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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提出了第五次浪潮这一概念并总结了新型大学模式的五大特征：，大学教育是一种社会服务，大学要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第二，课程设计应该依据“选择”思维，不应该因循“控制”思维，要按照学生、社会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第三，让技术促进学习的解放，突破教育在时间、地点、经济成本上的限制；第四，跨界、跨国研究应成为常态，应成为推动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新方式；第五，大学应利用新技术生产各种教育产品，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促进个人的终身学习和持续成长。作者认为大学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目标，是实现普及教育，第二是实现卓越科研。为此，作者认为，高校机制需要全方位重建，以便让人们受教育机会大幅度增加，同时实现科研和扩招的平衡发展。通过种种手段，建立兼具大众可及性与学术卓越性的21世纪新型研究型大学，推动将全面的通识教育课程与后工业化时代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前沿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的教育变革。 關於作者： 迈克尔·M.克劳 自2002年起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之前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执行教务长，同时也为该校科技政策教授。 威廉·B.达巴斯 总统办公室新型美国大学的高级研究主任，未来社会创新学院研究岗副教授。克劳和达巴斯合著过《建设新型美国大学》一书。 目錄： 本书赞誉 前言 序言 致谢 第1章 美国高等教育第五次浪潮的兴起 / 从历史的角度初步探讨第五次浪潮 / 第五次浪潮：国民服务型院校联盟 / 第五次浪潮与新型美国大学 / 从理论角度对第五次浪潮进行初步探讨 / 精英培养策略与公共利益 / 第五次浪潮重振公立高等教育中隐含的社会契约 / 在第四次浪潮的坚实基础上前进 / 知识生产既要有社会价值又要有科学价值 / 化解扩招和科研领先的冲突 / 扩大招生范围和保持学术卓越之间的矛盾 / 等级分化与高等教育梯队分化的一致性 / 拥抱新兴的第五次浪潮 / 第2章 第五次浪潮的高校原型 / 重新定位的必要性 / 让更多人享有高水平的学术资源 / 努力实现国家目标和全球福祉 / 重新定位的细则 / 从官僚机构转变为学术企业 / 从代理型（1985年）到企业型（2025年） / 第五次浪潮大学的新框架 / 打造宜居的星球 / 搭建普及教育的框架 / 教育服务的创新方式 / 技术助力成才 / 全球参与和国际发展 / 建立具有推广普及性的联盟 / 普渡大学：一所第五次浪潮大学 / 差异化模式联盟的建立 / 第3章 精英培养策略和恰当的规模 / 恰当规模评估初探 / 精英高等教育的规模 / 坚持采用精英培养策略 / 第五次浪潮的规模缩放：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 / 结构性叠加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 研究型高校的规模与扩展程度 / 第五次浪潮预示着第六次浪潮的到来 / 第4章 历史视角下的第五次浪潮 / 美国的希腊学院 / 新共和国的大学 / “所有人都可以读书，劳苦大众尤其如此” / 重新审视学术金本位制 / 知识生产与永久创新 / 事实上的美国国立大学 / 重振美国的民主实验 / 第5章 第五次浪潮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框架 / 第五次浪潮由复杂自适性知识企业组成 / 第五次浪潮将“知识生产模式II”制度化 / 第五次浪潮推动社会和技术的一体化 / 负责任创新的框架 / 第五次浪潮大学和边界组织 / 可持续发展框架 / 第6章 第五次浪潮知识企业的制度设计 / 组织在科学探究中所发挥的作用 / 组织改革：进化过程与科学设计 / 惯性和同构性阻碍制度创新 / 促进知识生产的组织环境 / 第五次浪潮跨学科知识生产 / 走向智力双语之路 / 第7章 关于扩大招生和卓越科研的观点 / 金砖国家的改革举措 / 罗宾斯与英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 巴黎郊外的一所巨型大学，可以与硅谷抗衡 / 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举措 / “5-100计划”：俄罗斯的常春藤计划 / 结论 逐步建立普及教育体系 / 內容試閱： 美国上上下下都在讨论高等教育。学以致用和成本飞涨是人们关心的两个问题，但如果你关心的是日益严重的教育不平等，那么，你会发现考进一流美国大学的学生往往都来自权贵家庭。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中，个人的功成名就和群体的社会经济繁荣都特别依赖高等教育经历。但一流大学招生数量有限，哪怕学生足以应对学业要求，也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能拿到通知书。即便在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里，学生群体也无法反映出美国社会经济的多样性。社会的公平和繁荣都要求：高校在未来几十年内，在现有基础上多培养毕业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用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这些毕业生也将助推经济发展，并从中受益。此外，国家还应关注高等教育机构是否能够做出的新发现，是否能够培养的创造力，是否能够提出的创新方案。