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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只要科学还在，这本书就会在人间流传。
人类世界观的一场革命，人类文明史作品之一。
达尔文的杰作《物种起源》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犹如千年《圣经》。了解达尔文，了解“历史上*（*为）大的一次山崩地裂般的思想巨变”的经典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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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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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六十多年前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早已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石。本书系统介绍了进化的轨迹 、性别的选择、物种的形成，以及人类的产生；同时*（*为全）面介绍进化对人类各方面的影响，如社会生物学与演化心理、进化论与人类学 、进化论与语言 、进化论与心理 、进化论与文化、进化论与认识论、进化论与宗教、进化论与道德、进化论与美学、达尔文医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以及进化论的*（*为）新进展。本书首次权*（*为威）性地阐明了达尔文革命的巨大冲击不限于生物学和医学，它其实还触及语言、医学、道德和宗教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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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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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布斯克（Chris Buskes)是荷兰内梅亨拉德伯德大学(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科学哲学家( philosopher of science)。本书2007年获得荷兰哲学奖苏格拉底杯( Socrates Goblet) ，迄今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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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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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目录
前言 / 001
导言 / 003
第1章 追寻进化的足迹 / 001
古代的世界观与中世纪的世界观 / 001
科学革命 / 004
自然神学 / 006
拉马克与斯宾塞 / 007
加拉帕戈斯燕雀 / 009
拼图游戏成形 / 012
为生存而斗争 / 017
《物种起源》的发表 / 019
魏斯曼与孟德尔 / 020
综合进化论 / 023
第2章 性选择 / 026
双螺旋分子结构 / 026
进化算法 / 028
巨鹿与孔雀 / 031
雄性的竞争 / 033
雌性之挑选 / 035
自然与环境之比较 / 037
石器时代的精神 / 038
性选择、通奸及感情冲动 / 041
性选择与文化 / 043
第3章 物种的形成 / 045
奥秘中的奥秘 / 045
皇帝的动物 / 047
生物学物种纲要 / 050
维多利亚湖的物种群聚 / 053
在同地形成的种群中的隔离机制 / 054
生物物种纲要问题 / 056
很有希望的巨兽 / 058
第4章 人类的产生 / 063
古人类学的发展 / 063
灵长目与人科 / 065
早的人类 / 066
人类的曙光 / 072
尼安德特人之迷 / 076
第二次走出非洲 / 078
人类进化的趋势 / 082
第5章 社会生物学与进化心理学 / 087
有关人的本性的争论 / 087
新综合学 / 091
社会昆虫之迷 / 094
亲属选择与寄生性 / 097
相互关系之进化 / 099
自由意志之悖论 / 103
受限制的文化 / 105
一门学科之形成 / 107
第6章 进化与人类学 / 110
陌生的国家与民族 / 110
情感的普遍性 / 111
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 / 114
社会科学的标准模式 / 116
文化相对论 / 118
萨摩亚群岛上的成长历程 / 120
世界之母 / 123
弗里曼的攻击 / 125
相互矛盾的范式 / 127
第7章 进化和语言 / 131
语言造就了人 / 131
经验论与天性论 / 134
反向适应之语言 / 136
语言本能 / 138
人的语言之独特性 / 140
寻找语言的起源 / 145
语言的功能 / 149
第8章 进化与意识 / 152
肉体与精神 / 152
笛卡儿二元论 / 154
一元论、物理主义及功能主义 / 157
巧妙的机器 / 160
做一只蝙蝠怎么样？ / 164
对人类健全理智的攻击 / 166
行尸走肉与意识之功能 / 169
多层次的意识 / 171
动物意识研究中的陷阱 / 174
第9章 文化之进化 / 177
一种进化的新媒介 / 177
“模因学”之诞生 / 178
普遍适用的达尔文主义 / 180
作为基因效果的文化 / 182
模因起义 / 185
模因复合体的魔力 / 187
我的模因错了！ / 189
文化的进化是拉马克主义的吗？ / 192
一种模因谱系学 / 193
模因是什么？ / 195
模因学是科学吗？ / 196
第10章 进化认识论 / 199
新视角 / 199
寻求可靠性 / 199
自然主义 / 202
关于不卧巢的雏禽和与生俱来的知识 / 203
认知小生境之内幕 / 205
进化就是获取知识 / 208
达尔文机器 / 212
科学的进化 / 214
目标明确的科学 / 217
