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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以扎实的史料论证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力批驳了各种宣扬“西藏是一个国家”的谬论，深刻揭露了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分子以暴力方式破坏我国藏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的局面的分裂本质，为我们正确认识西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丛书介绍：
*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西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全面了解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也有助于引导群众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并积极促进各民族开展更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西藏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也正是想为此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并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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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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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梳理了西藏的历史，从语言、血缘、文化渊源、经济、政治以及宗教与文化上，西藏与祖国内地由切磋借鉴到密切交流，民族心理上由隔膜走向相互认同等角度，以扎实的史料论证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有力批驳了各种宣扬“西藏是一个国家”的谬论，深刻揭露了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分子以暴力方式破坏我国藏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的局面的分裂本质。为正确认识西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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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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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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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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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说略 1
二 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若干问题 20
三 怎样认识和对待西藏历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 36
四 关于正确评价历史上中央政权的西藏政策问题 48
五 古代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兴衰与中原王朝兴衰的关系问题 65
六 甥舅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 78
七 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 99
八 茶马古道长，藏汉情义深———西藏和内地之间茶马古道探幽 107
九 萨班与凉州会谈 116
十 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直接行政管辖之下的史实 121
十一 乾隆皇帝治藏宗教政策的思想基础———以《喇嘛说》为中心 133
十二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形成与版本问题 143
十三 乾隆皇帝处理廓尔喀侵藏善后事务的一些基本思想 158
十四 和琳驻藏———清朝驻藏大臣的一个典型性分析 176
十五 论历史上的“安藏必先安康” 203
十六 西藏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与历史命运 220
十七 民族学与当代民族的历史命运———以西藏的发展与问题为中心 237
十八 西藏历史研究法的困惑与出路 250
十九 西藏历史研究的责任与使命问题 259
二十 藏传佛教活佛管理的历史定制与制度创新 267
二十一 论所谓的“供施关系” 280
二十二 “大西藏”与“西藏独立”的梦想 290
二十三 再论西藏行政区划与“大西藏”问题 302
二十四 评“蒙古满洲非中国”说 312
二十五 评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一书 324
二十六 西藏属于中国的说法不容歪曲 342
二十七 西方人眼里的西藏封建农奴制 347
二十八 拉萨“3?14”事件与达赖集团的分裂本质 354
二十九 民主改革:伟大的变革，不朽的业绩 379
附录一 20世纪西藏历史研究概述 392
附录二 西藏与内陆亚洲研究概述 432
附录三 1996—1997年藏族历史研究概况 449
附录四 近十余年来国内清代西藏历史研究的成就及存在问题 456
附录五 伯戴克教授与他的《中部西藏与蒙古》一书 464
附录六 《金钥匙?十七条协议》读后 472
附录七 民族历史学研究的一股清风 476
附录八 藏史研究巨擘，学术创新楷模———恰白?次旦平措研究员与西藏古代历史研究 484
参考资料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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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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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说略
