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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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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普希金研究多年，对普希金史料掌握全面，本书的写作处处透露出作者的严谨，对以普希金为圆点延伸出去的文学世界描写精到，收放自如。特尼亚诺夫在此书中不仅丰富了普希金研究中许多重要的事实、细节和关节点，并且对其创作遗产做出了独特而又深刻的阐释。与此同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注重吸取了许多苏联文艺学界的普希金研究成果。作者在这部著作中表现了他独异于他人的普希金创作之路的观念：力图驱散普希金注释家们围绕这位伟大诗人的名字而制造的“花饰”和“传奇”，而写出一个“活人”普希金，而非所谓“生活中的普希金”。因此可以说，本书是中国读者全面了解普希金的优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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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作者创作的丘赫尔别凯、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传记体三部曲”中的蕞后一部，但实际上这三部著作也可以各自独立成篇。《普希金》（D1卷，1935；第2卷，1936-37；第3卷，1943年死后出版，未完，蕞后几章系创作笔记和素材），可以称为特尼亚诺夫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特尼亚诺夫在此书中丰富了普希金研究中许多重要的事实、细节和关节点，并且对其创作遗产做出了独特而又深刻的阐释。与此同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注重吸取了许多苏联文艺学界的普希金研究成果。特尼亚诺夫在这部著作中表现了他独异于他人的普希金创作之路观念：力图驱散普希金注释家们围绕这位伟大诗人的名字而制造的“花饰”和“传奇”，而写出一个“活人”普希金，而非所谓“生活中的普希金”。
“这本书不是传记”，特尼亚诺夫在为本书写的序言草稿（现存档案）中说。“读者如果在书中寻找对于事实的精确描写，准确的时间顺序，对科学文献的准确转述的话，将会是徒劳的。这不是小说家该干的，而是普希金学家的责任。小说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常常被猜想所取代，而且是自由地取代，自由小说家自古以来就在充分利用这一古老的权力。这部小说无法替代科学传记，而真正的科学传记也是无法替代的。我想在这本书中接近于有关往昔的艺术真实，揭示这种真实永*都是历史小说家的目的。”流传下来的还有一句涉及《普希金》的构思的一句话：“我这本书不是按照‘小说化传记’写的，像史诗类作品从民族诗人的出生、发展和死亡一路写下来。我在小说中并未把主人公的生平和创作分隔开来，也没有把主人公的创作与其国家的历史分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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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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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特尼亚诺夫(1894-1943)苏俄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批评家及文艺学家，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即奥波亚兹）代表人物“三巨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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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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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001
尤里·特尼亚诺夫(译序)/007
第一卷 童年
第一章/00
第二章/0
第三章/0
第四章/0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二卷 寄宿中学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三卷 青年时期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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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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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特尼亚诺夫（译序）
尤里·特尼亚诺夫(1894-1943)苏联杰出文艺学家、批评家、作家兼翻译家。苏联早期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即奥波亚兹——诗歌语言研究会（Общество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тихот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代表人物“三巨头”之一。其理论著述在俄国形式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巨大作用，是这一文艺学批评运动由早期的“语言学转向”进而向“社会学转向”转变的契机。他的一系列文艺学理论著作，如《诗歌语言问题》（1924）、《文学演变》等，都是这个文艺学运动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也是这位杰出文艺理论家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可惜的是，他的这些享誉世界的基础理论著作，迄今尚无中文译本，介绍他的文字也寥寥无几。
除了写作大量涉及文艺学，以及在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论著作外，特尼亚诺夫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其著名传记小说如《丘赫里亚》《瓦吉尔·穆赫塔尔之死》和《普希金》等，系这位小说家兼文艺理论家留下来的传记体小说名著，也是苏联文学史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
尤里·特尼亚诺夫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中，是一个把大文学理论家的广博学识和睿智与独特的历史传记小说家的过人才华融为一体的典范作家。文学史上很少有能把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才能并行不悖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范例。特尼亚诺夫之转入历史小说创作不仅是为了通过创作来研究往昔和过去，也是为了说出他关于当下的勇敢而又独立的见解，并且用鲜活的、充满活力的当代语言加以表现。把当下的百年和过往的百年进行悲剧性对比的结果，就是这位作家留给未来千年文化的主体的一部关于俄罗斯文学的道德和哲理遗言。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特尼亚诺夫1894年10月18日出生于维贴布斯克省的列日茨城（现属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一个医生家庭。他本人在自传中写道，自己的家乡“距离米霍埃尔斯和夏加尔出生地约6小时车程，距叶卡捷琳娜一世出生地和青年生活地约8小时车程”。特尼亚诺夫之所以对家乡充满眷恋，是因为家乡是一种不朽的历史文化的代名词，它们不仅是一种道德支柱，而且还是每个人内心自由的一种标志。
