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维齐的查尔斯顿
南北战争结束之际，去过查尔斯顿的人这样描述这座城：“满目疮痍，惨遭遗弃，空房遍布，寡妇成群；码头锈迹斑斑，仓房荒废已久，成片土地寸草不生，楚楚生怜，如泣如诉。”然而，考虑到当年内战在此打响，想到1861年4月12日凌晨4：30，海岸炮兵袭击萨姆特堡的场景，总统认为这场血腥的冲突也应该在原地画上句号。亚伯拉罕·林肯希望在这个州举行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由盛会。这里曾是约40万受奴役的美国人的故乡，至今也仍是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城市。1865年3月下旬，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就“应对时局变化的军事安排”一事致电总统，建议他邀请温德尔·菲利普斯、亨利·沃德·比彻这两位废奴主义者来。斯坦顿还认为： 让现役罗伯特·安德森少将在萨姆特堡升旗再合适不过了，4年前，他就是在此地被迫降下了同一面旗。在林肯的授意和鼓励之下，斯坦顿还请来了《解放者》报的记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解放者》报在当时的波士顿素以反对奴隶制闻名。陆军中尉乔治·汤普森·加里森也获准休假，陪父亲首次造访查尔斯顿。由于当时的战争部希望来访者中有黑人活动家和军人，因此，弗吉尼亚自由人出身的少校马丁·R德拉尼也在受邀之列，他是个担任陆军校级军官的非裔美国人。同样受到邀请的还有中尉罗伯特·斯莫斯，他曾是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当年驾着偷来的南方邦联的运输船“种植园主号”离开了查尔斯顿港。后来，有人记起什么，便又邀请了老罗伯特·维齐，这位非裔美国木匠是1822年夏被那时的市政当局绞死的废奴主义者丹马克·维齐的儿子。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2月18日，这座城市被占领了。与此相应，批进城的是黑人军队。他们唱着约翰·布朗的《真理永远向前进》，鱼贯而入这座曾分裂国家、奴役黑人的军事堡垒。白人居民躲在屋里焦虑不安，黑人却涌上集会街和国王街，迎接他们的解放者。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扔掉拐杖，兴奋地叫喊，说自己不需要拐杖了，说她的禧年大赦终于来临。德拉尼少校立即着手用昔日的奴隶来补充队伍的严重减员，他告诉这些即将入伍的前奴隶： 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依然掌控里士满，一个战后自由民还可以“通过成为一名士兵来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用自己强健的臂膀为自己的种族解放而战斗”。许多青年人挺身而出，踊跃报名，有记者惊叹道：“查尔斯顿的征兵官员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查尔斯顿的黑人“成群结队地涌到合众国旗帜下”，使德拉尼得以重组了自己麾下遭受重创的第103、第104团，并开始组建合众国有色人种部队（USCT）的第105团。
3月29日，查尔斯顿的黑人再次走上街头，这是自1850年支持蓄奴制的政治家约翰·C卡尔霍恩死后，这座城市出现的规模的游行。记者估计游行人数超过4000人，还有1万名观众为其呐喊助威。合众国有色人种部队第21团的士兵为游行开路，后面跟着黑人工匠和商人，其中大概就有罗伯特·维齐，他们沿着街道蜿蜒穿行了好几英里。一辆骡车路过，车上载着两名去参加模拟奴隶交易的妇女，车后拖着60名被锁链串在一起的男奴，路人目睹这番场景，不禁流下了眼泪。后过来的是一个沉箱，里面装着一口棺材，上面覆着黑布，一面旗子在旁迎风飘扬，上书“奴隶制已死”。在那个当口，游行现场变得喜庆起来。一辆“自由之车”载着13名白衣女孩，后面跟着数百名近在自由民局(Freedmans Bureau)设立的学校入学的孩子。一些人举着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战争英雄： 格兰特、谢尔曼、谢里丹”，另一些人则带着“我们知道没有种姓或肤色之分”的标语牌。像往常一样，鲜有白人敢出来看这种关于自由和种族自豪感的示威游行，而那些真的出来看的人，记者认为，看起来很暴躁，但是也“有足够的理智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
萨姆特堡光复庆典定于4月14日，也就是安德森投降的纪念日。那时，戴维斯已经放弃里士满，许诺一旦林肯政府放弃了“让奴隶成为自由民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就会打回里士满。但是，罗伯特·李将军前一周就投降了，那些真正了解受奴役的滋味的卡罗来纳人准备庆祝星条旗重回萨姆特堡大旗杆的。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约翰·波特·哈奇将军主持了一个盛大的舞会。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场战争已使南北破镜重圆，哈奇不仅选择了皮埃尔·博加德4年前为南方独立举办庆祝晚会时使用的那个大厅；还雇了同样的宴会负责人，点了同样的菜。
