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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经典作品，洞悉人类生存困境，提出“风险社会”的重要诊断。
? 以科学视角剖析现代社会，关注财富、劳动、科学、政治等多方面议题。
? 畅销三十余年经久不衰，贝克的预言正逐步得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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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风险社会》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经典名作，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作。正如作者所指出的，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而当今的现代化则是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
本书把当前的现代性诊断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生存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正是由工业社会所制造的。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的承受者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贝克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主导性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自反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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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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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贝克 (1944—2015)，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生前为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FMSH)任教。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的观念，力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贝克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专业领域涉及政治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世界主义等若干重要概念。其代表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什么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义的观点》(2004)《世界风险社会》(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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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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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部分 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的轮廓
章 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污染物的科学分配与社会的风险处境
论现代化风险对知识的依赖
具有明确阶级属性的风险
文明风险的全球化
两个时代和两种文化：论风险生产与感知的关系
世界社会的乌托邦
第二章 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
文明的贫困化？
错误、欺骗、过失和真相： 论理性的纷争
公众的风险意识：二手的非经验
得到承认的现代化风险之政治动力
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
展望：20世纪末的自然与社会
第二部分 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去传统化
矛盾心态：个体从发达劳动力市场获得解放
第三章 超越地位与阶级？
作为个体化“原动力”的劳动力市场
个体化与阶级形成：马克思和韦伯
个体化雇员社会的来临
第四章 “我就是我”：性别空间与家庭内外的冲突
工业社会是一个现代等级社会
从男女角色中获得解放
不平等意识的形成：选择的机会与约束
未来的可能场景
第五章 个体化、制度化与标准化：生活处境和人生模式
个体化的分析维度
德国个体化浪潮的特点
人生模式的制度化
第六章 劳动的去标准化
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到灵活而多元的
未充分就业体系
第三部分 自反性现代化：论科学与政治的一般化
回顾与展望
第七章 超越真理与启蒙的科学？
简单科学化与自反性科学化
失去垄断的科学
认知实践的封建化
论“副作用”的可评估性
第八章 破除政治的边界
现代化体系中的政治与亚政治
丧失功能的政治系统
令政治失势的民主化
政治文化与技术发展：进步意识的终结？
医学亚政治：一个案例
技术政策的困境
工业自动化的亚政治
总结与展望：未来的可能场景
参考文献
索 引
中译本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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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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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那个不起眼的前缀“后”（post）。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字。一切都带“后”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习惯了“后工业主义”，我们多少还能理解这个概念。而从“后现代性”开始，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后启蒙概念幽暗无光，以至于向来无惧黑夜的猫都会为之逡巡不前。“后”是茫然无措的代号，自陷于流俗时髦。“后”指向一种难以名状的超越之物。在内容上，“后”保留了同我们熟悉的事物的联系，既为它命名，同时又加以否定。冠上“后”的“过去”（Vergangenheit plus post）： 这就是我们借以面对四分五裂的现实的基本处方。在毫无理解的情况下，思维迟钝，言辞冗赘。
