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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备受艾略特、汤因比推崇的“新时代的先知”，20世纪重要的历史思想家克里斯托弗?道森代表作！追溯世界历史的发展，考察文明的核心动力，反思历史本身以及现代人类的整体经验。
☆打破刻板印象，正视宗教在全球文明史上巨大的重要性！本书横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哲学多个领域，以媲美《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观察埃及、希腊、罗马、西欧等各大文明发展进程，展现社会及文化与宗教的有机联系。
☆细数奥古斯丁、吉本、威尔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西方史学代表人物及其名作，剖析西方历史宏大叙事模式，深刻解读“元史学”问题！
☆文风优雅、学识广博、表述清晰，不仅适合相关领域研究者研读，理解西方史学界不该被遗忘的声音；更宜于一般读者进阶阅读， 回应自身关切问题：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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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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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当代著名的文化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的代表作。全书包括两大部分：部分为面向一种历史社会学。从文化发展、进步理论、文明和道德的关系、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文化极性等方面阐明历史学的社会学基础；以文明的生命力、好战族群和古文明衰落、古典文明的起源、历史上的父权制家庭等为例说明世界历史的变迁；从现代城市的演变、资产阶级精神、世界危机和英国传统的关系等方面分析城市和文化的有机属性。第二部分为世界历史的观念。一方面侧重从历史哲学角度阐明基督教对西方历史观念的贡献；另一方面则从史学史出发，以吉本的《罗马帝国盛衰史》、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为例，解读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对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本书堪称道森学术思想的精华，并体现了他著作一贯的特色：文风优雅、知识渊博、思路明晰、观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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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889—1970），当代著名的文化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被誉为“新时代的先知”，备受艾略特、汤因比等人推崇。道森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兴趣集中在文化哲学，尤其是在宗教信仰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其视野之宏大、文风之优雅、学识之广博，可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比肩。主要著作有《神祇时代》《进步与宗教》《理解欧洲》《世界历史的动力》等。
译者简介：
武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从事西欧中世纪史的科研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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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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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部分 面向一种历史社会学
章 历史的社会学基础
一、 文化转变的根源
二、 作为科学的社会学
三、 社会学与进步论
四、 文明与道德
五、 古代与现代文明的进步、衰落
六、 艺术与社会
七、 文化中的活力与标准
八、 文化极性与宗教分裂
九、 宗教的预知
十、 T.S.艾略特对文化意义的看法
第二章 世界历史的发展
一、 宗教与文明的生命力
二、 好战族群与远古文明的衰落
三、 古典文明的起源
四、 历史上的父权制家庭
五、 人类宗教体验的各个阶段
第三章 城市主义与文化的有机本质
一、 现代城市的演变
二、 天主教与资产阶级精神
三、 世界危机与英国传统
四、 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布尔乔亚
第二部分 世界历史的观念
章 基督教与历史的意义
一、 基督教的历史观
二、 基督教启示与历史
三、 基督教与历史中的悖论
四、 天国与历史
第二章 史家的视野
一、 元史学的问题
二、 圣奥古斯丁与《上帝之城》
三、 爱德华·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
四、 H.G.威尔斯与《世界史纲》
五、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与文明的生命
六、 阿诺德·汤因比与《历史研究》
七、 黯然失色的欧洲
书中各章来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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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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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通常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前期的宗教与文化研究者，他对艾略特和汤因比有着重要影响。道森在安利甘宗(英国国教会)的环境下成长，却在1914年皈依天主教，20世纪30年代后成为英语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作家。他一生写过二十余本著作，被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重要的天主教史家”。道森对世界历史也有着宏观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世界历史的动力》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约翰?穆勒伊(John Mulloy)在道森的首肯与帮助下，选取道森此前论述世界历史的著作与文章，按道森的思想内在理路重新编排，取名为《世界历史的动力》，在1958年首次出版。
