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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整部小说故事内容跌宕起伏,生动展现出一个普通的农村大家庭的人情世故、恩怨交织以及时代的变迁。
文笔生动,人物个性鲜明,故事动人,一场年代感大戏在书中精彩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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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鲁北农村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群农村青年坚韧不拔、超越自我、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作品以宋栓柱苦学厨艺,在经营餐馆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冬枣种植的新商机为线索,写出了宋栓亭、张大壮、福来等人带领村民一起科学种植冬枣,开拓冬枣产业销售的坎坷经历。
整部小说故事内容跌宕起伏,生动展现出一个普通的农村大家庭的人情世故、恩怨交织以及时代的变迁。通过对这些人物特点的描写,更加突显出农民淳朴、善良、勤劳的品质以及对信念的坚守与追求,也展现出了改革开放后新农村生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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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刘洪鹏,笔名盛言,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诗词学会会员,滨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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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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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样章: 序
自去年以来,洪鹏在长期搜集素材、充分酝酿构思的基础上,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枣儿香枣儿圆》。小说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鲁北农村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一群农村青年坚韧不拔、超越自我、艰苦创业的故事。小说完成后,他委托我写一篇序。我认真阅读了作品,感触良多,写在下面,供广大读者朋友参考。
我和洪鹏相识非常偶然,时间也很短。有人把他二。一九年出版的《未许多愁》诗集送给我,里面收录了二。一六年以前他创作的大量诗词作品。洪鹏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文学写作,经历丰富却初心不变,而且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得到省内外文学界同人的认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兴趣爱好比较广泛,除了诗词,他还喜爱书法、绘画,所以对他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题材宏大的长篇小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我们阅读《枣儿香枣儿圆》这部小说,首先应关注它写了什么。从情节发展的脉络看,小说大致写了五段故事:栓柱当老板、福来做干部、石楼种冬枣、栓亭卖枣和新梅会记者。当然,这些故事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有共同的背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一环扣一环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分割。当读者津津有味地阅读这些故事时,一定会为地域的风情、创业的激情、纯洁的爱情和真挚的亲情所感动。作者以写实风格真实地描绘故事场景,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性格,似乎有些琐碎和平淡,却能让人在平凡中见到伟大,在点滴中见到江河,在尘埃中见到沙漠,这大概就是以实写虚吧,比如现实生活中的房子、车子、杯子,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个实体,然而我们却使用它们其中空虚的部分。
其次要体会它是怎样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笔触遍及当时当地社会的不同层面,描绘的人物各具特色,个性鲜明生动,但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这种写法有点类似《儒林外史》或者《水浒传》;此书的另一特点,就是故事结构前后照应,逻辑严谨,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种写法又似乎借鉴了《红楼梦》。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小说的多种写作方法,所有故事情节似乎都是自然生发出来,丝毫没有拼接斧凿的痕迹和牵强附会的感觉;同时,它不写帝王将相、世家大族,也不写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而是写了一群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儿女,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看点之一。
