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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针对当前文学界出现的一些乱象进行批评，措辞尖锐，观点犀利，读来酣畅淋漓！
针对文学创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值得每一位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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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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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文学批评集，针对当前文学界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批评，比如“自荐和年选”，作品成为中小学阅读试题，“自称作家”的人增 多，作者简介的乱象，等等。措辞尖锐，观点犀利，大有“整肃”文坛不良风气的势头，读来酣畅淋漓；另有一些文章针对文学创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一个好作家的标准是什么，小说怎么讲故事，一个作家应有怎样的态度，等等。本书对于初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非常有帮助，普通读者看了也会大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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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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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章，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西南大学文学硕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延河》《芒种》《厦门文学》《重庆文学》等刊物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十万字，著有短篇小说集《苏家坳纪事》等六部，作品曾获全国首届浩然文学奖，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重庆市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二届长安散文奖，野草文学奖小说一等奖，第八届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大赛优秀奖，第十届全国青年原创文学大赛优秀奖等省部级奖项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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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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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个好作家的标准001
作家的寂寞和文学的繁荣010
散文的“真”和小说的“假”019
重申一下：常识很重要028
从“非典”到“抗疫”：有关应急创作的几点看法040
由作者简介说开去049
“荣耀”或“平庸”：作品成为中小学阅读试题058
沉寂的小说圈和沉寂的小说066
年少成名和大器晚成074
小说就是“讲故事”081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庙堂”和“江湖”091
延伸开去：作家的高产和低产101
介绍两位重庆作家：沈起予和刘盛亚112
有关文学创作的几个关键词：启蒙?命题?生命意识 132
傻子?巫师?动物：文学作品中的“神” 142
重庆通俗文学的高峰：李寿民153
两个选择：“全面出击”和“攻其一点”161
介绍两篇小说：《内奸》和《琴师》173
从占据先锋到回归传统：先锋小说的走向
从小说到电影：都是改编惹的“祸”
崛起的酉阳作家群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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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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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作家的标准
曾几何时，作家是一个多么神圣的称谓，也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和景仰的职业，代表的是良知和责任，是精神的高度和信仰的担当。但是，现今的很多作家，却丢掉了一个作家理应具有的基本准则，让“作家”这个词语，变得不那么纯粹，甚至有些“嘲讽”的意味在里面。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有二，一是现在“自称”作家的“作家”很多，二是现在有些“作家”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操守，变得寡廉鲜耻。
我们现在往往会遇到一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身边突然会冒出很多“作家”来，而且是“自称”的，他们在作自我介绍的时候，往往会说自己是“作家”，而且说得极度自然而然，丝毫没有犹豫，让我们这些不明就里的听者莫测高深，真以为自己见识浅薄，唯恐自己有眼不识泰山。这些“自称作家”的“作家”数量之多，令人咂舌。或许是作家这个词语身上的光环太盛，让这些人趋之若鹜，觉得所谓的“作家”身份，让自己倍有面儿；也或许是“自称”作家者，觉得自己真正达到了一个作家的标准，“自称”就变得理所当然。
