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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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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经典田野点广西金秀进行新研究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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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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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关于金秀瑶族智能手机应用的民族志研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金秀瑶族卷入了一场由智能手机 的信息洪流之中。“屏幕化”生活一方面深刻改变了瑶族内部的人际交往与社会互动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大大加强了瑶山内外的交流。在“走出去”与“迎进来”的双向互动中，金秀瑶族社会发生迅速改变。本书即旨在记录与分析这一变迁，揭示金秀瑶族日常生活的剧变及其社会空间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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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何海狮，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致力于瑶族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出版瑶族研究专著《家屋与家先》，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瑶族生态移民中的家屋重建研究”。
欧阳洁，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以及人类学与医学和生态等交叉领域的研究，出版专著《橡胶种植与阿卡社会继替》，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云南边境农场的社会融入与稳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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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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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导 论
节 金秀大瑶山的研究与再研究
第二节 传媒与社会研究综述
第三节 大众媒介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第四节 田野地点概况
第二章 “网”连瑶山
节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节 手机媒介运用的普及
第三章 屏幕化
节 手机媒介与中国乡村社会
第二节 形形色色的社交软件
第三节 手游与社交
第四节 网络与学习
第四章 来势汹涌
节 农村网络购物研究综述
第二节 六巷村网购基本调查
第三节 仿徨中前行
第五章 “走出去”
节 农村网络销售研究综述
第二节 推销“瑶山”
第三节 作为文化传承和族群认同的瑶歌微信群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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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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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中，我负责实施“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地”建设项目，从2003年开始在云南少数民族农村建设了10个调查研究基地（之后又有所增加）。该项目不仅要建设房屋等相关基础设施以供师生进入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生活和工作所需，而且要推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学科内涵建设，其中包括由作为“我者”的村民记录本村发生的事情的“村民日志”和作为“他者”的学者长期跟踪调查及民族志研究。“村民日志”和学者跟踪调查、民族志研究两项学术规划的目的，是推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从中国的田野经验出发回应后现代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学界自20世纪初引进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学术交流“空窗期”，直到21世纪初期中国学界仍然延续着现代人类学及之前的理论方法，进化论、传播论、结构一功能主义的阴影在中国又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民族志研究主要受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科学民族志影响而固化成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研究范式，其设定学者的田野调查和撰写的民族志能够客观真实地呈现对象世界。
然而，国际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哲学思潮不断更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定律等科学发现揭示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萨义德的东方学等后现代主义思潮则着力于批判西方理性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形塑的意识形态、剥离“词”与“物”关系的“分离术”以及阐明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等。在此背景下，后现代人类学应运而生，对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进行解构，对其所宣称的“客观性”进行祛魅，揭露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写作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研究者的社会文化母体和个人观念意识等主观性的局限，强劲的“反思”旋风把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创立的现代人类学及科学民族志拉下神坛。
