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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国民经济动员学

書城自編碼: 3733564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經濟經濟學理論
作者: 郭瑞鹏 编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19504380
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1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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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书按照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具体工作的逻辑线条展开,系统回答了国民经济动员“为什么动”“动什么”“何时动”“如何动”等一系列基础性、根本性问题,既有对国民经济动员内在运行规律的揭示,又有对国民经济动员具体实际工作的介绍,理论分析深入浅出,内容表达形式活泼,在突出专业性的同时,力求做到通俗易懂。以期适应当今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动员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要求,为我国国民经济动员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新理念。
關於作者:
郭瑞鹏,山西襄汾人,2006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青年国防经济学家,长期从事国防经济、国民经济动员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物资动员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研究》等著作。
目錄
章国民经济动员概述
一、国民经济动员的内涵()
二、国民经济动员的特点()
三、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
四、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国民经济动员的形成和发展
一、冷兵器时代的经济动员()
二、热兵器时代的经济动员()
三、机械化时代的经济动员()
四、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动员()
第三章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分类和过程
一、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
二、国民经济动员的分类()
三、国民经济动员的过程()
第四章国民经济动员的需求和供给
一、国民经济动员需求()
二、国民经济动员供给()
三、国民经济动员供需平衡()
第五章人力动员
一、人力动员的内涵、特点和地位()
二、人力资本的供给与需求()
三、人力动员的制度设计()
第六章财力动员
一、财力动员内涵()
二、财力动员手段()
三、财力可动员量()
第七章物资动员
一、物资动员内涵()
二、物资动员需求()
三、物资动员需求分级()
四、动员物资筹集()
五、物资动员调配()
六、物资动员储备()
第八章信息动员
一、信息动员的内涵与特点()
二、信息动员准备()
三、信息动员实施()
四、健全完善信息动员组织体制与运行机制()
第九章交通运输动员
一、交通运输动员的内涵和特点()
二、交通运输动员的分类和功能()
三、交通运输动员的基本内容()
第十章医疗卫生动员
一、医疗卫生动员的内涵和作用()
二、医疗卫生动员组织与实施()
三、医疗卫生动员信息化建设()
第十一章装备动员
一、装备动员的内涵与特点()
二、装备动员的需求与供给()
三、装备动员成本效益分析()
第十二章国民经济动员组织体制
一、国民经济动员组织体制职能()
二、国民经济动员组织体制设置()
三、健全完善国民经济动员组织体制()
第十三章国民经济动员法规
一、国民经济动员法规的内涵和功能()
二、国民经济动员法规的价值和基本原则()
三、国民经济动员法规体系的构建()
第十四章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和预案
一、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调查()
二、国民经济动员预案编制()第十五章国民经济动员演练
一、国民经济动员演练内容和作用()
二、国民经济动员演练的准备()
三、国民经济动员演练的实施()
四、国民经济动员演练要求()
內容試閱
章国民经济动员概述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可举矣。”国民经济动员是为保障战争而生的,随着战争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变化,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作用、内容范围和组织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打仗就是打经济。国民经济动员在应对战争、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一、国民经济动员的内涵(一)国民经济动员内涵的理论脉络国民经济动员,通常简称为经济动员,是一个蕴涵着丰富而生动内容的概念。国民经济动员活动是伴随着革命和战争而产生的,经济动员起源于战争活动,传统的经济动员理论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也称为战争导向型动员理论。经济动员作为一种明确的国家行为,产生于18世纪末,出现于1793年法国颁布的《全民总动员法》中。经济动员理论形成于次世界大战,完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熟发展于冷战时期。目前,人们对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解和认识并不统一。1921年,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在他所著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把平时经济和战时经济区分为“常态”和“非常态”,指出平时经济通过动员转化为战时经济,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筹措战费的途径和扩大劳动潜力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著名国防经济学家董问樵,根据他对德国经济动员实践的相关研究认为:“所谓经济动员,就是把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所有经济力量,当军事的或经济的战争危机之际,适应国防的需求,组织而活用之……经济动员是全体性的,就如全民战争辐射其影响于民族之整个生活的各方面一样。因此经济动员在平时,就应当准备好各种必需之手段,以便在战争危机之际,方不至于仓皇失措,而使民族中之每个分子,都明了其在经济中之地位,及其任何时候所应完成之任务。”董问樵:《国防经济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63页。20世纪60年代,美国前国防部长、国防经济学家施莱辛格提出:“经济动员即为把过去其他以民用目标为本的经济能力,转变用来提高军事及其他战略性生产水准的一种程序”。[美]施莱辛格:《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军事译粹社1965年版,第64页。美国动员理论专家哈诺德·J克莱姆在《经济动员准备》一书中,对经济动员所下的定义是:“指国家的经济和生产设施大规模地转入为满足战时国防需要而运行的轨道。它包括暂时中断执行平时的条例法令,扩大总统控制生产和稳定经济的权限。”[美]哈诺德·J克莱姆著,库桂生、张炳顺译:《经济动员准备》,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对国民经济动员的定义是:“国家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相应的国家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充分调动国家的经济能力,提高生产水平,保障战争的需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对国民经济动员的定义是:“国家将经济部门、经济活动和相应的体制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国防经济大辞典》定义为:“经济动员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国民经济应变能力的活动”。