《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部分“面向一种历史社会学”包括三章：“历史的社会学基础”“世界历史的发展”“城市主义与文化的有机本质”。这些文章系统体现了道森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治学路径，他以世界各地的古代历史表明：一个社会及其文化的生命力源于二者与宗教的有机联系；但这一有机联系在近代以来的西方被打破，从而导致当代西方文明的危机。第二部分“世界历史的观念”则分为两章：“基督教与历史的意义”与“史家的视野”。前者侧重从史学理论的角度阐明基督教对西方历史观念的贡献。后者则从史学史的角度聚焦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对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其中有五篇文章以西方史学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为例来具体说明，除奥古斯丁与吉本外，威尔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是20世纪前期从宏观角度思考世界历史的典型代表。
从《世界历史动力》的“书中各章来源”看，书中收录文章的初发表时间，大部分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其余则集中在二战之后。概言之，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代，大体是一战之后至20世纪中期。而这一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欧洲本身的地缘政治格局改变；西欧失去了昔日在全球所享有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霸主地位；相应地，19世纪末西方人的那种乐观态度也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暴行，更使西方学者反思自身：西方近代文明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会导致这些惨剧发生。
许多亲历这一时代的西方学者，往往从哲学的高度去反思现代性。这既包括英国的汤因比、罗素和柯林伍德，也包括欧洲大陆上的雅斯贝斯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卡尔?贝克尔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些学者的学科基础与知识背景存在差异，他们的侧重点与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性。近代西方的发展方向确立于18世纪。此后自由主义的进步观支配着政治领域的思潮，科学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业化成为主流。近代西方在物质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此相对，人在精神层面却未能与新形势相协调。精神层面的变化未能及时适应物质层面的飞速变化。这是西方近代文明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因此，西方人需要反思自身的精神世界。
道森对世界历史的思考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展开的。他的学术背景与宗教信仰，影响着他的认识。道森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谱系中的地位与价值，主要是他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贡献。他主要接受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专业训练。当然，道森学识渊博，对史学本身也不乏深刻洞见。他主张史学应与社会学及人类学相互对话，学习吸收彼此的长处。而对社会学及人类学，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反思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演进，或为社会改良提供蓝图；而是结合历史，研究具体社会的文化。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学过分关注社会的物质层面，忽略了精神或文化的一面。而精神文化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质。他试图在考察社会时，将物质与文化的因素协调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准确把握社会的性质。
通过对原始社会及上古文明的研究，道森认为宗教在社会的发展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个社会的活力在于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一个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如何正确处理文化与宗教之间的有机关系。一旦这种有机联系出现问题，社会和文化也就失去了活力。结合世界历史，道森认为，这一有机联系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而近代西方文明的起点，恰恰是打破这种有机的平衡关系。宗教因素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忽略甚至是遭到排斥；这也正是西方近代文明种种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恢复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道森的天主教徒立场决定了在他看来，天主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只有天主教在历史上代表了宗教与社会之间有机关系正确的方向，也只有天主教能使西方文明摆脱当时的困境。
《世界历史的动力》曾在1978年和2002年两次再版。在2002年版的新导言中，导言作者哀叹：相比《世界历史的动力》首次出版时的好评如潮，道森近几十年几乎为职业史学界所遗忘。这一判断恰当与否需要辨析，它涉及我们如何从当代学术语境的角度评价道森的学术价值。
