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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是一本怎样的书？※ 玄奘的西域与唐代的西域 ※ 从卵生石猴到“美猴王” 好名的石猴，未名的命运 哲学与幼童 不老与长生 “小妖”与“大人” 求名与求官 给无价的灵猴定价 没有薪水的孙大圣 明升暗罚的“招安” 事人与人事 《西游记》中的“金钱” 被删节的“唐王游地府” 幽灵之家 一匹马能驮得回那么多经卷吗？ ※ 心猿与心魔 无能的唐僧 猎人与樵子 孙悟空学本领 取经人的怕和爱 ※ 唐僧的潜能 许败不许胜 ※ 争名与争功 孙悟空的友谊 ※ 西游女子图鉴 ※ 他本是一世无双 ※ 下编 虚无与情难 饿眼与贪看 眼泪与圣徒 无情僧与粉骷髅 情关、情种与情路 行者的“情关” 《西游补》的时空 行者与容器 鱼肚情结 虚无与情难 “情”的造型与延展 失灵的行者 梦僧董说 镜喻与补天 物色与名色 “情梦”与“盗梦” ※ 附录 《西游记》中的“水难” ※ 关索、格斯尔与孙悟空 ※ 《后西游记》在日本 ※ 重探《西游记》的域外传播 ※ 读《续西游补》杂记 ※ 《西游补》域外研究述评补正 ※ 跋 别有世间曾未见，一行一步一花新 / 张怡微 ※ 內容試閱： 序一 溢出的意义 汪行福 张怡微让我一个《西游记》学的门外汉给她的新书《情关西游》作序，实在勉为其难。本来，读《西游记》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具体情节已经模糊，如果领受了任务再去读，难免过于功利。好在她的这本书并非一本故事书，而是对《西游记》和《西游补》的意义的德里达式的“增补”。哲学就是对意义的思考，我还能说上几句，故而应承下来，有了这篇不伦不类的序言。 《西游记》是家喻户晓的古代小说。长期以来，该书的诞生和作者一直成谜，虽经胡适和鲁迅等人考证，认定该书为明人吴承恩所著，但此说也未成定论。关于此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是众说纷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组》十五）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意即无论心神，还是欲念，都需“驯伏”，在此意义上，《西游记》不过是一篇劝喻贤文。 胡适的评论更为消极。他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此处“玩世主义”是否就是西文的“犬儒主义”（Cynicism）？如是，则大有考究。犬儒主义本是希腊哲学的一个学派，创始人是西方先哲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而著名的代表人物则是大名鼎鼎的第欧根尼（Diogenes）。此君行为放荡，不拘礼节，善讥讽，爱骂人。在第欧根尼看来，不论权势、荣誉还是金钱什么都是浮云，而且日常人伦礼节也是虚饰。犬儒主义意味着愤世嫉俗。犬儒在西方传统中受到许多人的推崇，福柯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与第欧根尼相比，其他的希腊先哲都只不过是哲学家，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哲学英雄，因为他能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着“说真话”的要求。但是，犬儒主义还有另一形象。在罗马时期，一些自命为犬儒的人东施效颦，表面上放浪形骸，落拓不羁，私下里却声色犬马，出入豪门，沦为玩世不恭的俗儒、贱儒，玷污了犬儒形象。我们不知胡适所用“玩世主义”何意，但无论如何，仅着眼于嬉笑怒骂和滑稽有趣，已使《西游记》迷们感到失望。 清人张书绅对《西游记》微言大义的评论为平实隽永：“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如果人生在世各有正业，而人生正业又各有其道，如是则《西游记》就与我们有关了。张怡微把这段话作为题记，正是想把《西游记》作为一面“镜子”，让人透过这面镜子反观自己。《情关西游》是一种非典型的写作，体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才能。文中既有对《西游记》故事疑点的释疑解惑，也有对人情世道的借题发挥，中间又穿插名家评论，看似闲庭信步，实则苦心孤诣。借用张怡微的微信公众号，这本书写的正是“自怡微言”。 作者的书名《情关西游》就埋有伏笔。孙悟空由石猴风化而来，本无情扰。作者指出：“孙悟空‘无性’，自然就没有生殖、没有情关。”到明人董说的《西游补》才补入孙悟空的情难，“情关”对孙悟空才有了实指的含义，似乎书名未能涵盖《西游记》，重心完全放在《西游补》上。然而，“情”有多解。撇开《西游补》中的情难，“情关”之说也是贯穿全书的。虽然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无性”、无情，但是，作者已道出自己一直“情系”《西游》。钟情是好的钥匙，正是“情关”西游，才有了这些“自怡微言”。另外，孙悟空虽然没有儿女私情，但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矢志不移，体现的不正是佛教普度众生的“圣情”吗？ 书中有许多“微”言大意。在“从卵生石猴到‘美猴王’”中，作者提到，孙悟空原为一石猴，乃自然造化，但自然在创造生命的同时，却不负责创造“觉悟”，也不自然和必然地催生出“启迪”。石猴是在“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之后，才有了心、有了魔，也有了命运。