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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终成果，是关于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部通史性著作。本套丛书包括：《先秦环境变迁史》《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六个品种，体例一致。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明清，史料丰赡，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套丛书运用多学科交叉（历史学、考古学、气象学、农学、地理学、医学、灾害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视角(气候、水环境、植被环境、动物环境、矿产分布与利用、土壤与地貌、自然灾害类型分布与应对、环境文献与研究、区域环境、关于环境保护的生态思想、国家对环保实施的政策及产生的实效等)变换进行中国环境变迁研究，分析细致入微，剖析到位。
本套书通过环境视角解读社会问题。环境原因会导致社会动荡，会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社会对峙。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环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社会生长、消亡的历史密码。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疫病、战争、自然灾害等都会产生影响。环境变迁对经济、军事乃至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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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主要从宋元时期的环境文献、天文历法与气候、土壤与地貌、水环境（黄河的水患危害治理、对海洋的认识、海患、海疆环境、海运等）、植被环境、动物环境、矿产分布与利用（金银铜铁铅锡等）、环境观念与环境保护、区域环境、都城与园林（大都市的环境概况、著名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概况）、自然灾害类型（旱灾、水灾、蝗灾、地震、疫病等）及应对、环境管理与社会兴衰等角度研究宋元时期的环境变迁。史料丰赡，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书将会对环境保护、治理环境污染、人类的安全健康事业、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环境原因会导致社会动荡，会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社会对峙。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环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社会生长、消亡的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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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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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从事历史学、历史文献学、中国传统文化等研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任湖北省科技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国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文化产业会副会长。出版著作《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生态环境与区域文化史研究》《长江流域的园林》《长江流域的民居》《中华文明史稿》《荆楚生态》《钱基博学术研究》等。合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2001年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颁发的专著一等奖、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图书奖提名奖。主编的《长江文明之旅丛书》（共30册），2016年被科技部评选为优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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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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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宋元环境概说
节 宋元的王朝
第二节 宋元的疆域、区划、人口、交通
第二章 宋元的环境文献
节 大型书籍
第二节 专题著述
第三章 宋元的天文历法与气候
节 宋元天文历法与相关研究
第二节 宋元气候
第三节 宋元物候
第四章 宋元的土壤与农业
节 宋元的地情
第二节 农耕为本
第五章 宋元的水环境
节 水环境及其认识
第二节 治水实践
第三节 黄河问题
第四节 海洋问题
第六章 宋元的植被环境
节 种树与植被
第二节 经济相关的植物
第七章 宋元的动物环境
节 人·动物·认识
第二节 史书记载的主要动物
第三节 对动物的保护
第八章 宋元的矿物分布与利用
节 矿物的分布与认识
第二节 矿藏种类
第九章 宋元的环境观念与环境保护
节 生态思想
第二节 天人思想
第三节 祭祀的风俗
第十章 宋元的区域环境
节 关于区域的划分
第二节 北方地区环境
第三节 南方地区环境
第十一章 宋元的都城与园林
节 城市与环境
第二节 园林与环境
第十二章 宋元的自然灾害类型及应对
节 宋元自然灾害类型及基本情况
第二节 宋元对自然灾害的应对及影响
第十三章 宋元的环境管理与社会兴衰
节 宋元的环境管理
第二节 宋元的环境与社会兴衰
附录 宋元环境变迁史大事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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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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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宋元的环境管理与社会兴衰
第二节 宋元的环境与社会兴衰
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识社会的建构与解构，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本质。许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在致力于探讨隐藏在社会背后的制约因素，试图解释主宰或操纵着社会兴衰的是什么，结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影响社会基本的、初始的因素是生态环境！社会如同有架构的建筑物，它赖以生存的生态自然条件自始至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本身。
一、环境原因导致社会动荡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并存。游牧民族生活在草原上，随水草而迁徙，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农耕民族守着祖宗传承下来的耕地，春播秋获，男耕女织，享受着小农生产方式的生活。然而，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到了宋元时期特别突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即北宋与西夏、辽之间，南宋与金之间，南宋与元之间一直有碰撞与融合。