20世纪70年代道森去世时，西方的史学范式正在发生转变。逐步形成的史学新范式受其他学科的启发，主要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以及语言转向的哲学。从学科自身的角度来说，新范式也与史家对自身从事的学科进行反思有关。以新范式为标准回望，道森至少在以下三方面的认识仍有值得肯定之处。
首先，道森在《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强调社会学与史学的结合。而他的这一设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逐渐为职业史家所实践。无论是年鉴学派，还是新文化史(包括新政治史)，都借鉴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路径去考察历史。当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内容与路径上都已不同于道森写作的时代。
其次，道森敏锐地意识到历史认识中史家思考认识的预设前提问题。《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元史学的问题》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他看来，史家思考历史时，带有预设前提，这些自觉或不自觉为史家认识或未认识到的假设前提，就是“元史学”，它制约着史家的思考。而职业史家往往忽略了对这些假设前提的自觉反思。这表现为只谈事实不谈理论，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只需要摆事实，不需要任何哲学上的理论进行支撑。史家是否能有史识，史识的高下之分，其实取决于他能否自觉地意识到“元史学”的问题，对此有怎样的思考。在此意义上而言，道森所关注的问题和海登?怀特有共通之处。当然，道森关注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而怀特关注的则是分析的历史哲学。
后，道森主张将历史置于其自身的过程考察，在晚期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学术史上仍有一席之地。这具体表现为他对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反思。他在对吉本的论述中指出：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拜占庭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周期，也忽略了正是从罗马帝国晚期的转变中产生了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而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则是近代西方之源。道森对传统意义上晚期罗马帝国的理解，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提出的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这一概念有着密切联系。
晚期古代是相对于古典古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古希腊罗马)而言的。它在时间上大体是3世纪初到8世纪末，在空间上不仅包括罗马帝国西部，也包括东部的拜占庭帝国，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波斯帝国。晚期古代研究者们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研究表明：罗马帝国在政治军事上衰亡的图景主要表现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即西罗马帝国；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罗马帝国依然延续下来。但整个地中海世界在适应新形势的过程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终的走向虽不同，却源于共同的起点。
罗马世界的转型是晚期古代研究中的核心命题。依此观点，近代西方在制度思想上的源头，不是古典古代，而是晚期古代。近代西方所继承的法典化的罗马法，是查士丁尼时期编纂的《法典》。基督教内部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野、伊斯兰教的兴起，这样的宗教格局也正是在晚期古代确立。流传至今的大量古典古代的希腊罗马著作，同样是借助晚期古代和中世纪早期基督徒的抄写才能得见。因此，晚期古代的制度与观念才是近代西方世界的基石；而古典古代对于西方文明则是超现实的，它为西方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来源，但近代西方并非只来自这个世界，因为现代世界中的构成因素在古典古代毫无位置。晚期古代及中世纪早期研究者解读这段历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正是将历史放在其自身的过程与背景中加以考察，认为这段历史本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它不是某个事物的先导或后继。
布朗(Peter Brown)作为晚期古代研究的领军者，充分吸收了人类学的路径及19世纪法国天主教学者的学术传统。他对晚期古代的具体研究，借鉴了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他反思传统观点的概念时，往往触及这些概念产生的思考预设前提；他主张将晚期古代的历史置于其自身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认为晚期古代是近代西方的直接源头。布朗的这些观点与道森有密切联系，甚至直接受道森的启发。因此道森在晚期古代(及中世纪早期)的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观点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天主教世界复兴的代表，他从当时天主教的实际需求出发，重新解读晚期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的历史。
道森与晚近职业史家的分歧，是如何处理历史认识中的当代关切。晚近具有反思精神的西方职业史家普遍认为：我们认识历史时无法摆脱当代因素的制约。我们需要借助现代学科的概念与术语去思考分析过去，这种思考则发生在我们自身所处的当代社会，我们有意无意地受当代现实关切的影响。我们借现代概念分析历史时，不应以今人标准苛求古人。历史认识无法摆脱当代关切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认识历史可以任由当代关切支配解读，以后见之明去看历史，从结果倒追原因，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单一线性的发展历程，仿佛历史的价值就是根据当下的需求被重新加以诠释。这正是晚近职业史家不再过多关注道森的原因。