一、语言、血缘和文化渊源上的密切联系
藏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远古时期就保持着血肉联系，这种联系较民族的形成为早。民族，如众所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远不能涵盖藏汉两族先祖血缘和经济文化上交流的全部内容，也远没有后者来得悠久。从考古学、古人类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就来看，西藏高原地区原始居民与内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也就是古代人民共同体形成的早期，而且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原始的共同语言上，也表现在血缘上和文化上。
(一)古汉藏语和人种同源问题研究的结论
语言学界关于语言族系的划分存在某种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学术界对汉藏语系这一划分的广泛认同，已经是客观事实。国内外学术界对古代汉藏语同源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有成果推出，为这一论断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美国学者包拟古的《原始汉语与藏语》一书，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收录了作者的四篇文章，篇《藏文的sdud(衣褶)与汉语的“卒”及st 假说》；第二篇《藏汉语中带的复辅音声母在汉语中的某些反映形式》；第三篇《原始汉语与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后一篇文章长达15万字，讨论了485个相互关联的藏汉语字，指出在先周朝时期已经存在同源词问题。也就是说在西藏高原地区的居民还处在原始部落状态时期，就和汉族先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基础。
俞敏教授的《俞敏语言学论文集》一书，也是包括着作者对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的诸多成就，该书中收录有关汉藏语同源的论文5篇:篇《汉藏同源字谱稿》收录约600个同源字，发现藏语(吐蕃语)和春秋战国齐人(姜姓，神农氏后裔)语极像，而且不只限于词汇；第二篇《汉藏虚字比较研究》；第三篇《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第四篇《东汉以前的姜语和西羌语》；第五篇《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结论是“汉藏本是一个母系氏族分出来的”。更直接指出了汉藏人和话同源问题。而语言是民族十分重要的特征之一，共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部落之间相同的血缘和民族文化联系。
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和南岛语是蒙古人种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比较表明它们的原始语是古老的，是史前的语言。而蒙古人种包括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和美洲的印地安人，可以划分为北亚、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和美洲印第安人等不同类型。蒙古人种是这一地区晚期智人在距今3万年至2万年中形成的。分布在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典型蒙古人种在距今1万年前已完全形成。原始藏缅语夏代以前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有学者认为，旧石器晚期华南、华中的砾石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的汉藏、南岛和南亚语系文化的共同源头。砾石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为汉藏文化的体系，新石器中期已经成为多种多样的文化，此即汉、藏缅、侗台和苗瑶文化的源头。早在夏代时期，四川、云南和西藏已经分布有大墩子礼州文化和卡若文化。川西北岷江上游河谷地区的建山寨类型文化的风格和马家窑文化相近，说明夏商时代黄河上游南下的文化，应是早期的藏缅文化。直到商代，黄河流域的居民以鼎为礼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鼎为炊具，“鼎代表着初的汉藏文明”，在先商时期，藏缅语的分布范围要比汉语更广阔。
藏族和汉族的先民同属于蒙古人种，而且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繁衍生息、迁徙流动，以及相互交往中，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原始汉藏语同源问题，是反映这一事实的诸多方面之一。
(二)上古汉文史书的记述
根据古代民间传说，汉藏两族人民血脉相连。上古时期，藏族的祖先古羌人和中原先民在血缘上和民族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记》记载:在神农氏之前的“共工氏”为姜姓，而“姜”则是羌人女子之姓。神农氏也是姜姓，其“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
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左传》哀公九年记，“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共工氏、神农氏和炎帝都与古羌人，有密切的关系。
《国语?晋语》说:黄帝和炎帝还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元妃”即是姜人部落的女子，叫姜嫄，生后稷，为周人祖先。夏王朝的祖先大禹，据说也是羌人，所谓“禹兴于西羌”。
先秦时期，西羌有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闲。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闲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觽。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他们的居住地在今甘肃临夏到青海湟中一带地区，河西陇右广大地区也分布着羌人部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嵵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中原地区政权和西部羌人势力一直处在互动状态，中原地区内乱和分裂时期，强大的羌人部落就不断深入内地，而当中原政权，特别是陕、甘一带的地方政权强大时，他们的西向扩张往往迫使羌人朝青藏高原纵深迁徙，游牧经济自身的流动性，以及在部落人口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牧地严重不足所造成的压力，也使羌人在很早时期就行踪遍及高原各地。这一发展既是羌人部落壮大的产物，也与西羌和高原其他部落相互融合有密切关系。