第二天早晨，晴空万里，柔风拂面。当造访这座城市的人们漫步走向码头时，不禁注意到查尔斯顿一副凄凉的样子。1861年12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许多房屋，至今尚未修复；一名刚获得自由的前奴隶对一位达官显贵肯定地说，纵火犯“就是耶稣本人”。后，在11点时，一支小舰队开始驶往萨姆特堡。其中一艘名为“种植园主号”的船仍由斯莫斯中尉驾驶，但这次载的客人是德拉尼少校和罗伯特·维齐。一家报纸称，这艘船的甲板“黑压压地站满了查尔斯顿的有色人士”。在港口的北面，挤在铁轨上的人们注视着苏利文岛，那里曾经是将非洲人卖到南方殖民地的重要的集散地。而在港口的南面，人们可以看到莫里斯岛和瓦格纳堡的遗迹，那里长眠着大批马萨诸塞州第54黑人步兵团的士兵。萨姆特堡本身也几乎被摧毁。长年的炮击将五面墙中的三面夷为平地，绝望的南方邦联守军将这片废墟重新垒成了高高的防御屏障。游客们爬上新建在城堡西角的一个码头，再顺着一段台阶走到阅兵场。一个由白人和黑人士兵或者说一群“萨姆特堡突袭的幸存者”组成的仪仗队，在旗杆两边整齐列队。
在这座堡垒的中央，木匠们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菱形平台，点缀着桃金娘、常青树和各种花朵。平台顶上有一个天篷，上面挂着美国的旗子，后面还系着花环。刚过中午，安德森少将和他的女儿拾级走上平台，他们的到来“引发了台下响亮而持久的欢呼”。当安德森像一位嘴巴不饶人的费城记者所写的那样，将“他曾经应叛军的要求降下的”旗子升回原位后，演讲开始了。比彻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说，将这场冲突的责任推给“想要继续掌权的、毫无原则的统治贵族”。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威尔逊提醒白人政要，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一直忠于这个国家的旧国旗”，此语赢得了黑人听众的欢呼。非裔美国人“置身于奴隶主的叛乱，在这样的伟大局面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保护了美国士兵，还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你们知道旧国旗意味着什么吗，”威尔逊喊道，“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每个男男女女的自由。”
当晚，昆西·亚当斯·吉尔莫尔将军主持了一场晚宴。安德森少校举杯祝酒，得到了陆军军法署署长约瑟夫·霍尔特的响应。霍尔特提醒大家： 仗是打赢了，但斗争还远未结束。他警告说，如果“在奴隶制的毒瘤仍有一条根在侵蚀国民的生命时，我们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那么我们就白白花费了成千上万的财富，白白将我们英勇的儿子献给了血红的战争祭坛”。在场的人欢呼起来，屋外的焰火照亮了天空。然而就在此时，晚上10：15，在那个美好的星期五晚上的华盛顿特区，一件大事的发生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进程。一个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演员、南方邦联的狂热同情者闯进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从他的大口径短筒手枪里射出一颗子弹，刺杀了林肯总统。
第二天早上，噩耗才传到查尔斯顿，给庆祝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当该市的黑人在哀悼林肯总统的离世时，德拉尼继续推进一个原计划举行的旨在将卡罗来纳的自由民吸纳进共和党阵营的政治集会，并邀请加里森和威尔逊参议员发言。在去参加集会的途中，加里森、比彻以及乔治·汤普森·加里森在圣菲利普教堂墓地驻足，参观了卡尔霍恩的墓。这位废奴主义者低头凝视着那座简陋的长方形砖墓，把手放在它的大理石顶上，似乎是想确定他的对头是否真的死了，他平静地说：“看来是下到一个比奴隶制的葬身之地更深而且更无复活可能的坟墓去了。”这群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大步走向要塞广场（Citadel Square）的露天集会。曾被这里的白人烧毁肖像的加里森，现在发现有如此多的黑人拥在他前面，使他无法到达讲台。“压力和欣喜之情是如此之大，加里森先生简直就是站在现场听众的肩膀上的。”一位在场人士这样写道。尽管华盛顿传来了令人不快的消息，但那些将加里森抬上讲台的男男女女有理由相信： 他们的国家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正如这位殉道的总统在葛底斯堡所承诺的那样，他们即将见证自由的诞生。