这意味着认知创新、教学创新和机构创新，包括对学习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同时，很多情况下，机构间需要合作而非竞争，大学、企业、行业、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间应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没有大学可上，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削弱国家的创新能力、经济适应性和社会流动性。我们之前阐述过，美国研究型大学有必要建立新模式以作为现有高校模式的补充，也有必要将世界一流教育的普及性和社会影响力相结合，本书将进一步阐述这些观点。这些观点都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重新定位大型公立研究型大学新模式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倡议的基础，即公立研究型大学拿出一部分录取名额，扩大录取范围，并且扩招规模应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录取范围要大到生源的多样性可以代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智力的多样性。 过去 17 年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转型经历表明，科研出色和扩大招生并不冲突。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尽量录取所有能完成大学学业的学生，无论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该所大学努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流动，为学生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中储备了竞争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功地激发了学校的学术活力，也提高了学生群体的多样性。该所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弱势阶层和少数族裔，其中很多人家里从未出过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教学创新，提升了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各种跨学科学习能力，帮助他们在知识型经济模式下的瞬息万变的劳动力市场站稳脚跟。新型美国大学模式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功建立，这表明部分大型公立研究型大学有潜力以同样的方式普及高等教育，从而促进发现和创新，实现公共利益。 本书针对复杂组织提出了明确的改革倡议。因此，我们的观点借鉴了高等教育内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设计、经济学、公共政策、组织理论、科学和技术研究、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包括认知心理学和认识论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果你关心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请你打开这本书，我们相信，它将在21世纪为推动美国的民主进程贡献力量。 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各自的背景。迈克尔·M克劳（Michael MCrow），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校长、科技政策研究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大型综合跨学科研究合作的设计师，定义了新型美国大学和第五次浪潮模型，率先提出了具体流程，重塑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使之成为新型美国大学的模板。威廉·B达巴斯（William BDabars），历史学家，研究重点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知识生产的组织背景。作为未来社会创新学院（School for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in Society）研究岗位的副教授以及总统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新型美国大学的高级研究主任，他通过历史视角和理论视角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并力求取得公平和平等的改革成果。 雅典城邦的埃弗比誓言（Ephebic Oath of the Athenian City-State）是为雅典年轻人准备的，因为他们即将承担公民职责和服兵役的义务。这份誓言被广泛选用，翻译成各种语言，然后雕刻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建筑的砖石上。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门厅上的内容便借鉴了埃弗比誓言：“我们将永远为这座城市的理想和神圣而奋斗，无论孤身一人还是集众人之力；我们将不断努力，增强自己的公共责任感；我们将尊重并遵守城市的法律；我们将分毫不差地传承这座城市，当我们传承给后人时，甚至将比当初继承时更大、更好、更美。”这段摘录表达的与其说是服从权威或遵守公民义务，不如说是参与民主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我们之前提到知识基础上的民主时就指出过，古典雅典民主的出现与获取知识有关。艾米·古特曼提醒道，关键是知识要发挥作用，“雅典民主高等教育即使完全非专业化、非职业化，也并非完全没有工具性目的。知识对城邦——或者说至少对管理良好的城邦——是有用的。” 美国开国元勋坚信，公民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民主社会才能运转。这个信念必须重申。