汉唐汉文史书中记载了古代流行的一种说法，即吐蕃为古羌一支，《新唐书》即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其实，这一说法并非欧阳修、宋祁所自创，而是对唐宋时期存在的有关吐蕃来源的重要说法之转述。这一说法，也在中国史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有些学者还直接把藏族和古羌等同起来，姚薇元先生就指出:“要言之，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约当东晋时，其中一部名‘发’羌者统一诸部、建立大国，诸羌因皆号发族，而对异族则称‘大发’(TeuBod)。”顾颉刚先生赞同这一说法，认为“吐蕃是羌人在西陲建立的大国”。马长寿先生认为:“发羌在河曲以西的黄河发源处。黄河发源在青海中部，西南距西藏尚有数千里，如何能把青海黄河河首的发羌与西藏王系的起源地拉扯在一起呢? 故发羌为吐蕃的祖源之说，绝不可信。”这里涉及一个民族族源和王族族源的分别问题，如果把发羌首领就等于吐蕃赞普，那么就如同马先生所说，绝不可信。但是如果说吐蕃的民族族源与西羌有千丝万缕联系，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
综上，在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古羌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华夏族重要的先祖部落之一，也可以说它是华夏文明的创立者之一，同样也是汉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而汉唐史籍大多都把藏族先民吐蕃与古羌人等同起来，事实上西羌也是藏族的主要祖先部落，西羌是汉藏两族全方位联系的纽带，也是汉藏两族共同的祖先部落之一。
(三)考古发现展示出两地的文化联系
上古时期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而往往停留在是非界限模糊的传说之中，考古学通过对地下实物资料分析和研究，重现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片段，特别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片段，并通过古代文化中存在的一些规律性和本质性的特征来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同文化的共性特征，帮助人们勾勒上古时期的历史轮廓，恢复历史真实。从已有的考古成果来看，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中原文化，特别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诚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甘肃、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马家窑、马厂文化中的彩陶、打制石器与西藏昌都卡若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卡若早期的圆形或者半地穴房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为甘青等地马家窑系统中的传统居住形式。而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米，更是黄河流域地区的典型作物，应该是通过甘青地区传入西藏地区的。不仅如此，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还存在一个民族走廊，古代氐羌和西北地区其他各族通过这里辗转南下，进入四川、云南，甚至东南亚地区，同时也进入今西藏地区，与居住在西藏地区的其他古老部落一起，为西藏原始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羌人南下也不止民族走廊一途，对于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自身具有抗缺氧能力，又以游牧业为生的羌人来说，唐古拉山并不是高不可翻的绝顶，从青海等地到达西藏地区存在着许多游牧人迁徙的传统道路。如果我们看到后来吐蕃王朝时期，吐蕃的军队轻松进入青海地方，就不难理解和他们有类似情形的青海等地羌人进入西藏也属易事。西藏北部的细石器文化和北方蒙古高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尚且存在密切的关联，和青海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之类型相同，自然不难理解。考古上文化的紧密联系，反映出人们之间的类属关系，及相互交流的规模与程度。远古时期，西藏和黄河上游地区，以及蒙古高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已经得到并且会越来越多地为考古资料所印证。
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紧密联系
西藏地区和内地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联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地理环境造就的差异，引起的相互交流与依赖;一是物质文明成就上存在的差别导致的交流与需求。
就自然形态而言，高原游牧经济和内地农业经济有着强烈的互补性。西藏高原地区，由于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出产一些特有的高原植物、农作物和其他珍稀物品，但是内地出产的为数更多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却是西藏所缺少。例如，西藏高原地区的出产的牦牛、藏羚羊、马等动物，青稞等特色植物，以及麝香、藏红花等药物，都是名贵和珍稀的物品，很早就作为“方物”以朝贡，或交流方式赠送给内地统治者。而内地的茶叶、蔬菜等植物，也为西藏所缺少的，得到西藏上层贵族的青睐，后成为普通农牧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需要。这是双方经济依赖并进行贸易的内在因素之一。汉文史书记载，唐朝时期，吐蕃使者向唐朝进贡的诸多这类土产方物的情形。而藏文史书则比较生动地介绍了内地茶叶和蔬菜传到或者被带到西藏地方的神奇
故事。