这段话说得极有哲理。觉悟或“心”不过是善恶之官能，有了它，人才为人，但正因为有了它，也就有了心魔和记挂，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不也是走出伊甸园才开始有了觉悟的必要和救赎的愿望的吗？ 在“好名的石猴，未名的命运”一节中，作者借孙悟空的名字谈到“命名”问题。孙悟空在书中有许多名字：“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孙行者”等，其中对他意义的是后两个名号。命名是成人礼，正是通过命名，个体的生命才进入人伦世界。虽然“美猴王”、“齐天大圣”这些名头很风光，但只有在他有了“孙悟空”、“孙行者”之名后才对自己的生命有了觉解。其实，“命名”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就争论“名”的意义。在实在论看来，名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可循名求实；而唯名论认为，命名是完全偶然的，它只是声音和符号，没有内在的意义。其实，这两种观点皆有囿限。名字固然是声音和符号，但被命名者一旦有了对自己的“名”的依恋、觉悟和忠诚，名字就有了贴己的生存论意义。孙悟空在西行途中几番负气离开又几番回头，就是圣人行迹中展开的名与行的辩证法。 一些人把《西游记》视为孙悟空的成长小说，但张怡微更多地把它视为一部悟道之书。孙悟空花果山称王，既有权力，又有自由和享乐，何不快哉？然而，孙悟空想到自己有一天终有一死时，“忽然忧恼，堕下泪来”。死亡是每个人贴己的有限性。西方古代哲人曾说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海德格尔也有“向死而生”的说法。生死问题是孙悟空先感到烦恼的问题。他先是选择入阴曹地府，在生死簿上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以期长生不死。然而，长生不死之后，孙悟空却有了新的烦恼。就如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中的主人翁雷蒙·福斯卡食了一种神奇的药，可以长生不死。但他在活到了六百岁，阅尽人间百态之后，不死对他已经是一种折磨和天谴，以至于后他用拐杖不停地敲打着死亡之门，呼喊道：“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因为对不死的人来说，一切选择都无意义，一切可以再来，没有喜也没有悲，也就没有了“触情生情”的缘由。怡微在书中多处思考了这个问题。在“不老与长生”中，作者借“有缘吃得草还丹，长寿苦捱妖怪难”的诗句谈到，“长寿不是件高兴的事，自有苦处，也惹来险难”。在“心猿与心魔”中又指出，《西游记》由孙悟空的“小我”意图起始，他先是“畏死”，但等求到不死之方后，仍觉不放“心”。这说明，不死不足以诠释永生，永生问题比“不死”问题更深沉、更幽暗。正是经历了西行的磨练，孙悟空才逐渐悟到：“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只有到了此时，孙悟空才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超越了生死的心魔，进入到永生之境。此中所悟之道固然是佛理，但也可通达俗世。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之途中难道不也想超越“小我”，求得终极关怀意义上的“放心”吗？ 在《情关西游》中类似的思考还有很多，读者可以与作者一起去思考、去证成。理解全书的总纲在书的结尾：“如果说《西游补》写得好的是关于‘人的处境’的勾画，行者是行者的镜子，我们却照出了自己的情难。”泛而言之，《西游记》的意义不就是：行者是行者的路，我们却照出我们的人生。 序二　多元融通成为可能 竺洪波 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情关西游》初版的目录表，其中“游戏与西游”、“从卵生石猴到‘美猴王’”、“孙悟空学本领”等流畅、醒目的标题，给我的感觉：童书。及待读到全书，我像许多喜欢追星的“小伙伴”一样被彻底“惊呆”了：说“童书”并非全错，它选题清雅，结构奔放，所述故事优美，文字流畅；开本装帧也是小册子（787×1092 1/32）——童书的通常开本——的形式，封面右上、左下分别装饰着两幅儿童卡通图片，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架建议”上赫然写着：“文学·随笔”。然而它又确实是一篇篇立论新颖、论述严谨的小论文——童书与学术论文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形态在这本《情关西游》里得到了融通。 我要思考并抒发的是：这种神奇的融通如何成为可能？又是如何实现的？ 一、 体悟与思考 《西游》之情，不同于《红楼》之男女爱情，它指向信仰、追求、忏悔、救赎这些人类学本体论问题，是谓“圣情”。《情关西游》作为“自怡微言”（本书初版汪行福先生序），记录着张怡微对《西游记》的个性化（也包含一些情绪化）的心灵体悟，以及探索文学经典“微言大义”的理性思考。 张怡微少年成名，形象清丽，吸引“粉丝”无数。但对于她艰辛的奋斗历程和心灵受难——比如盛名之下如影相随的困惑、求学期间“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大家并不了解。那么请看“心猿与心魔”一节文字吧！她借孙悟空的求道故事抒发了对长生、安心（修心）等人性问题的感悟。