本书尝试追踪这个“后”字［有时又写作“nach”（后）、“sp?t”（晚期）、“jenseits”（超）］。它承担的任务是努力把握现代性在近二三十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联邦德国）赋予这个“后”字的内涵。这种努力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同旧的理论和思维习惯进行一场艰苦搏斗。后者正是通过冠上“后”字才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不仅是别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免被这些旧物盘踞。有鉴于此，本书时常敲响战鼓，加大音量，这是因为我同样需要去击退自己的异议。因此，本书中会有不少地方显得尖锐刺耳、讽刺过头或仓促冒失。毕竟，我们不能用惯常的学术权衡去抵御旧思想的引力。
下面所要展开的研究，并不考虑经验性社会研究的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代表性。相反，本书遵循另一种要求，即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让已经开始成形的“未来”进入我们的视野。以下内容将采用历史比较法，以一位19世纪初社会场景观察家的立场来书写。这位观察家小心翼翼地张望，看到在封建农业时代渐趋衰落的外表之下，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工业时代的轮廓正在缓缓浮现。在结构转型的时代，“代表性”同“过去”结成联盟，让我们无法看到“未来”的各个尖峰，而这些尖峰正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现在”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包含了一种以经验为取向的投射性社会理论，它并不拘泥于方法。
这么做是基于一种评估： 我们见证了现代性内部的断裂，既作为主体，也作为客体。现代性从经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获得了解放，并缔造了一种新的形态，也就是这里所称的（工业化的）“风险社会”。这就要求细致平衡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这对矛盾，这种平衡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各自的对立之中。我想要在本书中展示的，正是这些在今天的现实中显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差别。至于如何从细节上对它们加以区分，则有赖于对社会发展迹象的仔细审视。在获得清晰的图像之前，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未来。
同实践上的情况一样，我在理论上也一无所得。其中一些人，面对“时代精神非理性”的冲击，愈发以19世纪的预设投靠启蒙；另外一些人，则意图把整个现代性事业及其积聚的反常现象全都冲入历史的洪流。我将以同等的果断决绝挑战这两个群体。
对于文明自陷于危机的可怕全景，舆论市场的各个部门早已做了充分描绘，此处无须再画蛇添足。这同样适用于“新的困扰”的涌现。工业主义世界虽然在其自身的对立中“毫发无损”，却失去了有序的二分法。本书要处理的就是这接踵而来的第二步，并把它提升为说明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以受社会学启发和熏陶的思想，去理解并把握这些时代精神中的不安因素。对此，如果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加以驳斥，看起来就像是在冷嘲热讽，但如果对其毫无批判地加以屈从，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达成上述目的，相关理论层面的主导观念可以再次用历史类比加以阐明： 正如19世纪的现代化消解了等级僵化的农业社会，开创了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今天的现代化同样消解了工业社会的轮廓，而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之中，另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
这个类比的交界之处，恰恰指明了这一视角的特殊性。在19世纪，现代化的发生是以其对立面为背景的：一个传统的风俗世界，一个有待认识和支配的自然。今天，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现代化在消耗并失去其对立面之后，开始就工业社会的前提和运行原理进行自我伤害。一度以前现代性体验为视域的现代化，正在被现代化自我参照的问题情境所取代。19世纪的等级特权和宗教世界观经历了祛魅，同样的情形今天也在发生，无论是经典工业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代表的生活形态，以职业为代表的劳动形态，抑或是男女的角色榜样，等等。工业社会轨道上的现代化被工业社会相关预设的现代化取代了。这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任何理论方案或政治处方都不曾加以阐释的。正是这一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包括其各种变异）之间显现的对立，让我们的坐标系愈发模糊。原因在于，我们是如此彻底地习惯于在工业社会的范畴内来思考现代性。本书的论题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种现代性超越了经典工业时代的设想。
以传统为对象的现代化和以工业社会为对象的现代化，或者换一种表述，简单现代化和自反性现代化之间的区分会频繁成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在穿越当代形形色色的生活领域的旅程中，我们都会提到这一点。但我们尚不清楚，工业社会思维的哪几颗“星辰”会在今天刚刚开启的第二阶段理性化中走向毁灭。不过，我们也大有理由猜测，这一区分甚至适用于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法则”，如职能分化，或以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