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 / 219
第11章 进化与宗教 / 221
魔鬼神父之助手 / 221
美国的状况 / 224
智慧设计派错在何处？ / 227
谁害怕大规模进化？ / 230
偶然与糊涂的设计 / 232
范畴之争 / 235
更高级的形而上学 / 240
在探索上帝模式的路上 / 243
第12章 进化与道德 / 247
道德之基础 / 247
社会契约 / 248
博弈论 / 250
囚徒的困境 / 252
猴子的两难处境 / 254
互利主义 / 256
针锋相对之胜利 / 258
针锋相对是一种进化的稳定策略吗？ / 261
给政治家的提示 / 263
情感之道德 / 265
我们是天生的好人吗？ / 267
第13章 进化与美学 / 269
美学的困扰 / 269
长羽毛的艺术家 / 271
雌孔雀想要什么？ / 274
美学唯实论 / 276
柏拉图是中间道路 / 278
艺术之起源 / 279
作为适应的美感 / 282
美与对称 / 284
妇女的丰满与未曾洗过的T恤衫 / 287
进化美学的前景 / 290
第14章 达尔文主义医学 / 293
死的警告 / 293
进化的调和 / 295
杂合的优点 / 297
永远的军备竞赛 / 299
适应性防御战略 / 302
文明病的进军 / 306
恐怖电影故事 / 308
第15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 / 312
进化思想之危险 / 312
赫伯特·斯宾塞与进化法则 / 313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源 / 316
种族问题之争 / 318
钟形曲线 / 321
文明之未来 / 325
圩田地区“优生学” / 329
人类家园的规则 / 330
第16章 进化与进步 / 334
渐进的进化？ / 334
长长的生物链 / 338
进步的标准 / 342
进化与升级 / 345
生命的模式 / 348
进化与趋同 / 352
生命的未来 / 355
后记 / 358
附录 /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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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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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论述查尔斯·达尔文的精神遗产进化论。进化论是从古至今学者所提出的说服力且影响广泛的思想纲领之一。故而任何人都应该学习进化论，哪怕仅仅是想在达尔文的理论所引起的相互对立的论战中表表态也罢。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容易理解的概述，帮助读者多角度地熟悉进化思维——因为其所涉及的，不仅有生物学，而且还有其他许多学科。进化论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不单是因为其具有令人觉得意外的简单明了而又说明力强的特点，而且主要是因为这个理论产生了科学、哲学与世界观方面与我们大家都有关联的深远后果。
2002年，本人接受了就“达尔文的精神遗产”这个题目为奈梅亨的拉德伯德大学所开设的跨学科高级讲座研讨班授课的任务，于是产生了撰写此书的想法。因而我也要感谢尊敬的校长吉斯·布洛姆博士教授，是他给予我机会加入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还要感谢协调员亨克·威廉姆斯及其工作人员的出色的组织工作。我同样要衷心感谢雷蒙德·科尔毕、蔡斯·戈尔德施米特和埃斯特班·利瓦斯的激动人心的客座讲学。他们的讲学显著地提高了研讨班的水平。然而应当感谢的，主要还是“达尔文的精神遗产”研讨班的参加者——在过去几年里，正是他们，磨砺了我的智慧、我的思想，并且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莫妮卡·默艾森和鲍威尔·斯鲁林科，他们不惮辛劳，通读原稿，并添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
写书是一项孤独的、需要专心致志的任务。意识到爱我的人对我的支持，才使我有毅力坐在电脑面前工作许多个小时。谨将本书献给——没有他们，后面的长篇论文就写不出来的——所有的人。
第14章 达尔文主义医学
死的警告
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所言，我们的生命只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的一丝光亮。人们不必是哲学家，也能认识到这个令人感到压抑的真理；或迟或早，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死神。谁也躲不开无情死神的寿命勾销日。人们自然会问：为何我们要得病，为何我们要死？为何生命如此短暂，生命的末日为何往往与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纠缠在一起？因为我们得实话实说：当我们踏上历史彼岸之时，快乐也随之而一去不复返了。前景暗淡，毫无玫瑰色的迹象。视力与听力衰退，全身骨头松脆易碎，关节僵涩而不灵活。末了连记忆力也弃我们而去，智力衰退。心脏怦怦乱跳，其他器官也不再正常运行。动脉硬化，增生细胞猖狂活动。而且似乎这一切还不够糟糕似的，我们还会因为越来越严重地遭受性欲衰减以致不能勃起、机能降低或者性冷淡问题的折磨。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把《圣经》中《传道书》的话（第11章第9-10段）当作耳边风：“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生命的花季里，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
老年是一种慢性病吗？如果是，那为何自然选择不把它剔出呢？既然进化能造出眼睛、心脏、大脑之类的复杂器官，那为何它找不到防止近视眼、心肌梗死以及老年痴呆之类疾病发生的办法呢？人们可以回答，老年、疾病以及死亡是为了使物种延续，因为报废的个体必须由年轻而健康的个体所取代。不过，自然选择不是在物种的层面上而是在个体及其基因的层面上进行的。假如个体尽可能晚些变老，或者完全不会变老，那这对个体是极其有利的。一个很少或者根本不会损耗的生物，与持续衰老的同类相比，在繁殖方面的优势很大。