经她勾勒的《西游记》人生格言有： 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第十三回） 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第十七回） 一念才生动百魔。（第七十八回）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第八十五回） 张怡微告诉我们：人生的障碍不在外部世界，而在自己的本心，心魔（私念和贪欲）不除，就不能心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幸福，即或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也“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那种‘长生’”（《心猿与心魔》）。她还说过，如果你欲望太盛，心神不宁，那么“长寿不是件高兴的事，自有苦处，也惹来险难”（《不老与长生》）。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对《西游记》金丹大道也即“长生”主题的颠覆性理解。 联系她在初版《后记》中的真情倾诉：因为遇到过不少人生的风浪和险难，所以文学就是“我的避风港”，《西游记》“更是我孤独生活中的乐观源泉”，正是它“在我困顿的时候，给予我安宁、有乐趣的角落”；我受《西游记》安抚与启迪的是这样一幅对子：“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复果然忧虑过”，在成长—修炼心安神定—的征程中，福老、仙童是我“纸上相逢的知音”：既然仙人都难免有苦恼作伴，又何况我们普通人类呢！可知这种深刻的感悟来自女作家真实的心灵，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同时，当心灵感悟与思考相结合的时候，这种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和自我解剖就达到了“明心见性，直至本心”的深度，或者说感悟被赋予了“溢出的意义”。 二、 从《西游记》到《西游补》 《西游记》结构完整，没有续写的可能和必要，所以现存《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续书基本乏善可陈。但是，正如老子所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它是一个灵动的“空白结构”，可以任由后人穿插和填空。严格地说，《西游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续书，而是一部“嵌入文”，镶嵌在火焰山故事之后、“唐僧金光寺扫塔”之前，如果不是因为篇幅过大，足以独立成书，其情形与“陈光蕊—江流儿”等故事的增插没有两样。 关于董说《西游补》的主旨，历代众说纷纭，或曰“凿天驱山，出入老庄”，或曰“逆数历日，孤臣心事”，尤以鲁迅所论有代表性：“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中国小说史略》）但张怡微回归本色，删繁就简，归为“情关”二字。把《西游记》与《西游补》融会贯通，并以“情关”串联主题，所谈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不失为这本《情关西游》的亮色。 请看张怡微的立意。《西游记》以取经为主题，但须遭千魔百怪即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其中即有“情关”：“四圣试禅心，绊住了八戒；西梁女国，唐僧好不容易挣脱了（爱情的）是非圈。”（《情关、情种与情路》）那么，孙悟空的情关又在何处？《西游记》中的孙行者通天彻地，“跳出五行外，不在三界中”，不知情为何物，一生不为情困，于是她机敏地把目光投向了《西游补》。 《西游补》叙写孙悟空入梦，为“鲭鱼扰乱，迷惑心猿”，先后入古人世界、未来世界，忽化美女，又做阎王，寻秦王，遇关公，勘秦桧，拜武穆，既见风流天子，又逢大考盛况，林林总总，迷迷幻幻，后由虚空尊者点化梦中醒来，“乱穷返本，情极见性”，孙悟空打杀鲭鱼精，收束“放心”，重新回到取经征途的正道上来。 张怡微认为：《西游补》的价值在于对“‘情’的造型与延展”，鲭鱼精“是作为一种情欲的象征而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劫难的实体，而是一个空间的隐喻，象征着孙悟空的在世处境”（《“情”的造型与延展》）。按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梦，即是个体欲望的宣泄和替代性满足。她引录《西游补答问》说明这一观点： 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 此正是补《西游》大关键处，情之魔人，无形无声，不识不知，或从悲惨而入，或从逸乐而入，或一念疑摇而入，或从所见闻而入。其所入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入决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 遭受并战胜鲭鱼精的诱惑，标志着孙悟空形象（性格）的转型。在过去，他盲目自大，恃力胡为，“普天神将，莫能禁制”，与《西游记》“归于禁锢一咒”的构思不同，《西游补》却将触角深入孙悟空的内心，“呈现了行者少见的自我怀疑”（《“情”的造型与延展》），穿过了“心理迷失”和“认识困境”，走向了性格的成熟，同时弥补了《西游》人物——特别是孙悟空——“情缘”的不足，从而“开辟了丰富的心灵胜景”（《行者与容器》）——也是“一个无助、焦灼、彷徨的新的精神领域”（《虚无与情难》）。 