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将带来两个后果。首先，这个视角声称，那些至今仍看似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工业社会在其实现之时，却踮着常规性之脚，经由副作用的后梯，而向世界历史的舞台作了告别——任何一本社会理论的插画书都不曾预估到这一方式，这些理论通常只用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来作阐释。其次，这一视角进一步指出，此刻搅乱世界的那些“反现代主义”场景，如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批判，以及新社会运动等，与现代性并不相悖，相反，它们体现了现代性具有一贯性的延伸发展，这种发展已经超出工业社会的蓝图。
现代性的普遍化内涵与其在工业社会方案中的僵化和切分形成了对照。有一个迷思阻碍了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这个迷思从未被打破，却鲜有人承认。它让19世纪的社会思想在根本上身陷困境，同时也为20世纪这后三分之一时段投下了阴影。这个迷思断言，就其特征（工作和生活模式、生产部门、立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方式、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以及民主体制）而言，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的顶点，以至于考虑超越它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迷思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其中有影响的，当属那个有关社会史终结的疯狂想法。这个想法无论体现为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令我们这个时代备受魅惑。在这样一个时代，就连运转已久的革新系统也要开始修正自己所释放的动力。因此，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现代性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形态，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已经把现代性的这种历史形态转化成先验范畴。在本质上，这种历史形态扎根于其19世纪的对立面。在那个受康德启发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可能性条件）中，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取决于历史的轮廓、冲突路线和运行原理，竟然也都被夸大成现代性的必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至今日还有人宣称，工业社会里的一切要素（家庭、职业、工厂、阶级、雇佣劳动、科学、技术）都在变化，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要素又基本上都没变。这种宣称是如此怪异，只能更加佐证我们的分析。人们一般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持续变革的社会。但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留下来的仍旧是一个工业社会，或许更工业化那么一点。这就是现代社会学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我们无比迫切地需要一些观念和理论，以便重新思考朝我们碾压过来的新生事物，同它打交道、共生存。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和那些不太高雅的传统遗产维持良好关系，而不是带着误解和离别之痛，投向亘古常新之物。旧的范畴消退，新的范畴浮现。但要追踪这些新范畴不是一件易事。对有些人来说，这有点像是“系统转换”，落入了宪法保护机构管辖的灰色地带。另一些人则蜷曲在名目繁多的核心信念之下，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量化方法、专业化等。他们盲目地抨击一切离经叛道，这是因为他们被强加了一种可能违背其意愿的忠诚观。
尽管如此，抑或因为如此，世界并未走向终结，至少没有因为19世纪世界的落幕而走向终结。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我们知道，19世纪的社会世界实际上从未稳固过，它已经毁灭过好几次了，这里指的当然是思想上的。在那个领域，19世纪的社会世界甚至在其尚未诞生之时就被埋葬了。我们熟知，像是某种尼采式观照，或者其间因体现“古典”（代表“古老”）文学现代性而不断上演的家庭婚恋剧，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很久以前就被思索过的事情正在发生。但粗略估计，这些事情毕竟延后了半个乃至一个世纪。它出现很久了，极有可能还会延续很久，但又似全然没有发生过。
然而，除了文学上的先见之明，我们还体会到，即便故事结束了，人生还要继续。因此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一部易卜生戏剧落幕之后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后布尔乔亚时代的幕后现实。鉴于文明的风险，或许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文化批判的子嗣，但这种批判业已死气沉沉；因而，即使这种批判不纯粹是劝诫性的悲观主义，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它的诊断。如果整个时代要落入一个超越此前范畴的空间，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这种“超越”的过往身份，进而使之摆脱这种身份——来自“过去”的秩序诉求。这种诉求不断突破自我，向外延伸，但早已被“现在”和“未来”所抛弃。