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来源于“作家”标准的降低。以往，作家都是经过严苛的选择的，期刊的选择，读者的选择，社会的选择，缺一不可，而现在，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尤其是文学多元化的呈现，成为作家所面临的选择标准就降低了不少，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且有的“自称作家”出版的著作还不少，动辄几十本，几百万字，完全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更有不少“自称作家”者，获奖无数，上至各种“国际级”和“”大奖，下至诸多名目繁多的“征文类”和“活动类”奖项，不一而足，这些“著作”和“奖项”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谈起自己的这些“文学成就”来，容光焕发，红光满面，滔滔不绝。他们思路清晰，记得清楚自己的任何一次“获奖”记录，而且在你记错他们的“获奖次数”或者“著作数量”时，会不失时机地“纠正”你的“错误”。
还有另一类“自称作家”，这一类不太好判断，如果放低标准，他们或许也可以称为作家，但如果提高标准，他们离作家又还有不少距离。他们在各类媒体上发表作品的数量也不少，甚至可以说很多，多到全国各地到处开花，你会时不时地在各类报刊或网络上看见他们的名字，在各种文学活动场所见到他们的身影，但有个问题，你除了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外，完全不知道他们创作了什么作品，呈现出“作家”比“作品”出名的现象。如果你要深究考查他们作品的出处，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出现在各类报纸副刊或者各种内刊上，我并不是贬低报纸副刊和内刊，不可否认，有很多报纸副刊和内刊里面的作品，不一定亚于所谓的传统文学刊物，甚至更好，但多数还是赶不上传统文学刊物，而且，副刊和内刊的办刊特点，决定了刊发作品的类型。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五四”时期的很多经典作品都是发表在各类报纸副刊上的，但是，我们得知道一个事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环境。
于是，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单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上来说，那些确实能够称得上作家的“作家”，算不算得上一个作家呢？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二类“作家”，那些丧失了基本操守的作家，算不算作家呢？或许，在某些人眼里，算，但在我眼里，不算，至少不算一个好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
由此，怎样才能算一个好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呢？或者说，一个好作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一个好作家，在有作品的基础上，还必须得有格局和眼光，胸襟和气度，以及操守和责任。
一个好作家，格局一定得大，得有大格局，不能太小家子气。一个作家品格的高度，往往决定了他作品的深度，而一个作家胸襟的广度，更是决定了他作品的厚度，这理应成为一个作家身上所具备的一种品质。
先来说说格局。
就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单就文学创作手法和技巧来看，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文学，是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的，现在的文学作品，比“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要“好读”得多，故事曲折，技巧纯熟，而反观“五四”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往往显得很“幼稚”，故事简单，主题单一，翻来覆去都是宣扬反封建思想和自由恋爱，甚至一些名家和大家的作品，也逃不出这个窠臼。夸张一点来说，就算是现在的一个无名小卒所创作的作品，在某些方面也是超过了当时的大家和名家的。但是，我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感觉却大相径庭，我们会觉得现在的作品“好读”，读起来酣畅淋漓，但是，我们却很少激动，很少在内心深处翻滚起巨大的波澜，读完仅仅就是觉得这个故事不错，稍微深一点的话就是觉得这个作品有深度，反映了某种社会现实，除此以外呢？几乎不会有更为具体和有共鸣的阅读体验了。然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作家作品的时候，虽然会觉得他们的作品在故事和手法上很粗糙，有时读下去都很困难，但是，我们却能明显感觉到作品中那种强烈的责任和喷薄的激情，有一种很强烈的阅读体验在胸中翻滚。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呢？
我认为还是在于作家的格局，当代作家更为注重“自身”，作品反映的多是我怎么样，而现代作家则更为注重“众生”，作品反映的多是大家怎么样，时代怎么样。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作家的作品无论存在多少不足，但是就其参与社会进程、刺激民众感情的功能来说，是发挥到极致的。文学一旦失去现实关注，就很难有真正的大格局。我们现在阅读巴金的《家》《春》《秋》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哪怕会吐槽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然会心存感动，因为，那是一个时代单纯而崇高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毋庸置疑，当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广泛关注，难以成为社会的热点，我们以往总是从大众文化和市场多元化等方面做出解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文学自身。现在有些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往往都是少数人生而不是普遍人生，所展现的不是现实而是玄想，不是真实而是装饰。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作家的格局中，不能缺少的还有人类意识。这不单单是所谓的文学反映“人”的问题，而是“人类”问题，亦即是在世界视野下，关注和思考全人类的问题。我隐约记得一个故事，说是一些中国作家去国外的难民营采访，听闻一个小女孩儿的苦难生活，替小女孩儿落泪，他们问小女孩儿想要什么，出乎所有人意料，那个小女孩儿竟然说，想要和平，想要世界上不再有她们这样的难民存在。这就是人类意识，在苦难境遇下想到的不是单一的个体，也不是某个民族和国家，而是全人类，这是多大的胸襟和格局。