为什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会发生冲突？这与人们的经济生活需求是分不开的，而人们的生活需求又是由特定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双方占据的生活资源不同，对自然的依赖程度不同，相互的依赖又是不对等的。一旦遇到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草原上的草毁了，羊马牛不能生存了，牧民也就不能生存了。不能生存，牧民就会铤而走险，就会向农耕区转移，因而必然产生与农耕区原来土著民的矛盾。矛盾的主要一方当然是游牧民族，他们需要活命，需要交易，如果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强行掠夺。于是由矛盾上升为冲突，甚至是激烈的战争。农耕民族需要的是社会的安定，需要生活有保障，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其必然抵抗，甚至反击。游牧民族不得不离开草原，不得不迁徙到农耕区，占据长城以内的农田，挤对原居民，重构社会。族群的移动，加上贵族集团对财产的贪婪，难免会发生冲突，出现战争。游牧民族是否能安定、持续地生活在草原上，归根到底是由水草、气候决定的。显然，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的状况，是与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密切关系的。
宋辽金元时期，由于蒙古高原异常寒冷，蒙古人像汉代的匈奴人一样向南边转移，并与中原地区征战不止，目的是寻求生活所需的物质。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游牧民族签订的协议，多是向游牧民族政权在物质上作较大的让步，让牧民能够生活。宋代方勺《泊宅编》记载：北宋方腊指出，宋朝对辽、夏奉行“输国货以结其心”的国策，加重了农耕地区民众的负担，“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之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第43页）。
金哀宗在位时发生各种自然灾害，《金史·太祖纪》记载康宗七年（1109年），“岁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转而为盗”。“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康宗，名讳乌雅束，字毛路完，是世祖的长子，生于辽清宁七年（1061年）。
灾害增多，预示着金朝末日的到来。《金史·五行志》记载：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正月戊午，大风飘端门瓦，昏霾不见日，黄气塞天。二年（1225年）正月甲申，有黄黑之昆。四月，旱，京畿大雨雹。三年（1226年）春，大寒。四月，旱、蝗。六月，雨雹，蝗死。四年（1227年）六月丙辰，地震。八月癸亥，风、霜损禾皆尽。五年（1228年）春，大寒。二月，雷而雪，木之华者皆败。四月，郑州大雨雹，桑柘皆枯。京畿旱。天兴元年（1232年）正月丁酉，大雪。二月癸丑，又雪。戊午，又雪。五月，大寒如冬。二年（1233年）六月，上迁蔡，自发归德，连日暴雨，平地水数尺，军士漂没。及蔡始晴，复大旱数月。
二、环境原因导致社会对峙
中国历史上，在不同的地区经常存在独立的政权，各自为政，相互对峙。宋代时，宋与辽、夏、金呈现出类似于“三国鼎立”的对峙局面。这种对峙的局面时间不短，你吞不了我，我合不了你，忍让性地并存，持续稳定地发展。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也是由环境决定的。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
事实上，长城以内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北方居民，来到内地之后，随着岁月流逝，他们已经不是原来逐水草而迁徙的牧民。他们对新环境有了认知，有了好感，他们喜欢上了新环境，习惯了新环境，他们就不愿也不会回到草原上去了。
例如，北方的契丹族早在北魏时期就随水草而迁徙。他们从事畜牧和渔猎，崇拜太阳，以东向为尚。辽人以畜牧业为主，但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依靠汉人而发展了农业。
又如，宋代，虽然有过北宋太宗的亲征，南宋岳飞的北伐，但宋朝终没能把游牧民族赶到长城以外，也没能力消灭掉游牧民族。宋朝在“收复旧山河”的时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庆历六年（1046年），北方遭受严重旱灾，王安石在去京师的路上感受到这一严酷的社会现象，写了《河北民》：“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少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傍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临川先生文集》卷一《河北民》）。
周密《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条记载战争对社会与环境的摧毁。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出兵收复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进军途中，官兵看到了城乡被破坏的惨状。“二十一日抵蒙城县。县有二城相连，背涡为固，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县，县中有未烧者十余家，官舍两三处，城池颇高深，旧号小东京云。……黄河南旧有寸金堤，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淫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这次进军，由于粮草不济以及缺少骑兵等原因，终被蒙古军打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
环境影响着民性，间接决定了军事力量的消长。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善于在开阔的平原上进行陆战，马上驰骋，所向披靡。然而，游牧民族天生就不善于进行水战，也不习惯南方的酷热气候。因此，他们很难消灭宋朝。例如，宋太宗曾经两次发动收复幽云的战争，一次是高梁河之役，另一次是雍熙北伐，但都没有成功，并且失去了收复幽云的信心。辽军不断南下，宋被迫签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一份宋向辽求和的条约，是农耕民族政权与游牧民族碰撞的妥协性条约。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边境安宁了百年之久，社会经济有所恢复。辽历九帝，统治210年。1125年被金所灭。
长期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视野开阔，不畏辛苦，乐于迁徙，喜欢不断占据更广阔的自然空间。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对土地的占有欲望超过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注重空间的拓展，农耕民族注重文化深度的拓展。例如，辽朝在辽太祖和辽太宗时期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扩张。辽太祖在924年征服了草原上的各个游牧部族，统一了欧亚草原东部地区。926年，辽太祖向东出兵，灭掉了渤海国，使辽的疆域到达日本海北部。辽太宗在938年向南拓展，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使疆域到达中原腹地。田广林：《草原与大海的对话——辽代的海疆与海上交通》，《光明日报》2007年2月16日。辽朝不是一个内陆政权，也不是纯粹的游牧政权，而是土地辽阔的帝国。辽朝西到阿尔泰山，东到黑龙江流域，北到今克鲁伦河一带，南边包括燕云十六州。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五京，辽太祖建都于皇都（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称上京。西京在今山西大同，南京在今北京市西南，东京在今辽宁辽阳，中京在今辽宁宁城以西。
