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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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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基于法学家坚定的社会责任，张晋藩先生把他60多年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贡献于中国法制史学，贡献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先生作为中国法制史学的奠基人、引领者和主要推动者，通过60多年的努力，奠定了中国法制史学的学术基础，引领着中国法制史学的学术方向，并与中国法制史学老中青学者一起，共同铸造了中国法制史学的一代学术辉煌。——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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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日报》《人民法治》《经济导刊》等党政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首次精编结集。全书共收录融历史性、趣味性和普及性为一体的法律评论文章48篇，辑为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中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四大部分，并附有作者的学术自述和精彩访谈各一篇，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华法文化的历史传统、法治经验和现实价值。
2022年5月恰逢中国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本书也是张晋藩先生值此之际对中华法文化学科多年来研究成果和学术主张的一次简明扼要的梳理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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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晋藩，1930年生，辽宁沈阳人。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950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就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1952—1983年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7月调至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兼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1987年被评为中国法制史重点学科带头人，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2012年被授予首届“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21年荣获第二届“韩德培法学奖”终身成就奖。1986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制课，1996年和1998年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律课。
曾出版独著、合著50余部，其中代表作有《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史》《中国监察法制史稿》《中国宪法史》《中国刑法史新论》《清代民法综论》《依法治国与法史镜鉴》等，主编大型学术著作《中国法制通史》（全十卷）、《中华大典·法律典》、《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全十卷），并发表法律史学论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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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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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法律体系 重塑中华法系——张晋藩先生的学术情怀与社会责任 / 朱勇
辑一 鉴古明今的中华法文化
003/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法制精神
008/中国法制史的治世功能可谓多矣——我读书治史的体会
015/从传统法律文化看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
018/撷取法律传统的精华
021/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警示观点
025/鉴古明今的八大法制观点
031/中华法文化的历史镜鉴
036/奉法者强则国强
04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
047/无法制则无盛世
053/引礼入法 礼法结合
058/“法与时转”与“因俗而治”——谈古代中国的立法传统
063/依法治国话权威
066/民惟邦本：古代治国重要经验
069/德法共治: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髓
078/中华法系的价值与中华法系的重塑
085/大力弘扬中华法文化
088/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
辑二 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
103/中国古代察官治吏的法制经验
106/中国古代“治理”的一项重要经验
112/论中国古代的行政组织法
118/官员任免与考选:从秦到清的演进
124/中国古代司法官的选任与培养
128/惩贪及奖廉并举的考课法——廉政法制建设的先导
132/任法与任吏相统一——一条成熟的治国之策
138/“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
142/讲读律令：明朝官吏普及法律的硬任务
147/秦汉时期的法律宣传
153/古代官吏的“普法教育”
辑三 中国古代的监察与廉政
159/察吏是治国之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镜鉴
167/治官需先察官
171/“政之理乱”系于监察
179/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借鉴意义
198/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文化渊源
204/我国汉唐时期的监察法制
207/唐代：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定型阶段
209/我国汉唐宋的行政监察制度
215/我国明朝的行政监察制度
218/清朝的行政监察制度
221/廉政法制：中华法制文明的亮色
226/惩贪立法——廉政法制建设的基石
230/廉政舆论——廉政法制建设的先导
辑四 中国古代的司法镜鉴
237/中国古代国情背景下的司法制度
264/古代司法文明的人文关怀：法、理、情的联通
268/判词与文风密不可分
272/以五声听狱讼
275/中国古代司法中的“罪刑法定”
279/调解息讼的司法传统与崇尚和谐的中华民族精神
284/附一 我的学术自述
302/附二 在法律史研究中破除西方中心论——访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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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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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法律史研究，既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史学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学术生涯中兼具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浓郁的学术情怀，坚定的社会责任。没有浓郁的学术情怀，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韧劲，对于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没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在法学研究方面，也难以形成有助于法制进步、国家发展的优秀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张晋藩先生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张晋藩先生在学术生涯中保持着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与法学家坚定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关于构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重塑中华法系两大学术贡献上。构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张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采纳苏联学术界关于“国家与法权历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有其理论上的优长，但也有重大不足，特别是较少关注对于法律内部结构、内在规律、内在特征的分析与研究，忽视对于中国古代法律鲜明的民族特征、独特的社会作用的探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张晋藩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勇于开拓，善于思考，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早期标志性成果是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法制史（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全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这两部教材关于古代法律体系的构建实现了两大回归：回归中国，回归法律；紧扣中国古代国情，紧扣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律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90年代先生出版《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主持编写并任总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以此为标志，关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走向成熟，并达到新的高度。
对于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张晋藩先生从不固步自封，从不自我满足。先生常说，希望你们后学晚生，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勇于探索，以取得新的成就。
在学术研究方面，张晋藩先生还展现出一名杰出法学家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生的研究既专注于书斋，又不限于书斋。先生历来主张，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历史，而面对的是现实；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之一，在于为现实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华法系问题，特别是中华法系的起源、发展、特点等问题，是中国法制史研究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中国法制史研究宏大的学术战略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先生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并做出卓越贡献。1980年，先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中华法系特点探源》一文。此后，先生出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背景、主体内容、发展规律、基本特征、社会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与阐发。
对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张晋藩先生不是简单地就历史谈历史，而是关注民族复兴与中华法系重塑的关系。世纪之交，先生先后发表《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论文。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在中华文化复兴中，法文化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法律传统，深深扎根于特定的中国国情文化，才能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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