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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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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论，从古代“士”阶层的兴起、传统绅士阶层的形成和演变、绅商合流的萌发，一直延伸到近代绅商阶层的形成及其角色和作用；同时又通过绅商阶层的类型区分、社会属性、社会功能、政治参与的探讨，与西方的早期资产阶级作众多层面的比较，陈述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官商关系的见解。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近代中国绅商研究，而且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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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敏，男，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等。
1990年以来，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重点和一般社科研究项目8项。1985年以来，先后出版学术专著五部，主编学术著作四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科研成果曾多次获省部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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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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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绅商——一个历史的透视点001
章“熊掌与鱼”——绅、商合流的历史回溯009
节传统绅士阶层009
第二节古代商人阶层028
第三节绅、商合流的萌发047
第二章“物竞天择”——绅商阶层的形成066
节“千古变局”的冲击效应066
第二节绅、商合流的增强082
第三节绅商阶层形成的标志095
第三章“人以群分”——绅商的社会解析112
节士人型绅商112
第二节买办型绅商125
第三节官僚型绅商137
第四章“将新未新之际”——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152
节与传统的不解之缘152
第二节跨入近代的门槛184
第三节典型的过渡性阶层210
第五章“独立社会之起点”——绅商的社会功能225
节绅商与社会公益225
第二节绅商与社团248
第三节绅商与“市民社会”275
第四节绅商与南洋劝业会297
第六章“商旗所指”——绅商的政治参与309
节绅商与民族主义309
第二节绅商与立宪运动333
第三节辛亥革命前后的绅商346
余论 现代化进程中的官、商关系374
主要参考文献388
附录
“绅商”词义考析 谢放／409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马敏／424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邱捷／436
索引452
后记（一）468
后记（二）470
后记（三）472
图表目录
图2-1绅商阶层社会结构特征099
图4-1方家世系171
图4-2李氏家族世系172
图5-1“公”领域示意232
图5-2新式商人社团经整合后形成的组织网络273
表2-1苏州工商公所部分董事功名、职衔来源085
表2-2苏州商会(第三届)绅商功名、职衔来源086
表2-3天津商务总会第三届（1907年）总协理及会董名单103
表2-4天津静海县独流镇商务分会会董名单(1910年)105
表2-5苏州商务总、分会职员功名、职衔统计106
表2-61912年全国绅商人数估计110
表4-1届(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中绅商的行业构成154
表4-2天津重要绅商的行业构成情况（1905～1912年）156
表4-3苏商总会历届议董的行业构成157
表4-4尤先甲等苏州上层绅商产业及收入情况167
表4-5山东矜恕堂瑞蚨祥分店设置情况173
表4-6荣家企业高级职员构成176
表4-7苏州会馆创建人身份181
表4-8四川各省会馆所供奉神祇及主要建筑183
表4-9张謇等12名绅商创办、投资企业情况(1913年以前)186
表4-10祝大椿等6名买办型绅商创办、投资企业情况(1913年以前)188
表4-11绅商在近代商办采矿业中的投资190
表4-1219家较大纱厂创办人情况(1895～1910年)191
表4-13晚清苏州新式商业公司情况199
表5-1晚清苏州的慈善类局、所233
表5-2天津及附近地区戒烟社团与机构的成绩(1906～1909年)243
表5-3各行业(公所)奉祀的神祇251
表5-4苏州公所的成分构成253
表5-5全国商会历年统计(1904～1913年)260
表5-6天津商务总会与公安总会的职员互渗情况271
表5-7上海自治机构上层职员的背景情况279
表6-11907～1911年各省收回矿产统计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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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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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开沅
近几年来，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讨论的热门课题。冉玫铄（Mary B.Rankin）对浙江地方精英的研究，罗威廉（William T.Rowe）对汉口商人组织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晋、直、鲁新政的研究，大多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而资深学者如魏斐德（Fredrick Wakeman，Jr.）、孔飞力（Philip A.Kuhn）等，则对上述论点持断然否定态度。前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期间，曾去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参加过他们的研讨会，两派讨论之激烈给我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美国学者思想活跃，重视通过个案研究寻求理论解释，常能为我们提供若干新的视野、思路和参照系统。但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差异，以及中文资料的艰深难解，他们的陈述与判断有时又难免流于片面与粗疏。即如上述争论，尽管持否定论者批评持肯定论者以西方模式强加于中国历史，而实际上在他们自己的论述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影响。正如柯文（Paul A.Cohen）所自我标榜的中国中心主义一样，其实它本身也没有完全抹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子。
无论是在国内或在海外，我常劝一些年轻学者不必老是跟着西方学者惯用的理论概念兜圈子，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对他们的学术成果的贬抑和排拒。中国历史是一部源远流长、独立发展的大国的历史，虽然它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与时俱进地受到外在世界愈来愈多的影响。西方历史模式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而不可作为认知、评判中国历史的主要依据，更不可简单借用为陈述、解释中国历史的框架。我认为，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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