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意图通过探讨社会实践核心领域的发展趋势，重拾社会史的思考线索并加以延伸，使之超出工业社会（及其一切变异）的概念框架。它将从两个方面探讨有关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观念。首先，围绕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相互交错，本书会以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的例子加以探讨。其中的论点是： 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部分）。从现代化进程的自反性角度来看，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起初，这些风险尚能以“潜在副作用”的名义获取正当性。但在风险泛化之后，公众的批评、（反）科学的研究，揭下了它借以隐藏的面纱，使它在社会政治的辩论中占有了新的重要席位。风险的生产与分配“逻辑”可用财富分配“逻辑”（时至今日仍是社会理论思考的决定要素）来比照。在此处于中心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这反映在动植物和人类生命所遭受的那些不可逆转的威胁上。风险不同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它不仅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模糊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趋势引发了全球性危害。它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章和第二章）。
不过，这种“社会危害”及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潜在可能性，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侧面。当我们把工业社会蓝图中有关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置于讨论的中心时，风险社会的另一个侧面就显现出来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一方面，在阶级或阶层社会的意义上，工业社会被设想成大群体社会，从昨天、今天直到未来，始终如此。另一方面，阶级依赖于有效的社会阶级文化和传统，但在德国战后的福利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阶级恰恰经历了去传统化（第三章）。
一方面，在工业社会中，以核心家庭为模板的社会生活已成常态和标准。另一方面，核心家庭有赖于男女性别地位的“等级化”分派，这种分派会因现代化进程（将女性纳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离婚率上升等）的连续性而趋于瓦解。由此，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开始变动，就像与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传统”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事物一样，如婚姻、亲子关系、性、爱等（第四章）。
一方面，工业社会是以（雇佣）劳动社会的范畴构想的。另一方面，当前的理性化措施却将目标直接对准与此相系的秩序图式的根基—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弹性化模糊了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界限。在微电子学的帮助下，人们可越过生产部门，在科室、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新的网络。不过这样一来，早先就业体系中的法律和社会前提就“消解在现代化之中”： 大规模失业被“整合”进就业体系，其新名目是“多元化的未充分就业”，由此带来了各种附带的风险和机遇（第六章）。
一方面，科学，因而也就是方法论怀疑主义，在工业社会中实现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主义却（首先）仅限于外部，仅限于研究的对象；反之，科学工作的基础和后果仍豁免于内部激发的怀疑。对职业化目标来说，怀疑主义的这种划分是必要的；但从犯错嫌疑本身的一致性来看，它就显得很不可靠了。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其连续性当中经历了内外关系上的断裂。由于怀疑主义延伸到了科学工作的基础和风险之中，对科学的求助在日益普及的同时，也失去了神秘性（第七章）。
一方面，议会民主制的诉求和形态随工业社会建立起来；另一方面，该原则的有效性范围却遭到了切分。经济、科学和技术依旧在亚政治领域主宰了“进步”的革新过程，这些领域不受民主制的自明之理的影响。从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来看，这是颇成问题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有鉴于潜力无限而甘于冒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会夺走政治塑造社会的领导角色（第八章）。
换句话说，工业内生的传统构件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嵌入了工业社会的设计蓝图，例如体现为“阶级”、“核心家庭”和“职业劳动”的图式，或者体现为对“科学”、“进步”和“民主”的理解。只不过，这种传统的基础在现代化的自反性中开始趋于崩溃，面临瓦解。说来奇怪，由此而起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恼怒全都是现代化的成功带来的结果。如今，这种成功不再沿着工业社会的轨道和范畴行进，它开始与之对抗。即便就工业社会自身的假设和限制而言，现代化也是成功的。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更多而非更少的现代性。对照经典工业化设定中的轨道和范畴，这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
我们遭遇的是变迁基础的转变。这种想法若要成立，须以下述条件为前提，即工业社会的图景要加以修订。就其蓝图来看，工业社会是一个半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内部的反现代成分并非古旧传统之物，而是工业社会自身的构想和产物。工业社会的结构图景建立在一对矛盾之上，其中一方是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如公民权、平等、功能分化、论证方法和怀疑主义，另一方则是现代性制度的运作结构——上述原则只能在此得到选择性实现。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因自己的实现而动摇了自身的基础。连续性成了非连续性的“肇因”。就像宗教改革时代人们在教会的权威下获得“释放”进入社会一样，人们也从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不假思索中获得了解放。由此触发的震撼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另一面。工业现代性的生活和思考所依托的坐标系开始摇晃。这一坐标系以家庭和职业为轴，坚信科学和进步。与此同时，机遇和风险的新曙光正在浮现—这正是风险社会的轮廓。机遇？在这里，现代性原则会因其在工业社会中遭受的切分而提起诉讼。