但对在特尼亚诺夫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这个“家乡人米霍埃尔斯”来说，这种吻合十分重要吗？所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一名杰出的演员，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创始人。也许，特尼亚诺夫之所以在众多家乡人里特意把米霍埃尔斯标举出来，是出于对于表演艺术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礼遇和虔敬？当年曾经听过特尼亚诺夫在列宁格勒讲课的学生，都对这位年轻教授的渊博学识和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记忆犹新，都为他善于模仿所有19世纪经典作家的步态口吻而绝倒。许多回忆文章的作者都指出，特尼亚诺夫极其善于模仿作家的表情和语调，连19世纪一些不怎么有名的作家也成为他模仿的对象。这一才华后来在他创作小说人物，如丘赫尔别凯、格里鲍耶多夫、普希金时，为他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特尼亚诺夫的家乡人中，马尔克·夏加尔是另外一个名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其整个一生中，始终保留对其故乡维贴布斯克的深深眷恋和深刻记忆，该城在他的绘画中已经成为历史的象征，成为永恒的象征。特尼亚诺夫对其家乡的记忆和他一模一样。对于他在此度过童年的这座城市，特尼亚诺夫有充分理由说：“假如我不曾有过童年的话，我就不会理解历史。”
在这位未来作家的灵魂里，俄罗斯古老的城市普斯科夫的记忆留痕同样也很深刻。他在那里度过中学时代。他对文学发生兴趣以及他最初开始写诗，也都起步于这里。保存至今的中学生特尼亚诺夫的一篇作文的题目是《当我们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时，生活是美好的》，作者在文中巧妙地比较了俄国和国外经典作家，具有独立看待问题的最重要的见解。
进入彼得堡大学语文系以后，特尼亚诺夫开始在谢·阿·温格罗夫的普希金讨论班上学习。他嗣后最主要的科研选题和创作主题——普希金时代——就是在这里奠定的。但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特尼亚诺夫最感兴趣的，是很少有人研究的现象和未知现象。他对威廉·卡尔洛维奇·丘赫尔别凯的研究，精细到了毫发毕现的地步——此人系普希金在皇村中学的同班同学，被发配的十二月党人，也是一个在诗歌创作上被公认不够成功的写诗者。特尼亚诺夫的第一部小说写的就是他——《丘赫里亚》（1925）。
《丘赫里亚》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文坛传奇”：特尼亚诺夫在旧书摊上偶然发现有人愿意出手一箱手稿，而这箱手稿出自普希金的同班同学也是普希金时代一位十二月党人、诗人丘赫尔别凯之手，便不惜重金买下。1924年，当时正在国家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向年轻教师特尼亚诺夫约稿，约写一本关于丘赫尔别凯的小册子。不想特尼亚诺夫一下笔就刹不住车了，竟然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一上市就成为苏联“历史小说”中的名著，反映“时代精神”的典范。在问世以来的80年中不断重版再版，甚至时至今日也依然赢得读者的喜爱。
特尼亚诺夫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以俄国文学史上著名剧作家、《智慧的痛苦》的作者格里鲍耶多夫为主人公的《瓦吉尔·穆赫塔尔之死》（1928），小说把焦点对准格里鲍耶多夫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一年后又创作了怪诞历史短篇小说《吉热中尉》，这是以保罗一世时代生活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写的。彼得一世的悲剧时代则被再现于中篇小说《蜡人》（1931）中，而在短篇小说《幼年时代的维图希什尼科夫》（1933）中，作者讥讽地描写了尼古拉一世的形象。
1932年特尼亚诺夫开始创作关于普希金的叙事作品《汉尼拔家族》，但只来得及写完第一章的引言部分。这部分甚至讲述到少年时代的亚伯拉罕（即嗣后的“彼得大帝的黑奴”和普希金的祖父亚伯拉罕·彼得罗维奇·汉尼拔）如何被土耳其人俘虏，后来辗转被贡献给彼得大帝的故事。小说同时讲述普希金一家的贵族世系——这些人“生活过得安逸闲适，轻松飘逸”。这一广阔的史诗般的构思并不仅限于勾勒普希金的家谱。前言中如叠句一般重复多次的一句话是：“问题涉及俄罗斯。”
但这样一种历史追溯显然牵涉面太广，于是，特尼亚诺夫开始创作一部关于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并决定以1800年为起点。此时作家已经得了重病，并且也得知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在再现普希金的童年和少年以后，他像是感染了普希金明朗的生命能量一般。小说第一卷于1935年发表，第二卷“寄宿中学”1936—1937年发表。第三卷“青年时期”写作时，作家已经重病在身。他起先在列宁格勒，随后被疏散到彼尔姆。1943年《青年时期》发表于《旗》杂志。对普希金命运的叙事一直延续到1820年。根据特尼亚诺夫朋友和同道者维·什克洛夫斯基的意见，业已完成的部分，只是原计划的四分之三。更何况这部作品已被当作关于这位伟大俄罗斯诗人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一部完整作品，和特尼亚诺夫有关丘赫尔别凯、格里鲍耶多夫的作品共同构成三部曲。这是唯一一部配得上《普希金》这样一个朴素而又简单的书名的作品，在众多普希金传记中也是独树一帜。在疏散地时，特尼亚诺夫还创作了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多洛霍夫将军》和《红帽子》。在特尼亚诺夫的所有小说创作中，《普希金》是其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
1943年12月20日，作家逝世于莫斯科，被葬在瓦甘科夫墓地。
特尼亚诺夫的所有作品都和俄国的往昔及其文化相关。其小说人物都是历史上有过的真人——彼得一世、尼古拉一世、格里鲍耶多夫、丘赫尔别凯、普希金。作家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记忆里保存了许多故事和细节，善于在印刷和手写档案文献中收集那些具有表现力的细节。作为一位学者，特尼亚诺夫不仅是一个语文学家，也不仅是一个文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个俄国史学家——像卡拉姆津和普希金一样。有一种说法，说特尼亚诺夫似乎从不“虚构”，他虚构只是为了弥补知识的不足，或是为了把事实纳入某种既定的框架。实情不是这样。特尼亚诺夫力求像普希金那样“真实再现过往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特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具有科学认识的价值。读过《丘赫里亚》的读者会对皇村中学、十二月党人起义有所了解，而对于丘赫尔别凯的身世，却是除此之外无从了解的。许多读者都是通过这些历史小说，平生头一次了解格里鲍耶多夫的外交官生涯和普希金童年时代的生活细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历史小说成为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是每个文化人都必须了解的。
特尼亚诺夫许多创造性的猜想后来都得到了证实，比如，想象不仅要求艺术也要求科学。特尼亚诺夫总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来源。“有些材料很花哨，可它们却像人一样在撒谎.请不要相信它们，请走出文献材料之外，深入挖掘下去。不要相信别人转述的材料。”——作家在嗣后被收入集体文集《我们怎样写作》（1930）中的特写中这样写道。