由于获取知识构成了多元民主社会的基本目标，所以基于知识生产的学术环境进行扩招必须成为高校改革模式的核心。这就使得第五次浪潮中的研究型大学被视为代表公众价值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事实上，这一概念与杰拉德·德兰蒂描述的大学特征一致，“具备公共性和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的范式机构”。现代性的概念本身有争议，人们对它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现代在一定程度上与启蒙运动时期的价值观和理想相对应，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称之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型大学体现了这种承诺。正如芝加哥大学名誉校长汉娜·霍尔本·格雷（Hannah Holborn Gray）所言，威廉·冯·洪堡构想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基于一个前提，即“教授和学生享有学术自由，如此才能充分鼓励他们以智力创造为目标，以及鼓励他们无论结果如何，都要遵循严格的调查和分析方法”。 第五次浪潮在竭力发现、创造和创新的过程中，将尽可能为公共利益奉献力量。巴里·博兹曼提醒我们，公共利益“指能服务于被视为公众的社会集体的长期生存和福祉的结果。”但巴里·博兹曼援引约翰·杜威的话说：“如果没有社会调查，没有公共讨论和辩论，就无法了解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事实上，知识是协商和共识的产物，知识要可行，必须从特定的背景、时间和地点出发，回应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一点跟实用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第五次浪潮将努力把其智力资源带到公共领域，促进公民之间的对话。正如赛斯·莫格伦 (Seth Moglen) 指出的那样，大学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以“非简单化、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尊重差异并能够利用不同知识来源”的方式，就全球面临的复杂挑战发起实质性讨论。我们同意他的提议，大学确实应当明确自己的民主使命，运用其特殊的权力来促进多元化并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将目标定位为成为“民主引擎”。近学术界呼吁异见，这意味着人们同意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同意开源访问、可渗透边界和建设性分歧。 第五次浪潮将努力体现民主精神的规范和品质。事实上，重点大学拥有背景多元、文化多元、开放兼容的环境，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民主社会的缩影。但是，对我们社会当前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忽视常见的政治仇恨和分化，以及对学术界的敌意。权威人士宣称美国高等教育面临危机，描述其混乱、无效和消亡的文章比比皆是。新闻头条报道学费和学生债务的飙升，同时，长篇大论谴责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偏见。人们本就认为高校的进取精神日渐丧失，这样一来，怀疑越发强烈。尖酸刻薄已变得司空见惯，胡乱拼凑一份典型的汇编更显得多余。蔑视专业知识和专业标准有可能使民主无法发挥作用。汤姆·尼科尔斯（Tom Nichols）警告说：“民主可能会进入一个死亡漩涡，这马上会带来危险，要么沦为暴民统治，要么走向精英技术统治，两种情况都是权威专政带来的结果。”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的存在与否产生了怀疑，但它仍声称，理性一直受到攻击，科学一直被围攻。亚伦·埃兹拉希（Yaron Ezrahi）认为： “当代民主并不是现代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由知情的自由公民组成的协商性自治政体。” 如果我们对第五次浪潮的责任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它必须承担的主要责任包括维持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这些理想是美国建国的根本——以及史蒂文·平克所说的“伟大的启蒙实验，即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提出的那样，因为民主社会本质上是具有认知性的，所以知识是——克拉克·米勒指出——“民主治理的基础”。民主的认知实例与第五次浪潮的学术文化保持着一致，它们都始于一个假设，即集体中可能存在智慧，人们将其命名为集体智慧、认知多样性或群体智慧，并且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政治理论家海伦·兰德莫尔 (Hélène Landemore) 认为，知情公民的集体智慧催生了她所说的“民主理性”，这与复杂性理论中社会性昆虫产生的智慧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民主理性可能与个人理性大相径庭”。 政策研究者希拉·贾萨诺夫呼吁民主社会重新构想和改造其治理模式。她认为，如果公民要“承担共同的社会责任”，民主就必须是“共同讨论，规划未来，以便人人都觉得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得到了照顾”。实用主义的观点坚持思想和行动的不可分割性，强调知识在社会实践背景下的实际应用。实用主义本身及其观点都是我们民主孕育的产物。这些知识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活力，它们的出现日益依靠学术界、商业和工业界、政府机构和实验室及民间社会组织等多种场景，从广阔的时代精神浪潮中汲取养分。 