他们否定的不是(或不一定是)道森的天主教信仰本身，而是他将历史当成为天主教辩护的手段。道森对历史的分析论证，无疑遵循了学术规范；但这些论述背后或明或暗地体现着他替天主教辩护的意图。道森强调社会学与史学的相互结合与借鉴，意在通过社会学和史学来证明：宗教始终对社会的活力与文化的生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暗示天主教与西方社会的未来密不可分。同样，他对“元史学”的论述，是要证明基督教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其正确的代表天主教)决定着史家见识的高下。他强调从历史自身的角度考察历史，带有为天主教辩护的色彩。他将晚期古代与中世纪视为近代西方的真正源头，因为这段时期恰是天主教合法性的来源。中世纪的天主教认为其权威源自晚期古代的教父；而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同新教的论战则将自身的合法性来源追溯至中世纪。道森这些认识多少带有护教的色彩。而对当代职业史家而言，当学术研究的价值或终极目标是为现实服务时，它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不再是学术研究。
道森的认识是特定时空之中的产物，无法摆脱时代局限。他对历史认识中如何处理当下关切的态度，与晚近西方学界的总体看法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的努力与探索中获取对当代学术语境下有益的启发。
对一般读者而言，《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价值或许在于它使我们能更深入具体地认识天主教。通常提到天主教，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保守、落后乃至反动这样的形容词。这一印象源于近代西方的主流宏大历史叙述。它站在新教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以进步为标准评判历史；天主教被视为进步的对立面，因而获得否定性评价。而在这一主流的叙述中，天主教本身往往缺少发言权。受此影响，我们对天主教的认识往往停留在常识的层面；而常识给我们的多是简单化的概念与标签。因此，《世界历史的动力》可以说是来自天主教世界内部的声音。道森的认识反映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前天主教世界的观点。它在立场上无疑是保守的，但它的论证过程及展开的思路本身，却表现出灵活务实的一面，说明天主教试图适应当时社会形势与需要。
道森在《世界历史的动力》中的观点，实际是对西方历史的总体认识，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回应主流的西方历史宏大叙述。这一叙述将西方历史一分为三：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源头，古典文化一度在中世纪这个黑暗倒退的时期湮没无闻，但它到了近代文艺复兴时期重获新生并发扬光大，此后西方沿着世俗与理性的进步之路凯歌高进。相应地，道森对西方历史的总体看法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如何看待古典文化与中世纪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近代西方文明。
道森对古典文化与中世纪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展现出天主教灵活务实的一面。他认为，近代西方文化的源头由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构成。哲学、法律与文化上的源头来自古典文化；而道德价值与精神理想则出自基督教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张力贯穿西方文化发展始终。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这两种文化中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种也存在，并为主导文化因素的发展提供动力。道森这一认识，并不完全与西方主流的宏大叙述相同。实际上，他对古典文明的态度很微妙：一方面，他承认古典文明不同于“东方”文明，这为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指出古典文明自身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正是基督教匡正了这一缺陷，使西方文明得以稳定地延续发展。
道森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比较，以上古东方文明反观古典文明。古典文明在继承上古东方文明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这正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典文明在文化上继承了上古东方文明，而在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观念上则吸收了游牧部族的文化，因此是混合型的新文化；但它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因而昙花一现。它不过是上古东方文明的宗教与新的世界性宗教这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而新的世界性宗教带来了复归：重新回归纯粹的宗教生活观念与神权政治的国家理念。这一复归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
道森这一认识背后有现实的关怀。他承认古典文化是西方文明之源的同时，强调中世纪文化对古典文化的传承与超越，而这正是今天西方文明的原型。换言之，西方文明独特性之源的古典文化，通过中世纪基督教的批判继承而得以再现生命。没有基督教，特别是中世纪的基督教(而其在西方的代表则是天主教)，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也就无法延续。因此，道森巧妙地借助西方主流宏大历史叙述的形式，赋予其天主教的内涵。他将天主教与西方文明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中世纪史研究者对此有类似的看法，且表述更为直白。他们普遍认为：在中世纪每一次“文艺复兴”中，当时的人们都清楚意识到自己与古典的过去不同。正因二者之间距离遥远，才要“复兴”。“复兴”不是恢复并回到古典，而是改造并超越它。因此，每当中世纪人心怀敬意地模仿古典文化的时候，他们不仅认为自己与希腊罗马人处在同一水准上，甚至认为自己高于后者。