充满经过严格考证方才成为事实的依据，这只是特尼亚诺夫艺术世界的一个基础而已，只是从中建构更加复杂多义的艺术现实和艺术世界的基础而已。特尼亚诺夫并没有用海量的档案资料把自己和生活隔绝起来。怎样的个人生活经验有助于作家深入体验作品所描述的情境呢？作为一个文艺学家的特尼亚诺夫，远远超前于他那个时代。他和他那些奥波亚兹的同道者们——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以及接近于这个圈子的罗曼·雅各布逊和托马舍夫斯基一起，开辟了研究文学的崭新的方法和路径，这种新方法特别注重对于艺术创作内在法则的关注和重视，对于诗歌和散文小说的织体、对于方法和风格的嬗变规律，必须加以密切关注。这种方法有一个不太适合的名称“形式主义方法”，这一学派也遭到了传统学院派老一代文艺学家的抨击和批判，也遭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继续从事集体性的学术研究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1927年，特尼亚诺夫写信给什克洛夫斯基说：“我们这里已经在上演智慧的痛苦。我敢说这说的就是我们这三四个人而已。”特尼亚诺夫在这封信里，用格里鲍耶多夫去波斯的故事，影射自己因得了不治之症而必然死亡的结局。
特尼亚诺夫作品中对于普通人的描写也渗透着悲剧精神。例如《蜡人》描写彼得大帝时代下令收集畸形人标本的故事。特尼亚诺夫作品的结构特征反映了他对于俄国历史规律的悲剧性思考。情节永远都向着悲剧结局运行。对于格里鲍耶多夫、丘赫尔别凯临终时的描写，都是这样。对保罗一世被谋杀结局的描写令人感到历史的宿命意味。
时代的比较自然会在特尼亚诺夫的语言上多有反映。特尼亚诺夫娴熟地掌握了历史风格学，准确地再现了不同时代的话语特点。但模仿古风并非目的本身：对他来说，还需要创造一种读者在其再现情境中的亲在感，从而赋予人物肖像真实的话语表现力。总之，特尼亚诺夫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是用极富时代特征的话语写成的：他属于那些赋予20世纪俄语以特征的作家之一。
特尼亚诺夫作品的艺术话语通常有两个以上的层次。如《普希金》开篇头一句话，就是“少校是个吝啬鬼”。其中“少校”一词用的是古老的书写方式。这立刻给人一种时代距离感。这个词立刻从句中脱颖而出，把我们的感觉推到从前和过去。与此同时，这样一种“话语修辞分层法”式的风格模拟，在读者身上能引起一种惶惶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感觉。凡是对现在不满意的人，通常都会寄托希望于未来，或是把过去理想化。
艾亨鲍姆在回忆中这样提到他初见特尼亚诺夫的印象：“在一次普希金讨论课上，有一个少年请求发言，他长得非常像普希金。”特尼亚诺夫的整个一生是在普希金的标志下度过的——作为作家，也作为文艺学家。如果我们探索一下长篇小说《普希金》的创作史，就应当把注意力转向特尼亚诺夫自传的头几页。那里讲到他在大约8岁时得到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伍尔夫版一卷本的普希金全集。也就是说，最先吸引特尼亚诺夫的，就是普希金创作的非文选版的、写起来自然而然的轻诗，这些诗非常自然地建基于为一定时期特定圈子的人所共享的暗示和隐喻之上。特尼亚诺夫走进普希金的艺术世界不是通过正门，因此他对普希金的态度颇有所谓“接地气”之感。
在对普希金的研究中，特尼亚诺夫最忌讳人云亦云的市场流行语。他也不喜欢阿波罗·格里果利耶夫的“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这种说法。他力求揭示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中所起的具体作用。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长篇论文《拟古主义者和普希金》（1924），阐述普希金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争论中所占据的立场，这是一部充满了独立见解，论证丰富而又翔实的科研论著。写于1928年的《普希金》以罕见的科学的手法阐述了普希金的创作，揭示了普希金作为天才的一个最主要的秘密——不间断地发展和更新。读这部长篇小说应当记住，特尼亚诺夫还写有同名的科学论著，这部论著非常有助于我们读懂作家的小说艺术观。
“这本书不是传记”，特尼亚诺夫在为本书写的序言草稿（现存档案）中说。“读者如果在书中寻找对于事实的精确描写，准确的时间顺序，对科学文献的准确转述的话，将会是徒劳的。这不是小说家该干的，而是普希金学家的责任。小说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常常被猜想所取代，而且是自由地取代，自由小说家自古以来就在充分利用这一古老的权力。这部小说无法替代科学传记，而真正的科学传记也是无法替代的。我想在这本书中接近于有关往昔的艺术真实，揭示这种真实永远都是历史小说家的目的。”流传下来的还有一句涉及《普希金》的构思的一句话：“我这本书不是按照‘小说化传记’写的，像史诗类作品从民族诗人的出生、发展和死亡一路写下来。我在小说中并未把主人公的生平和创作分隔开来，也没有把主人公的创作与其国家的历史分割开来。”《20世纪俄罗斯文学》11年级用书，德罗法出版社，第1卷，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454页。
这部小说按照原来的构思是很宏大的：特尼亚诺夫原本想要写作一部史诗性的大长篇小说，也许其规模应当相当于《战争与和平》。在建构多层次广角结构的同时，作家又给予广阔空间背景下的细节描写以密切关注。小说的语言像普希金一样简洁、充满动态，没有多余的废话，每个句子都有情节动作，每个判断都是格言警句。小说的简洁还依靠另外两种力量，一是离心力，一是向心力，以及这两种情节力的关系。这条力线用于发展主题和扩展叙事，使得新的人物不断出现。
长篇小说的艺术思想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勇敢地把两个主题进行对比：创作主题和爱情主题。在此作家走向对于年轻普希金爱情欲求的阐释，把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渴望和一种崇高的灵魂结构结合起来。在小说的最后一卷里，作家艺术地展现了他在《无名的爱情》（1939）中记录的一个传记史假说，那就是普希金贯穿终生的对于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卡拉姆津娜的爱情。该假说迄今为止既未被证实也未被证伪。但在这部小说中，这一假说却在普希金的人物观中得到了有机渗透和贯穿。最先提出这一假设的是格尔申宗。作为当时苏联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人物，特尼亚诺夫在此书中丰富了普希金研究中许多重要的事实、细节和关节点，并且对其创作遗产做了独特而又深刻的阐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吸取许多苏联文艺学界的普希金研究成果。此书的构思始于1933年。其构思以其宏大规模和宏大气魄令人震惊：即作家想通过这部著作全面展现普希金从降生以来的生平传记事实。在普希金的一生中，特尼亚诺夫觉得最难以下笔的，是这位伟大诗人的童年：有关诗人这段生活，相关资料实在少得可怜。特尼亚诺夫在这部著作中表现了他独异于他人的普希金创作之路观：力图驱散普希金注释家们围绕这位伟大诗人的名字而制造的“花饰”和“传奇”，写出一个作为“活人”的普希金，而非所谓“生活中的普希金”。例如，在魏列萨耶夫的《生活中的普希金》里，作为诗人的普希金几乎根本就不在场，读者从中看不到作为“活人”的普希金形象，倒是了解了不少普希金时代物质生活内容和环境的特点。特尼亚诺夫在其著作中，细致地描写了普希金所处的人物环境——他和敌友的，他的整个创作之路，他的悲剧矛盾和探索，他周围的人物——皇村中学校长恩格哈特、卡捷宁、戈尔恰科夫、沃洛佐夫等，通过这些人物的描述，读者仿佛回到普希金生活和创作的那个年代。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的第3卷也只写到1816-1820年间的普希金。作家在答记者问时，回答了他在这部小说中如何处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通过所发掘的材料，特尼亚诺夫认为皇村中学时期在普希金的成长经历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对于诗人哲学思想的成熟而言，而且对于诗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尼亚诺夫在这部小说中既表现了他作为文艺学家的才华，也尽情表现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才华。这部作品的成功表明这位作家在创作中实现了罕有的结合：即小说家和理论家的二者合一。
