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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整部小说故事内容跌宕起伏，生动展现出一个普通的农村大家庭的人情世故、恩怨交织以及时代的变迁。
文笔生动，人物个性鲜明，故事动人，一场年代感大戏在书中精彩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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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鲁北农村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群农村青年坚韧不拔、超越自我、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作品以宋栓柱苦学厨艺，在经营餐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冬枣种植的新商机为线索，写出了宋栓亭、张大壮、福来等人带领村民一起科学种植冬枣，开拓冬枣产业销售的坎坷经历。
整部小说故事内容跌宕起伏，生动展现出一个普通的农村大家庭的人情世故、恩怨交织以及时代的变迁。通过对这些人物特点的描写，更加突显出农民淳朴、善良、勤劳的品质以及对信念的坚守与追求，也展现出了改革开放后新农村生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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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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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鹏，笔名盛言，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诗词学会会员，滨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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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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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样章：
序
自去年以来，洪鹏在长期搜集素材、充分酝酿构思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枣儿香枣儿圆》。小说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鲁北农村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一群农村青年坚韧不拔、超越自我、艰苦创业的故事。小说完成后，他委托我写一篇序。我认真阅读了作品，感触良多，写在下面，供广大读者朋友参考。
我和洪鹏相识非常偶然，时间也很短。有人把他二。一九年出版的《未许多愁》诗集送给我，里面收录了二。一六年以前他创作的大量诗词作品。洪鹏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文学写作，经历丰富却初心不变，而且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得到省内外文学界同人的认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兴趣爱好比较广泛，除了诗词，他还喜爱书法、绘画，所以对他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题材宏大的长篇小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我们阅读《枣儿香枣儿圆》这部小说，首先应关注它写了什么。从情节发展的脉络看，小说大致写了五段故事：栓柱当老板、福来做干部、石楼种冬枣、栓亭卖枣和新梅会记者。当然，这些故事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有共同的背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一环扣一环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分割。当读者津津有味地阅读这些故事时，一定会为地域的风情、创业的激情、纯洁的爱情和真挚的亲情所感动。作者以写实风格真实地描绘故事场景，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性格，似乎有些琐碎和平淡，却能让人在平凡中见到伟大，在点滴中见到江河，在尘埃中见到沙漠，这大概就是以实写虚吧，比如现实生活中的房子、车子、杯子，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实体，然而我们却使用它们其中空虚的部分。
其次要体会它是怎样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笔触遍及当时当地社会的不同层面，描绘的人物各具特色，个性鲜明生动，但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这种写法有点类似《儒林外史》或者《水浒传》；此书的另一特点，就是故事结构前后照应，逻辑严谨，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种写法又似乎借鉴了《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小说的多种写作方法，所有故事情节似乎都是自然生发出来，丝毫没有拼接斧凿的痕迹和牵强附会的感觉；同时，它不写帝王将相、世家大族，也不写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而是写了一群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儿女，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看点之一。