三、环境原因导致蒙元代宋
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尚处于氏族社会的解体阶段，比起长城以内的农耕地区，其经济文化要落后得多，文明发展的水平也落后得多。传闻蒙古族兴起于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东部，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蒙古人的祖先是由一个苍狼的部落与一个白鹿的部落发展起来的。蒙古在唐代仅是一个部落，在宋代时开始强盛。他们从一个小山谷迁到草原，逐渐发展壮大。从松嫩平原西部、辽河中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祁连山，到青藏高原东缘的这一条线上的以西以北地区是草原文化区。到了草原，蒙古人充分利用广阔的地势与丰美的水草，驯养了千百万羊与马，培育了彪悍勇猛的骑兵，熏陶了旷达雄浑的民族性格，造就了机敏灵活的调适能力，把游牧民族的优势发展到了极致。
12—13世纪的时候，蒙古人顺风顺水，铁蹄横扫中亚与西亚，向南进入长城以内。1206年，铁木真实现各部统一，被尊称为成吉思汗（1162—1227年），各部落统称为蒙古，表明建立了国家。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人还没有文字，后来借用畏兀儿文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的蒙古文。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善战，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四大汗国军事联合体。
1259年，汗王蒙哥在四川去世后，其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
忽必烈是蒙古族中积极向中华腹地拓展的首领。他看到了农耕文明的先进所在，有心要征服古老而繁荣的中华文明古国。起初，忽必烈是在大漠以南地区苦心经营，《元史·世祖纪》记载：邢州在忽必烈的管理下，人口增多，社会安定。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治理元帝国提供了管理经验。大漠以南地区，实际上是半牧半农文明区。半农半牧的文明是人类文明形式之一，在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不可能清晰地划出一条的分界线，因而必然就存在过渡形式的文明。半农半牧的文明有利于缓和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异，吸收不同文明的长处，因地制宜，巧妙地生存，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
……
史书记载，元朝的统一战争，处处都与环境相关，并体现了环境知识与智慧。如：《元史·木华黎传》记载：“进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诸军以草木填堑，直抵城下。”《元史》卷一百二十四记载：“李桢，字干臣。……十三年，师围寿春，天雨不止，桢言于察罕曰：‘顿师城下，暑雨疫作，将有不利。且城久拒命，破必屠之，则生灵何辜。请退舍数里，身往招之。’从之。桢遂单骑入敌垒，晓以利害，明日，与其将二人率众来降。”
……
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序言》说：“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游牧民族）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逐牧草而作季节性迁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特有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地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牧地上常常是恶劣的气候条件，那儿十年一次的干旱，水源干枯，牧草枯萎，牧畜死亡，随之而来的是游牧民本身的死亡。在这种条件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定期性推进成了一条自然规律。”（[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页）。
蒙古人西征，统一中华，并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松散的庞大帝国。从环境史角度而言，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东西方加强了接触，世界各地的文明得到了进一步交流。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在元代中西方文明成就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但是，征服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众多古老文明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战争消耗了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甚至导致了部分地区的瘟疫、饥荒。正因为如此，历来的史学家对蒙古人的战争有肯定，也有批评。
四、环境原因导致蒙元衰亡
元代有兴有盛，亦有衰。元代的动荡与衰亡有多方面原因，环境问题也是原因之一。
萧启庆在《元代史新探》一书的《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一文中说：北亚草原地带是世界大草原的一部分，游牧民族不栽培牧草，也不储备干草以待干旱或雪寒，而是高度依赖自然，顺应季节的循环而辗转于夏季与冬季的牧地之间。如果遇到灾害，游牧民族可能在短期内丧失原有的生活资源，必须另辟蹊径（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台湾）1983年版，第304页）。这段话讲的是单纯的游牧民族的境遇。如果放大到元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元代社会已经不是单纯的游牧文明，其主要的方面仍是农耕文明。在农耕社会，自然灾害对于社会的安定与否，有决定性的因素，或者称之为根本的因素。过去的史学家，总是把社会的动荡原因简单地归为是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这固然是有道理的，但不是全部的道理。如果深入探究，历史的真相是，自然灾害亦是社会动荡的真正罪魁祸首。安于本分的中国农民是不会轻易离开土地的，更不会轻易造反的。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多次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生态主义观点从自然灾害加以解释。当五谷丰登时，当农民温饱时，当农民还有充饥之物时，农民绝不会轻易冒生死之险而揭竿起义。秦末、汉末、唐末、元末、明末的农民起义和近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原因都与灾害有关。灾害之年，统治阶级难以征足赋税，于是加紧盘剥。农民离开土地，背井离乡，流落他乡。当农民食尽树根草皮时，就不得不起哄闹事，随之由星星之火燃遍全国。
在诸多灾害之中，旱灾是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的灾害。《元史·定宗纪》记载：1248年，定宗在位的第三年，“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由干旱导致的天气干燥引起草地失火，又导致牲畜死亡，进而使人民无法生存，于是，社会动荡了，各种矛盾激化了。
……
历史学家必须从历史中寻找启示，用环境变迁的观点审视社会动荡，为现实提供借鉴。我们不是唯生态主义者，也不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我们主张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对社会演变的作用。如果我们忽略生态环境，将来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历史是一面镜子，其教训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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