特尼亚诺夫关于普希金短暂一生中始终在暗恋着卡拉姆津娜的假说，最先见之于他的论文《不具名的爱情》。按照此文的解读，普希金在哀诗《白日的星辰熄灭了》中，隐隐透露出诗人正在为一种既不见容于时代，又注定无从实现的爱情所困扰的消息。当时流行着许多关于普希金的流言，似乎普希金当时是一个上流社会的“雄狮”，对待女性轻薄放荡，举止轻浮。对此种流言，特尼亚诺夫不但嗤之以鼻，而且力图在他的小说中予以驳斥。在普希金的全部抒情诗作中，隐隐有一个系列，都与诗人对叶·安·卡拉姆津娜的“隐秘爱情”有关。这就是《巴赫切萨拉伊的喷泉》《奥涅金旅行记片段》《波尔塔瓦》题词、哀诗《在格鲁吉亚山冈上笼罩着夜的黑暗》等。和从前的研究者们（米·格尔申宗、帕·谢果列夫）的推断不同，他认为普希金“就其非同寻常的力度、持续的长度，并且终其一生都从未宣说的”爱情而言，不是针对米·阿·戈利岑娜或米·尼·拉耶夫斯卡娅的。“我们有足够理由和根据认为他终其一生都隐瞒了他对卡拉姆津娜的爱情和情欲。”——特尼亚诺夫如是说。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这些阐释不仅在普希金诗歌题献词和神秘的暗示中始终都是疑点，而且他还举证了一些普希金同时代人的某些证词来证明普希金和卡拉姆津娜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普希金和卡拉姆津娜关系的最后一件证明，当诗人受了致命伤以后，他一再询问：“卡拉姆津娜在哪儿？卡拉姆津娜在吗？”在做总结时特尼亚诺夫得出一个对于我们的普希金观具有原则性意义的重大结论：“有一点变得十分清楚，即一度十分流行甚至成为非常时髦的普希金观，即说他是一个风流倜傥，举止轻浮，不断任意改变其恋情的轻佻之徒：一名年仅17岁的‘中学生’痛苦而又激烈的爱情迫使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首先喊出的名字是卡拉姆津娜。这一‘隐秘的’‘无名的’爱情贯穿了他的一生。”
第一卷 童年
第一章
1
少校是个吝啬鬼。他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偷偷地数起了钱。
他忽然想起近卫军一个伙伴还欠他120卢布，便伤心起来。他冲着不合时宜地开始鸣叫的金丝雀嘘了一声，换上出门的衣服，对着镜子把自己好生整理了一番，这才转过身来，拾起手杖，走到门厅，他对老婆说：
“麻利点儿。别忘了穿得干净整洁点儿呵。”
随后，他踮着脚尖走到侧门，轻轻地把门开一道缝，语气柔和地说：
“我走了呵，我的小心肝儿。”
可却没人搭理他。他又踮着脚尖走到门口，轻轻地打开门，生怕发出吱扭声。小厮拎着一只旅行箱紧跟在他身后。
出了房门就是院子，房后是一座花园，有椴树和沙土甬道。那个哥萨克女人的任务是把邻家的母鸡赶跑。
一条看家狗听见脚步声，在梦里发出几声抱怨。少校敏捷地钻出门外。他走路步伐轻快，但也看得出，他在担心有人会叫他回来。
他沿街走去。他说住的那个地方，德国的街道一无可看：绵延不断的因遭受风吹雨打而变成银灰色的篱墙，每家门洞都嵌有一尊盲目的小圣像——上面满是尘土。雨早就不下了，可污泥还在上面——一块块，一片片，一条条的。路上有几个做手艺的德国人，一个农妇怀里抱着一只鹅。他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他穿过一条又一条小胡同到开心酒馆去——那地方因为有了这家不错的小酒馆而得名。他在酒馆门前和车夫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雇了一辆轻便马车，与此同时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坚毅。他让车夫把他和旅行箱一起送到波克罗夫门。那匹驽马胆子似乎很小，小厮拎着旅行箱跟在车后跑。车到波克罗夫门，少校下了车，走上人行道。
一踏上人行道，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他系着一条和他眼睛的颜色极其接近的蓝领带，手里拄着一支轻便手杖，他摇晃着身子，走得很慢，空着的那只手里攥着一块绸手绢，半张的嘴像是在贪婪地吞食着人行道的凉意。随后他又从一位姑娘那儿买来一束野花。七月的阳光火辣辣的，酷热难耐。那个小厮被落在身后很远一大截。
他就这样一路走到米亚斯尼茨基大门，走进渔具街。他走路的样子显得很清闲随意，脚步轻盈，一直在不住气地踅摸路上遇到的女人。那小厮不时地用袖口揩拭着汗水，吃力地跟在他身后。他走下一座酒窖。虽然时候尚早，但酒窖前已经有两位品酒的行家里手，正在争议勃艮第和拉菲哪种酒最棒。他花费了好长时间选酒，竭力想买到价廉物美的，他大大咧咧地付了款，然后，指着酒对小厮和蔼地说，似乎有意让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似的。
“——小傻瓜，地址你还记得吧？哼，你肯定又忘了。我再告诉你一遍：戈洛芙金娜伯爵夫人家旁边，近卫军少校普希金家。到了地方是个人都能指给你。别了，你这个小傻瓜，到了可能还是什么也记不住。还是我给你写个字条，你去问面包师好了。”
说着，微笑着写了张字条。
小厮无动于衷地看着他，把字条塞进满是窟窿的裤口袋里。
2
近卫军少校，或更确切地说，大尉实际上已经退伍一年了。而且他当时服役时，也是在文官委员会工作，所以，他穿的也压根儿不是什么近卫军制服，但他仍然称自己是：近卫军少校普希金。天已经“凉了”，对于那些姓氏高贵的人士来说，就是“朔风吹”或“北风寒”，而人们之所以这么说，仅仅是为了不提及保罗皇帝的大名而已。
因此，在自称是穿灰制服的文官委员会近卫军官的同时，少校似乎是在暗示其退役的原因，以及其退役的暂时性。实际上他早就该退役了，和他哥哥瓦西里·里沃维奇一样，因为近卫军没有生活补贴，而文官委员会却可以领到一份薪水。
除了母亲、哥哥和姐妹们处，他还在下城区有一块土地。波尔金诺村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大贵族世袭领地，有3000个农奴，可糟糕的是，在九年前那次不幸的财产分割中，其父第一次婚姻所生独生子也参与了分配，结果，大多数土地和农奴分给了独生子和生母。
谢尔盖·里沃维奇从那时起，便从内心深处永远地保留了对亲人的戒备心理，并把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永远从记忆里根除了出去。
谢尔盖·里沃维奇从未去过自己的领地，而且，每当妈妈提醒他——往往不无几分嘲讽地提醒他，说他不妨去封邑走走——他就皱紧眉头。他知道自己名下不多不少有1000名农奴，村里小河上还有一个磨坊，公家还在村里开了一家酒店，村子四周都是茂密的森林。至于林子里究竟有什么，他就不甚了了了——总不外乎是些浆果、野狼吧。每次接到进项，他总是会像得着一件宝物或意外的收获一般，心里乐开花，瞬间感到自己是个财主。而一旦进项拖延，他就开始隐隐约约地担起心来，心情郁闷。近卫军的财宝都是过路财神，口袋也像个漏勺。
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近卫军官，正如那些贵族少女们关于他所说的那样，他感情丰富，机智俏皮（法语：бельэспри），所以，在女性那里，谢尔盖·里沃维奇总是如鱼得水。
他能说一口流利自如的法语，以致说俄语时，也会不由得打个呼哨，或发出很重的鼻音。他会唱所有最新的法语抒情歌曲，对本国文学也有很浓厚的兴趣。文学在社交和自由方面的优点，令他感到十分满意。到哪儿可以让心灵得到安顿呢？只有在那些文学家中间。谢尔盖·里沃维奇在文学家中间，心灵能得到安宁，然而他永远不会放过拜访所有高雅艺术的先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的机会。如今的卡拉姆津似乎锐气有所消磨，热情有些冷却，变得比以前持重稳健了些，但却不像以前那样宽容、热情而又睿智。对谢尔盖·里沃维奇来说，卡拉姆津仍然是那颗指路的明星。他仍然住在特维尔大街普列谢耶夫那幢住宅里。
两年半以前，谢尔盖·里沃维奇结婚了。他的夫人真是一个非凡的女性。彼得堡的近卫军官们都管她叫“美丽的混血女人”和“美丽的布尔女人”，而她手下那些被她的任性胡来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仆人们，背后里都叫她“黑女人”。