同样不怎么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看，想要较长时间地维护生物使之避免磨损是很难的。因为进化还完成了完全不一样的艺术品。让我们想想个体发育的过程：从受精卵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人们也许会认为，保养一个生物一定比从一个细胞把它造成功要容易得多。其实说不定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即使人们如此富有智慧，也有创造力，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虽然平均寿命，即可期望的寿命，有很大的提高，但人类的长生存年限却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在医学方面取得了种种引起轰动的进步，但在这方面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一个人要想活得比110岁长得多是不可能的。倘若老年人得了病，似乎暂时是无法治愈的。
此外，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同的物种似乎各有其特定的长寿命。有的昆虫仅能存活一天，一只老鼠多活两三年，一个人多活一个世纪。为什么进化不使仅活一天的苍蝇活够10年，使老鼠活100年，使人活到1000年才与世长辞呢？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寿命之有限与生物化学因素以及物质代谢都没有多少关系。很可能进化在基因的层面上就为可期望的长寿命预设了程序，犹如刚出厂的电灯泡，其寿命也是有限的。各种灯泡，按其所设计的用途，有各不相同的“期望寿命”。在这一点上，仅活一天的苍蝇、老鼠以及人类，都是相似的情形。使躯体存活的时间比必要的时间更长久，是没有任何生物学理由的。换言之，一个个体的生命持续时间，已一并考虑在相应物种的繁殖成果中了。假如消耗与利用不成比例，那这样的所谓辛劳付出就是不值得的。这样的投入简直就是不合算的。
如果从基因，即遗传材料的角度来考察生命，那我们必然要断言，生物只是求生存的机器，是具有不死之潜力的基因的临时运输车，或曰躯壳。这就是说，包装不需要存活得很长久，因为极有价值的是内涵；遗传信息必须正常无损地保留，并传给下一代。健康、富有生命力以及繁殖力强，只在繁殖期间是重要的，其后，躯壳就再也没有进化的功用了——这里暂不考虑某些物种还得为了抚养后代而耗费生命。不过，这样一来，它们就完成自己的任务了。旧包装再也没有用处了，只能在垃圾堆里找到自己的后归宿。
进化方面与衰老现象近似的一种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几个难解的谜。作为达尔文主义的示范，现代进化生物学进入了许多专业领域。这也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体现在医学科学领域。现在，我们是从进化的角度，以不同的目光，对人类的衰老病死加以想象。我们学会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生命之短暂性以及我们脆弱而易受伤害的弱点。现在人类的身体不仅显示出其隐秘而难以看透的性质，并且还显示出它是有缺陷的，而进化也设法使其创伤能够治愈，使之能够抵御感染，使病菌不能得手。疼痛、发烧、咳嗽、腹泻以及呕吐之类现象，我们往往会将其视为令人不舒服的病症，必须尽快抑制并予以治疗。这种时候，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的身体之所以出现此类症状，其实是为了恢复正常。生病常常是有益的。身体所发出的无数独特的警告信号和独特的防御机制，连同其令人觉得不舒服的伴生现象，都是特别有作用的，是身体正在与病灶作斗争的征兆。
进化的调和
关于衰老过程与疾病，自几年前才开始在进化论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开拓性的论著是1994年出版的心理学家伦道夫·M. 尼斯和进化生物学家乔治·C. 威廉斯的《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达尔文医学之新科学》。此书获得了众多的好评，其中也有爱德华·O. 威尔逊与理查德·道金斯的评论。道金斯的评语是：“买两册吧——一册送给您的家庭医生。”尼斯和威廉斯在书中论证道，达尔文主义的范式，不仅得出了关于人体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新认识，而且还给医学科学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让我们回头再议论一下老年疾病的问题：对于尼斯和威廉斯来说，衰老过程本身并不是一种病理现象，而是进化的调和之结果——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晚年总是容易得“真正的”病，如传染病、糖尿病、癌症、痴呆病、供血障碍类疾病，以及诸如此类的疾病。体质与精神的衰退，是我们必须为年轻时充满活力的状况付出的代价。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约翰·B. 霍尔丹和彼得·梅达沃便证明，引起衰老和疾病的基因，能通过自然选择的网络潜入。确切地说，就是自然选择让有害的基因——只要它们不阻挡躯体以一定的规模自我复制——不受阻碍地潜入。如能够引起致命的遗传疾病亨廷顿病——这种病能摧毁中枢神经系统——的基因，就依旧存在。自然选择没有将致病的基因剔除，是由于人到40岁之后，这种基因才会产生效果。进化对付不了此类疾病，是因为有关的人在显示出初期的病症时，已经有了孩子。
在上世纪50年代，威廉斯继续修改这种与多效性有关联的认识。所谓多效性，就是一个基因可能有不止一种效果的现象。例如一个基因，它能提高体内的钙含量，甚至能使受损的骨骼迅速地痊愈，但同时也能使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样一种基因，会通过自然选择而得到奖赏，因为它对于许多年轻的个体都是有利的，而只有很少的个体活得很长，长到不得不因其害处而大伤脑筋。这种基因的有利之处大可以说是对其害处的补偿。只有当期望的平均寿命急剧增加之时，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效果——此处所指的就是动脉硬化症——才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此外，并不是一切在老年时期会引起负效果的基因，都必然是在青春期有利的。有的基因以前从未被自然选择所顾及，一个简单的原因还是，个体活得不够长。今天的“老年疾病”如癌症、痴呆病以及心脏疾病的发病范围扩大了，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里，平均寿命增长了。这类疾病往昔极少发生，因为人们先前已经死于鼠疫、天花、霍乱或者白喉，而这些疾病在现代工业国里，可以说是已经绝迹了。引起老年性疾病的机制，往往并不是组织缺陷，而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的调和。