后就是思考一下作品的社会价值问题，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过去，社会上有种认识，就是政府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各类经济主体，他们也许是法人，也许是私人。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些经济主体的杈利和意愿，给他们提供便利和空间，让他们在价值规律及社会规则支配下自我规划、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完善。或许，唤起全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真心尊重和诚挚关怀，才是这部小说所要揭示的为深刻和本质的内涵之所在。
当然，这部小说是洪鹏长篇小说创作的处女作，尽管倾注了全力，但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非常希望广大读者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在关心爱护的前提下，提出真诚的批评和中肯的意见，帮助他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是为序。
李宝玉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章
自从盘古开封地以来，莽莽的鲁北大平原就一直发生着“沧海桑田”式的变化。黄河像一条蜿蜒的黄色长龙，千里奔腾，波涛汹涌，在这里注入渤海；而渤海则像一个从深海大洋探向内陆的青色龙头。这一青一黄两条巨龙斗法，上演了一场陆海浮沉的大战。黄河“斗水七沙”，它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向海中侵蚀，经过千万年的较量，退海之处逐渐积淀成水草丰美的陆地。不知从何时起，有人类迁徙到这里，几度刀耕火种，开垦出大量世代可耕的良田。哪里有良田，哪里就有人聚集；哪里有人聚集，哪里就有生息繁衍。后来，这里就星罗棋布地诞生了些村庄。
其中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村民由同一个祖先开枝散叶而来，都姓刘，因此叫刘庄。刘庄位于Z县的西南部，全村仅百余户人家，不足五百口人。
村东头半里路远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国道，村民们都习惯地称它“大马路”。此时正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条大马路还没有翻修，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子走在上面颠簸得非常厉害。据说，有个过路客骑三轮车经过这段路，后面载着的孕妇竟然被颠得早产了。
大马路西边岔出一条笔直的土路，穿过整个村子，在村西头向
西南方拐馆，然后经过一条名叫傅家河的南北走向的河流，M河上的单孔石桥，与五里路外Y县的尚店乡的村庄相连通。这条土路北侧全是村里的住家，南侧只有一所孤零零的院子，那所院子是在原先村磨坊的山上扩建的，现在被用作村小学，全村的适龄孩子都在那儿上课，高高的围墙里不时传出阵阵琅琅的读书声。校门口两侧的影壁用红漆粉刷了底子，正中八个端庄遒劲的黄色颜体大字赫然在目，一边写着“勤奋读书”，一边写着“振兴中华”。那字是村支书刘根元请县三中的王希胜老师写的，凡见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说好的。刘庄周围密密匝匝地种着些桃树、杏树、梨树、枣树等，站在大马路上向刘庄眺望，只能望见人家的屋顶以及烟囱里不时冒起袅袅炊烟，其他一切都被茂密的果树林遮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而在这道果树林构成的绿色屏障之外，四周环绕着的则是整齐而丰饶的农田。
刘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几年，村民虽说能够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但整个村子面貌依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绝大部分村民还住在祖辈们传下来的土坯房里。那些土坯房大都年久失修，房顶上、墙头上长着一蓬蓬的乱草，有的甚至屋顶朽坏、墙壁开裂，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房主人为了维持它们摇摇晃晃的躯体，只好找来几根又粗又长的椽子勉强支撑着。村子里到处可见这种房子，像一堆堆破烂被人随意地扔在那里，又像一些久病缠身的人，无精打采的，没有一丝活气。
那些年刚刚兴起外出打工，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实在待不住了，就跑到外面的大城市联系工作。他们大多年初出去，年末才回来，经过一年辛苦辗转，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白眼，付出了多少血汗，才带回一点微薄的收入，略略给家里添补些东西。也有一两个因为工作忙，或者其他说不清楚的原因，连过年也不回家。
眼前正是大年三十，那几个带着收入回家的打工者，在其他村民艳羡的目光中，急急忙忙地跑到石楼乡政府驻地的集市上买菜，准备年夜饭。去得早的，集市上货物还比较齐全，而去得晚的，只能赶真正的“穷汉子集”，这是当地对大年三十那天农村大集的别称，意味着许多东西已经买不到了。那些赶“穷汉子集”的人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手里只拎着很少的一点儿年货，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抱怨：“唉，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到头儿啊！”