经济技术和物质文明成就方面的交流，则是双方经济交流的另一个方面。在这一方面，内地明显占据着优势，并成为吸引西藏地方密切和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东汉时期，中原和白狼羌的经济、政治联系便获得长足的发展。隋唐朝时期，内地繁荣的经济文明成就更极大地吸引了西藏地方贵族统治者。他们不断派遣使者，前来请求开展贸易市场，并借鉴内地的经济文明成就，引进内地先进的工艺与技术。唐朝的丝绸为吐蕃贵族所青睐，也是唐朝大量赏赐给吐蕃贵族的礼物。吐蕃地方通过贸易获得的中亚金银器皿也成为赠送给唐朝统治者的珍贵礼物。如唐高宗即位后，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并赐给丝绸等物二千段。吐蕃使者则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于太宗灵前。高宗嘉勉之，赐杂彩三千段。吐蕃使者趁机请蚕种及造酒、碾、铠、
纸、墨之匠，获得允许，从而使这些工艺技术传入吐蕃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贸易的规模在西藏和内地之间不断扩大，并逐步形成特色，甚至出现了名闻遐迩的贸易古道和特色贸易路线，如人们熟悉的高原“丝绸之路”，丝绸贸易既有特色，又有规模，并且参与到当时中亚地区的国际贸易网络之中。麝香之路贸易，则以西藏和周邻地区的特色药物麝香为核心贸易物品的路线;食盐之路贸易，是西藏与北部党项人和突厥人等所进行的以动物毛皮换取食盐的贸易活动。这些贸易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和补充着西藏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往来。
从唐朝开始，在此后西藏和内地贸易中扮演特殊角色，并形成特色的是茶马贸易。唐高宗时期，吐蕃曾经请蚕种，并获得唐朝的同意。但是，也许是高原气候寒冷的缘故，茶叶在西藏本部地区的种植并未获得成功，西藏依然必须从内地大量引进茶叶。
元朝时期，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西藏地方和内地的经济往来畅通无阻。元朝在西藏和内地之间建立了驿道和驿传系统，方便人员往来，也为经济联系提供了便利条件。西藏地方以萨迦派为代表的各万户首领除向朝廷交纳规定的赋税之外，也纷纷贡献方物特产。朝廷也以赏赐等方式，把内地的珍贵物品回赠给西藏地方首领。从史料记载看，使用驿站系统从事商业活动的事例很多，甚至出现为谋取私利滥用驿站的情况，其中茶叶贸易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西藏地区居民食肉饮酪，非茶不化。明代学者淡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藏区更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可见茶叶对于西藏农牧民生活之重要。《明史》也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
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因此，明朝时期，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马匹源源不断地来到内地，并从内地运回大批的茶叶，双方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
西藏和内地的茶马贸易只是双方经济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其他方式的贸易也大量存在着。西藏地方向朝廷朝贡，朝廷给西藏地方领袖赐给大量礼物，这种经济往来主要是表明，西藏地方是大皇帝属土，西藏百姓是大皇帝的属民，其根本用意在政治上，表明政治关系是其宗旨，同时也包含贸易方面的成分，让地方统治者在活动政治支持的同时，获得经济上实惠，算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副产品。朝廷赏赐的物品，主要是丝绸锦缎、茶叶和金银器皿。而西藏地方进贡的物品则是藏地特产的，如藏香、藏枣、珠子和木碗等。民间的杂货贸易也极为频繁而众多。直到民国时期，西藏与云南大理、四川打箭炉和青海玉树西宁之间的贸易一直很频繁地进行着，当时人记载，从四川输入者有:砖茶、哈达、针线、靴鞋、帽子、白木棉、烟草等;从云南输入者有茶叶和米;从甘肃、新疆输入者有:茶与绿色宝石、兽皮、马鞍、羊、马等。经济关系强加了西藏和内地之间联系的纽带。
三、政治上从分治到大一统
青藏高原地区很早就有部落和人们共同体活动，尽管长期处在分散状态，他们依然和内地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形式多样的往来关系。据史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朱辅上疏朝廷，“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明帝嘉之，让史官录其歌。这就是著名的“白狼歌”，内容包括“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歌词在赞美汉朝中原政治开明、文物鼎盛的同时，也表达归顺朝廷、慕仁向化的心情。此外，从这些歌词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原地区和白狼羌人之间的交流，如他们期望朝廷“多赐(赠)[缯]布”，陈述本部落生活用“食肉衣皮”“不见盐谷”，表达感恩心情用“怀抱匹帛”等，说明当时东汉朝廷对白狼采取怀柔政策，对部落统治者赏赐以丝绸布匹，对赢得他们的归附发挥了积极作用。“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隋朝时期，曾经多次对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谷浑等部用兵，保护中西贸易要道“丝绸之路”的畅通，隋炀帝本人还亲自西巡，展示大隋王朝的威仪，但是一切的辛苦经营都随着隋朝的灭亡而瓦解。尽管如此，隋朝却为后来唐朝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经营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唐朝时期，不仅中原地区出现一种繁荣景象，边疆地区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除广大的中原地区之外，唐王朝统治着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与此同时，在中国边疆的许多地区则是由当地的民族政权来控制，尽管唐朝的势力和影响力空前提高，但是所谓“大一统”也是有限的，比如在北方地区就存在过突厥汗国，而在西域地区则存在过西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在西南部地区，有名的则是吐蕃王朝，其次是活动在云南境内的南诏政权等。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依然处在中原统一和边疆民族政权分治的状态。