在许多方面，本书反映了作者学习和发现的过程。在每一章的结束，我都要比开始的时候知道得更多。我被强烈诱惑，要从结论开始重新书写和思考。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只是因为缺少时间。要是我这么做了，一个新的、写完之前的过渡阶段又会重新出现。这再一次突显了本书论证的过程性特征，但绝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在随意化解异议。对读者来说，这也有好处。他们可以单独阅读若干章节，或以不同的顺序阅读。他们可通盘思考，自觉接受邀请去参与本书的论证，提出反对或补充。
我身边的每个人大概都已在某个时间点阅读过本书的手稿，并应我的要求而予以评论。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总是乐意看到不断冒出的更改。所有意见都被吸纳了。我研究工作的同事圈多由年轻人构成，对于这种合作关系，我在正文和这份“前言”中所表达的感激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体验极其鼓舞人心。本书的许多内容可算是对私人谈话和共同生活的剽窃。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我还是要对很多人表达谢意： 感谢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为了我们非同寻常的日常生活，为了我们共同交流的想法，为了我们之间从不缺乏的敬意；感谢玛丽·雷里希的许多观点和对谈，她还承担了繁重的材料准备工作；感谢雷娜特·许茨极具感染力的哲学好奇心和富有启发的洞见；感谢沃尔夫冈·邦斯，他和我探讨了几乎全部书稿内容，极富成效；感谢彼得·贝格尔，他为我提供了有益的反对意见；感谢克里斯托弗·劳，他同我一道思考，令错综复杂的论证转危为安；感谢赫尔曼·施通普夫和彼得·佐普的许多指点，他们为我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资料；感谢安格莉卡·沙赫特和格林德·穆勒帮助录入文稿，她们热情而可靠。
此外，我也感受到了同事们的热情勉励，他们是卡尔·马丁·博尔特、海因茨·哈特曼和利奥波德·罗森迈尔。要是这里还留有什么重复，或者错误印象，我只好把它们解释为有意留下的不完美迹象。
要是有人仿佛在字里行间看到了闪耀的湖光，这不完全是错觉。本书不少内容都是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户外山间写成的，这里时常天清气爽，来自阳光、清风和水波的大量评注，一并被收在书中。鲁道多费尔女士及其家人的殷勤照料，成就了这一理想的工作场所。为此，鲁道多费尔女士还特意叮嘱孩子们去别处玩耍，让畜群在远处享用鲜草。
“大众基金”的学术资助，为我创造了闲暇的前提，否则我可能永远不会涉足这一冒险活动。我在班贝格的同事彼得·格罗斯和拉斯洛·瓦什科维奇，还为此推迟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假期。我真挚地感谢以上所有人，虽然他们无须为我的疏忽出错或夸大其词而负责。其中特别包括了那样一些人： 他们不搅扰我的宁静，却容忍我的沉默。
乌尔里希·贝克
1986 年4月于班贝格／慕尼黑
章
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逻辑
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稀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开始向发达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转变。在历史上，这（至少）与两个条件有关。正如今日所见，这种转变的实现首先在于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客观降低并脱离于社会的程度。这不仅有赖于人力和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也要依靠法制和福利国家的保障及调节。其次，这种范畴上的变化同样源于以下事实：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动的一种历史类型就被另一种给相对化了，即被重叠了。（马克思和韦伯所泛称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而展开的：社会生产的财富在分配之时，为何既体现为社会不平等，又具有“正当性”？新的风险社会范式与这个问题交叉在一起。这种范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既与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样才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导现代化进程系统生产的风险与危害？它究竟会在什么地方以“潜在副作用”的形象诞生？如何对它加以限制，完成派发，使之既不阻碍现代化进程，也不超出（生态、医学、心理或社会意义上）“可被容忍”的界限？
因此，我们不再只关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主要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代化进程正变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和问题。（在自然、社会和人格领域）发展和运用技术的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所覆盖，也就是，从特别需要加以界定的关联性视域出发，对实际或可能的技术运用中产生的风险在政治和科学层面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纳、避开、掩饰等。在对技术—经济的发展进行或真或假的干预之后，安全承诺随风险一同增长，并在警觉而具慧眼的公众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