后现代人类学所倡导的反思民族志与现代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一言以蔽之，后者是本体论的民族志，前者是知识论的民族志。现代人类学承认“我者”与“他者”之间存在不同文化体系所形成的距离和隔阂，但认为这种距离和隔阂可以通过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并参与观察、学习与掌握研究对象的语言等田野调查技术“钻进土著的心里”，从而缩小距离与消除隔阂，所撰写出的民族志能够客观准确地呈现研究对象的真实世界。而后现代人类学则认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距离的根源是认识论，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剥离“词”与“物”关系的“分离术”认为：只采用一些技术或技巧对消除“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根本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不断反思与批判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以及通过“词”与“物”关系的“分离术”才能弥合与克服。因此，民族志的价值在于揭开民族志知识生产的面纱，揭露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批判西方与其殖民地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及其间的意识形态霸权。
为此，我们尝试用中国的田野故事与后现代人类学进行对话。组织撰写“村民日志”的目的是“释放被遮蔽或压抑的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让其拥有自主的文化叙述与解释权利，形成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故辑“村民日志”（共10部）出版时冠以“新民族志实验丛书”之名。组织老师们调查研究与撰写反思民族志，则是为呈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交互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及其所达成的高度，反思中国学者的民族志知识生产。
如果说“村民日志”是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歌唱”，那么本套“重访民族志丛书”则力求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搭建起共同的“多音位”“对唱”与“合唱”的舞台。我们坚信，我们能够为世界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进步奉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互联网时代下手机技术的发展，不但重构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同样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娱乐方式和文化表达。由图片到视频，由长视频到短视频，便捷的获取渠道与简单易懂的操作和承载形式，让短视频APP应运而生。学界对短视频的研究，很少专门性地对短视频的文化影响和传播学进行解读，①尤其缺少对农村地区的关注，仅有零星的讨论，尚不成体系。快手作为一个非典型的、逆向成长的本土互联网产品，与国内其他由一线城市向二、三、四线城市与农村渗透的产品不同，其创造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案例。②然而，2016年一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将“快手”及底层文化推至舆论焦点。文中提到，快手上充斥了海量的底层用户，他们拍摄并上传了低俗、简陋、粗糙的内容。2017年与“快手”同性质的短视频社交软件“火山小视频”直接把发布会开到了农民的家里，引起人们的热议。同年7月新华社的“现场新闻”也入驻“快手”，并点赞“快手”深入农民拉动农村经济；腾讯公司关闭了自家的短视频平台，领投了短视频平台“快手”，使“快手”获得3.5亿美元投资；2018年3月到4月，“快手”“火山小视频”相继被央视《新闻直播间》《东方时空》《新闻1 1》点名批评，并被国家网信办约谈。正因为如此，这个被舆论视为中国农村版的“清明上河图”、中国8亿农民的“浮世绘”的“快手”，成为短视频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切入点，在涉及乡村的短视频研究中，无一例外地都集中在对“快手”的研究上。
现有的针对“快手”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其成功的原因，如翟文婷、史小兵的《快手为什么能抓住沉默的大多数？》一文认为快手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任其自由成长；①崔梦云以河南省漯河市周边农村的“快手”和“火山小视频”软件的使用现状的实证调查指出，在农村地区，相关涉农短视频社交软件的使用对象男女比例均衡、年龄跨度大、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用户通常关注猎奇类的短视频，观看与分享恶搞类的搞笑短视频。他们使用此类短视频社交软件主要是为了缓解压力、愉悦心情、加强人际关系、实现自我认同和赚取收益。而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其影响下了相对简单且化的结论，认为涉农短视频社交软件在为用户提供社交与发声平台之时，也使用户沉迷其中；低俗内容的传播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负面的影响；而搞笑、恶搞、三俗等类的短视频使农村的污名化现象更加严重。②李韩旭使用内容分析法对“快手”中的农民形象进行研究，通过客观、长期观察得到“快手”的短视频中展现的中国现代农民勤劳坚韧、开放包容、多才多艺的正面形象的一面；同时陋习难改、歧视女性、过度审丑等农民的负面形象也在“快手”中被暴露出来。研究得出虽然农民正面形象数量多，但是负面形象传播效果更强的结论。论文进一步分析认为，囿于传统导致的农民思想变化缓慢是造成这些负面形象的重要原因；为吸引更多粉丝，对获得现金打赏的过度追求也是导致农民用户不惜牺牲农民群体形象生产猎奇、低俗内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社会对于农民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加剧了“快手”中农民负面形象的传播。对于改善短视频中农民的负面形象，作者提出，大众媒介应当摒弃城市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积极为农民群体开辟传播渠道并保障其媒介话语权，在提高媒介素养的同时，平台需要专业的价值引导。①刘星铄等则进一步将“快手”放入城乡文化区隔的背景下加以讨论，提出正是在城乡二元文化区隔背景下，大众媒体往往只关注城市，从而缺少了乡村的声音，并说明了农村文化能够在“快手”上变得“可见”的原因。通过“快手”，一种线上“不嫌弃”的乡村文化认同正在形成，而这种认同的塑造过程，是超越了政府和市场的导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市对于乡村的阶级想象和文化霸权。②此外，还有研究者从乡村影像生产和表达主体变迁的角度，对“快手”的农村影像记录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通过“快手”短视频实现了“自我展现”和乡村长期封闭的话语释放，并以一种现代性的视角展现着乡村的生活，具有审美、史料以及“认同”的价值。③尽管关注手机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积累了丰富成果，但是事实上，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随着手机的互联网技术和各项功能的开发与完善，移动传播正在重构着社会政治的空间结构和人们的社会认知与行为逻辑，重组人们在传播中的地位与权力结构，终重塑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景。而这一切又将提供给研究者源源不断的研究客体，以及促使研究者更好地对我们自身与社会关系进行认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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