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文学，不缺阶级格局，不缺民族格局，“五四”新文学以后，也不缺“人”的格局，但是许多作家作品，却缺少“人类”的伟大格局。放眼世界文坛，那些伟大的作品，无疑都是拥有“人类”格局的伟大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复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无疑都是超越了“民族”而具有了“全人类”格局的伟大作品。这，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我认为，一个好作家，不能沉迷于为现实而现实，为批判而批判这个误区，忽略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共同精神遗产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好的文学作品，是可以沟通天地万物，连接尘世和上苍的，有着全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能够揭示出生命的本质和内涵。
再来说说眼光。
一个好作家理应具有独特的眼光。这种眼光，是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更是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这种眼光能洞察一切，能洞穿一切现实的迷雾，看见“现实”背后的东西，达到“洞见”的高度。
著名作家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不能超越世俗甚远，其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同普通人所谓的‘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得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走”；“思索时你不能逃脱苦闷，可用不着过分担心，从不听说一个人会溺毙在自己的‘思索’里……只管向‘黑暗’里走，那方面有的是炫目的光明”。
沈从文的这些说法，正体现出一个作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能从人所共见的社会现象中，发现普通人不易发现的东西。
这便是一个作家的眼光。
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他不会去关注作家的个人诉求，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找到共鸣，完成一种思想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有谁愿意
去听一个作家在那喋喋不休地进行着百无聊赖的自我诉说呢？
这便对作家的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人云亦云，得有自己成熟的思想和对社会独特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好是带有批判的特质。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得具有穿透现实的思想，作家要穿越现实的迷雾，看到这个社会背后的东西，看到同时代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好作品应该有胸襟、有气度、有力量，有虔诚的民间意识，应该接地气，应该关注某些东西，从而让读者读过以后有所收获，当然，我这里的有所收获，并不只是局限于阅读当时稍微感动了一下，作品里面得有一种厚度，一种高度，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体验及思考，一定要让我们在阅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被作品所感染，我们不一定能记住作品的内容，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作品的整体意蕴。
我觉得文学创作应该跳出自己这个局限，不要过于欣赏自己内心的伤感，跳出点对点式的个别沟通，把眼光放大，放长远，放开阔，这样才能写出更大气、更厚重的作品来。
有眼光，才有把握现实的可能，才有创作出好作品的可能。
胸襟和气度非常重要。
一个作家，若没有胸襟和气度，是永远成不了好作家的。格局大，胸襟就宽，气度就大，有胸襟和气度，就装得下天下。一个装得下天下的作家，必定会成为一个好作家。作家气量狭小，所看到的，永远都是个人，永远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文学永远是人学，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以不同的角度来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具体一点说，文学就是要“惩恶扬善”，这是人类文明和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真正的文学都是善的文学，或者是使人向善的文学，当然，批判本身也是另外一种“善”。
当然，文学不可缺少的还有那种直面现实人生的正义伦理，风萧水寒的报国壮志，落叶悲秋的感时伤国，有感于人间不平的批判和人间不幸的悲悯，文学一旦失去现实关注，就很难有真正的人文气质。
这一切，都来源于作家的胸襟和气度，一个装不下他人的人，是不可能成就这样的作品的，因此，没有胸襟和气度的作家，注定永远难成大器。
关于胸襟和气度，让我想到了名利。文坛是一个名利场，有些作家在追名逐利，他们为了名利，可以丧失自己的尊严，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文学是高贵的，文学也是孤独的，既然选择了文学，就应该守住文学的高贵，守住文学的孤独，孤独者要学会去默默耕耘。
