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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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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聚焦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从推动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议题多领域多角度切入研究主题，系统深入探讨管控生物安全风险、加强国际联防联控、构建生物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新框架和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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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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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晞，吉林长春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吉林省高校首批“学科领军教授”，吉林省第三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第十四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优秀女职工干部，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十一届“长春十大杰出青年”，吉林大学“三育人”标兵，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获得者。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马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当代中国外交》专家组成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资深驻会研究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高等研究院讲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长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七届委员会副主席。在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权威期刊发文 70 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独立和参与撰写著作 15 部，14篇咨询报告获得国家部委、司局的肯定性批示；主持科研项目21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项目3项、外交部项目4项等。荣获吉林省第九届、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吉林省第七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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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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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序言
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生物安全治理
节全理的辑
第二节的值
第三节物安全治理的路径探索
第二章 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
节应急管理理论的兴起与变迁
第二节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卫生安全
第三节公共卫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意涵
第三章中国生物安全立法建议
节全相关中国经验借鉴
第二节当代生物安全案例对中国生物安全立法的启示
第三节中国生物安全的立法历程及建议
第四章生物安全通识教育体系建设
节生物安全概念的理论辨识
第二节强物安全识教育的现实意义
第三节识教育体系建设的路
第五章 跨境生物安全风险事态下的对外援助机制
节 跨境生物安全风险事态的特点及国际合作治理的必要性
第二节风险流程管理下的跨境生物安全风险管理
第三节境生物安全风险事态与对外援助机制建设.
第四节境物安全风险应急与常态下的对外援助机制建设
第六章 化学、生物、放射性、核恐怖主义活动及其应对
节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的特征及使用
第二节“化生放核”恐怖主义活动实施主体特征比较
第三节“化生放核”恐怖主义活动发展的外在动因
第四节当代美国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发展案例分析
……
第七章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第八章中俄生物安全国际合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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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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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数千年来，诸如饥荒、瘟疫、战争等一直是严重侵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诱因之一。伴随经济、社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大规模的饥荒和战争似乎正远离当今人类的文明社会。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既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繁荣的基石，也为显性的或隐性的生物灾害提供了孕育的温床。14世纪初期开始大流行的“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欧洲大陆超过1/4的人的生命。20世纪初期大暴发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数月时间即造成了约5亿人的感染，其死亡人数高达5000万至1亿人，远超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 进入21世纪，全球各种重大传染疾病不时发生，诸如生物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日益侵蚀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过去的数十年间，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让人类面对细菌和病毒所带来的种种危机时不再束手无策，其在与生物灾害和威胁斗争的过程中似乎占据了上风。然而，2020年初暴发且随后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再次让人类社会认识到“生物安全风险”的严重性以及构建生物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概念上，生物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在广义上泛指“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所产生的危害及潜在风险”[ 生物安全概论[EB/OL].http://ima.whu.edu.cn/Home/EducationTraining?id=29（浏览日期：2021年6月6日）]，而在狭义上则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所造成的危险与风险。通常，生物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防两保”，即“防御生物武器攻击、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控传染病疫情、防止生物技术误用和谬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等。”尽管如此，国际上对“生物安全”仍未达成统一的定义，诸如“生物防御”“生物国防”“生物疆域”等新提法，早已是融入很多国家的学术界、战略界、实务界及利益攸关方的热议话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陆续签订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等国际条约，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制定的《生物安全法（草案）》于2019年10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生物安全工作越发得到重视并加快落实，各项工作有序展开。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尤其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此次疫情，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沉重代价，无时无刻都在警醒人们，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亟待进一步的加强，在法律法规设置、体制机制建设、政策规划执行、技术开发应用等方面仍存在不适应之处，对生物安全威胁的抵抗力和防御力还不够充分。显而易见，妥善长效应对生物安全威胁，对作为当今世界人口多、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且体量巨大的中国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关乎到国民生命健康、民族伟大复兴、和平发展繁荣大局。