陈德第、李轴、库桂生主编:《国防经济大辞典》,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5页。陈德第、库桂生主编的《国民经济动员》一书认为:“国民经济动员,是国家为了保障战争的需要、赢得战争的后胜利,有计划、有组织地使国民经济由平时状态向战时状态转换的一系列活动。”陈德第、库桂生主编:《国民经济动员》,长征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朱庆林、肖廷杰主编的《国民经济动员概论》一书认为:“国民经济动员的内涵规定性,是指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战争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国民经济应变力,将国民经济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国民经济动员的外延规定性,是指动员经济资源和要素保障战争和突发事件需要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朱庆林、肖廷杰主编:《国民经济动员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樊恭嵩、马小根主编的《新编国防经济学教程》认为:“国民经济动员是国家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国民经济从平时的正常状态转入非正常状态的一系列活动。”樊恭嵩、马小根主编:《新编国防经济学教程》,白山出版社1997年版。任民主编的《国防动员论》认为:“国家经济力量动员是为了确保军队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履行新的历史使命,满足国家应对战争、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等多方面的需要,进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综合国力中包括国民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在内的经济力量的全部或者部分,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急时)状态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任民主编:《国防动员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武希志、张羽撰写的《战争动员理论研究综述》认为经济动员的定义,大体分为三种:一是经济动员是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以军事生产为中心,生产更多的物质资料,以保障战争需要的活动;二是国家将经济部门及其相应的体制有组织、有计划地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所采取的措施;三是国家为了保障战争需求和稳定战时社会秩序,促使企业、经济部门甚至整个国民经济转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调整资源配置,增加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生产的活动。武希志、张羽:《战争动员理论研究综述》,《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 1期。以上种种论述,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国民经济动员的含义。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对经济动员解释表述各不相同,对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国民经济动员概念的实质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看,这些定义概括了经济动员的主要特点、经济动员的对象、经济动员的重点、经济动员的主要目的;明确了国民经济动员的主体是国家;国民经济动员的对象,是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部门中的各企业、单位,各种经济活动、产品和劳务等;阐述了国民经济动员的活动过程是国民经济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但并非所有的经济动员都要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例如局部战争中的局部性经济动员;指出了国民经济动员的终目的是赢得战争的后胜利,直接目的是调整资源配置、增加军需生产,保障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需要;经济动员的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增加武器装备及其他军用物资的生产,以满足战争对物资的需求;指出国民经济动员是一种活动,强调活动方式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二)国民经济动员的概念界定在现代科学研究领域,对事物进行定义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定义一般有以下基本要求:一要有明确的定义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一种事物,也可以是一种概念。二要能够揭示定义对象的本质特征和本质属性。三要说明定义对象的属别。四要能够较为全面地涵盖定义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五要能够包容定义对象的发展变化和一切联系。六是定义的表述用语必须确切而简要。根据上述要求,我们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几个相关问题,便于更准确地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的定义。1国民经济动员主体传统的理论认为,国民经济动员主体是国家,参与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部门中的各企业、单位,是国民经济动员的客体即被动员的对象。经过长期深入研究,我们认为,国家是经济动员宏观施行主体,部门、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等,应属于经济动员的执行主体。经济动员事关战争与和平、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并关系到国家机关的权力的重新配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调整。因此,动员的决定权只能集中在国家权力机关,不能分散或下放到其他国家机关,更不能下放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调动其积极性,应该坚持等价交换原则,采用合同制的办法。它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军品的订货,根据国家、军队、地方的规划、计划,调整生产能力,实现军队的不同需求。经济动员是国家的职能,必须体现国家的意志,由国家决策和统一领导,但是经济动员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必须由各个部门分工负责,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的主动性完成其任务。2国民经济动员与国民经济管理的关系国民经济管理是指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预期目的,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规划、组织、调控、监督等行动总和。刘瑞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国民经济动员与国民经济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民经济管理和国民经济动员的目的是不同的。国民经济管理的目的是保持国民经济各个层面、环节和要素的协调,或者说保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国民经济动员目的是保障战争的胜利,是一切能够用于实现动员目的的活动和措施。国民经济管理主要侧重于经济手段的使用,一般情况下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发挥作用,与国民经济动员相比,其时效性、强制性较弱,时滞更长。国民经济动员的手段则更侧重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更具有强制性,更强调时效性。同时,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是国民经济动员的制度基础,和平时期国民经济管理制约着战时国民经济动员的实施。