这就涉及一个创作目的的问题：你为什么而创作？为了发表？为了获奖？为了出名？还是为了浇灭胸中那如芒刺在背般的块垒？
创作，理应是单纯的，而一旦夹杂了功利的目的，是很难创作出好作品的。这是一个好作家基本的标准，但往往却成了一个很难跨越的障碍，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有时，常识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必要重申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
关于胸襟和气度，我想到了一个说法：同行生嫉妒。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作家”，在别人，尤其是自己熟悉的人取得高于自己的成就时，往往会嗤之以鼻，来表明自己的不满和不屑，这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话能成为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自然有其原因。有时，我会不自觉地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他们不仅自己的作品好，而且对于青年，是乐于提拔的，这点，尤为难得。
因此，一个好作家，得有宽广的胸襟和过人的气度。
后，我想说说操守和责任。
作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点就是拥有独立的思想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以色列的康菲诺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解释：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都抱有深切的关心；知识分子阶层自觉的有一种罪恶感，他们认为国家大事以及以上种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无论在思想上或是生活上，知识分子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后的逻辑的解答；知识分子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作家，理应成为社会的良知，而不应该沦为某种权势的附庸。作家，得有操守，得守住自己的节操和底线，不说敢为人先，但起码得是一个“人”。是“人”，就得有原则，有底线，有尊严，有思想，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独立的人格，不谄媚，不阿谀，不卑微，不屈服，不落井下石，不暗中使坏。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作家做到了这一点？
一个好作家，也理应是有责任的，对自己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历史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作家的使命，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得“忠实”地记录社会，记录历史。
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进行沉重地反思，反思一个古老而陈旧的话题——究竟什么是历史？
从小到大，我们眼中的历史，就是一串串呈现于书本上的文字，亘古不变，一代又一代地口耳相授，我们却从未去质疑过其真假。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随着时间的消逝，历史或许正如长眠的尸骸，早已带着真相长眠于地下了。面对历史和真相，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良知？
打捞历史？澄清真相？抑或只是在这种亦真亦假的“历史”当中充当一个匆匆过客？
若干年后，那时的我们也早已变成了“历史”，再由我们的后代来打量我们：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历史，就算是一堆荒草，作家也能从这堆荒草中，找到那么一丁点儿深埋于地的永远无法铲除的根须。
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忘却自己身上的良知和责任，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出一个好作品，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保持自己心中的那份对文学、对社会、对读者的良知和责任，这才是一个作家身上为难能可贵的东西。
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往往丢失了一种责任，而更为注重自身体验的描述，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做法，而是觉得我们的文学应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从鲁迅等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真切地感受到其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的那种重塑民族品德和国人人格的精神，足以让我们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具有一种责任，一种剖析社会人生乃至提高国人素质的责任，一种博大的济世的责任，这才是一个作家写作的为突出的意义，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作家不配叫作家。可能我这话有点儿偏执，但在我看来，文学要担负起这么一种责任，一种具有深远历史使命的责任。
伟大的格局，深刻的眼光，宽阔的胸襟和气度，秉持做人的基本操守和对社会的责任，我认为，这些才是一个好作家的基本标准，远比创作出多少作品更为重要。没有这些，作品再多，又有何益。
希望这个世界能出现更多的好作家，为普通人代言，为良知代言，为真理代言，为文学代言。
2020年3月12日
作家的寂寞和文学的繁荣