她是彼得大帝身边的男仆、早年的密友、著名的黑人上将阿勃拉姆·彼得洛维奇的孙女。还在她幼年时代，凶神恶煞的父亲就把她和母亲抛弃了。她像个孤儿似的长大成人。但她有一些叔叔们——拥有苏伊达这座美丽庄园的陆军中将汉尼拔和住在普斯科夫地区的陆军少将汉尼拔。普希金弟兄们也常到陆军中将汉尼拔那儿做客，而会写诗的弟弟瓦西里·里沃维奇，甚至还曾写诗歌颂苏伊达及其主人。他们的父亲也是个黑人，同样也没当过室内男仆，而毋宁说是彼得大帝的匿友，而且，即便当过其男仆，也是挂着上将军衔的男仆。汉尼拔是一个足以令人骄傲的名字。除此之外，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长得非常漂亮。谢尔盖·里沃维奇对她是一见钟情，当即本着上流社会通行的所有法则，开始对其实施追逐，但却并不打算结婚。虽然他很快就提出求婚，却对结婚的事还是连想都没来得及想，却忽然蒙受了这位美人的允可和同意。
尽管家里的状况一片混乱，但她还是给少校带来一座位于普斯科夫省的小镇，而且她还得到承诺，父亲死后她还可以获得旁边另一座十分可观的大镇。虽然她父亲就其头脑和本意来说，不是什么恶人，但举止却极其轻佻——他背着妻子娶了普斯科夫省那个时代非常有名，魅力四射的美眉，结果把他的家产荡了个精光。而且，荡掉的不光他一个，还包括他的家庭和他的弟弟。他像是天生与金钱有仇似的，挥金如土，而且似乎一辈子都在走下坡路，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一有钱，他就会给那个美眉购买一套套的金银餐具。说到他的两个妻子，每个妻子都认为他和另一个妻子是恶人，占有了他生命的绝大部分，两位妻子的官司一直打到现在。那位年纪已然不轻的老美眉，和奥西普·阿勃拉莫维奇时聚时散，无论聚散都免不了要钱。根据传言，如今他住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过着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淫荡得出奇的生活。而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旁边就是科勃里诺小镇，也就是这位黑人女子的嫁妆。
叶卡捷琳娜女皇驾崩了。近卫军的顽皮和胡闹消停了下来。这对年轻人生下了女儿奥莉佳。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母亲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从彼得堡来做客。谢尔盖·里沃维奇既然已经有了妻室，也就退役了。他那年只有29岁。谢尔盖·里沃维奇梦中见到的家是这样的：墙上覆盖着常春藤，门口有白色的柱子（哪怕是木头的也行）。而这也正是他对生活朦朦胧胧有所不满的一个地方——原来，在需要做抉择，安顿自己的家庭和幸福时，他很少过细思考，周密计划过。房子是偶然租来的，所以，屋里的摆设也就临时将就一下得了。无论庄园还是莫斯科抑或近郊，都算不上家，而是厢房，是那些英国商人马马虎虎当办公室盖的。眼下这位皇帝任性暴躁，不喜欢英国人——于是那帮英国佬便把房子卖给了一位官员，抬起屁股开溜了。谢尔盖·里沃维奇讨厌任何形式的忙乱。他当下就拍板把房子租了下来，好在房价十分便宜。
从前的冰屋冷灶，只剩下两只鸟笼，一只鹦鹉，一只金丝雀，但生活方式却产生了急遽变化。一个月前他刚生了个儿子，为了纪念其父亚历山大，他给儿子起名叫亚历山大，即萨沙。
此刻，经过一番洗礼，他打算安排一次“库尔塔格”——像近卫军常说的那样——如他此刻常说的那样，即为心之所爱举办一次简朴的见面礼。
3
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从一大早就开始忙乎起来。接待来客和女婿的亲戚们，这令她很不安，可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呀。来客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来自首都的时髦人物，而她待人又习惯于拖拖拉拉，简简单单的。厅里打扫过了，家族灶台也用白粉刷过了，物业下的垃圾也清扫一空。而以前垃圾可真不少。
她从内心深处认为在自己的一生中，只有李别茨克市才是她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离那儿不远就是她父亲的庄园，而她的少女时代，就是在那儿度过的。这座城市非常干净整洁，主路两边都种着橡树和菩提树，樱桃和梨更是多了去了。小女孩们都穿着坎肩和绣花衬衫。而此时此刻恰好又是菩提开花的季节，菩提花散发着浓郁怡人的花香。每到夏季，来自首都的知识精英，达官显贵和雍容华贵的上流社会人士，便齐齐聚在李别茨克市洗泥浴。一些细皮嫩肉的军官被从首都打发出来，带着与火炮有关的各种指令和任务，来到这里的生铁丁。待她出嫁那会儿，她出落成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凡见过她的人都未免大吃一惊，却都连忙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而对她居然能将自己嫁给一个黑人这一点啧有烦言。可这黑人是军舰上的炮手，对她殷勤有礼，全身像装满了弹簧一样动作敏捷，为了未婚妻肯赴汤蹈火。不想进门才知是一个坏蛋。
她和尚在襁褓中年幼的女儿，被他可耻地抛弃了，连一点儿吃的都没给留下。于是她被迫回到乡下的父母家。可父亲已经年迈，闯进家门的这个黑鬼，令家门蒙羞，瘫痪在床的父亲很快就过世了。就这样，这个黑鬼成了两重意义上的恶棍。
父亲去世后，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与母亲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拮据。家里常常落到没有面包吃的地步。仆人们也害怕被饿死，纷纷风流云散。
这样一来，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最后不得不和女儿一起生活在彼得堡郊外的苏伊达村，靠黑人婆婆的面包为生，既不像一个寡妇，也不像一个有丈夫的人之妻。而无论是彼得堡，还是如今的莫斯科，所有这些地方，她都不认为是常住地，哪儿都住不惯，哪儿都不是根据地。她已经习惯于月月光的日子。在黑人婆婆所在的苏伊达村，她住在顶屋的阁楼里。她在彼得堡的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军团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后来，她把这间小屋卖了，带着纳杰日达搬到伊兹玛伊洛夫军团。她的弟兄们都是军官，丈夫即便人很混，也算舰艇上的炮手。生活就像行军打仗：天一亮就起床，号一吹就吃饭。窗外永远都是刀光剑影，马刺铿锵。她和女儿每天起得都很晚，成天坐在窗前看人影幢幢。
纳杰日达就这么长大了。在伊兹玛伊洛夫团时，一个亲戚，近卫军士兵，中尉曾经向她求过婚。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的娘家姓叫普希金娜，而谢尔盖·里沃维奇是她的堂兄弟。据资料看是个有钱人。他的求婚当然立刻就被接受了。年轻人去了莫斯科，这回她是到他家做客的——这也是规矩，而且，这次又轮到她住阁楼，就和从前在黑人婆婆那儿时一样，只不过这次她还带着外孙女奥莉佳。
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可谓阅人无数，尤其善于做那些官员的工作，因为官员们要处理那位犯了重婚罪的丈夫的官司事。她还非常善于待人，尤其是给她们提供住处和温暖的人，生怕得罪了人家，或是被人家小瞧了。如今一切都变了，人们开始把受教养和脸色苍白当作一种时髦了。
而李别茨克市却仍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从前那样挺立着。
如今她全权掌管着女婿的经济开销，虽然开销不大，但并不好管。仆人不多，但散漫惯了，个个偷奸耍滑。厨师尼科拉什卡是个酒鬼兼恶棍。仆人们个个懒得出奇，一个个操起双手，像苍蝇一般。人人都是撒谎大王。好在她来时带来一两个仆人——忠心耿耿的奶娘和女保姆阿丽什卡。这些年里家里的收入出乎意料地少。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毫不掩饰她的失望：她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谢尔盖·里沃维奇究竟是个富人还是穷人。说得倒好——农奴一千个，可家里连糖都没有，老是到杂货铺去赊。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肩上，而谢尔盖·里沃维奇只会永远躲在外面不着家。她对纳杰日达做事没有头绪也很不满意，也不相信她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止一次说过女儿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像自己，说女儿的脸长得像父亲，像那个黑人。就连手掌也像黑人似的又黄又黑。而且，常常表现出一种非此世的，非李别茨克式的冷漠：淡定而又慵懒，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整天在那儿晃来晃去，咬着指甲——又忽然好像中了邪一般，疯疯癫癫。把家里重新摆放，教训仆人，往墙上挂画，摔碟打碗的。