三、 民族传统与世界性现代视野 众所周知，《西游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典。《情关西游》也理所当然地涉及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精华，其中为醒目的是在肯定佛道融合的基础上揭示孔孟儒家情怀。张怡微将清人张书绅“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由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一语作为书前“题记”，显然有以儒家思想为全书统率的立意：立正业，求正道，成正果，即是以《西游记》为修心的指引，也即前人所谓“悟之者即可成圣”。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向有“《大学》别体”之誉，认为读《西游》者即可释厄、明德、达至善，张怡微在本书醒目位置安放这则“题记”，说明与其发生了真切和深刻的共鸣。 明清两代，《西游记》阐释蜂起，谈禅、证道、说儒，不一而足。张怡微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精神，采纳明人谢肇淛“求放心”说为主题的“正解”。查谢肇淛原文如下：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五杂俎》卷十五） 她认为孙悟空“道心开发”（长生意识的觉醒）之后又遇迷津，自由欲极度贲张，无法无天，大闹天宫，需要收束“放心”，自我砥砺，显然，“踏上漫漫取经路获得救赎才是正果”（《孙悟空学本领》）。 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求学经历的特殊，《情关西游》又具有开阔的世界性现代视野。民族传统与世界性现代视野的融合，构成她解读《西游记》的又一个重要维度。 《情关西游》初版有一个副标题：“从《西游记》到《西游补》”，其视阈显然与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有关。张怡微融会《西游记》与《西游补》，是以洞悉两者的互文性为基础，在《情关西游》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书客观存在的互文性——不同文本的间性关系。同时，书中确实多次出现了“互文性”这个前沿性术语。不容否认，这里面显示出作者自觉的必然性选择。 从方法论上说，张怡微采用了德里达式的“增补”，或曰“修正阅读”的方法。所谓“德里达式的增补”，是指文学批评对文本意义的不断派生和发挥，它寄生于原作但超越原作，是对原作的“修正性阅读”；而修正阅读是一种创造性阅读，但也是“危险的阅读”，因为它有可能由于过度阐释而偏出原作初的愿望，脱离德里达所谓的“记忆的逻各斯”。 ...... 跋 别有世间曾未见，一行一步一花新 二〇一二年负笈台湾之前，我一定不会想到《西游记》对于我人生的重要意义。和许多人一样，我以为《西游记》是给小孩儿看的书。博一那一年，在台湾政治大学上高桂惠老师的西游课程，还带着游戏的心。我当然不会想到，很多年后，我将会在复旦大学申请开设本科生通识课的“《西游记》导读”，因为“西游”而安身立命。这些年，我做了二十多场西游讲座，在小区图书馆、中小学、大学，甚至补教机构，因为《西游记》，我认识许多新朋友，增添了许多新的情谊。 《情关西游》并不是我的博士论文，而是在写作博士论文前，我重读《西游记》时写下的读书心得。我没想到这样一本小书，还有机会重版，还有机会增订。此次增订，增补了五万余字，其中有十余篇文章是新写的，还修改了一些错漏。差不多就是这些年的思考和感悟。如果要用简单的话来概括《西游记》给予我的启迪，其实还是来源于中国通俗小说的魅力。它一定是在讲故事的，故事一定是传递道理的。有一些是哲学道理、有一些是人生道理。我常在演讲中提及的一则“西游”道理，是“许败不许胜”。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如来佛祖都曾教导孙悟空“许败不许胜”，就是“不能赢”。这真是颇为世故的长辈意志，年轻人总有好胜心，满腔鲁勇，谁都不服，也不愿意夸奖别人。可心中一旦有了更远大的目标，更值得追逐的理想，沿路的是非恶海、口舌凶场，真的一定要辩明黑白真假、强弱胜负才能往下走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大陆“西游”文化受到影视剧影响颇深，坊间喜欢讨论的问题，有一些并不是世本《西游记》中的文学问题，而是跨媒介改编所创造的问题。譬如，为什么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期那么能打，到了取经之路上反而连个小妖怪都打不过呢？孙悟空那么厉害，为什么取经队伍的核心却是唐僧？很偶然的机会，我和宠物猫玩耍，我突然发现，我打猫都是假打，猫打我都是真打。虽然感到伤心，但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所以找出大闹天宫时玉帝的命令，发现玉帝好像并没有说要杀孙悟空，说到的几次，也很快被化解。于是，这又形成了一个颇为世故的、官僚的情境，如果天兵天将接到的任务是“降伏”孙悟空，那么他们究竟应该怎么打？会不会从中有一个新的尺寸，叫做“打不过”？孙悟空长大了之后，会不会也懂得了这个道理？“就让他觉得他赢了吧”，到底也是世间平常事。