大年三十都到下午了，住在村南头的刘双河却连赶“穷汉子集”的念想都不敢有。他刚把姑姑家的表弟打发走。表弟家住老县城南八里的官家庄，他父亲张勤俭是刘双河的姑父。张勤俭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地下交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石楼公社当过通讯员，后来又担任过公社副主任。他担任副主任时，正赶上头几年渤海湾海啸，怒潮翻卷、吼声如雷，连鲸鱼都冲进了傅家河，把石楼乡万亩良田泡成了盐碱地。说到盐碱地，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真就想象不出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用买盐腌咸菜，只需选个毒日头天，起个大早，到傅家河的河滩里，扫来碱土，把白萝卜、胡萝卜、辣椒、小黄瓜甚至西瓜皮、白菜根用碱土一层层培上，没过多久，保准儿腌得期咸。要吃盐，就把扫来的碱土用水一淋，搁在太阳地儿一晒，上面一层结晶，扫下来就是盐了，一分钱也不用花。这样的盐碱地，除了糕柳、卤蓬等耐盐碱的植物能够生存，几乎再长不出任何庄稼。那时的刘庄一带真可谓“烈日炎炎晒死牛，一滴淡水贵如油，天旱地碱灾又多，十年倒有九不收”。可张勤俭偏不信邪，他带领石楼乡的群众手挖肩挑，硬是在盐碱地里开挖出一条条纵横相连的排盐洗碱沟，然后引进黄河水漫灌，使大片荒芜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石楼乡终于取得粮食大丰收，乡亲们开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同时，张勤俭也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的认可。他曾作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代表多次出席省、地区举办的各种先进事迹报告会，并曾当选过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过人代会。“文革”前夕，张勤俭因看不惯公社领导拉帮结派的垒山头作风，多说了几句牢骚话，结果被错划为“右派”，被停职审查。改革开放后，组织上为张勤俭洗去不白之冤，恢复工作，国家补发了他停职期间的工资。张勤俭是刘双河的姑父，又当过他的媒人，因而两家关系密切，彼此来往不断。三年前刘双河盖房子去姑姑家借钱，张勤俭二话没说就从箱子底儿掏出五百元钱交给他。今年秋后，七十多岁的张勤俭一直卧病在床。看病需要花钱，张勤俭的儿子没有办法，只好大年三十向刘双河讨账。刘双河无钱还账，心中既愧疚又难过。送走表弟后，他回身坐在堂屋中间方桌旁边的老式木头椅子上，拿过烟袋荷包捻上一锅旱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霎时整间屋子里升腾起一股呛人的烟味。这是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已经五十多岁，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深青色帽子，帽檐被折断了好几块，前面那块无力地下垂着。他木雕泥塑般端坐在那儿，高高的额骨，花白的胡须，满脸的皱纹，唯有眼睛中还依稀透着些年轻时候的光彩。
刘双河一家五代全是农民。二十多年前他与堤头村的一户孙姓人家的姑娘结婚，姑娘名叫孙秀娥。那时秀娥已经失去了母亲，与父亲孙石根相依为命。孙家祖辈上曾经经商，据说在老县城开过大饭店，后来回到村里修建了房子，置办了土地，一家过着半耕半租的生活，家境还算殷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孙家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多余的土地全部被村里没收。每逢社会运动，孙石根两口子就被拉到村口土台子上接受批斗，经常弄得灰头土脸，苦不堪言。日子越过越艰秀娥娘禁不住折磨，没过多久就病逝了。因家庭成分不好，秀娥虽然模样俊俏、心灵手巧，但二十四五了还找不到个合适的对象，急得孙石根直犯头疼病。后来，幸亏与他熟识的张勤俭出面保媒，终于和刘庄的刘双河定下一门亲。双河家从祖辈上就是贫农，根正苗红，可家里实在太穷，三个男孩子一直讨不着老婆。如今张勤俭做媒，两家都表示同意，当场为两个年轻人择定了婚期。结婚时，孙家半点彩礼也没收，双河牵着秀娥的手徒步迈进家门，一包香烟、一盘瓜子外加几捧大红枣作了谢客礼。婚后，小夫妻相敬如宾，没红过脸儿，可两个人只觉得一样不足，就是连生了四个女娃娃，没有一个男孩子。大女儿新兰出生那年，孙石根老人偶染风寒得了场重病，那时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还没结束，连吃的都找不到，更甭说药了，再加上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孙石根身上的病拖了大半年始终不见好转。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把女婿叫到堤头村托付后事，不久便撒手而去。刘双河夫妇在亲戚的帮助下掩埋了孙石根老人的遗体，在坟前痛哭一场后告别堤头村，重新回到刘庄，依旧过着给村集体种地挣工分的日子。
改革开放后，村里一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头每人分到二亩多地。刘双河家分的地种不过来，大女儿新兰就早早辍学，跟着父母耕耘劳作。几年后，日子稍微好些了，姑娘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新兰这女娃出落得跟她娘年轻时一样俊俏，人又勤快利落，说媒的踏破了门槛子，可她自小就定下一桩“娃娃亲”，说媒的再多刘双河也不动摇。那“娃娃亲”的男娃姓宋，叫栓柱。栓柱家住十里地外的南楼村，栓柱的父亲宋明德跟刘双河从小拜把子，感情好得如同亲兄弟，在栓柱和新兰很小的时候两家就定下了这门亲。宋家人口多，有五个男孩子，生活异常拮据，宋明德答应让栓柱做刘双河的上门女婿。为了让俩孩子早日成亲，刘双河咬牙向亲友们借了一千多元钱，盖起四间新房。栓柱自打和新兰结婚后，就帆刘庄来住了。
栓柱来家后，地里的活计终于有了帮手，一家人共种着十六亩地。他们根据道路的远近和土地的肥瘠，把六亩地作为口粮田，上半年种小麦，下半年种玉米；另外十亩地分别种棉花、大豆、高粱等经济作物，增加家庭收入。一家人早出晚归辛勤耕作，温饱总算解决了，可是每年乡里和村里还要摊派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什么的，这些也需要一笔开支；新兰的三个妹妹新梅、新英、新青还在上学，每学期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学杂费；而且新兰和栓柱结婚一年后，随着儿子刘大华的出生，又增添了不少花销。一年下来刨去成本，收入和支出相抵，手里根本没有几个结余。全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还账的事情更无能为力。
为减轻家庭负担，新梅、新英、新青姊妹三个凑在一起商量。新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两个妹妹稚气未脱的脸，毅然地说：“我跟爹娘说，明年不去上学了，在家帮着料理家务。你们两个继续上。”“那怎么行？！姐，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咱家还指望你考大学呢，你不上学那多可惜啊，还是俺们俩下来吧！”新英和新青争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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