现在的文学圈里，有一种“家”，叫文学活动家，他们以文学的名义到处参加活动，十分活跃，可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在各种有关文学的场合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一说起来，大家都认识，好似很“有名”，但仔细一想，除了知道他的名字以外，对他创作的作品一概不知。很明显，这不是一个作家的正常状态，这样的“作家”，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只有作家耐得住寂寞，才能带来文学的繁荣，而作家的“繁荣”，则往往会带来文学的“寂寞”。
寂寞，是一种“境界”。只有寂寞，坐得住，才能够内心宁静，才能够不被“外界”打扰，去思考一些有思想深度的东西，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一个好作品和伟大的作品，大都诞生于偏远的“乡下”，而很难诞生于繁华的“城市”，这其实说的就是作家的“寂寞”，“寂寞”的作家就算生于城市，他也是寂寞的，而不寂寞的作家就算生于乡下，他也是“不寂寞”的。
都说做学问得坐得住，是一门“屁股”学问，而作家的创作，何尝不是呢？诚然，作家需要生活，需要行万里路，创作不是闭门造车，但那说的是创作的准备阶段，到了真正创作时，好还是做一个“屁股”作家。
所谓“寂寞”，就是不要被一些“非文学”的因素所左右，以一种虔诚的姿态对待文学，认真创作。哪些是“非文学”的因素呢？比如发表和获奖，比如作品出来以后的影响和外界对作品的评价等。
一个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好不要去想发表的事，也就是说，不要冲着发表、获奖去创作，创作时总是想，我这个作品创作出来以后，能不能发表，能够在哪个级别的杂志发表等问题。这样，会影响作家创作的心境，这样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更何况，能不能发表，也不是作者所能左右的事，得看编辑的喜好和杂志的要求。作家需要做的，就是把作品创作好，提高作品的质量，质量上去了，作品好了，发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试问有哪个编辑不期待好作品呢？换句话说，即使是发表了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好作品，而没发表的作品，就一定是不好的作品。而且，一个作家在必要时，还是得有一种“狂妄”的自信：编辑的水平，不见得比你高；你创作出来的作品，编辑也不见得能够理解其中的深意。当然，这种“狂妄”需要节制，如果不加节制的话，就真的变成狂妄了。
至于作品出来以后的影响和外界对作品的评价，更不是一个作家该考虑的事，也是他考虑不了的事。有什么样的影响，得作品说了算，对作品有什么样的评价，得评论家和读者说了算。作品好，自然影响大，评价就高，而作品不好，想也没用。这里就涉及读者的问题了，作家创作出作品，得有读者阅读，才算一部作品真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哪个作家创作出作品，是用来孤芳自赏的，如果真把作品束于“高阁”，那必定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既然有读者，就得说道说道了。读者，是有区别的，有的读者喜欢这样的作品，有的读者喜欢那样的作品，有的读者文化程度高，是专业的读者，有的读者文化水平低，是普通的读者，作家在创作时，应该都有一个预设的读者群，即是说，你这个作品是为什么样的读者创作的，那么，在这个预设读者群以外的读者，你完全不必管他，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读者，还管他干吗？可以这样说，有的作品，根本就是为少部分专业读者创作的，这样的作品，绝大部分读者可能就没有那个鉴赏水平，怎么读？评论家也是读者，只不过是相对“高级”的读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学判断标准，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会对作品有着较为准确的评价，同时也会对作家的创作有着有益的启示，说得对的，作家认真听取意见，改进自己的创作，说得不对的，或者说不适合自身创作的，不去计较，做到“有则改进，无则加勉”就行。
总之，我认为，作家好的状态是“寂寞”，只有真正“寂寞”了，才能造就文学的繁荣。
古往今来，那些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寂寞”的。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曾“批阅十载”，从来不管什么“知名度”，就着稀饭埋头苦干，度过了衣食不继的十年“寂寞”，但正是这十年的“寂寞”，换来了传世巨著《红楼梦》。大革命的失败，使鲁迅在“寂寞”中调整了他思想上以往的思路，使他重新抬起头来，更勇猛地前进。革命的夭折同样给茅盾带来了痛苦的“寂寞”，但“寂寞”却终汇成了《蚀》三部曲，为那个时代留下了历史的剪影。凭借长篇小说《李自成》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姚雪垠把“耐得寂寞，勤学苦练”作为座右铭，同时下了“耐得寂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的注脚，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不忘“寂寞”。刘震云从1991年起便躲到了一个不被知晓的地方，用了八年的“寂寞”，呕心沥血创作出两百万字的四卷鸿篇巨制《故乡面和花朵》。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用了三年时间酝酿准备，闭门四年，直至累到吐血。路遥可以说是“寂寞”了七年，从文坛销声匿迹了七年，然而，正是路遥这“寂寞”的七年，换来的《平凡的世界》这么一个硕果，震动了当时沉寂的文坛。陈忠实有一句话：“我在用一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1988年，陈忠实把妻子和长辈安置在城里，只身来到乡下祖屋，那里，只有一个案台，一个凳子，剩下的，是堆满整个房间的材料。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以鹿子霖的死亡作后结局的一段，画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顿时陷进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列夫?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前，吩咐仆人对外宣布他已死亡，好让自己能“寂寞”地创作，当《复活》问世时，他才再次“复活”。