社会不平等的这两种“范式”分别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时段系统相连。在各个国家和社会（当今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只要惹人注目的物质需求，亦即“短缺的独裁”，还在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围绕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和分配冲突就不会甘于退居幕后。现代化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稀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的。现代化宣称，它可以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钥匙，打开社会财富隐蔽源泉的大门。现代化承诺把人从不应有的贫困和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构成了社会不平等范畴下人们行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并贯穿从阶级社会、阶层社会直至个体化社会的全程。西方福利国家发达而富有，它正在经历一场双重运动。一方面，相比于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物资供应，相比于饥肠辘辘的第三世界，为“每天的面包”而奋斗已经失去其紧迫性，它不再是笼罩一切的首要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大腹便便”的“问题”取代了饥饿问题。不过，这就相当于抽掉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的正当化基础，即同显而易见的短缺作斗争。为了这场斗争，人们早已准备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见的副作用了。
与此并行的过程是一类知识的传播，即财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污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人们长期以来致力于克服贫困，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让这一阴暗面变得日益显眼。现代化进程释放了越来越多的破坏力，就连人类的想象力也要为之惊愕不已。上述这两个方面构成源头，助长了对现代化的批判，确立了喧哗吵闹的公共辩论。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各自的社会局势与冲突，迟早会在社会史的某个阶段结合在一起。我们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见证了这一转变的开始，而这正是我的论题。也就是说，两类主题和冲突在这里重叠了。我们还没有生活在风险社会，但我们也不再仅仅处于稀缺社会的分配冲突中。一旦这种转变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就会到来，它会引导我们脱离原先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范畴与轨道。
风险概念能否承载这里所要求的社会史意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难道不是人类活动的原生现象吗？风险已经是工业时代的特征，为何这里又把它们区分开来？可以肯定，风险不是现代的发明。诸如哥伦布这样的人物，扬帆出航，探索新国家、新大陆，无疑是相信“风险”的。但这都是个人风险，而不是全体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险，如核裂变或核废料储藏所引发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风险”的言外之意是勇气和冒险，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毁灭。
几个世纪以来，森林濒临消失。起初是变为农田，之后是滥砍滥伐。但今天森林的死亡是全球性的，同时也是工业化隐含的结果。这两者有着极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后果。那些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如挪威和瑞典）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重污染工业，却同样深受其害。它们不得不以濒临死亡的森林和动植物为代价，去偿还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留下的这笔污染账。
有则传闻说道，19世纪有位水手掉进了泰晤士河，但他不是溺亡而是闷死的，因为他吸入了这条伦敦排水道恶臭难闻的有毒水汽。走在中世纪局促狭隘的街道上，就是让鼻子遭罪。“粪便到处堆积成山，巷子里，栅栏边，马车上……巴黎人房子的外墙快被小便浇烂了……组织层面的社会阻塞，让整个巴黎有陷入糜烂解体的危险。”（Corbin，1984：41ff.）不管怎样，让我们惊诧的是，那时的危害刺激眼、鼻，可为感官捕获；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大多难以感知，这种风险定居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内（如食物毒素、核威胁）。
还有一个区别与此直接相关。过去，危害可被归结为卫生技术的供应不足。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业生产的过剩。所以，当今的风险和危害在本质上有别于其在中世纪的表面相似物。这是由于今天的威胁具有全局性（人、动物、植物），其起因是现代特有的。这是现代化的风险。这是工业化先进设备的批量产品，并将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
风险概念与自反性现代化概念密切相关。风险可被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危险和不安。风险有别于传统的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风险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
这个意义上的风险，当然和工业化的发展一样年代久远。所谓的“贫困风险”，即大部分人口的贫困化压得19世纪喘不过气来。“技能风险”和“健康风险”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化进程的主题，也是与此相关的社会冲突、社会保障（和社会研究）的主题。人们着实花费了不少工夫，致力于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标准，以便从政治上减少或限制此类风险。然而，近年来令公众担忧的生态风险和高科技风险已经具备新的特征。这是本书接下来关注的焦点。风险在制造痛苦的同时，也脱离了与其起源地—工业企业—的联系。就风险的性质来看，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计算风险的常规基础，如事故和保险、医疗预防等概念，并不适用于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面。例如，核电站不会被单独投保，或者说，它是不可投保的。核“事故”也不再是狭义的“意外”。其影响将波及数代人，甚至包括那些事故发生时尚未出生者，或远在千里之外的人。