后就是思考一下作品的社会价值问题,即作者为什么要写。过去,社会上有种认识,就是政府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各类经济主体,他们也许是法人,也许是私人。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些经济主体的杈利和意愿,给他们提供便利和空间,让他们在价值规律及社会规则支配下自我规划、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完善。或许,唤起全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真心尊重和诚挚关怀,才是这部小说所要揭示的为深刻和本质的内涵之所在。
当然,这部小说是洪鹏长篇小说创作的处女作,尽管倾注了全力,但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非常希望广大读者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在关心爱护的前提下,提出真诚的批评和中肯的意见,帮助他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是为序。
李宝玉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章
自从盘古开封地以来,莽莽的鲁北大平原就一直发生着“沧海桑田”式的变化。黄河像一条蜿蜒的黄色长龙,千里奔腾,波涛汹涌,在这里注入渤海;而渤海则像一个从深海大洋探向内陆的青色龙头。这一青一黄两条巨龙斗法,上演了一场陆海浮沉的大战。黄河“斗水七沙”,它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向海中侵蚀,经过千万年的较量,退海之处逐渐积淀成水草丰美的陆地。不知从何时起,有人类迁徙到这里,几度刀耕火种,开垦出大量世代可耕的良田。哪里有良田,哪里就有人聚集;哪里有人聚集,哪里就有生息繁衍。后来,这里就星罗棋布地诞生了些村庄。
其中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子,村民由同一个祖先开枝散叶而来,都姓刘,因此叫刘庄。刘庄位于Z县的西南部,全村仅百余户人家,不足五百口人。
村东头半里路远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国道,村民们都习惯地称它“大马路”。此时正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那条大马路还没有翻修,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子走在上面颠簸得非常厉害。据说,有个过路客骑三轮车经过这段路,后面载着的孕妇竟然被颠得早产了。
大马路西边岔出一条笔直的土路,穿过整个村子,在村西头向
西南方拐馆,然后经过一条名叫傅家河的南北走向的河流,M河上的单孔石桥,与五里路外Y县的尚店乡的村庄相连通。这条土路北侧全是村里的住家,南侧只有一所孤零零的院子,那所院子是在原先村磨坊的山上扩建的,现在被用作村小学,全村的适龄孩子都在那儿上课,高高的围墙里不时传出阵阵琅琅的读书声。校门口两侧的影壁用红漆粉刷了底子,正中八个端庄遒劲的黄色颜体大字赫然在目,一边写着“勤奋读书”,一边写着“振兴中华”。那字是村支书刘根元请县三中的王希胜老师写的,凡见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说好的。刘庄周围密密匝匝地种着些桃树、杏树、梨树、枣树等,站在大马路上向刘庄眺望,只能望见人家的屋顶以及烟囱里不时冒起袅袅炊烟,其他一切都被茂密的果树林遮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而在这道果树林构成的绿色屏障之外,四周环绕着的则是整齐而丰饶的农田。
刘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几年,村民虽说能够填饱肚子不再挨饿了,但整个村子面貌依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绝大部分村民还住在祖辈们传下来的土坯房里。那些土坯房大都年久失修,房顶上、墙头上长着一蓬蓬的乱草,有的甚至屋顶朽坏、墙壁开裂,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房主人为了维持它们摇摇晃晃的躯体,只好找来几根又粗又长的椽子勉强支撑着。村子里到处可见这种房子,像一堆堆破烂被人随意地扔在那里,又像一些久病缠身的人,无精打采的,没有一丝活气。
那些年刚刚兴起外出打工,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实在待不住了,就跑到外面的大城市联系工作。他们大多年初出去,年末才回来,经过一年辛苦辗转,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遭了多少白眼,付出了多少血汗,才带回一点微薄的收入,略略给家里添补些东西。也有一两个因为工作忙,或者其他说不清楚的原因,连过年也不回家。
眼前正是大年三十,那几个带着收入回家的打工者,在其他村民艳羡的目光中,急急忙忙地跑到石楼乡政府驻地的集市上买菜,准备年夜饭。去得早的,集市上货物还比较齐全,而去得晚的,只能赶真正的“穷汉子集”,这是当地对大年三十那天农村大集的别称,意味着许多东西已经买不到了。那些赶“穷汉子集”的人匆匆地去,又匆匆地回,手里只拎着很少的一点儿年货,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抱怨:“唉,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到头儿啊!”
大年三十都到下午了,住在村南头的刘双河却连赶“穷汉子集”的念想都不敢有。他刚把姑姑家的表弟打发走。表弟家住老县城南八里的官家庄,他父亲张勤俭是刘双河的姑父。张勤俭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地下交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石楼公社当过通讯员,后来又担任过公社副主任。他担任副主任时,正赶上头几年渤海湾海啸,怒潮翻卷、吼声如雷,连鲸鱼都冲进了傅家河,把石楼乡万亩良田泡成了盐碱地。说到盐碱地,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的,真就想象不出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用买盐腌咸菜,只需选个毒日头天,起个大早,到傅家河的河滩里,扫来碱土,把白萝卜、胡萝卜、辣椒、小黄瓜甚至西瓜皮、白菜根用碱土一层层培上,没过多久,保准儿腌得期咸。