而李别茨克市则仍然向人们常说的那样，屹立在那里。
“阿丽什卡，快到厨房！尼科拉什卡，小猪煎好了没有？蠢货，香槟里要搁在冰块煨着的。”
4
第一批抵达的是普希金家族的人。谢尔盖·里沃维奇的妹妹丽佐尼卡和她的丈夫，以及安涅塔妹妹。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喜欢这两个妹妹，在她俩聊天时，她在一边根本坐不住。她觉得丽佐尼卡很空虚。选了个比自己还年轻的男人做丈夫。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由自主地把松采夫和谢尔盖·里沃维奇做了番比较，结论是松采夫较好。松采夫比少校微胖一些，人很善良，也很安静——从不丢开家到处乱跑。不讲究穿戴，却像毛茸茸的小羊羔似的招人喜欢。的确，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松采夫就时尚而言并不令人嫉妒——而是像个卡拉卡拉皇帝。而安涅塔，安娜·里沃芙娜，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则因为虚头巴脑而不喜欢她。安娜·里沃芙娜已经30多岁了（都三十好几了——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如是说），可还是在耐心等待白马王子的出现，成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起话来嗲声嗲气的。她对谢尔盖·里沃维奇很上心，总是关心他脸色怎么那么苍白，一定要保重自己。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觉得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成天只知道倒腾纪念品，小摆设呀，无非是些小扣环、小羽毛之类的玩意儿。
最近一段时间安娜·里沃芙娜好像等得有结果了：前不久谢尔盖·里沃维奇告诉他，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一个长相标致的彼得堡诗人，货真价实的四等文官——向安娜·里沃芙娜正式求婚了。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向她表示了祝贺，但心里总还是有些嘀嘀咕咕。每逢姐妹俩来，她总会躲出去做家务，实际上却是为了能好好喘口气。
“全是胡说八道。”她转回身来小声嘟囔道。
瓦西里·里沃维奇是携着夫人，坐着漆光锃亮，像教堂钟声一般响亮的四轮马车到的。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开始忙乱起来。她很喜欢这对夫妻。瓦西里·里沃维奇动作敏捷，十分健谈，成天总是乐呵呵的。——天生的乐天派——这天可以说是盛装出席：杜洛克式的发型，而且，尽管天气很凉，却带着又高又硬的竖领。只不过他把竖起的高硬领子掩在斗篷下面了而已。而且，斗篷把他的身材也给遮盖了——瓦西里·里沃维奇深知自己肚大腿细。他身边坐的那个女人，他深深引以为荣，甚至比他诗人封号更甚。这女人以其高贵的家族和四轮马车，令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一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人，她就是他的夫人卡皮托丽娜·米哈伊洛芙娜。他们的到来引来人们普遍的关注。
瓦西里·里沃维奇感觉到周围人们对他的关注后，在整个家族聚会期间，都保持着一种既冷淡又神秘的样子。只是在屋里有些昏暗，名人们比刚才少了一些后，才允许自己扫了几眼周围，这才看出，大家的注意力全都凝聚在他夫人而不是他身上。
“mon ange，mon ange，”他不无几分伤心，但即刻又爱怜地嘀咕道，“把肩膀盖上，有风……”
说着，亲自动手为她披上纱巾。
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见到卡皮托丽娜·米哈伊洛芙娜时，就眯着眼睛，露出笑容，就像30年前在彼得堡，当人们想要发号施令时那样。
关于卡皮托丽娜·米哈伊洛芙娜人们说法不一，在近卫军里，人们都管她叫“野鸡”，会让所有男人都变成坏蛋或马上就要干坏事。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不愿意指责女性的轻佻作风。“年轻不风流，犹如水白流”——她总是这么说，说着还宽容地抿抿嘴唇。
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和谢尔盖·里沃维奇在大厅里接见客人。
“纳杰日达马上就出来。”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见姐妹俩有些被怠慢的样子，连忙说道。弟兄两个开始小声地对彼此讲述着同一件事：著名咖啡屋的女主人什妞太太上周弄瞎了自己的右眼。涅耶洛夫为她画了一幅速写。
这幅速写画得很可笑，不适合太太们看。两人说着说着嗓门都大了起来。在萨尔蒂科夫伯爵的马尔费纳剧院，上周尼古拉·米哈伊洛夫维奇在其轻喜剧里出场了，在幕间剧和序幕里，以及在他自己的剧里，都一展歌喉了，而且，唱得很棒——伯爵现在对他是百依百顺，上周就因为他一句话，伯爵就吩咐把布景全换了。不过剧情实在是简单不过：乡村爱情，争风吃醋，一个善良的男人，就是伯爵本人所扮，退役回村，让一对恋人重归旧好。但表演实在是太棒了！台词和曲调都充满诗意！名声都传到彼得堡了。跳舞的姑娘们身穿薄裙简直一个个美若天仙。已经演了一百场了。两兄弟都急不可待，好不容易等另一个住了口，有时还不得不像是帮对方把话快快说完似的，用嘴唇模仿对方说话的动作。
谢尔盖·里沃维奇明显是在拿瓦西里·里沃维奇打岔，因为后者不仅到过马尔费纳，而且对此剧的详情细节了如指掌。瓦西里·里沃维奇想要告诉大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给那部剧起的名字，可谢尔盖·里沃维奇却打断了他的话。那剧名是：“只为了马尔费纳。”瓦西里·里沃维奇点着头，随后又扫视了一下周围，见周边都是自己家人。他打了个呵欠。
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步伐轻盈地走进来——亲吻着女宾们。她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是她那位非洲来的爷爷给她留下的痕迹。
她冲着瓦西里·里沃维奇粲然一笑。这一笑真可谓倾国倾城。
就连好写诗的瓦西里·里沃维奇的眼睛也斜了：他那双行家里手的目光从自己那位野鸡的香肩移到纳杰日达的肩背上。
他总是想说一句奉承话，憋了半天总算说出一句来。他即便是在自己写的诗里，也竭力追求逻辑性，因此竭力避免自然风景描写：他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戏谑。可他一见到大美人心就化了，所能想起的，都是别人的什么诗，无名氏的赞美套话和只言片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想起几句什么诗来。他无论写诗还是在生活中都没常性。
与此同时，大家已经在细瘦的菩提树下，把餐桌摆放好了。
大家在等着两个重要人物莅临：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和法国人孟德福。孟德福，或如他自称的孟德福伯爵，还是年轻人，成天乐呵呵的，是个画家兼音乐家。他来自法国的波尔多，前不久才抵达莫斯科，这是波尔多公爵的正式随从之一，现在和那位被处死的法国国王路易的弟弟，住在米塔瓦。他们从法国和巴黎被驱逐后，流落到了俄国，成了“吃军饷”的。
那位好嘲笑人的法国人迈着轻快的步伐刚一走进来，两姐妹都抬起脑袋，笑脸相迎。安娜·里沃芙娜脸上的笑容也变了：一只眼睛半睁半闭，嘴唇翕动念念有词，既像在嘀咕什么，又像在嚼着什么甜食。接着，她对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说，自己死也不愿见这帮法国人了，跟他们打交道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堕入他们的拉别特卡里去。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觉得安涅塔的笑容很不体面。她走出门去，声音不大但却气恼地说：
“丢人现眼！”嘟囔完，她又返回身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气色不佳，穿着也很随意。