唐朝建立以前，青藏高原地区的各个部落邦国都和唐朝发生了紧密的政治联系，如苏毗、羊同(象雄)、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唐朝保持政治上的密切接触或者朝贡关系。唐朝与吐蕃通过政治联姻，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往，为后来西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唐朝和吐蕃政治交往的成功源于政治上的联姻。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遣使者至唐朝求婚；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兵次于柏海，即今扎陵湖，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双方甥舅关系确立后，使者往来不断，祝贺，问聘，吊哀，不绝于道。太宗伐辽，松赞干布派人送来金鹅表示祝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掠，吐蕃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后进封崇王。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赞普去世，吐蕃都要遣使告丧，唐朝皇帝则为之举哀，废朝一日，可谓亲密有加。
双方也出现长期的战争状态，其中为争夺青海、争夺西域和争夺南诏等地而进行的战争尤其激烈和残酷，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两地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长庆会盟”，先后在长安和拉萨立碑为证，今拉萨“唐蕃会盟碑”依然存在，藏汉文两体文字。内有“叶和一家，社稷如一”一句，反映当时的友好局面。
宋朝时期，由于唐朝沿袭下来的唐蕃甥舅关系继续保持，青唐吐蕃政权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天子”；“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青唐大首领俞龙珂朝宋，自称“平生闻包中丞(即包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宋神宗从其请，赐名包顺。③ 在政治上更加密
切了与内地的联系。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大一统出现在元朝时期。宋理宗嘉熙三年(窝阔台十二年，1239年)，受命坐镇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派大将多达率兵前往西藏，淳祐七年(贵由二年，1247年)萨班与阔端的凉州会晤，结束了西藏地方自吐蕃王朝瓦解以来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逐步将西藏地方纳入蒙元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元朝在西藏地方因俗而治，经过元世祖忽必烈与萨迦派领袖八思巴的共同努力，元朝在西藏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制度。由此西藏和内地的政治联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真正实现了中国西南部地区的统一。
明朝时期，内地中央政权政治影响范围有所减弱，西藏地方也处在相对分散的状态，根据这一特征，明朝统治者采取了多封众建政策，在西藏地方继续利用宗教势力来实现行政上的管理，先后分封了“八大法王”，即阐化王(帕木竹巴噶举派)、辅教王(萨迦派)、阐教王(直贡噶举派)、护教王(在馆觉)、赞善王(灵藏)、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哈立麻)、大乘法王(萨迦派昆泽思巴)、大慈法王(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此外，还有景泰年间(1450—1456年)封沙加为大善法王、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大悟法王(札巴坚赞，1468年)、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1425年)，基本上把各个教派和政治势力的利益都考虑进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明朝在派遣内地僧人入藏邀请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前来内地接受新朝册封、担任明朝官员、接受明朝管理的同时，也通过茶马贸易加强西藏和内地经济上的联系，恢复驿站方便两地使者和商客往来，从而赢得了西藏地方的政教领袖的积极响应，许多地方首领上缴元朝印绶，接受明朝册封，拥护大明王朝，其中，大宝法王释迦也失和噶玛巴先后前往南京朝觐明朝皇帝。
清朝时期，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西藏地方和内地的政治联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藏地方宗教首领多次朝见清朝皇帝，如五世达赖喇嘛朝顺治皇帝、六世班禅朝见乾隆皇帝、十三世达赖入京朝见光绪皇帝等，清晰表达了西藏地方统治者接受清朝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实。清朝政府在西藏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行政管理体制，雍正皇帝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并成为后来管理西藏的一项重要制度。乾隆皇帝授命七世达赖喇嘛建立噶厦政府的建立，并在驱逐廓尔喀入侵之后，为西藏地方订立《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明确驻藏大臣办理西藏地方事务，其地位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平等;驻藏大臣掌管西藏的军事、财政和外交大权；确定通过金瓶掣签来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并成为一项制度；确立在达赖喇嘛圆寂和幼年时期，由地方推荐朝廷认定的高僧暂时掌管达赖喇嘛所办事务的摄政制度等。这些无一不表明中央政府在西藏充分行使了主权，实施了行政管辖。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尽管西藏和内地政权关系形式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但是西藏和祖国内地的政治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的趋势却是鲜明的，西藏和祖国内地的政权政治上的统一是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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