至于取经队伍的核心，如果我们理一理《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取经诗话》到宝卷杂剧、平话的基本脉络，当然可以很清晰地知道，“西游”故事是玄奘的故事，自《取经诗话》出现猴行者的形象，一直到董说《西游补》，孙悟空的形象日益喧宾夺主，成为了的主角。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删节了“唐王游地府”的《西游记》电视剧的广泛传播，让观摩者对于取经主旨一头雾水。实际上，《西游记》中提到三藏真经内容包括“谈天、说地、度鬼”，其中“度鬼”议题始终潜藏在《西游记》故事中，包括“上西天”也和死亡有关。孙悟空没法超度亡魂，也没法普度众生。不仅读者搞不清楚，取经团队中人也未必搞得清楚，猪八戒还曾问孙悟空为什么不直接把师父驮到西天去，孙悟空答“替不得这些苦恼，也取不得经来”，可见如果正果在别人身上，自己再强又如何呢？ 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就是取经人的感情问题。几乎每一部改编作品，取经人都在谈恋爱，这实在是荒唐又值得玩味。在我看来，孙悟空的感情问题就是唐僧。而唐僧充其量是有面对感情问题的机会，可他自己放弃了。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中取经人的眼泪，孙悟空有大部分都是为唐僧而流，而唐僧却几乎都是在哭自己。孙悟空对唐僧的感情，有共情的柔肠（第三十四回“他当时曾下九鼎油锅，就煠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点泪儿。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苦难，他就泪出痛肠，放眼便哭”），有无畏之勇（第七十四回“我这一去，就是东洋大海也开汤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开门！”），有痛心之处（第九十二回“为你不识真假，误了多少路程”），更有天真的心酸（第五十七回“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这些场景，都让我在成年以后重读《西游记》时感慨万千。沙僧也想着孙悟空，见到孙悟空“满腔都是春”，孙悟空却只是不欺负他。猪八戒也哭，却颇有综艺节目的兴味。但这些眼泪呢，像我们自己流过的眼泪一样，真心真意，又过眼烟云。第三十九回行者自己说：“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些眼泪儿来，谓之啕。又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有心肠，才算着嚎啕痛哭哩。”我们讨论取经人如何度过“情关”是很荒唐的事情，但荒唐归荒唐，细讲起来却总有一点动容，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就像巴尔扎克所说的，伟大的爱情一开始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说的真像我和《西游记》的关系。我原本以为，《西游记》只是我的一门选修课，没想到到如今，它已经成为了我贫瘠的生活中重要的精神支撑。对我而言，《西游记》早已不是冷冰冰的研究对象，而是温柔有情亦有生活能量的日常陪伴。我可能不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但我随着孙行者的成长而成长，随着他的跋涉而跋涉。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它至于我个人的人生，早已有了接近“伟大”和“神迹”的意义。 我从小喜欢听故事，也喜欢编故事，更不嫌弃改编故事。这是我进入“西游故事”群落打野眼的铺垫。有一则有趣的改编现象是，我们的孙悟空越来越能打了，我们的唐僧越来越能挨打，在新电影中，观音的力量日益衰弱，而观音曾经是世本《西游记》中重要的救援之力。取经人越来越相信自救，文本内外，仿佛总在提示着我们新的意义。可见改编未必都是“狗尾续貂”，有时也会成为修正的阅读。《西游记》重要的一部续书作品《西游补》，就展现了不凡的文学魅力。我很喜欢《西游补》，并非因为它是《西游记》的续衍，而是因为这个故事的角角落落、细枝末节都传递着人之为人的深刻沉思，包括对于生死、对于情、对于家国。好的续书作品会提醒我们在阅读原著时遗漏了什么。世本《西游记》八十一难，写了四十一个故事，几乎每到山边，唐僧就开始害怕，以为“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于是到了《西游补》中，孙悟空就想为唐僧寻找“驱山铎”，“驱山铎”在秦王那里，这便通过同音勾连到了历史情境中“情”的大问题。“情”字又被拆解为“小月王”，可见作者对于汉字的想象力，我们进入“情魔”的方式是不知不觉的，我们走出“情关”仿佛一场幻梦……世本《西游记》中，八十一难关联到取经人的心魔，有的心魔是唐僧的，有的心魔是猪八戒的，有的心魔是孙悟空的。火焰山之火就与孙悟空童年大闹天宫的劣迹有关，《西游补》在这一回目为孙悟空补入情难，具有深意。铁扇公主因情而动火，孙行者却因火而求情，这种“求情”的方式与我们在梦境中对于童年生活负疚的潜意识十分相像。可见心生种种魔生，“情”是孙行者自己求来的试炼。二〇二〇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赵红娟教授新校注的《西游补》，我和赵老师曾经只是纸上相逢，终于得见，因缘于《西游补》。我能看到多年前她在学界探路付出的辛苦，她的《明遗民董说研究》一书，一直是我的手边书。 我的博士论文是《西游记》阅读的延伸，研究的是续书，涉及《西游补》、《后西游记》、《续西游记》三个文本，当时没有将研究成果完全放入《情关西游》的写作中，只有一些片段，如今已经交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有关《西游记》续书没有展开的部分，可以在那本书中找到。