要吃盐,就把扫来的碱土用水一淋,搁在太阳地儿一晒,上面一层结晶,扫下来就是盐了,一分钱也不用花。这样的盐碱地,除了糕柳、卤蓬等耐盐碱的植物能够生存,几乎再长不出任何庄稼。那时的刘庄一带真可谓“烈日炎炎晒死牛,一滴淡水贵如油,天旱地碱灾又多,十年倒有九不收”。可张勤俭偏不信邪,他带领石楼乡的群众手挖肩挑,硬是在盐碱地里开挖出一条条纵横相连的排盐洗碱沟,然后引进黄河水漫灌,使大片荒芜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石楼乡终于取得粮食大丰收,乡亲们开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同时,张勤俭也得到上级领导和社会的认可。他曾作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代表多次出席省、地区举办的各种先进事迹报告会,并曾当选过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过人代会。“文革”前夕,张勤俭因看不惯公社领导拉帮结派的垒山头作风,多说了几句牢骚话,结果被错划为“右派”,被停职审查。改革开放后,组织上为张勤俭洗去不白之冤,恢复工作,国家补发了他停职期间的工资。张勤俭是刘双河的姑父,又当过他的媒人,因而两家关系密切,彼此来往不断。三年前刘双河盖房子去姑姑家借钱,张勤俭二话没说就从箱子底儿掏出五百元钱交给他。今年秋后,七十多岁的张勤俭一直卧病在床。看病需要花钱,张勤俭的儿子没有办法,只好大年三十向刘双河讨账。刘双河无钱还账,心中既愧疚又难过。送走表弟后,他回身坐在堂屋中间方桌旁边的老式木头椅子上,拿过烟袋荷包捻上一锅旱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霎时整间屋子里升腾起一股呛人的烟味。这是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已经五十多岁,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深青色帽子,帽檐被折断了好几块,前面那块无力地下垂着。他木雕泥塑般端坐在那儿,高高的额骨,花白的胡须,满脸的皱纹,唯有眼睛中还依稀透着些年轻时候的光彩。
刘双河一家五代全是农民。二十多年前他与堤头村的一户孙姓人家的姑娘结婚,姑娘名叫孙秀娥。那时秀娥已经失去了母亲,与父亲孙石根相依为命。孙家祖辈上曾经经商,据说在老县城开过大饭店,后来回到村里修建了房子,置办了土地,一家过着半耕半租的生活,家境还算殷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孙家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多余的土地全部被村里没收。每逢社会运动,孙石根两口子就被拉到村口土台子上接受批斗,经常弄得灰头土脸,苦不堪言。日子越过越艰秀娥娘禁不住折磨,没过多久就病逝了。因家庭成分不好,秀娥虽然模样俊俏、心灵手巧,但二十四五了还找不到个合适的对象,急得孙石根直犯头疼病。后来,幸亏与他熟识的张勤俭出面保媒,终于和刘庄的刘双河定下一门亲。双河家从祖辈上就是贫农,根正苗红,可家里实在太穷,三个男孩子一直讨不着老婆。如今张勤俭做媒,两家都表示同意,当场为两个年轻人择定了婚期。结婚时,孙家半点彩礼也没收,双河牵着秀娥的手徒步迈进家门,一包香烟、一盘瓜子外加几捧大红枣作了谢客礼。婚后,小夫妻相敬如宾,没红过脸儿,可两个人只觉得一样不足,就是连生了四个女娃娃,没有一个男孩子。大女儿新兰出生那年,孙石根老人偶染风寒得了场重病,那时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还没结束,连吃的都找不到,更甭说药了,再加上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孙石根身上的病拖了大半年始终不见好转。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把女婿叫到堤头村托付后事,不久便撒手而去。刘双河夫妇在亲戚的帮助下掩埋了孙石根老人的遗体,在坟前痛哭一场后告别堤头村,重新回到刘庄,依旧过着给村集体种地挣工分的日子。
改革开放后,村里一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头每人分到二亩多地。刘双河家分的地种不过来,大女儿新兰就早早辍学,跟着父母耕耘劳作。几年后,日子稍微好些了,姑娘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新兰这女娃出落得跟她娘年轻时一样俊俏,人又勤快利落,说媒的踏破了门槛子,可她自小就定下一桩“娃娃亲”,说媒的再多刘双河也不动摇。那“娃娃亲”的男娃姓宋,叫栓柱。栓柱家住十里地外的南楼村,栓柱的父亲宋明德跟刘双河从小拜把子,感情好得如同亲兄弟,在栓柱和新兰很小的时候两家就定下了这门亲。宋家人口多,有五个男孩子,生活异常拮据,宋明德答应让栓柱做刘双河的上门女婿。为了让俩孩子早日成亲,刘双河咬牙向亲友们借了一千多元钱,盖起四间新房。栓柱自打和新兰结婚后,就帆刘庄来住了。
栓柱来家后,地里的活计终于有了帮手,一家人共种着十六亩地。他们根据道路的远近和土地的肥瘠,把六亩地作为口粮田,上半年种小麦,下半年种玉米;另外十亩地分别种棉花、大豆、高粱等经济作物,增加家庭收入。一家人早出晚归辛勤耕作,温饱总算解决了,可是每年乡里和村里还要摊派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什么的,这些也需要一笔开支;新兰的三个妹妹新梅、新英、新青还在上学,每学期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学杂费;而且新兰和栓柱结婚一年后,随着儿子刘大华的出生,又增添了不少花销。一年下来刨去成本,收入和支出相抵,手里根本没有几个结余。全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还账的事情更无能为力。
为减轻家庭负担,新梅、新英、新青姊妹三个凑在一起商量。新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两个妹妹稚气未脱的脸,毅然地说:“我跟爹娘说,明年不去上学了,在家帮着料理家务。你们两个继续上。”“那怎么行?!姐,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咱家还指望你考大学呢,你不上学那多可惜啊,还是俺们俩下来吧!”新英和新青争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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