歌德说他的创作是在“不绝的苦闷”中诞生的，而他的《浮士德》等作品正是在他“苦闷的沉思”般的“寂寞”中问世的。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同样提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便是创作的根底。”那位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一生拒绝任何奖项，可谓把“寂寞”的境界提升到了极致。1964年，萨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拒绝，而且拒绝的理由可谓铮铮作响：“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贾平凹在谈到文学时曾说：“大言者不语。只要真正寂寞，那便孤独，孤独是文学的价值，寂寞是作文的一条途径，这途径明明摆着，许多人一心想当文学家，却不愿在这条路上走，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这里想说说一个“隐士作家”：竹林。
作家竹林很少抛头露面，几乎处于“消失”状态，就算是对文学圈非常熟悉的学者，都很少知道中国有这么个作家，可谓“作家中的隐士”。然而，正是这么个“隐士”，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开了“知青文学”的先河，曾得到当时文坛泰斗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作品
出版后曾震动国内外，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甚至有评论家说，“竹林用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创作状态，捍卫了现代文学的荣誉”。
我在这里介绍竹林这个“隐士”作家的故事，目的并不是鼓励作家们都去“隐居”，而是想说明，作家只有在“寂寞”的状态下，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1980年，竹林独自背着简单的行李，乘长途汽车来到嘉定南翔附近一所简陋的农村中学，然后就住在了学校为其准备的宿舍里。那里，只有一张学生宿舍用的上下铺小木床和一张小课桌，竹林把两条床单挂在两排书架的两头，就在这块小天地里开始了她的创作。从此以后，三十多年来，竹林就一直“沉”在沪郊的农村，再也没有脱离过。可以说，自19岁去安徽农村插队，直到现在，竹林绝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包括她生命中的整个青春岁月。
竹林在接受《解放周末》记者黄玮的采访时，谈到了“被关注”和“隐”的关系：“我喜欢郑板桥的那首咏竹诗：‘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崇敬能在旷野的贫瘠中寂寞生长的竹子，它既能挺拔地傲立，也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能在艰难困苦和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我目前的创作状态，就像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大家都追求现代化生活的时代里，像我这样‘自我放逐’，跑到农村去自讨苦吃，实在‘憨’。但我自己觉得，社会生活广阔，不可能人人都是弄潮儿。有人不寂寞，便有人寂寞，这很正常”，“更重要的是，安静的乡下生活，让我体验到了许多在大城市里无法体验和理解的社会和人生哲理”，“只要真诚待人，对前进中的时代保持一份永远的好意，‘憨’点也是很踏实的”，“文学应该坚持纯粹和纯真的本质，我不愿为了商业利益而放弃自我的文学诉求，我愿意远离众声喧哗，继续在生活的一隅默默耕耘，创作本身就是寂寞和孤独的事业，这种状态会使你心态平和地安静下来，去仔细地观察和思考社会，灵感这东西，只有在安静中才能产生”。
作为中国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双料得主，迟子建一直“躲”在东北，算得上一个主动疏离外界的“隐者”。在20世纪80年代，与迟子建同龄的作家中曾经涌现出一批先锋文学的代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而迟子建似乎始终与“先锋”保持着某种距离，她的作品始终以东北为背景，描绘没有边际的森林，铺天盖地的雪，庄稼和牲灵，秋雨和泥泞。苏童曾这样评价迟子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有媒体曾经问迟子建：“如果不创作，你会成为什么人？”迟子建的回答朴实而真诚：“也许是个农妇，春种秋收，喜欢在雪天围炉喝酒，然后看着弥漫在窗棂上的霜花发呆。”
迟子建曾说：“不管你在一线城市，还是我处于东北一隅，其实我们在面临的困境上，是处于同一纬度的。对于作家来说，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有利于他们的创作。因为远离喧嚣，会让文学的纯度更高，而且，更便于汲取创作的养料”；“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学时代，一个作家能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不为市场左右，难能可贵。这是个艰难的文学时代，而伟大的文学，往往诞生在艰难中”；一个作家“要善于取材，更要善于掌握‘火候’，这个‘火候’，需要作家有全面素养，比如看待历史的广度，看待现实的深度，对美的追求等。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精神上的孤寂，他们对待创作的独立姿态，身上有一股不怕被潮流忽略和遗忘的勇气，这样能使每一次的出发都是独特的”；“我回到故乡，和故乡的人在一起，会有亲切感，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相反，我在知识分子堆中，会有一种孤独感”；“一个作家喋喋不休地说，也是个危险的事情，因为创作是需要寂寞的”。