杂合的优点
达尔文主义医学的意图是，从进化的角度找到我们容易得某些疾病的解释。尼斯和威廉斯的解释是彼此有所区别的，一个是所谓近似的，一个是终的（或曰进化的）。近似的解释限于直接的并且是接近的原因。身体是如何起作用的，为什么有的人会得病，另一些人却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例如心脏的病症可以归因于食物中胆固醇的含量高、具有易得动脉硬化症的遗传秉性以及其他原因。相反，终的解释是寻找时间上久远的往昔的原因，这种解释考虑了疾病的生物学功能。进化论者研究心脏病的时候，例如想知道为何自然选择过程不将特定的基因，如把引起肥胖症或者通过遗传秉性的途径引起动脉硬化症的基因剔除。从进化角度所做出的终解释，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何人们易得某些疾病，而不易得另一些疾病？为什么人体的某些方面如此容易出现故障？为什么对疾病的敏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达尔文主义医学所研究的是，在进化的历史过程中，身体是怎样发展的，以致它容易得某些疾病。我们已经探明，老年疾病往往是“调和”的结果，也就是青年时期的有利之处与老年时期的不利之处之间的交易结果。
这样的进化调和的另一个经典例子就是镰状细胞贫血。得了这种病，红血球就会变形而成为镰刀形，进而导致严重的贫血。其原因在于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出现了偏差（血红蛋白，或曰血色素，是细胞中的一种含铁蛋白质，其作用是运输氧并使血液成为红色）。红血球变成镰刀形，会增加血液循环的困难，其后果就是出血、气喘、骨头与肌肉痛、肾脏等器官受损。直至不久之前，得这种病的人极少活到性成熟的年龄，尽管如此，引起这种病的基因却并没有消失。更严重的是，在热带非洲，有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居民得这种病。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答案是，镰刀形细胞也是有用处的。即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病可以保护人不得危险的热带病疟疾。疟疾这种细菌传染病是由单细胞寄生虫镰状疟原虫引起的。一种疟蚊的雌性个体叮人后，这种疟原虫便进入了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寄生虫喜欢在人的正常的圆细胞中繁殖，而在变形为镰刀形的血液细胞中，它们却很难存活。从父母的一方遗传了镰状细胞基因，而从另一方遗传了正常的血红蛋白基因，这就是说，从遗传特征而言，是混合遗传型或曰杂合型的人，就不会得镰状细胞贫血，然而却拥有对疟疾的自然抵抗力。因为镰状细胞血红蛋白能阻止疟疾病原体在红血球里繁殖。只有同时从父母双方遗传了镰状细胞基因的人（即纯合子），才会得贫血病。
这样，镰状细胞基因就形象地说明了杂合的优势现象：拥有杂合基因的人，不会得镰状细胞贫血，同时对疟疾也有抵抗力，与带有两种形式的纯合子基因的人相比，就具有生存的优势。而带有镰状细胞基因的纯合子遗传基因拥有者，则处于不利的境遇之中，因为他们会得贫血病，与此同时，带有正常基因的纯合子遗传基因拥有者，又不具有对疟疾的抵抗力。这样一来，后果便会是，镰状细胞基因既不能完全消失，又不能在整个族群里传播。基因的频次得以平衡，而对疟疾的抵抗力的优势，便与少年时期严重贫血的害处相互抵消了。如果这样一种在各不相同的特征变形之间所达到的平衡关系能保持许多代人的传承而不变——犹如某些非洲地区镰状细胞基因的传承情形，我们就称之为“平衡的多态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杂合子基因拥有者比纯合子基因拥有者多的情况下。
依据进化论，在疟疾很少发生的地区，镰状细胞基因的频次一定会逐渐减少。在美国的非洲裔人群中，这种基因比在其祖辈的故乡出现要少得多。因为美国可以说是疟疾绝迹的地区，就不存在能保护其杂合子基因拥有者不得疟疾的镰状细胞基因的选择压力。这是仍然有效的自然选择的一个绝妙的例子。
永远的军备竞赛
尼斯和威廉斯除了辨别出所谓的“进化的适应性调和之代价”的疾病之外，还辨别出其他可以归因于我们的进化遗产的一系列疾病。如通过传染而引起的疾病。病毒、细胞和其他微生物侵入我们的身体，以指数方式进行繁殖。由于这些东西的发展速度比我们的进化快得多，所以我们和它们相比就始终落后。细菌神速繁殖一天的速度相当于我们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基于人的一代的时间相对很长，我们的身体不能与这类入侵者的突变速度相提并论。我们总是慢吞吞地走在后面。所以，人和其他脊椎动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就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能对细菌和病毒的威胁作出反应的、有适应能力的防御机制，即免疫系统。犹如我们已经在第10章中得知的，可以将免疫防御看作“达尔文机器”。因为它不仅仅是进化的变异、选择及复制过程的结果，而且它本身也要运用这些进化的要素。它能够比遗传进化快得多地对危险作出反应，和入侵者进行斗争。故而免疫系统和病原体便处于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之中。
有的入侵者，如锥虫，能找到办法与途径，以蒙骗的方式绕过防御机制的堡垒。这类隐蔽在血道里的单细胞寄生虫，是一些严重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病原体。能引起睡眠症的锥虫，通过多次反复更换伪装而骗过免疫防御系统。由于人的身体需要10天才能形成抵御入侵者的抗体，寄生虫则以及时更换形象的方法对此作出反应，致使免疫系统再也无法识别出来。按照尼斯和威廉斯的观点，一个锥虫可以1000余次地变换形象，足以使它在其寄主细胞内隐蔽几年，始终比免疫防御系统略胜一筹。
假如免疫防御系统由于某种缘故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制药工业便会接手与疾病作斗争的任务。当然，军备竞赛仍然一如既往。病毒和细菌的突变能力高，会引起抵抗方法的更新，这便需要造出新型的更强劲有力的药品来。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我们永远都没有获胜的希望。恰恰相反。假如我们不是小心谨慎地添加生物活性物质，就可能意味着我们将会完蛋。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草率地添加抗生素。