这意味着，科学和法制迄今建立的风险计算失效了。用常规的风险概念应对现代生产力和破坏力所引发的后果，不啻是把后者加以正当化，这是一种错误却不失其效的手段。风险学家习惯于这么做，就好像在19世纪的局部事故与20世纪末缓慢加剧的潜在灾难间，不存在这一个世纪的间隔。的确，如果人们区分了可计算的和不可计算的威胁，那么在风险计算的表象之下，源自工业化和决策的新的不可计算与威胁，依旧会随着高风险产业的全球化而广泛传播，无论其目标是战争还是福利。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经无法把握现代晚期的这一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正是来自理性化的成功。技术选择的能力日益提高，而其后果却愈发不可计算。对比这些全局性后果，初级工业化的职业风险确实应当归属另一个时代了。依靠核能和化学能，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但生产力的危险也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与范畴：时间和空间、工作和闲暇、企业和国族，乃至军事集团的划分和大洲的分界。换言之，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
我们讨论的核心是这种文明自陷危机的可能性，特别是其社会结构和政治动力。整个论证可以划分成五个论题：
（1）风险在本质上不同于财富—这里特指那些出现在生产力发展高级阶段的风险。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现象，此外还包括空气、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此对动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风险引发的损害是系统性的，通常不可逆转，大多也不可见。风险有赖于因果解释，因而初只存在于相关（科学或反科学）知识。借助知识，风险变换样貌，或放大，或缩小，或渲染，或淡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风险公开接受社会的界定和建构。风险界定的地位和途径由此在社会政治中居于关键位置。
（2）随着风险的增多，同时也由于风险的分配，社会的风险处境形成了。风险处境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同阶级或阶层处境的不平等没有什么不同；但其中起实际作用的是截然有别的分配逻辑：现代化风险迟早会冲击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现代化风险具有“回旋镖效应”，打破了阶级图式。生态灾难或核泄漏向来无视国界。就算是富商大贾或有权有势者，也难逃其影响。风险不仅损害健康，也威胁正当性、财产和利润。在现代化风险获得社会承认之后，对生态的贬抑和剥夺也紧随其后。这跟利润和财富的旨趣构成了系统而多样的矛盾，这种旨趣乃是工业化进程的推手。与此同时，风险也会制造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国之间的不平等，其次是各个工业国内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管辖权结构。鉴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跨国性，巴伐利亚森林中某片草叶的生命，终有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维持。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
（3）尽管如此，风险的传播和市场化并没有完全摒弃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相反，它把后者提升至新的阶段。围绕风险的界定，总是同时存在着赢家和输家。两者的相对位置变动不居，因为事项不同，权力有异。在赢家看来，现代化风险是一桩大生意，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的无限需求。肚子可以填饱，需求可以满足；而文明的风险却是个无底洞，永不餍足，无穷无尽，又可自我再生。卢曼说得对，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性质，不再依赖于那个满足人的需求的环境。但这也意味着，工业社会在对自己引发的风险加以经济利用的同时，也制造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
（4）人们可以占有财富，却只能忍受风险。风险仿佛就是文明指派的。以稍显尖锐而刻板的方式来说，在阶级或阶层处境中，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意识决定存在。知识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相应地，我们必须用一种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和阐述风险社会的政治可能性，这种社会学理论将围绕风险知识的起源与传播而展开。
（5）得到社会承认的风险具备其特有的政治爆炸力：之前属于非政治的事物获得了政治属性—在工业化本身的进程中清除“原因”。这在有关森林破坏的讨论中表现得很清楚。突然间，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开始插手私有领域的企业管理，如生产计划和技术设备。我们可以借助例子表明，风险界定的公共之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哪些问题而展开的。这里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体的健康问题，也涉及下列副作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如市场崩溃，资本贬值，企业决策的科层式控制，新市场的开辟，巨额开销，法律诉讼，威信尽失。在风险社会中，受到诸如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大小事件的推动，灾难的政治潜能正在缓缓浮现。相关的防御和管控过程也就意味着权力与权限的重组。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况恐怕也要成为常态了。
污染物的科学分配与社会的风险处境