“这些天光鲜亮丽显摆招摇总归不好，”他悄声说道，“到您家我比较随便。”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到，众人便一对儿一对儿地来到花园里。谢尔盖·里沃维奇忽然不见了。他又回到自己的书房，打开锦匣，连数数都不数，抄走最后一沓纸巾，便冲伺候他起居的男仆尼基塔嚷道。
“尼基什卡，”他匆匆忙忙地说，“酒不够，你跑一趟酒馆，买什么你知道，买一瓶两瓶三瓶波尔多葡萄酒或勃艮第红酒，有什么买什么。快去！小心别把袖筒弄脏了。”
他关切地摸了摸尼基塔的花边袖口。男仆尼基塔穿着鲜艳的蓝色制服。
“你的叙事诗没忘了吧？没忘了什么吧？”
“放心吧老爷，没忘，”男仆尼基塔回答道，“茶、文章，都是自己的，又不是别人的。”
男仆尼基塔还是个写手。几天前，谢尔盖·里沃维奇意外地发现，尼基塔竟然写了一本很长的诗体小说。仆人的发型和制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很不合适。他中等个头，脸上略有几颗麻子，浅淡头发。他性格沉静到了惊人的程度。今天，谢尔盖·里沃维奇想把尼基塔隆重推出显摆显摆。尼基塔关于夜莺大盗和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的诗体小说写得非常搞笑。谢尔盖·里沃维奇管这部小说叫叙事诗，并且生怕尼基塔一忙就把词给忘了。
5
一切都安排妥当，可以尽情享受舒适的环境和惬意交谈的乐趣了。菩提树下，花园里，人们到处都在尽情地感受着，自由地呼吸着，如同宁静娴雅的栖居。
这座花园并不很大，而这恰好就是它的优点。规模宏大与简单素朴是矛盾的，而规规矩矩的园林反而无法刺激人的想象力。一束乡村的野花放在圆桌上。倒退十年，这些野花是绝对不会摆上桌的。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人都想避世隐居到宁静的乡下，在密友圈中栖身，因为交往的人越多，越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自家的菜园，四季新鲜的萝卜，山羊，一杯浓稠的奶皮冻，芬芳的马林果酱，一嘟噜一嘟噜的花椒果，被雨水冲刷过的乡野风光，田园景色——所有这一切忽然浮现脑际，像已经失去而不复能再的童年时代，自然美景平生头一次展示在儿童眼前那样。你会觉得即使一个小市民和手工工人的命运，也是那么幸福，令人羡慕不已。自己家的一寸土，房前屋后物产丰饶的小院子，床前的花瓶里插着一朵凤仙花——那些老派诗人们怎么会发现不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无穷诗意呢！老派诗人酷爱战争与厮杀，性格暴烈的英雄和轰动世界的大地震。而这些小房子多么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鸟笼子呀。要知道人们的幸福就在于此呀。
白色成了一种时尚，女士服装也开始以软色调为主，因为粗野的颜色容易使人想起那些每个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东西。人们对奢华也不那么热衷了。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经验里知道奢侈豪华的无常和无谓。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恐怕只有忧伤了。夏日里园中的一角，一如冬日里壁炉前的一方天地一样，成了大家最觉惬意的地方，在想象中它完全可以取代整个世界。上流社会里，如今非常时兴jeux de societe，使得生活内容丰富多彩。上流社会人士还爱玩沙拉德字谜，限韵诗、贯顶诗竟使得人们作诗的才华得到了长进。人们说起宫廷内幕全都悄声细语，引得全家人又全都唉声叹气。
而谢尔盖·里沃维奇却总觉得似乎缺了点儿什么，什么东西忘买了，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完全不值得信赖，至于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就更别指望了。他满脑子都是诸如此类的胡思乱想，以至竟未发现，银餐具里果然没清洗干净，两个长颈瓶偏偏摆了那只有裂纹的。
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就像是在借笑容展示她的一口白牙似的。
他终于放心了。
“……明眸皓齿，宛如珠贝，”瓦西里·里沃维奇忽然想起了什么人的几句诗，“——卡帕牙少了，而那些姑娘们，安努什卡，牙比谁都白。”
瓦西里·里沃维奇在和那个法国人聊天。待人随和，有求必应，语速飞快，再加上对女性十分宽容，所有这一切，他都心知肚明，而且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亲切，如同自己身上的一部分。20年前，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彼得堡，都曾有过许多法国人，可那都是些怎样的法国人呀！时尚品店的女老板，男仆和les outchiteli。其中某些人十分可笑。而现在呢，由于一次政变，为了逃命，一下子拥进来那么多高雅出身的真正贵族。这些年里，他们受了多大罪，处境是那么寒酸，可仅过了七年就已经习惯了，人们对他们也熟不拘礼了。话说到底，就是贵为王子，又何妨叫来吃顿饭。眼下人们还是同无套裤汉斗争，无套裤如今可时髦了。
不过话说回来，伯爵的无袖套衫实在是旧得可以，都让伯爵给穿破了，而且他的事业也让他整得一塌糊涂。近来沙皇变得既小气又执拗了，不光他身边那些随从，甚至连沙皇本人也没钱。伯爵，说实话，也为了排遣寂寞，打算开设法语课，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开个绘画、音乐课。谢尔盖·里沃维奇根据某种征兆，料到伯爵肯定会开口借钱的，于是，预先就想好了说辞，推脱自己没钱。
这里的主角当然还算不上伯爵。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是聚会者中年龄最长的。他34岁了——正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岁数。
喜欢的时代已成过往，
无论你是否把它迷恋。
燃烧，但不要那么激烈，
我们这门手艺的确不赖。
在他那张变长了的白皙的脸上，还没皱纹，但却非常冷淡。尽管他很爱开玩笑，尽管他给那些被他称之为“痒宝宝”的年轻人挠痒痒挠得人家挺舒服，但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这个世界坍塌了，俄国到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破坏的程度更甚于法国佬的暴行。别再做人类幸福的春秋大梦了！他的心被一个美丽的女人打碎了，而她曾经是他的至交。从欧洲旅行回来后，他开始变得对朋友们十分冷淡。《一位俄国旅人的书信》成为哺育心灵教人谈吐文雅的法典。女人们纷纷为他而垂泪。
此时他正在编辑一部文选，他给文选起了个女性的名字“阿格拉娅”，女人们对这份杂志趋之若鹜，致使其已经开始赢利了。而这一切无非都是小菜一碟。可野蛮的检察机关却连这样的小玩意儿也不放过。而沙皇保罗也辜负了所有好心的朋友寄托于他身上的期望。他独断专横，脾气暴躁，身边围绕着他的，也不是什么哲学家，而是加特契纳那帮下士们，他们颟顸愚蠢，对高雅食物简直一窍不通。
而他的忧郁却给所到之处带来了秩序和节制。人们为了安抚自己的内心，纷纷想要与其结交。
他称普希金一家为：“我那些下城的朋友们”——他在下城省有一处庄园。外省或乡下的庄园生活使住在京城的人们彼此之间变得十分融洽。
而此刻他的思绪十分散漫。望着女主人，他对松采夫感慨地说，可爱的女人们居然能化腐朽为神奇，在模仿中保持自己的个性。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穿得很时髦，一袭白裙，细部杨柳身条，头上绾了一个绸结。模仿法式时尚在上流社会是禁止的：前不久还有人专门在街上没收男人头上的圆筒帽和燕尾服，而女人们都得以幸免，——细细的杨柳身条，就是从自由的法兰西女人那里学来的。这些可疑的服装要比沉甸甸的太太装更时髦，沙皇一个劲儿地加以鼓励，现在宫中的太太们都穿这种服装。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心满意足，神采焕发。
他也打开了话匣子，说他这些天靠什么为生，指望些什么，原来他一直盼着去一趟卡尔斯巴德河皮尔蒙特。他生病了，不会劝阻一个病人出门寻医的。莫斯科的气候对于他来说越来越难受了。但他却对无论是皮尔蒙特还是卡尔斯巴德，都只字未提。
“上帝呀，”他说，“想想智利、秘鲁、圣赫勒拿岛、波旁、菲律宾这些四季鲜绿、鲜果飘香的地方，气候有多美呀，可在这闷热的莫斯科，我都快被憋死了。”
于是大家都唉声叹气，都为自己所听见的话而欣喜，就好像大家都在参与一件对所有人都十分重要而又愉快的事情。
卡拉姆津对老辈人这种热情厚道露出了微笑，看起来他心情很愉快。宴会进行得十分顺遂。谢尔盖·里沃维奇一心扑在食物上。打来的野味也做得咸淡适中。他吃得很慢，有滋有味的，像是在仔细咂摸味道。