当亚历山大·弗莱明于1929年偶然发现霉菌盘尼西林能抑制细菌的生长，于是突然之间，人类似乎占有了对付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致病菌的显著优势。盘尼西林和其他抗菌素似乎成了药。许多医生认为，很可能结核病之类的传染病很快就会永远归于历史疾病之列了。1969年，美国医药局的局长认为：“传染病书可以不再翻看了。”但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们又失去了优势，因为我们过分放心地使用生物活性物质，并且使用的时间太久了。这使细菌有可能发展出新的侵入技术。只要有不多的几个星期时间，就足以使细菌建立起抗药性了。淋病是一种性病，直到几十年前，这种病都是容易治的，可是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如东南亚，现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淋病菌株对盘尼西林有抗药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结核病致病菌抗药性的发展。在俄罗斯往往是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一律不加区别地用抗菌素治病，使之变成了滋生新菌株的温床——新菌株起码对一种抗菌素或者同时对多种抗菌素都具有抗药性。这类新菌株从东欧迅速蔓延开来，其间在纽约已有三分之一的结核病菌对抗菌素不敏感了，而且对两种或更多的抗菌素的抗药性迅速增强了。曾经的神奇武器之有效性日渐丧失，其原因之一是，在农业中的滥用可以说是文不对题，在大型动物养殖场亦是作为催膘剂来使用。往往“为了预防”而定期地、毫无节制地让鸡，奶牛和牛犊服食抗菌素。于是其残留量便经由牛奶、鸡蛋和肉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使得细菌又获得了大量的机会，发展起抗药的机制。
至于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情形也差不多，即使人们并不是用抗菌素治疗这类疾病。病毒是由其外包裹了一层蛋白质的纯DNA或RNA所构成的。由于它们与细菌不同，本身没有物质代谢，所以抗菌素对它们是无效的。幸好有别的药品可以医治病毒引起的疾病，但是军备竞赛的激烈程度并未因此而有所削弱。一个众所周知的实例，就是免疫力降低的病——艾滋病。这种病是由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引起的。艾滋病人容易得许多疾病（有时是古怪而罕见的病），而这些疾病可以毫不困难地使健康的免疫系统土崩瓦解。
HIV能骗过免疫防御系统，因为它能像细菌似的极其迅速地繁殖。它持续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遗传信息，以致病人的体内总是有免疫系统识别不了的突变体。
起初似乎还有AZT之类药品可以使用，因为它们能延缓HIV的生长与繁殖，然而其抗药性的增强也是指日可待的。经常性的突变能骗过免疫系统，并证明同样对新药有效。今天给病人所开的处方，包括一大堆药，不外乎是希望，起码其中一种会有效果。
已经查明，损害免疫系统的病毒，不仅人的身上有，而且猴子、类人猿、猫以及奶牛的身上也有。人们推测，HIV是在赤道非洲某地，通过与猴子的受了传染的血液接触而传到人的体内的。因为猴子是与HIV近似的一种病毒即SIV（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的一种遗传变种的携带者。加之HIV毒株的差异种群出现在西非地区，这表明，该地病毒出现的时间长。引人注目的是，携带SIV的猴子和类人猿一般不会得病。也可能这种病毒对它们曾经和HIV对人一样有致命的威肋。只有具有抵抗力的灵长目动物才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幸存下来。这就是说，大流行的传染病也是会带来益处的，因为它们在个体中培养出抵抗力。其实这也有明显的征兆，表明某些人很不容易受HIV的传染，因为他们出身于过去曾经遭遇其他大传染病之灾而幸存下来的族群。欧洲居民中，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根本不会或者很难传染HIV。因为他们拥有CCR5基因的一种突变，这种突变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CCR5蛋白质在抵御传染时能起作用，故被用作阻挡HIV进入细胞的一道闸门。
起初人们假定，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突变是在鼠疫菌（即耶尔森氏鼠疫菌）施加选择压力的情况下产生的。可是在2003年，加利福尼亚的研究者们却报告，人之获得HIV免疫性，可能得感谢天花。在疫病大流行的过程中，在短时间里因此而死亡的人数，比其他任何一种病致死的都多，而天花病毒则古老得多，在欧洲因此而死亡的总计人数就更多。直至上世纪70年代，天花病才算是彻底根除了。与鼠疫不同，天花主要是在从未遭遇过病毒侵袭的青少年人群中肆虐。所以这种病对欧洲居民的繁殖能力的影响要比鼠疫大得多。这项研究尚未结束，但应该是已经证实了上述猜测，这又一次证明，研究疾病的进化起源，对医药是多么地重要。在寄生虫与其人类寄主之间，有一个既漫长又复杂的共同进化过程。如果我们对这种永恒的军备竞赛理解得更透彻一些，也许就能开发出更有效的药品来。
适应性防御战略
对我们的疾病的另一种进化解释是，疾病有利的方面还真不少。有的疼痛性疾患，使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尼斯和威廉斯认为，这些疾患有其生物学含意。无论没有疼痛感的生活显得是多么地有吸引力，感觉不到疼痛的人，在自己的身体遭到侵袭时就察觉不到，所以这种人很少活过30岁。疼痛、发烧或者机能下降之类病痛，是肉体或精神的适应，是它们发出的警告信号。谁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特别糟糕，那他就没有心思干大事。于是便呆在家里，躺在床上消磨光阴。无所事事会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抵抗力，加速疾病的治愈。这也得考虑药物治疗的方法。某种药物，若只是消除不舒服的感觉，那它也会消除自己的生物学作用。谁若是没有弄清楚自身的健康状况，那他可能就无法使自身的肉体获得必要的休息而恢复健康。