一直以来，自然科学的范畴和公式包揽或支配了相关的讨论，从空气、水、食品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到自然和环境的破坏等一般性议题。但在科学的“贫困化公式”中，那些固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相应地，从化学、生物和技术的角度展开的环境讨论同样存在着危险，它会无意间把人仅仅视作有机体。长久以来，这类讨论有理有据地批评工业化时期所盛行的进步乐观主义，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重蹈覆辙的危险。因为围绕自然的讨论退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其中既没有人，也不追问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里特别需要提到近几十年的讨论，就算论辩不断批判技术和工业，但处在核心的依旧是技术统治和自然主义。这些人绞尽脑汁，调用空气、水和食品的污染物含量，以及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原料短缺等指数，并予以发布。他们富有激情，时刻专注，就像这世上从来不曾有人（比如韦伯）指出（显然白费口舌）：如果排除了社会的权力和分配结构、科层制、流行的规范和理性，上述科学讨论不是空洞的，就是无意义的，更有可能同时包含这两者。在此悄悄潜入的是这样一种理解，现代性在迫害者和牺牲者的意义上，被简化为技术和自然之参考系。正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思考方式（包括政治性环境运动）掩盖了现代化风险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内涵及后果。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德国环境顾问理事会（RatderSachverst?ndigenfürUmweltfragen，1985：33）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经常能在母乳中发现β—六氯环己烷、六氯苯和DDT，其浓度令人担忧。”这些有毒物存留在杀虫剂和除草剂中，但它们早已被禁止流通。因此，目前这些物质的来源是不明确的（33）。报告的另一处写道：“人们对铅的接触平均而言并不具有危险。”（35）这个陈述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或许是在类比这个分配例子吧—两个人有两个苹果，其中一人把两个都吃了，这样一来，平均而言，他们一人一个。转换到全球尺度上的食物分配问题，这个表述会变成这样：“平均而言”，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吃饱。这显然是一种犬儒主义。在地球上某些地方，人们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在另一些地方，应对营养过剩问题倒成了一项主要的消费支出。当然，这类针对污染物和有毒物的表述也可能并不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因为或许平均接触量也正是所有人群的实际接触量。可我们知道这一点吗？为了维护上述说法，让我们了解人体被迫吸入或摄取了其他什么有毒物，难道不是一项先决条件吗？他们在探究“平均量”时的那种理所当然，实在令我们吃惊。追问平均量的人已经忽略风险处境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而这正是他不能不知道的。因为有可能就存在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生活条件，其中，铅这类物质的含量“平均而言不足为虑”，同时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报告的下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有在工业排放的毗邻区，有时才会在儿童身上发现危险的铅含量。”所有这类环境和污染物报告的特征，不仅是缺少对社会差别的考虑，也无视这种差别是如何实现的。实际上，其依据是围绕排放源的地区视角和年龄划分—两项标准都源于生物学（或一般而言的自然科学）思维。这不能怪罪于专家小组。这只是反映了在环境问题方面科学和社会思维的一般状况。环境问题一般被看作自然和技术问题，或者经济和医学问题。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并对人们的健康和共同生活造成了各种影响。但令人震惊的是，这里面的一大特征竟是社会性思维的缺失。这种缺失还伴随着荒诞：所有人，甚至是社会学家自己，都对这种缺席无动于衷。
研究人员对污染物、有毒物，以及水、空气、土壤、食品等污染的分布进行调研。相关的结果以分地区的彩色“环境地图”的形式呈现在警觉的公众面前。只要环境状况还在以这种方式来描绘，那么科学的描述和思考方式无疑是合适的。然而，一旦涉及对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的基本思路就会短路。要么，我们宽泛地假定（有待证实）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已查明的地区污染中心的影响，不分收入、教育、职业，不分与此相联系的吃、住、闲暇的机会和习惯；要么，我们终彻底排除人及其所受的痛苦，只讨论污染物及其地区分布和影响。
自然科学视角的污染讨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其中一方的结论错误地认为，社会痛苦均拥有生物基础；另一方对自然和环境的观察，既排除了人的痛苦的选择性，也没有考虑相关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污染物对不同的人会有相当不同的含义，其差异可能源自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信息、教育等。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仅仅着手研究个体身上的污染物，永远不可能确定人群中的污染物浓度。对单个产品来说“不足为虑”的因素，一旦积聚在由全面市场化高级阶段的人所构成的“用户蓄水池”中，或许就表现得极为令人忧虑了。我们在此陷入了范畴错误：只要“安全”或“危险”还与那些摄取或吸入污染物的人存在一丝关联，那么，以自然和产品为取向的污染分析就无力解答有关安全的问题（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众所周知，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可能会抵消或放大其中某种药物的疗效。今天的人们当然还不需要单纯依靠大量药物来维持生存，但他们仍要呼吸污染的空气，喝污染的水，吃污染的蔬菜。换句话说，不足为虑的因素在显著累加。那么，按照一般数学规则，这些因素的加总会变得越来越不足为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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