相比之下，道森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评价以否定性为主，这突显了天主教立场保守的一面。他认为中世纪那种宗教与生活平衡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这表现为基督教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张力。但文艺复兴之后，这一平衡被打破，西方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者受到传统基督教文化氛围的滋养，却利用基督教的资源，逐步消解基督教。但他们消解基督教后所建立的新体系，不过是对基督教在世俗领域的拙劣模仿。至此，道森对近代西方主流思潮的评判，已超出学术范畴，明显带有为信仰辩护的色彩。他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以正统自居，将一切主流近代思潮视为异端甚至异教，对其加以驳斥。道森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有这样的反应，不足为奇。实际上，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道森无法从天主教的角度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推说具体解决方案是政治家与社会改革家的事情，天主教不能也不应参与其中。
道森观点中的护教色彩，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前天主教具有保守一面的例证；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仍受天主教内部保守派人士追捧的原因。梵蒂冈第二次会议是天主教立场的转折点。此前，天主教以拒绝融入世间潮流、保守反动的面目示人；此后，天主教向世界展现出的面孔是开明务实与积极对话。这成为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天主教的主流。但天主教内部的保守派人士依然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也为保守主义的复兴提供了空间。《世界历史的动力》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两次再版，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北美的天主教保守派人士。
道森对世界历史的认识表明，天主教自身具有复杂性。它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开明务实的一面。这一特征应如何解释？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问：既然天主教如道森所言，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基石，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为何它到了近代，会逐步失去影响，乃至变得“保守”与“反动”？道森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回避了天主教自身的问题，将原因归结为世俗思潮对天主教的侵蚀与消解，这是世俗与精神二者之间失衡的结果。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任何宗教的产生、发展乃至衰亡，都是特定时空中社会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宗教的变化是它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道森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他所言：宗教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形成了其核心价值观念；但宗教要延续，必然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同时又要努力保持其核心价值观念不变。从这一矛盾的角度看，天主教在其产生与发展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当的弹性；而近代以来的天主教面对社会的种种新变化逐步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艰难地寻求适应现实与保持核心信仰之间的平衡。
无论是基督教的产生，还是天主教在晚期古代乃至整个中世纪的发展，都以传统农业社会为基础。传统农业社会虽有局部的细微变化，但总体上是不变的。具体形势的变化需要宗教进行相应调整，但过去的经验依然能为当下所沿用，在未来也依然有效。天主教发轫于晚期古代的地中海西部世界，它适应了当时地中海世界的社会变化。它的教会制度吸收了罗马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也继承了拉丁文化保守务实的特征。彼时的天主教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务实的策略推进基督教教义。当时教会精英主张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向普通人传递基督教教义。天主教保留了古代“异教”节日的形式，赋予其新的基督教内涵，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传播基督教。天主教更借助圣徒崇拜，将尘世与天国、局部与整体、此世与来生交汇在一起；圣徒使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直观地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因此，在晚期古代与中世纪早期，天主教表现出极大的弹性，它主动适应社会变化，从而主导了社会。
11世纪以降，西欧社会逐渐发生了新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内部，商品经济逐步出现，城市开始建立，世俗的行政管理体系开始以理性及效率为基点。社会变化必然对天主教提出新要求。11世纪的教会改革、经院神学的出现、不断涌现的新修会、教会对高利贷的态度，这些都是天主教因应社会实际变化的产物。面对这些宗教上的新观念与实践，天主教本能的反应首先是压制，一旦压制不成，又灵活务实地将其纳入官方正统的轨道之中加以控制、为己所用。但总体上天主教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变化，已无力对其进行驾驭。