这就是说，重要的是，要区别生理上的毛病和生理的防御机制。例如咳嗽常常是不舒服的，有痛感，但却具有重要的作用。咳嗽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是为了清除呼吸道里的异物微粒。流鼻涕也是一样。如果呼吸道受到细菌或病毒的感染，正常的呼吸就会被扰乱，防御机制就会开始行动，于是制造出大量的鼻涕，以便将入侵者驱除。所以，抑制咳嗽和流鼻涕的药物，若不能消除病因，那就会害处大于益处。
咳嗽与流鼻涕也可以从寄生虫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因为身体的防御系统协调一致的反应，不仅对寄主，而且对入侵者也是有好处的。入侵者狡猾地控制了其寄主的生理系统，是为其本身的传播着想。一种侵入鼻子的病毒，若是不能使人打喷嚏，那它就注定会灭亡。不仅没有多少危险的病如伤风感冒与普通流感之类，而且就是得了可能致命的病如结核病，咳嗽咳出很微小的一点点分泌物（痰），都足以传染其他个体。所以，寄生虫的所谓利益就在于，不要太快地，无论如何不能在它们蹦到其他人的头上之前，使我们——也就是它们的寄主——得上过于严重的病。流感病毒的传播速度究竟会有多快，这取决于我们的机动性之高低。不过，也有致病菌，当我们不怎么动并毫无抵抗力的时候，倒正好是它们侵袭我们的好时机，例如疟疾寄生虫就是如此。谁要是寒热发作而颤抖不已，就再也不会有力气抵御周围嗡嗡乱飞的蚊子叮咬了。于是，这些虫子如入无人之境一般，便把它们的“传道工作”进行下去了。
我们的身体古老而有效的防御策略之一，就是发烧。这种策略是在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起来的，虽然是抵御传染时不舒服的一种反应，但却是有益的。在动物界，可能数百万年以来就有发烧症状。在医学中，发烧与咳嗽完全一样，长期都不被当作适应性反应，而是被视为传染所引起的不利的伴生现象，人们用不着担心，给点药就能将其压下去。直至今日，仍然时时可以看见这句广告语：请服阿司匹林。然而，这样做是否真合适？其实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发烧并不是身体本身的体温调节机制“有误”，而是一种认认真真调准的防御机制。体温较高，可以减轻致病菌的破坏强度。
尼斯和威廉斯指出，一系列研究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烧是可以治愈的。一项研究是以得水痘的儿童为对象。一组儿童服用退烧药，另一组服用安慰剂。组治愈所需要的时间比第二组多一天。另一次实验的参加者一共有56个人，给他们使用感染喷剂喷入鼻孔，使他们得上真正的感冒。随后又给他们中间一半的人服用安慰剂，另一半的人则服用阿司匹林。这项实验也证明，组参加实验的人员的免疫系统比第二组人员的更好地起了作用，此外，组人员的血液中的抗体比第二组的多得多。
早在上世纪之初，就进行过一次也许是著名的发烧功用实验，那时发烧的益处排名大概比今天还高。一些梅毒病人得疟疾之后，身体状况反而出现了大踏步的好转。这引起了奥地利医生尤利乌斯·瓦格纳-尧雷格的注意。他还查明，在疟疾多发地区，梅毒很少发生。瓦格纳-尧雷格推测，疟疾引起的高烧，能杀死梅毒病菌。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他在1000名病人中，人为地引起疟疾。其“治疗”取得了轰动世界的成功，因为不少于百分之三十的病人的梅毒症状消失了或者大大地减弱了。瓦格纳-尧雷格的这个发现，使他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当然，退烧药也有其益处——因为体温高也是有害处的，要不然，我们身体的恒温器就会为了根本不受感染而将设定体温调高到40度或者更高。不过，这样一来，这条原理就行不通了。犹如其他许多复杂的适应，发烧是有代价的。体温升到40度，体内的储备将比正常时快许多倍地消耗光，而且体温高能使男人（暂时地）丧失生育能力。体温超过40度，会出现痉挛和感官障碍，而且还会使组织持续地受到损伤。故而人们在使用退烧药治病的时候，必须仔仔细细地权衡利弊。
对于其他病症，如呕吐与腹泻，情形也是一样的。这些症状也属于适应性反应。我们的身体一察觉到有毒或有害的物质进入胃里，就会有所反应，将胃排空。若是不喜欢的东西已经通过了胃部，那身体的反应就是肠痉挛和腹泻。出现这类情况的时候，用药物抑制此类症状也并不总是适宜的。这样处理，往往正好会延长病程——尼斯和威廉斯所指出的一些各不相同的研究，便证明了这一点。人们把防御机制切断，就是不让身体有机会对症状的起因发动进攻。
精神上的病症，如沮丧和抑郁，也可能是防御策略。2005年10月，伦道夫·尼斯作为演讲者之一，在欧洲神经心理药物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尼斯在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作为精神病专科医生的实践活动。他认为，对于精神疾病来说，同生理症状如发烧一样，抑制病症并不总是合适的。如沮丧，便能阻止我们去追求无法达到的目标，因为这种目标并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确定的，并且这种目标与我们的天性其实是不相吻合的，主要是因为这种目标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假如由于某些缘故，这类对未来的希望永远实现不了，我们的反应就是沮丧。沮丧就可以看成是警告信号。懂得及时放弃无法达到的目标的人，出现精神紧张和抑郁的可能性小。
负面的情感，如焦虑、恐惧以及嫉妒，则完全是有意义的。悲伤与哭泣可以带来益处，因为这样会促使我们去寻求他人的帮助。恐惧的作用是防止我们不预先思考就做事。嫉妒可以强化与同伴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有时会失去对此类情感的控制，而后它们就会制服我们。沮丧会发展成一种慢性抑郁症，嫉妒能转为病态，有理由的恐惧能转变为机能障碍性恐慌症。适应会转化为与我们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去看医生或治疗师才是好办法。
文明病的进军
为什么我们会得病，其另一个从进化的角度考察所找到的原因是，我们不再生活在初为我们设计的那个环境之中。不仅是我们的精神，而且还有我们的肉体，均起源于石器时代。人类的肉体在进化过程之中，已经适应了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的条件。人类学家把这样一种有限的自然环境称作“进化适应性环境”。差不多所有的生物种类都独占这样一个专门为它们设计的环境，它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进化发展。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在人科动物的发源地即非洲。我们的远古祖先是猎人、捡食物者，他们彼此之间有亲属关系的个体结成小型流动群体，在非洲的荒原上游走。他们的生活丝毫没有田园生活的迹象，死亡率高，食物、饮水也短缺，他们随时遭遇险情，很容易成为大型猛兽的猎物。儿童的死亡率高，平均可期望的寿命（假如有这样的数据的话）顶多三四十岁。