我也将一些重要的发现，作为本书“附录”，分享给对《西游记》及其衍生文本有兴趣的朋友们。 藉此机会，感谢我的两位恩师高桂惠、许晖林，感谢帮助过我的师长和前辈们。 张怡微 二〇二一年于上海复旦大学 《西游记》是一本怎样的书？ 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因在我们误以为的“常识”中隐藏着许多陷阱。例如“四大名著”这个词，它的历史并不长。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冯梦龙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评定为“四大奇书”，文学研究领域，“明代四大奇书”的说法更为准确。清代的李渔曾在为醉田井堂刊本《三国志演义》作序时提到过“四大名著”的说法，但这个定义被广泛流传要到解放以后。当代的通行本《西游记》，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开始，因为与其他三本名著绑定售卖，这才有了“四大名著”的称呼。 此外，《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呢？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学界至今都有争议。比较保险的说法是“不一定”。我们当然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几乎所有《西游记》通行本的封面上都是这样印刷的。但深究起来，《西游记》与“吴承恩”的名字连在一起，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在1913年将《西游记》内容翻译成英文，取名为《天国求经记：伟大的汉语史诗及寓言》（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时，《西游记》的作者署名还是丘长春（CH’IU CH’ANG CH’UN）。1943年，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节译版《西游记》更名为《猴》（The Monkey），但作者“吴承恩”与“西游记”开始同时出现在译本的封面上。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简而言之，有人在《淮安府志》里发现了一条，吴承恩：《射阳集》四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实际上叫《西游记》的书有很多，有一些是游记，并不一定是我们熟悉的《西游记》故事。“承恩”两个字在《西游记》书里是多次出现过的，比如第七回“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箓承恩在玉京”、第九回“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或者第二十九回的标题“承恩八戒转山林”。古人重视名讳，把自己的名字如此频繁地放到小说回目和内容中，这是很不常见的。 古代章回小说写作方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文人独创型，一种是世代累积型。《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这一论断由鲁迅、胡适和郑振铎于“五四”时期提出，并得到后来学界认同。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他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写作《西游释考录》的竺洪波先生认为《西游记》成书轨迹大致如下： 《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西游记》百回本小说。成书的过程并不会是线性的，而是非常复杂的。很显然，所谓的“西游故事”，一开始是一个和尚取经的故事，是玄奘的故事，直到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才次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作为主要保卫者辅佐唐僧取经。在元末明初，杨景贤利用西游故事写成杂剧，共六本，二十四折。在《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从来没有说过“俺老孙”，只说“你外公”、“你老外公”，但在如今搬演的西游戏中，依然可以听到类似的自称。《西游记》流衍至当代的过程，其实也是孙悟空逐渐“喧宾夺主”的过程。 一直到1592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年，南京夫子庙附近金陵世德堂书店刻印了《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署名是“华阳洞天主人校”，《西游记》较为稳定的版本才出现。与现在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略有不同的是，唐僧的身世反而是清代的刻本添加的，对唐僧出身故事的不同处理，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回目略有不同。