既然民主是一个认知过程，而语言词汇是依据具体语境来使用的，那么，第五次浪潮必须协调文学文化——理查德·罗蒂提出的概念——与科学文化及科学的求知方式的关系，后两者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主导着整个学术界，从而规划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再认为，除了社会效用，还有其他标准可以衡量人类想象的产物，因为社会效用是由极度自由、悠闲和宽容的全球社群来判断的。正如丹尼尔·萨雷维茨观察到的那样，如果我们对人类的意义抱有开放的志向、兴趣和观点，“那么我们永不停下脚步，不断破除想象的局限，到达各种我们向往的世界，寻找意义所在”。丹尼尔·萨雷维茨将这种向往描述为“民主想象”。如果高校要为国家的复兴做点什么，这种民主想象必须成为学术界的指南针。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艾米·古特曼认为：“政府在教育中扮演什么角色才是合适的，这个理论，这个政治理论，是所有重要决策的前提条件。理论尚不清晰时，我们无法对该原则及其派生的决策进行准确判断。”后强调一次，如果国家政策实际上将大多数有资格读大学的考生排除在研究型大学的卓越教育之外，其后果十分有害，伦理上是无法被接受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大幅度提高研究型学术平台的招生数量，提供与知识经济发展相称的强大且富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教育。此外，发现和创新必须考虑到社会成果和研发收益的公平分配。高校如果漠视大多数美国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就很有可能无法坚定持续地服务大众。理查德·R.纳尔逊于40多年前首次调查了美国面临的一些挑战，期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时，提到了这一必要任务的紧迫性： 一个已经完成了将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带回地球的真正壮举的国家，一个消灭了婴儿瘫痪等恶疾的国家，一个广泛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中产生活水平的国家，却似乎出于某种原因，无法为贫民窟的孩子提供有效的教育，无法阻止或大幅减缓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无法保持空气和水的清洁，也无法减少吸毒和毒品犯罪。这究竟是为什么？ 1820年，统治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半个多世纪的乔治三世去世，他个人收藏的65000册印刷书籍和手稿及大约19000本小册子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如今，这些馆藏安置在大英图书馆的国王图书馆塔。乔治三世的收藏被称为启蒙运动时期全面的收藏之一，代表着那个时代人类为拓宽知识面所做出的努力。要量化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激增，只能从总量上判断增速达到了指数级别。举例来说，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曾提出“知识倍增曲线”，该曲线在绘图中呈现为J曲线，代表对新增知识加速度的估计。他用1980年出版的印刷文本作为知识的替代品，照此标准估算，知识在过去每个世纪都翻了一番，直到20世纪，某些领域开始每18个月翻一番，从此指数增长取代了线性增长。据估计，现在的知识每12小时就会翻一番。无论人们相信哪种估算，目前知识增速完全无法量化，优质高等教育扩招变得尤为必要。但是，我们也说过，普及性是知识企业的一个功能。因此，正如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所说：“与现实斗争永远无法带来改变，要改变，得建立新模式，让现有模式作废。” 1865年，埃兹拉·康奈尔 (Ezra Cornell) 宣布：“我将创办一所学府，任何人在此都能获得所有学科的教育。”这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第三次浪潮的到来，这句话当然也成了康奈尔大学的座右铭。19世纪末，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James Burrill Angell）表达了类似的信念，大学应该“为寻常人提供不同寻常的教育”。他在1871年至1909年担任密歇根大学校长。21世纪的前25年，得益于时代的机缘巧合，埃兹拉·康奈尔和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的宏伟构想从空谈变成了现实。这是人类事业的新时代，与其他快速社会变革时期一样，我们有机会思考社会的价值和愿望，以此指导我们如何设计、管理和评估高等教育机构。如果美国要在未来几十年保持繁荣昌盛，那么一部分公立研究型大学必须接受挑战，不断拓展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招生规模，让更多背景各异的人有机会参与世界一流的知识生产，成为国家服务型高校的先锋。再强调一次，班级排名前5%或10%的中学生受什么教育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问题是必须使适龄人口的前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能具备国际竞争力，同时，必须为美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普及教育体系将使每个人——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状况如何——都能掌握让自己生活美满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学业和事业。第五次浪潮搭建起普及教育体系，各相关高校将创造更多进入世界一流高校学习的机会，力争为每个学习者提供服务，无论他们处于工作和学习的哪一个阶段，无论他们来自何种社会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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