当人科动物智人于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到全球各地的时候，这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便结束了。可是现代人与人科动物直立人不同，他们不仅离开了自己起源的环境，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它。不过，改变环境却是不久之前才开始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人类放弃了自己的流动生活方式，开始农耕与养殖。我们的身体是更新世时代的产物。这个更新世，起于大约160万年前，止于大约1万年前，而所有文化与技术的深刻变化，都是在全新世的晚期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发生于近的几千年里。至于城市与工业的兴起，则是在更近的时期才有的事。
在进化的时间表上，几千年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更别说几百年），远远不足以改变一个久经考验的身体结构设计图。其后果就是，我们身体的结构与环境已不再是相互协调的了。自然选择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这样改变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能够应对现代的种种危险与诱惑。原来在非洲草原上行之有效的适应，今天往往变成对我们的缺陷有效了。
对尼斯和威廉斯来说，这种与现今生活条件的不相适应，是导致许多——且不说是大多数——现代疾病的主因。与我们的远古祖先相比较，今天工业国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福利社会之中。为此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糖尿病、体重超标、癌症以及心脏-血液循环系统疾病等文明疾病的持续增多。问题往往起于营养方面。我们的非洲祖先所能获得的食物，其卡路里含量或许不是很丰富，但是其种类可能很多，除了野生动物和腐尸外，还有土豆与果实。随着向农耕的过渡，食物变得显著的单一化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小麦与稻谷提供了大部分的卡路里和蛋白质。即使有奶制品和肉类食品补充每日的营养，仍存在着缺乏维生素，尤其是缺乏维生素C的危险。抵抗力减弱以及随之出现各种疾病，都是其后果。
除了单一化的食物之外，某些特定的营养品食用过多也是一种当代现象，而这就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尤其是在工业国里，体重超标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健康问题，就像传染病一般流行。尽管许多人已经过度肥胖了，他们却依然津津有味地大吃富含卡路里的美味佳肴。这种对糖、脂肪与盐的强烈渴望，是与生俱来的嗜好，往昔曾经是起过作用的。我们的非洲祖先对自己是否每天都有吃的绝无把握——当时富含盐、糖以及脂肪的食物比较短缺。毫无疑问，尽量多吸收一些此类营养物质，以便在体内建立起储备是适宜的。然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城市居民来说，这种经遗传而固定下来的嗜好却是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的。现在，街道上无处没有大量的富含盐、糖与脂肪的食品出售，我们确确实实是在把自己吃死。多吃富含盐和脂肪的食物，提高了原则上是可以避免的患一系列损害健康的病如高血压、中风、癌症和心脏病的危险。多吃甜食也是同样的后果。对糖的偏爱，在这种物质只存在于果实之中的环境里，是适宜的。而今天，在大量供应这种物质的情况下，就会导致龋齿、肥胖症以及糖尿病的发生。
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也使文明病得以大踏步地迅速发展。尼斯和威廉斯为此以乳腺癌、卵巢癌和宫颈癌为例加以论述，这些疾病今天的发生频率远远超过了往昔。从表面上看，这类癌症与富裕的工业国中许多妇女的生殖行为的巨大改变有关。今天的妇女将自己首次生育的时间推延得越来越迟，她们生的孩子比母亲和祖母生的都少，甚至决定干脆不要孩子。这种行为的改变，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年龄较大的妇女，得上述癌症之一的风险，与其一生中的月经次数有关系。妇女适于生育的月经周期，绝不会因为怀孕与哺乳婴儿就中断，而在此期间，她们容易生病。这很可能与月经期间能引起乳房、卵巢与子宫的组织的变化的荷尔蒙浓度的剧烈波动有关。组织发生反应，这本身是适应性的，但和许多适应一样，组织反应是有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容易得某些特定的癌症。在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怀孕和哺乳期间月经中断的时段里发生的平衡，风险会降低到水平。不过，假如这种中断没有出现，再生也不会发生。
至于那些迄今仍然存在的猎人和捡食者社会，其妇女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她们大多比现代社会的妇女怀孕早得多（一般13至19岁之间），怀孕次数也多得多。而且她们哺乳孩子的时间也长得多，有时一直哺乳到2至4岁。在一个猎人和捡食者集体里，一个妇女平均要把自己的生育时期的一半用于哺育孩子。所以，她们的月经周期也比“现代的”妇女长得多——这还会带来种种益处。尼斯和威廉斯认为，假如人们人为地模仿石器时代的状况，如采用荷尔蒙控制法，就将停止乳腺癌、卵巢癌与宫颈癌的泛滥。其实避孕丸就能完成这个任务。定期服用这种药丸，就能减少得宫颈癌或／和卵巢癌的风险。尼斯和威廉斯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开发出能减少乳腺癌风险的有效的荷尔蒙治疗法。即使在探究癌症的起因、与癌症作斗争的时候，审视我们进化的历史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恐怖电影故事