天主教的这一策略到近代早期已失灵，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在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宗教改革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天主教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说，核心问题是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已不能满足当时社会日益强烈的精神需求。这不应简单归结为天主教的官僚机构化或教士的腐败与失德，而是社会的变化超出了传统经验的预期。天主教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缺乏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突出表现在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回应上。这一回应传统上被称为反宗教改革，这一带有新教色彩的术语，晚近为更中立的天主教改革所取代。而天主教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特伦特公会议。特伦特公会议终达成的决议是保守的，但这不意味着天主教无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自身。变革的愿望因诸多因素制约而无法实现：教会内部各派的意见分歧、思想观念上的禁区、具体落实过程中不可预见因素所导致的复杂性。公会议上有关教士的《圣经》教育问题可以为证。
当时与会的天主教人士普遍承认：天主教无法适应社会需求，源于教士的《圣经》教育存在严重缺陷。在教士的《圣经》教育上，引入人文主义的路径，以《圣经》原典为根本；放弃经院神学的路径，避免对《圣经》的知识过度依赖、二手转引；这样就能提高教士的《圣经》知识水平，解决教会面临的一切问题。暂且不论这一设想是否准确把握了天主教面临困境的根源，它对实际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估计不足，且与终形成的决议有相当大的差距。而终决议同样未充分考虑如何具体落实执行的问题。终人文主义的《圣经》教育这一倡议，并未改变天主教的被动局面。但天主教人士主张引入人文主义的《圣经》研究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认可，表明天主教本身有革新之意。毕竟，人文主义的治学路径讲求追根溯源，运用到基督教的研究上则意味着回到《圣经》之中；它在思想观念上与宗教改革，特别是新教核心观点的形成密不可分。
天主教有意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变化，却受制于复杂的现实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它长期的历史沉淀带来的思想顾虑。它希望进行变革来适应社会变化，却又希望保持既有核心价值观念不变；一旦其核心观念与不断变化的社会脱节，必然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使自身无法延续。宗教改革虽打破天主教在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天主教仍在西欧许多国家和地区延续并具有影响力。这表明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声音从未停歇，天主教不断尝试在适应社会变化与保持核心信条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天主教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在各方面展现出新面貌，并非偶然。
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给世界带来难以弥补的伤痛，也暴露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病。追寻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虑，是当时西方知识界的共同关注焦点。道森身为天主教的思想家，也参与了这些讨论。他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坚持强调天主教对转变中的西方社会具有必不可少的意义。在晚近的学术语境下，他提倡社会学与史学的结合、关注“元史学”问题，仍有积极意义；他在晚期古代与中世纪早期研究的学术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他急于用历史为当代辩护的态度已不再为今天的职业史家所认可，但他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对我们仍有借鉴与启发。道森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时代的缩影：面对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变化，天主教以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手段来捍卫自身的保守立场。他的思考折射出天主教本身的矛盾：如何在坚持传统的同时适应时代变革。
道森对吉本的评论曾指出：我们阅读史书的角度不仅是史书如何说明了过去，更重要的是它如何说明了作者的世界。我们唯有知道一个时代如何认识过去，才能理解这个时代。因为每个时代都在重新构建着自身对过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则成为构建未来的因素之一。因此，《世界历史的动力》不仅为我们认识特定时期西方学者如何认识自身的历史提供了参考，也为我们反思自身所处的当代环境和历史提供了借鉴。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带着什么现实关切？我们借此怎样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如何在保持并发扬这一自身传统的同时顺应时代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待读者去探索。
作为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译者，能翻译自己熟悉或感兴趣的著作，可遇而不可求。但翻译《世界历史的动力》，对译者而言也是超越舒适区的学习过程。道森学识渊博，涉猎多个学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熟悉的概念术语时，努力查索，力求术语的翻译符合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但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不当之处，还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与出版，首先感谢上海书店出版社孙瑜社长鼎力支持，其次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教授的牵线搭桥。后感谢责任编辑范晶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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