可以说，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推动和实现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务之急。 目前，两条主线贯穿了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整个过程：一条是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整体认识在不断更新和深化；另一条是世界各国科研人员同时间赛跑，不断加快进度研发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和疫苗。人们对此次新冠病毒的认识，正如其命名的过程一样，是一个不断更新和深入的过程。不仅如此，相关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和药物等，均是在各国医疗、科研人员和病毒的一次次较量中总结得出的。在另一条主线上，科学家们争分夺秒并与国际同行精诚合作，开展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与疫苗研发工作。诚然，“特效药”与疫苗的开发还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但随着各国抗疫共识的逐渐达成，科研人员终将赢得这次与时间的赛跑，为人类社会抗击新冠疫情提供有力的武器。疫苗的开发与公平分配、临床试验数据的获取与共享等，这些都离不开各国的联手协作。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浪潮中，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成为一座孤岛。 面对这场世纪罕见的“大考”、全球参与的“共同战争”，各国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舟共济，打破意识形态、治理体制的藩篱，携手共进、合力应对新冠病毒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各国携手应对2003年“非典”（SARS）疫情、2009年H1N1流感疫情、2014年“埃博拉”疫情等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在病毒面前，没有人种、国籍、贵贱之分，各国只有摒弃分歧，通力合作，才能有效控制疫情传播，终战胜病毒。而牢牢筑起生物安全的万里长城、共同增进该领域国际合作，则是有效消除和管控全球生物威胁与危险的根本良策。 在此背景下，本书的编撰正逢其时。“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伴随生物安全统筹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完善相关政策、法律和法规，进一步优化国家生物安全防控体制机制，增强国民生物安全教育及防控意识，制度化加强决策层、执行层和基层的信息传递、物资、人才乃至经费、装备的合理调配，充分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等，是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本书作者从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相关政策及领域应用、国内外立法比较、国民生物安全教育、生物安全威胁应对策略与机制优化、国际案例分析等多个方面切入研究主题、聚焦核心问题，力图以学者之所长，为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言献策、贡献智慧、略尽绵力。本书分为八个章节，具体内容简介如下： 章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和视域，全面阐释生物安全的生成逻辑、生物安全治理的实践价值、生物安全治理路径的探索等主旨内容，指出生物安全领域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试金石”，我国需在更大的场域内重新认识生物安全的重要地位，对其进行全方位、政治性的战略设计，切实维护国家总体安全，进一步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第二章以公共卫生领域为切入点，系统辨识了公共卫生安全的相关概念、应急管理理论的兴起与变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和思维，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由此提出了构成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意涵的基本框架的四个具体维度，即“应急预警系统”“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过程”“应急管理机制”。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在国家安全体系的主体框架下，深入研究重大疫情防控救治机制、公共卫生安全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三章从法律法规的视域，全面阐述了国际层面的生物安全立法、当代生物安全代表性案例以及我国生物安全的立法历程，并结合法理分析和实证案例，提炼出对我国生物安全具有参考意义的建议。世界多国均有制定生物安全法的尝试，我国应积极借鉴相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做法，为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提供必要的和充分的法律依据与保障。目前，我国生物安全立法正处于从单项立法转向全面立法的阶段，在未来应在全面立法的基础上进行重点立法。 第四章从国民教育的视角和维度，全面探讨了体系化思维下开展和推进生物安全通识教育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对生物安全概念的理论辨识，进一步探讨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内涵及理念沿革，由此指出加强我国生物安全通识教育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并对我国生物安全通识教育体系化建设的路径做出探讨。2020年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国迅猛暴发，虽然国家层面的多领域立法及监管不断强化，但国民对生物安全的认知仍严重匮乏且主要依赖于零星的新闻报道、专题讲座或科普宣传等。生物安全内容亟待纳入我国国民通识课程教育体系，事关到为我国应对生物安全危机事态打牢国民教育基础、夯实国民意识防线。 第五章以跨境生物安全风险事态为研究背景，系统阐释了跨境生物安全风险事态下对外援助机制构建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基于跨境生物安全事件相关特点的探讨，可见，充分利用国际合作机制展开跨境生物安全风险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结合跨境生物安全风险事态的具体情况，引入风险流程管理方法促进跨境生物安全风险管理，亟待加强该领域对外援助合作及常态性机制构建。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谋划生物安全全球治理，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严密规范的生物安全治理策略，在补齐自身短板的同时，积极开展生物安全领域对外援助合作，助力欠发达国家增强防范跨境生物安全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共筑全球生物安全防御体系，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第六章以“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器”（“化生放核”）所涉及的恐怖主义活动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化生放核”武器的特性及使用、“化生放核”恐怖主义活动的实施主体特征比较、美国生物恐怖主义威胁的具体案例研究等内容，由此提出了我国应对生物恐怖主义活动的若干思考。生物恐怖主义活动既涉及防扩散、反恐等国际安全问题，又涉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和事后处置等问题，因此需要国与国之间、中央与地方部门之间加强沟通与合作，建立新型合作体系、形成新型合作关系。 第七章聚焦于日本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伴随区域性、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频发，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次生危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不仅需要国际层面的治理机制、机构改革和流程优化，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充分汲取各国先进经验和做法。日本在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与防疫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在卫生保健、医学预防、突发卫生事件应对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相互配合、各司其职的长效防控机制。从日本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特点及其在新冠疫情中的应对策略看，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为完善我国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八章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战略布局、运行机制、发展特点、重点方向四个方面，切入中俄两国生物安全领域合作这一重要议题。尽管面临来自内外部因素的挑战，但中俄伙伴关系从总体上看是成熟、稳定且坚韧的。新时期、新形势下，中俄两国从多重路径深化生物安全领域合作大有可为，尤其在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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