本章开篇我们就断言，进化与遗传的知识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当我们想要应对新流行病迫近的危险之时。因为能引起疾病的病毒和细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容易得手。大城市人口密集区域和毫无限制的机动性，保证它们能够实现的传播。在前几个世纪，传染往往是限于地区之内，因为疾病发生在偏僻地区，寄生虫找不到足够多的新寄主，而时至今日，很可惜，几乎不可能把疾病限制在一个地区之内。在国际机场，只要出现一个开放性结核病的病人，就很容易引发世界性疫病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WHO）日益关注传染病的毁灭性影响，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可怕的病毒之一是流感病毒。在20世纪，人类遭遇了三次疫病大流行。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世界范围大约4000万人的生命，后来中等规模的疫病是1957年在亚洲地区暴发的流感，以及1968年在香港发生的流感。人们不无道理地担忧，在不久的将来，会暴发由新型高致病性病毒变种引起的流行病，很可能带来比上述三次合计的毁灭性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应对危机的计划已提高到的等级，然而问题是，人们是否真能限制损失？
引起流感的病毒，与一切病毒一样，有两个特点，使得我们同它们的斗争更加困难。这两个特点，一是它们进化的速度特别快，二是它们持续不断地交换自己的遗传特征的部件。由于它们每年都变，所以人的防御系统很难识别其新变种，这就是流感疫苗每年都要重新接种一次的原因。流感病毒分为甲、乙、丙三种类型。只有甲型与我们的关系为密切，而甲型下属有两个亚型，即H型和N型。这两个字母表示凝集在病毒外壳表面的两种蛋白质，即血细胞凝集素（hemagglutinin）和神经氨酸苷酶（neuraminidase）。这两种蛋白质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的防御系统能不能识别病毒并与之斗争。众所周知的是16H亚型和9N亚型；此外，这两种亚型能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组合之中。如“H7N2”表示含有一种H7蛋白质和一种N2蛋白质的一种甲型流感病毒。因为每种亚型又是由各种经常发生突变的菌株所构成，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新的传染。在人的身上至少有三种亚型出现：H1N1、H1N2、H3N2。得了重流感就会发高烧并且四肢痛，然而在正常情况下很少会致死。危险的当然是年纪偏大、身体虚弱的人。在荷兰每年约有3000人死于这种“简单的”流感。
能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甲型流感病毒，如H5N1禽流感和H7N7禽流感，其潜在的威胁还要大得多。野鸟是一切已知的甲型流感病毒的天然携带者。它们自身却根本不会得病，或者起码不会得重病。但是家禽类如鸡、鸽子、鸭子或鹅却能被禽流感病毒感染而引发致命的瘟疫，而且还能够传染给与它们紧密接触的人。只需要蛋白质发生微小的改变，就能从禽流感病毒造出致命的人流感病毒。研究人员已经查明，当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便是直接起源于一种禽流感病毒。在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中，哪怕是发生极其微小的突变，都足以骗过人的免疫防御系统而引发大规模的疫病流行。禽流感病毒的亚洲变种（H5N1）几年来就在蔓延，一直有人受到感染，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引发其后果比当年的西班牙流感严重许多倍的疫病大流行。
在荷兰，据皇家国民健康与环境研究所的计算，若遇到这种情况，起码会导致4万人死亡。三分之一的荷兰人会受到传染而得病。过不了几天，医院的病床就不能满足需要。健康的人们将会抢购食品储备起来，待在家里不出门。父母将再也不让子女去幼儿园或者上学，人人都避免在公共场所逗留，这也意味着，许多人不上班。总有一天社会将会陷于恐慌之中，而社会生活将几乎停顿。这就是说，疫病大流行不仅会夺走许多人的生命，而且还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久前发出警告，世界经济将因疫病大流行的严重后果而遭到巨大损失。各国将不得不调整政策，以应对交通贸易受阻、电力煤气供应中断、国际支付往来障碍重重的局面。连警察、消防甚至紧急救援等也会受到影响。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流感疫情蔓延的规模，将会超过历史上的那三次——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一个来自欧洲或美洲的旅游者，去了一趟曼谷的家禽市场，就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将某种病毒带到地球的另一侧。几乎没有办法防止。危机应急计划的硬件是能够阻止病毒墓延的药品如达菲的分配，城市街区、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省的隔离。大型群众性集会如足球比赛和流行音乐大型演唱会将会取消，学校将会关闭。但是谁也不敢说，这样就真正足以应对了。虽然从原则上来说，范围广泛的民众接种疫苗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却几乎行不通。因为一种有效的预防疫苗，要在尚属未知的病毒出现之后才可能开发出来，而后起码需要经过半年时间，才能制造出足够数量以满足需要。也许持续地进行基因的检测分析是一种更好的办法。假如我们对病毒的进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生物学方式的战斗法”有朝一日或许能够使人类获胜而得益。
那位名叫查尔斯·达尔文的医科大学生，在医学院的课堂上（尤其是在解剖室里）待了两年之后，于1827年离开爱丁堡转学到剑桥学神学，估计他即使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一门新学科会与自己的名字结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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