以至于埃斯库罗斯对神义永在的朴素信仰也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下遭到不同程度的动摇。这场危机改变了戏剧的精神,也改变了邦民的精神。
首先出现的是政治危机。埃斯库罗斯在一场大捷之后进行创作:雅典借此次大捷帮希腊解除了“外邦人”[译注:指希波战争中的波斯人]的威胁。这是一场正义而高贵的胜利,雅典理应引以为傲。这场胜利还伴随着民主制充满希望的开端。在往后的岁月里,雅典民主制将为雅典带来势力的扩张,财富、艺术和文学的蓬勃发展。我们能从索福克勒斯的部分作品中感受到这种气氛。这些剧作聚焦于人类:尽管人有其限度的观念依旧留存,但这丝毫不影响人做选择的重要性或人类对抗命运时所葆有的尊严。但令人意外的是,到了欧里庇得斯那里,这种势头急转直下、骤然中断。尽管欧里庇得斯并不比索福克勒斯年轻多少(15岁)且和他同时期去世,但两人除了性情(températion)不同,年代不同也很重要。
实际上,欧里庇得斯的所有传世剧作(若算上萨图尔剧《独目巨人》[Cyclope]并排除被人误认为由他所著的《瑞索斯》 [Rhésos],一共18部)都凸显了雅典那段充满失望、深处困境的岁月。
雅典卷入了一场新的战争,而这次的对手是希腊人:这就是耗时27载的伯罗奔半岛战争(guerre du Péloponnèse)。雅典失去了[7]对抗外邦人的动力(encouragement),也不再有引领一场自卫战的动力:对手指控雅典损害了希腊人的自由。渐渐地,雅典曾经征服的那些地方起身反抗。雅典不得不平乱。雅典发现,敌人越来越多,失败感与日俱增。公元前404年,雅典帝国将不复存在,它将目睹城墙被毁,连雅典的自由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这场战争期间,战斗愈发残酷。战火蔓延至希腊,战争之残酷令修昔底德(Thucydide)震惊不已。雅典与斯巴达各自所捍卫的两种政制的冲突也加剧了对抗:我们不妨称之为观念的冲突。这两大敌对阵营的对抗,在希腊的情形和我们现今一样严峻。暴力升级同样清晰可见。总之,战争伊始,民主制(la démocratie)尚能体现在伯里克勒斯这个人物及其坚定的明智上,在他之后则很快演变成了蛊惑人心(la démogogie):政客迎合民众,个人野心横行。渐渐地,民众的激情越来越高涨。雅典城邦甚至一度濒临内战边缘。这一切都由修昔底德的史书清楚记载。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段惨痛的经历。
当时的情形也的确让人对未来和人类失去信心。不足为奇,遭受这种命运的邦民不再信靠埃斯库罗斯的宗教信仰,也不再相信索福克勒斯对人类的信心。雅典遭受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印刻在欧里庇得斯的所有作品中。
由于欧里庇得斯所受的智识教育使他对新式哲学的怀疑和问题更敏感,上述危机在他身上打下了尤为鲜明的烙印。某种新思想曾风靡一世。人们发现了[8]人类理性的一切来源,发现了医学、史学、谐剧。人们还发现了修辞术和辩证法。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了新的思维方式。这与那些人称智术师的人关联在一起。
或许,这就是欧里庇得斯与索福克勒斯相差15岁却如此迥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正是在与索福克勒斯相隔的这15年间,欧里庇得斯受到了这些新思想的深刻影响。欧里庇得斯的相关古代传记给出了好些他曾师从的哲人和智术师的名字。他的作品也证实他的思想与这些新思想之间的确存在各种呼应。事实上,头号智术师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于公元前444年来到雅典,彼时,索福克勒斯已年届55,欧里庇得斯35岁——正值对新事物充满热情的年纪。已是智术师对手的苏格拉底年方25……
再怎么强调这种智识变化的重要性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