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曾创作出《九月寓言》的山东作家张炜凭借“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获奖，这部小说共四百多万字，历时二十余年才创作完成，我们姑且不论小说的质量，单单看“四百多万字”和“二十余年”这些数字，就足以说明作家在创作时的辛苦和“寂寞”。张炜在谈到“寂寞”时这样说：“文事武做，相信三拳两脚能打出一个世界来的，不见得就是一个好兆头”，“一个有作为的作家应该逃离那种热闹中透着腐朽的空气”。逃离以后怎么办？张炜说：“应该甘于‘寂寞’，只有生活本身的启发，你关掉了其他窗户。”很显然，张炜是清醒的，“寂寞”所要排斥的，并不是一个作家长期拥有的那一份生活，相反，他正是为着反复地咀嚼生活，体味生活，所以才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寂寞”的精神氛围。刘醒龙同样说：“文学只有回到寂寞，才能重现辉煌，或者这样说，作家只有回到寂寞时，才能重现辉煌。作家不仅需要寂寞，作家也必须寂寞一些。”
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家，正是用其实际行动，很好地诠释了“寂寞”和文学的关系：“在众声喧哗中，‘寂寞’才是一个作家好的生存姿态。”
我这里想着重说说沈从文，不仅仅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湘西和我们酉阳一衣带水，更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中国作家中离“寂寞”近的一位。可以说，沈从文的一生是“传奇”的，但更是“寂寞”的，他以宗教般虔诚的献身精神，坚定执着地在文学的园地里默默耕耘，不趋时附势，不随波逐流，“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固执地朝着他所认定的“纯”文学方向一直前行。沈从文的这种坚持，在当时曾受到指责和攻击，但他不为所动，他说：“过几十年后你们看，再让时间来检选，方可看得出谁有贡献，有作用，能给新中国文学史留点比较像样的东西。”
沈从文曾告诫我们，“要有好的作品就要作家耐得住寂寞，用一个比较诚实素朴的态度来从事工作”；“先要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进行创作，才是正确的。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就是如此，他在创作的那一刻，“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黏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曾这样说沈从文的“寂寞”：“寂寞不是坏事。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他的四十本小说，是在寂寞中完成的”，“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对于沈从文来说，“无聊”是寂寞，“枯寂”是寂寞，“隔离”是寂寞，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有一句话，可谓道出了他对寂寞的态度：“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必须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在沈从文那里，“沉默”，或许是另一种寂寞。
沈从文对寂寞的认识，不可谓不深：“这种枯寂对于一个用头脑生活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甚至于可说是不可少的。”1934年，沈从文只身返回故乡湘西，他坐了一条“桃源划子”终日飘荡在沅水上，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诉我们些另一时代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沙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中，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中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寂寞，使沈从文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和透彻，不再是世界包围他，而是他去包围世界。沈从文这种“寂寞”的创作态度，使他坚持文学的独立，既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又反对文学的政治化，不去追求文学的“票房价值”，从而终成就了他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沈从文不得不放弃他的文学创作，去进行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但他同样能够甘于寂寞，在文物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他热爱这一工作，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不顾身体状况，不顾亲友的劝告，饮食俭朴，埋头苦干，自得其乐。不仅不计报酬，还自己掏钱为历史博物馆购买了大量文物。他常自愿到午门楼上展览会当解说员，汪曾祺当年曾亲眼看见他向观众讲解的场面，显示出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寂寞”的境界。
文学自古寂寞事，古来圣贤皆寂寞。
一个作家想要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必须耐得住寂寞。鲁迅曾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不会有文学。”文学是寂寞的事业，只有作家们耐得住寂寞了，文坛才能够不冷清，文学才能够繁荣。如果一个作家总是热衷于“对话”，在各种场合里钻来钻去，就不可能真正走进创作，当一个作家在创作时，他的“对话”，必须是在“寂寞”中和自己对话，和世界对话，这样，才能变“寂寞”为不“寂寞”。可以这样说，对生活的理解和消化，其中有很长一段路是在“寂寞”中前行的。然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生命难耐是寂寞，在现今的文学圈中，唯恐被“冷落”，喜欢“结伴同行”的“作家”并不在少数。究竟是以作家的寂寞换得文学的繁荣，还是以作家的“繁荣”换得文学的“寂寞”，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需要我们的作家和“作家”们去做出选择。
2020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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