大约就在世德堂本刊行的时候，市面上就有两个唐僧故事的简化本。一个是由朱鼎臣所编《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另一个很短的本子通常叫做《西游记》或《西游记传》，是杨志和编纂。所以，《西游记》肯定不是一次写成的，也不是吴承恩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百回本《西游记》也不是的、标准的西游故事。西游故事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我们自以为非常了解它，其实我们可能了解的是有关“西游故事群落”中的一鳞半爪。更因为我们受到二手改编的材料影响太大了，尤其是现代图像，形成了许多不正确的“刻板印象”。想要知道西游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还是要回到原著本身。 情关、情种与情路 《西游记》中取经人都经历过“情关”的检验，四圣试禅心，绊住了八戒；西梁女国，唐僧好不容易挣脱了是非圈。孙悟空自石卵生，天生无性，降妖除魔中承担了大部分颇“无情”的角色任务。那孙悟空的“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八戒的“路障”说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出了我们中国人对于“情”的描述，大都模糊不清，需要寄托于物象来表达。或者说，正因情难以描述、难以定义，所以才需要一个容器，框定“情”的边界。《红楼梦》中就有着大量“情”的容器。 所谓“情关”，“关”为关口、要塞之地，突出其险。《西游记》中，唐僧每见山就害怕，以为“山高必有怪，峻岭却生精”，高山就是关峡，关如情。第五十五回琵琶洞一节，张书绅批：“不虑毒有山大，只怕情有海深。无如三藏无情，则亦无所施其毒也，是为无有失一转。” 而“情种”、“情根”恰如植物深入身体发肤。《长生殿》四十七出，写“单则为一点情根，种出那欢苗爱叶”。五十出终于一曲〔黄钟过曲·永团圆〕：“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情根历劫无生死，看到底终相共……”《红楼梦》回：“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脂砚斋批：“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第六十四回唐僧木仙庵对诗，诗心亦是心之旁骛，出家人不可轻为，然而唐僧不知其故，直至杏仙精都要与他成亲。张书绅批：“《西游》一书，有色相之魔、五行之魔、情欲之魔、水火之魔、风土之魔、禽兽之魔，又有人魔、鬼魔、神魔、仙魔，此木仙庵乃是一草木之魔也。” “情路”则是“路境”的延展，十万八千里取经路作为“险难”结构的“魔境”，表现为妖魔的附着处。也就是说，人选择怎样的路境，妖魔就会附着在这漫长实践之途之上。并非这条现实的道路上自带妖魔，谁去都会遇到。相反，对别人而言那就是普通的道路，可一旦成为私人之路，便自有私人的磨难会在途中静候。第二十八回，唐僧路过黑松林，“原来那林子内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处。只因他情思紊乱，却走错了”。因乱情思而走错路，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无论是“情关”、“情种”、“情路”，在《西游记》险难设计中无疑都是虚幻的心魔。邪魔作为一种心病，阻碍了启悟之路的前行。“情”、“欲”宛若山川、精怪、毒厄，是一种劫难，与其说是克服，不如说是度脱。 余国藩在《源流、版本、史诗与寓言——英译本〈西游记〉导论》一文中，曾援引铃木大拙的说法，“‘空’的消极面，是指殊相的消失，个体的不存。其积极面则是指出世事的变幻无常：‘变’的才是恒常律动，是因缘转变的生生不息”。夏志清早就指出孙悟空对于《心经》诠释的高妙，第二十四回三藏问西天“几时方可到”时，悟空说： 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第九十八回“凌云渡”，三藏心惊胆战道：“悟空，这桥不是人走的。我们别寻路径去来。”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必须从此桥上走过，方可成佛。” 然而这条路走到头，孙悟空反而发现了路的分野。 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孙认得路。”大仙道：“你认得的是云路。圣僧还未登云路，当从本路而行。”…… 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就自观宇中堂穿出后门便是。 云路本路有别，念念回首处。 重探《西游记》的域外传播 2020年春天，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婧老师给我寄了四张卡片，是动画《大闹天宫》的插页，说是在南京一家书店看到的，可能是蒙文。我给研究蒙古学的朋友看，他说这不是蒙文。字符上有很多圈圈，我又问是不是缅甸文，但是没有得到回答，这件事就搁下了。2020年末，在徐州见到了徐州工学院的青年教师赵皙博士，她现在在做一些台港文学研究，本科却学的是尼泊尔语。赵皙一眼就认出，这是僧伽罗语，真让人惊叹。 《西游记》与斯里兰卡渊源很深，以这样当代风格的图像成功地进行文化输出，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光荣。许多人都谈到过《大唐西域记》中的狮子国就是“僧伽罗”，也就是斯里兰卡古代的名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师子国、师子洲。