餐后，大家都略感疲劳，于是转移到了客厅，以此消磨到傍晚的一大段时间。
客厅里泛着一股淡淡的被精心护理的味儿，卡拉姆津满意地四下扫视了一眼，说他每次来这里，都觉得他们家忒像伦敦。
谢尔盖·里沃维奇无论如何也不习惯这幢房子，可此刻却觉出了它的全部优点。
大家玩起了petitjeux，玩起了限韵诗：按照给定的韵脚写诗。选定的韵脚字是：nouvaute repete，avis esprit。
卡拉姆津写的诗，当然要比瓦西里·里沃维奇优雅，也比孟德福睿智。
大家禁不住为他写的四行诗鼓起掌来。
孟德福画了一幅脸上洋溢着幸福神采的，手持弓箭的丘比特。但大家都请他秀一把技巧，于是他精心地在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画册上画了一幅蒙着双眼的丘比特，小爱神的头发鬈曲着，脸上一边一个笑窝，手脚胖乎乎的。
瓦西里·里沃维奇请他画丘比特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听人说过卡拉姆津题词的事儿：有一次，卡拉姆津到一位美妇人家做客，应女主人的请求，用铅笔摹画了大厅中央放着的一尊全裸的大理石爱神雕像。随后，他微笑着同意想几句诗，在孟德福的爱神图的四面八方，题写诗句。题写在脑袋的诗是：
在大脑工作的地方，
心灵都会变得懒洋洋，
那里因而不会有爱情，
那里的爱情全停留在嘴上。
题写在孟德福的布带上的是——
爱情是盲目的，
是的，除了其
无比珍爱的对象之外，
它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最后，题写在小爱神威胁人而伸出的手指上的是——
即便幸福无比，也请不要说话：
我已为你把微薄的礼物备下。
瓦西里·里沃维奇心满意足地摇晃着身子。这一上流社会典型贵族风范的化身竟然会赞美他，这令他沾沾自喜。瓦西里·里沃维奇只要一看见他的齐尔采娅，就喜不自禁，心存忌惮，可与此同时，却并不放过一切与女奴调情的机会，而在臭名远扬的老鸨潘克拉季耶娃那里，他更会表现出其对底层人的爱情风格的偏爱——尽管如此放荡不羁，他还是能够严格保守秘密，做事从不张扬。他为弟弟感到惋惜，屋里就缺一尊大理石爱神像。那尊爱神像手臂、翅膀、脚和背部题的即兴诗，他还能记得几首，而题词簿已经被题满字了。
大家要求安涅塔大姐唱一首根据诗人诗作谱写的，脍炙人口的歌曲：
瓦灰色的小鸽子咕咕叫……
安娜·里沃芙娜嗓音很细，而那时飙高音变得很时髦。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走出门外吩咐上菜，说道：
“嗓音太尖。”
大家又要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唱一个，于是她唱了一曲：“仙女，在春无的仙境里飞翔吧。”“女气精，在春天的仙境里飞翔吧”，据说系卡拉姆津诗歌《女气精》开头的一句。她的嗓音喉音很重，湿漉漉的，尤其到“р”音时，更是沉雷滚滚。听着这样的声音，谢尔盖·里沃维乜斜着眼，傻乎乎地，沉湎在一种悒郁的想象中。他面对的，恰好就是纳杰日达的香肩，而他一边翕动嘴唇像在重复歌词，一边似乎在亲吻近卫军中闻名遐迩的肩背一般。纳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歌声，令瓦西里·里沃维奇想起的，不是一位迷人的女性，而更像是出自一位皮肤黢黑，法拉翁牌戏的发牌的茨冈女人之口，不过，他挺喜欢的。
仙女，在春天的仙境里飞翔吧，
欢快地在每一朵玫瑰上栖息！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感动得落了泪。这时候罗曼司的歌词与某种回忆有关。
“如果不是缺乏耐心，她早成音乐家了。”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说道。
这些出于某种缘故而聚在一起并善于相互尊重的人们，心性都变得十分愉悦起来。
浓厚的紫红色的晚霞透过窗户照射进来，预示着又一个晴朗的天气。安涅塔大姐说：
“呵，简直和奥西安一样。”
卡拉姆津像个孩子一般冲她露出宽容的一笑。
只要一喝酒。他的眼睛就会被蒙上一层云翳，湿漉漉的，暖融融的，于他而言，这是灵感降临的确切征兆。他并未用英语提议干杯或致辞，但却依然充满了感情：他提议为我们的家乡——西伯利亚省——他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天真无邪的年华的，还要为西伯利亚上的诗人，干杯！这诗人指的是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津刚找到这位诗人的来信，诗人打算退休，离开潮湿的彼得堡，到莫斯科定居。他已经在红门附近相中了一个住处，房子坐落在一个小花园里——对于菲勃蒙和巴乌希斯的幸福而言，可谓万事俱备，只缺巴乌希斯了。
于是大家全都响应，与安涅塔干杯，安涅塔脸红到耳根了。
“朋友们，”卡拉姆津说道，“贺拉斯曾对蒂沃利赞美不置，而我却要为红门，为萨玛罗沃山干杯！”萨玛罗沃山离莫斯科不远，正对科洛缅，在彼列尔河对岸，是他喜爱的地方。他就是在这里构思了《可怜的丽莎》和《娜塔莉亚》，而且他早就下定决心——如果出国无望的话，就以此为自己的隐居地，他要在这里迎接来自各国的友人，欢迎像让·雅克·卢梭那样真正睿智的友人。
这一阵轻微的忧郁过后自然想要淳朴自然的。
现在，正是展现家庭诗人尼基塔让客人聆听其逗乐的叙事诗的最好时机。尼基塔获了个满堂彩。卡拉姆津笑得很开心。接着，他沉吟了一会儿，语气严肃地讲起了罗蒙诺索夫家族的新一代人。根据皇帝的旨意，罗蒙诺索夫的亲戚们都被人从按人头发放工资的份额里开除出去了。于是，人们终于又想起了这位早就被遗忘的诗人，这次人们怀着无限的敬仰，原谅了他那近乎野蛮人的口味，当然，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所有人都带有这种口味。小辈人的话匣子也敞开了。所有老式的东西于今看上去都很可笑。大家聊起了杰尔查文。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与杰尔查文的友谊，颇似外交官之间的那种礼仪。有一次老头子给他寄来几首诗要他发表，他硬着头发给发了，却又在背后大肆嘲笑。瓦西里·里沃维奇当即从四年前杰尔查文为别茨克老人逝世而写的诗中，援引了两句：
你忽而陨灭，呼出了好闻的
最后一口气……
杰尔查文曾把别茨克老人比作烛台的香火，而在这句诗中，如果不提及烛台，诗意便含糊不清，甚至有些颇不体面。瓦西里·里沃维奇出于狡猾才故意念这两行诗。大家全都会意地笑了，而女人们则来不及理会，可能是猜不透里面的笑点。
“是呀，我们的加夫里拉·罗曼诺维奇喜欢香的气味。”卡拉姆津也边笑边想这个瓦西里·里沃维奇居然敢当着女人的面说这些。
卡拉姆津冲瓦西里·里沃维奇伸了下手指头。
“你这个老木头，老海盗。”他对他说道。
瓦西里·里沃维奇高兴得脸都红了。“大桡战船”是彼得堡一个热闹甚至超热闹的社团。这个社团及其成员们的种种奇遇，真是千奇百怪。瓦西里·里沃维奇就是该社团成员之一，而且莫斯科人十分看重彼得堡这家社团的声誉。大家都怀疑这家社团所搞的恶作剧，有些却是他力所不逮的。而美人卡皮托丽娜·米哈伊洛芙娜主要也是对此声誉有所迷恋而已。
接着，卡拉姆津便责备他太懒惰，这类指责对诗人而言是最不伤大雅之堂的——此时聊起了他编辑的那套丛刊。瓦西里·里沃维奇呛了一口，胸前溅了些口水：不过，他身上没一件值钱的东西——倒是有不少——种类繁多的——小饰物。
谢尔盖·里沃维奇同样也想显摆一番，可就是不敢。在他的书柜里藏着好几本自由诗抄本，不是什么官样文章就是下里巴人。他保存此类罕见的抄本的原因，正因为这都是些自由体轻诗，描写的一切都带有朦胧含蓄的味道，感情最奔放的地方，都有一声声的叹息：“呵呀”，而很少用“哎呀”。另一些诗中则不仅敢于嘲笑厄洛斯或女性，甚至敢于讥笑大人物。谢尔盖·里沃维奇很沮丧：这不行，绝对不行……如今这世道，无罪还要判有罪，简单地说吧，无辜者也会起诉到耶稣那儿剥你一层皮。
当尼基塔和彼季卡点亮了夜间的蜡烛，大家全都在茶桌前就座后，他才放下心来，感到心满意足。
卡拉姆津对樱桃果酱赞不绝口：
“这果酱我吃得是津津有味呀。”
正在此时，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响着铃铛格隆格隆地驶进来，在大门口停下了。
谢尔盖·里沃维奇的脸变得煞白。
傍晚时分，一辆驶进来的四轮轿式马车的格隆声，对于那些正在品茶的客人们来说，总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来的原来是一个机要信使。遮阳棚下人们嗓音嘶哑恨恨不已地议论了起来，脸色煞白的尼基塔打开门，惊恐地盯着谢尔盖·里沃维奇报告道：
“彼得·阿勃拉莫维奇·汉尼拔少将阁下大人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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