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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写道：“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王道乾先生首先是位诗人，他翻译的《情人》可以说是中国翻译史上难能可贵的佳作。杜拉斯的《情人》写了一个爱情故事，也不止是一个爱情故事，多多少少是杜拉斯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写照。就像小说开头那句“我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一个有故事的女性是有魅力的，她经历了爱情、结婚离婚、生子写书，她的人生没有为一个情人停留。《情人》是杜拉斯年近七旬时的作品，这是一部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叙事情感方面都堪称完美的作品，也帮助她终拿到了龚古尔奖。
本书同时收录了中篇小说《乌发碧眼》，王小波的《我的师承》、导读文章《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
封面插图由新锐画家CiCi Suen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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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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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在法国殖民地越南，一个贫穷的白人姑娘和一个富有的中国少爷之间发生了一段因为无法逾越世俗的种族观念和道德伦理注定无望的爱情，后白人姑娘离开越南回法国读书，中国少爷则遵从千年礼法娶了一个未曾谋面的中国姑娘。《情人》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笔触深达人性中某些根本、隐秘的特质，催人深思。小说中自始至终涌动的情感力量甚至超越了高超的写作技巧，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小说获得了1984年法国文学奖项龚古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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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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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以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名贫穷的法国少女与富有的华裔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笔触深达人性中某些根本、隐秘的特质，催人深思。小说中自始至终涌动的情感力量甚至超越了高超的写作技巧，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情人》获得了法国文学奖项——龚古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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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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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 / 王道乾 译 1
乌发碧眼 / 南山 译 125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
—关于《情人》 / 王道乾 译 241
我的师承 / 王小波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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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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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小说《情人》获得1984年龚古尔文学奖。这一新作在去年秋季文学书籍出版季节出现之始，即引起广泛的热烈的反响，各大报争相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去年9月初发行量每日即达到一万册之多。这位女作家原属难懂的作家之列，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杜拉斯现象”。待龚古尔奖揭晓后，此书大概已经有近百万册送到读者手中了。
这种所谓“杜拉斯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说“在一个月之前，玛·杜对我来说还意味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祖瓦尔(Dura[z]oir，即杜拉斯写的那种东西之意)，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她还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可是读过《情人》以后，这位读者终于“发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岁的心理学家说这部小说“由于这种完全独特的写法，在语法范围内的这种简练，对于形象的这种选择”，简直使他为之入迷。一位工程师发表感想说：把一些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感情写得这样自然，“必是出于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才气，那种感情看起来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岁的母亲写信在报上发表，表示她一向认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读了她的新作之后，发现小说中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惊奇不已。这些不属于大学文学院或文学界的人士发表的意见，当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这样追求创新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现代作家在法国已渐渐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畅销”到这样的境地，恐怕不是什么商业性或迎合某种口味的问题。
小说《情人》据说初起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编的一本有关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摄制的影片的摄影集，题目叫作《的形象》；这个影集题首写明献给布鲁诺·努伊唐(法国当代著名的很有才华的电影摄影师)；影集所收图片自成一体，但其中有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图片，即在渡船上渡河一幅独独不见，但从影集整体看，缺少的这一幅又在所有的图片中处处依稀可见。影集的说明文字有八十页，杜拉斯的生活伴侣扬·安德烈亚在打字机上打好之后，认为这些说明文字不免画蛇添足，是多余的，建议杜拉斯以之另写一本小说。杜拉斯也曾将影集连同说明文字送给出版家去看，反应冷淡。小说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说《情人》与作家个人生活密不可分，带有自传的因素，而且与作家的文学、电影(戏剧)创作活动也紧密相关。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情人》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她说：“读者—忠实的读者，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读者对我这本书的人物都是认识的：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还有我，地点都是我过去曾经写过的，从暹罗山到卡蒂纳大街许多地点过去都写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写过的，除开玛丽 — 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代斯这两个人物。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女人？这是读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见的。所以我担心这本书的已知的方面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对于不知的方面，人们又会因此而责备我。”可见，从小说《情人》可以寻索出这位作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的若干线索，有助于对这位在艺术上始终进行试验的作家进一步了解。