为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查尔斯顿的黑人群体试图把一座南方邦联时代的监狱改造成一座合适的公墓。在南北冲突的后一年，卡罗来纳的白人将城市边缘外的华盛顿赛马场和赛马会用作关押联邦士兵的俘虏营。被赶进围栏后，这些俘虏无遮无挡、缺衣少食，即使当地的“黑奴和爱尔兰人”尽力“善待他们”，他们也还是免不了大批死亡，他们死后没有棺木，尸体就这样赤裸着被扔进浅浅的墓穴里，唯有标了编号的木桩做标记。根木桩上只写了个“1”，后一根是“257”。萨姆特堡的仪式结束后不久，黑人教士自发去清理杂草，筑起一道高高的围栏，将木桩刷成白色。在赛马会旧入口的上方，他们用大写字母写着“赛马场烈士”。5月1日上午9点，大约1万名查尔斯顿黑人带着花束来到墓地。众多居民参加了实际意义上的全国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一名曼哈顿记者这样写道：“城里几乎没有成年有色人士。”有色人种部队第25和第104团的士兵排成两列绕着坟墓行进，黑人孩子唱着《星条旗永不落》。几名军官分别向人群发表了讲话，正如这位记者语带挖苦地指出，讲话者“来自近期被奴役被排斥的种族”，“看不见真正受过《独立宣言》之信条熏陶的白人”。在场的少数白人中，有位一身黑衣的老母亲，她从波士顿赶来，一心想要找到儿子的遗体。
Stephen Budiansky， The Bloody Shirt： Terror After Appomattox (New York，2008)，18-19； Boston Daily Advertiser， August 11，1865； NewYork Tribune， April 13，1865
仅仅两周后，黑人团结的表象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裂痕，这一裂痕将在未来十年造成政治难题。法院首席大法官萨尔蒙·P蔡斯是近刚刚访问这座城市的共和党要人。锡安山长老会的黑人信众邀请他发表讲话。就像现在普遍的情况一样，很多人都来了，以致近2000人根本挤不进教堂。几位地方领导人也应邀来引介这位首席大法官。个发言的人谴责“旧统治阶级亵渎了他们的选票，表明了他们根本不配在四五年前被托付选举权，而这帮人现在居然还要怨恨人们试图向这里忠于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原则的阶级授予政治投票权”。但是马丁·德拉尼的介绍有所不同。
New York Herald， May 22，1865
与德拉尼的家乡弗吉尼亚不同，查尔斯顿是一大群混血自由民的老家。这些人几十年来一直称自己为“棕色人种”，好与占人口大多数的黑奴划清界限。在一位对此感到震惊的记者看来，德拉尼的演讲“试图表明，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之间的交恶源于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丹马克·维齐的背叛”。维齐1822年密谋在乘船前往海地之前解放城里的奴隶，结果两个混血的查尔斯顿人出卖了他，也许这个皮肤黝黑的士兵近才意识到这是个有严重危害的不和。那两个人的儿子，威廉·B彭泽尔和约翰·C德斯维尼，很有可能就坐在听众席上，他们曾在1860年向即将脱离联邦的种植园主保证过他们身为奴隶的忠心。近被解放的奴隶生怕像德斯维尼这样的富裕自由民可能会为所有的非裔美国人代言，他们担心棕色人种精英可能会拒绝接受他们激进的土地改革议程，这些想法并非无中生有。但是1865年的春天是一个种族融合、赋予权力的时刻，而德拉尼不合时宜的咆哮被蔡斯的及时到来打断了。“立刻，大批的人站了起来，发出一阵阵由衷的热情欢呼，这表明他们对这位杰出的来客毕生为他们的事业所做的贡献是多么了解，多么感激。”
New York Herald， May 22，1865关于1790年棕色人种组织的成立，参见Robert LHarris，“Charlestons Free AfroAmerican Elite： The Brown Fellowship Society and the Humane Brotherhood，”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hereafter SCHM) 82(1981)：304。关于Peter Desverney和George Wilson出卖维齐一事，参见我的He Shall Go Out Free： The Lives of Denmark Vesey (Lanham， MD，2004)，2nd ed，154-62。关于该市许多棕色人种签名的信，参见Elizabeth Collins， Memories of the Southern States (Taunton， UK，1865)，89。这些签名的棕色人种包括John、 Francis、 Anthony三兄弟及其父亲Peter Desverney，签名的同年Peter Desverney逝世，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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