如今，在斯里兰卡西北角，有一个突出海上的狭长岛叫马纳尔岛，正对着班本岛的东，当中有一条48公里的海峡，名叫“亚当桥”。在印度著名的史诗《罗摩衍那》中，王子罗摩的妻子被魔鬼头子掳走，王子为了救妻，请来了一只名叫“哈奴曼”的神猴，几天时间就在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海峡间架一座浮桥，这座桥就是亚当桥。“哈奴曼”大家都很熟悉，胡适认为是孙悟空的原型。1923年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胡适列举了《罗摩衍那》哈奴曼的种种神通：“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但鲁迅不同意，鲁迅认为孙悟空就是中国的猴子。）《西游记》中的朱紫国一难，与《罗摩衍那》中的救妻故事是很相似的，神猴所起到的救援力量、救援技能也很相似。足见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力量。 僧伽罗语《大闹天宫》 另一些不成气候却让我不断感到惊喜的发现，就是关于《西游记》对日本的影响。学界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少，仍有难以成文的边角料信息很少被谈论到。如大正九年（1920），中岛茂一曾经翻译过《西游记》，署名中岛孤岛。中岛孤岛1878年生，是日本的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1899年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毕业。这个译本中的观音图像，长得很像圣母玛利亚。据说，“圣母玛利亚”在日语里翻译为“マリア観音”，就是“玛利亚观音”。江户幕府时代有禁信仰令，只能信佛教。于是天主教信徒就用观音来代替圣母玛利亚供拜，日久而融（转引微博“文物医院”）。幕府禁教非常严酷，远藤周作有一部小说《沉默》说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事，后来还被翻拍成电影，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曾在上海电影节上映。在2019年华东师大中文系主办的西游记高峰论坛上，我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晓芳博士，她曾研究《西游记》英译史，关注到了晚清天主教汉文护教文献中出现的“西游记”元素，例如有些佛教神像图像中会出现“鸽子”等天主教的符码。在中国台湾地区，“玛利亚观音”的图像也很多。 在中国台北求学时，我发现当地中国文学所的《西游记》研究是非常传统的。而日据时期，亦有《西游记》传播改编的史料。如1942年，西川满曾以“刘氏密”为笔名在《国语新闻》上连载《西游记》。西川满有两次翻译《西游记》的经历，与其说翻译，不如说是改写。1942年，他翻译的《西游记》5卷，曾引发热卖。战后通货膨胀，中山省三郎介绍八云书店给当时经济拮据的西川满，再次出版《西游记》，此次是3卷本，由宫田弥太郎绘制封面。20世纪50年代，这套3卷本《西游记》又在日本新小说社再版。我曾收一本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峯梨花所画的《西游记》，她和手工书之魔西川满多有合作。1987年，西川满的《女怪西游记》，也是由峯梨花画封面，发行量非常少。秋天的时候，百城堂书店林汉章先生替我找到了一本。 西川满译《西游记·火云卷》 峯梨花绘、君岛久子译《西游记》 奇特的发现，要属一张杂志插页。1916年，日本发行《飞行少年》杂志，鼓舞热血少年展开飞行扩张的决心。自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来，美、英、法、德等工业强国都开始了自己的飞机制造探索之路。作为后进国家的日本先后派遣军人前往欧美诸国学习航空技术，并积极购买航空器材回国研究。据wiki上关于日本航空历史的大事年表记载，“1910年12月14日，日本陆军的日野熊藏大尉驾驶着德国制的格拉德单翼机完成了在日本上空的首次飞行”。这是日本的航空之梦开始之原点。和田博文有一本《飞行之梦1873—1945》，书中提到过一个人，叫尾崎行辉，1888年生，是一个飞行器工程师。他曾在《毕业飞行感想》一文中，提到自己的偶像，是踩着筋斗云的孙悟空。在那个年代，飞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据说1914年以前，英国飞行员上天后的平均寿命是7天。林徽因的《哭三弟恒》、白先勇的《一把青》都曾描写到中国飞行历史的严酷。1920年，这本《飞行少年》杂志第6卷发行，配套印刷了一张《孙悟空西游记双六》的大图，图上有多处战场画面，与中国猴模仿两宋僧侣行者的锦布直裰穿着不同，图中猴子更像是武士战阵铠甲的装束，也没有什么虎皮裙。猴子是我们的猴子，但衣服不是我们的衣服。孙悟空的形象居然被运用于侵略战争，甚至成为战斗偶像，这多少有些讽刺。但从《西游记》传播角度来说，还是让人惊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1945年，张光宇画成彩色漫话《西游记漫记》，借用西游人物讽刺动荡时局，其中有日军“无条件投降”图像。对照来看，“战争”与西游故事改编亦有复杂的、发人深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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