一部小说带有自传色彩，与一部自传体作品不能等同视之。杜拉斯说，《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写出而又舍我而去的书，它离开我的双手被送出去，此后它就是它了。这是我写的许多书中与各书谐音少的一本。其中只有一句话没有写进故事框架之内，即第14页与15页(译文见本书第10页)：‘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等等，关于写作一事对于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讲过这么一次：‘写作，什么也不是。’这本书全部都在这里了……”
小说当然不能等同于自叙传，同样也不应仅仅归之于一个故事，作品包含的内容大于情节。出版小说《情人》的出版家(子夜出版社)热罗姆·兰东指出：“有些人曾劝她删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励她保留不动，特别是关于贝蒂·费尔南代斯的一节，这是这本书有意趣的一段，因为这一部分表明这本书的主题决非一个法国少女与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来，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爱的历史。情人代表着许许多多人物……”这样的意见可能是符合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的。
上面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关于写作的看法，在小说中其实提到不止一次，但语焉不详，下笔时显然避之惟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写。在其他场合，杜拉斯谈到文学问题的文字也不多见。这个问题在《情人》中毕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细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消息。
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的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不过，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像其余的一切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又何必加以掩盖？何况这正好就是全书的结局。我写的书一向都是没有结尾的。但在这里，小说的开端就把全书关闭起来了。”这里又一次指明《情人》一书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作品的不同之处。
小说处理的题目大体仍然是关于爱情、死、希望这些观念。如讲到没有爱的爱情，爱的对象便变成了“物”，等等。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些普遍现象既置之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加以描绘，又常常从的角度按不同层次给以测度，由此引出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悲剧内容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很是低沉悲伤。
《乌发碧眼》发表于1986年，写的是厌世，对虚实不定的世事所怀有的莫名焦虑，同时又从较为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现代人对性爱的感悟和反思。法国评论家当年曾有评论：“非常诗意地描绘了绝望的性爱，完美典型的杜拉斯式的叙述……”
《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是法国评论家米雷尔·卡勒 — 格鲁贝尔就杜拉斯作品的“可读性”发表的专论，一并收入本书，对阅读理解杜拉斯的作品当有裨益。
王道乾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好像有谁对我讲过时间转瞬即逝，在一生年轻的岁月、可赞叹的年华，在这样的时候，那时间来去匆匆，有时会突然让你感到震惊。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两眼变得越来越大，目光变得凄切无神，嘴变得更加固定僵化，额上刻满了深深的裂痕。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像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没有搞错，我知道；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在我十七岁回到法国时认识我的人，两年后在我十九岁又见到我，一定会大为惊奇。这样的面貌，虽然已经成了新的模样，但我毕竟还是把它保持下来了。它毕竟曾经是我的面貌。它已经变老了，肯定是老了，不过，比起它本来应该变成的样子，相对来说，毕竟也没有变得老到那种地步。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
我那时住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食宿都在那里，在那个供食宿的寄宿学校，不过上课是在校外，在法国中学。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进中学。你嘛，你应该进中学。对她来说，她是受过充分教育的，对她的小女儿来说，那就不够了。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自从进了小学，开头几年，这样的老生常谈就不绝于耳。我从来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脱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这一关，让她心里总怀着那样一份希望，我倒是深自庆幸的。我看我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的儿女、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劳。终于有一天，她不需再为她的两个儿子的远大前程奔走了，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她也只好另谋出路，为他们谋求某些微不足道的未来生计，不过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把摆在他们面前的时机都一一给堵死了。我记得我的小哥哥学过会计课程。在函授学校，反正任何年龄任何年级都是可以学的。我母亲说，补课呀，追上去呀。只有三天热度，第四天就不行了。不干了。换了住地，函授学校的课程也只好放弃，于是另换学校，再从头开始。就像这样，我母亲坚持了整整十年，一事无成。我的小哥哥总算在西贡成了一个小小的会计。那时在殖民地机电学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大哥送回法国。他好几年留在法国机电学校读书。其实他并没有入学。我的母亲是不会受骗的。不过她也毫无选择余地，不得不让这个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分开。所以，几年之内，他并不在家中。正是他不在家的这几年时间，母亲购置下那块租让地。真是可怕的经历啊。不过，对我们这些留下没有出去的孩子来说，总比半夜面对虐杀小孩的凶手要好得多，不那么可怕。那真像是猎手之夜那样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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