3国民经济动员与国防动员(战争动员)的关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认为,战争动员(国防动员)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所采取的措施。简称动员,有的称国防动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2页。从学术范畴的角度,国防动员包括武装力量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人民防空动员(民防动员)等。国民经济动员虽然也是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战争服务,但它只是国防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4国民经济动员方式过去比较强调有计划、有组织的行政命令式的动员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从以计划配置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履行管理职能从指令性计划和直接介入微观管理,逐步转变为以指导性计划和宏观调控为主,这对传统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动员方式提出了挑战。因此,经济动员要尽可能多地采用经济手段。但是,经济动员会使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活动内容发生“转化”,这一转化,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不是表面性的而是功能性的;转化不是自发的、无组织的,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国家统一安排下的经济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体制框架下把经济手段与非经济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实现动员目标。5应对战争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关系传统的经济动员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为应对战争,而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内涵的不断扩展,经济动员活动将参与各类紧急事件的处理。这类事件包括较大规模的抢险救灾、非战争军事行动等。在各类紧急事件中,国家将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军队遂行非战争目的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和保障,此类经济活动已经成为经济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可以将国民经济动员界定为:国家为应对战争或公共突发事件需要,重新调整和配置经济资源,调整转换经济运行状态的各种活动。(三)国民经济动员内涵和外延的拓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技术开始在国民经济动员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信息化战争对国民经济动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国民经济动员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化。1国民经济动员转型问题国民经济动员是为战争准备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战争形态和国防建设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经济动员必须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否则,国民经济动员就失去了根本依据和运行目标。国民经济动员转型首先是要将着眼点,从工业化、机械化转向信息化、智能化。我们的社会正在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智能化时代过渡,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从有形的物质资源转变为无形的信息和知识资源。这种转变,为信息化战争打下了基础。信息化战争作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催生出“网络中心战”“非接触作战”“非线式战争”“智能化战争”等新的作战样式。信息化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性能发生了质的变化,旧的知识和技术已经无法驾驭它们;部队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方式和系统已经无法满足信息化指挥和管理的需要。争夺信息主导权成为夺取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随着战争形态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过渡转型,国民经济动员的理念和模式也将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树立信息化为导向,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理念;必须树立系统集成、整体作战、与时俱进、跨越发展的观念。只有树立起这些新观念,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奋发有为地推进国民经济动员转型。国民经济动员转型还要体现中国特色。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转型,必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任何改革创新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背景中进行的,无不打上国家和民族的烙印。瑞士、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动员体制,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转型,既要体现经济动员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中国自身的特点。中国的国民经济动员系统建设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在国民经济动员建设的战略目标上,具有防御性的特点。中国进行经济动员准备,目的在于提高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提供支撑,而不是搞盲目的军备竞赛。二是在国民经济动员准备的项目布局上,具有选择性的特点。即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有重点地进行一些项目准备,防止遍地开花,浪费资源。三是在国民经济动员建设的发展模式上,具有跨越式的特点。我们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避免别人犯过的错误,在较高的起点上,加大信息化建设的力度,实现跨越式发展。四是在国民经济动员建设的发展道路上,具有自主性特点。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自主发展,防止受制于人。2“应战”和“应急”问题国民经济动员尽管为“应战”而生,但是在平时,大量的公共突发事件影响着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原主任陈德第同志在《国民经济动员》一书中说:“在发生大地震、大灾荒等社会性事件之后,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也进行一些动员。这算不算国民经济动员?我们认为从原则上讲,这也应该算。”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原主任周建平同志认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总结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时期国民经济动员的一般规律、运行机制等,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满足‘应急’和‘应战’双重需求的理论体系。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急’与‘应战’相结合的经济动员模式”。周建平:《中国国防经济》,2006年第1期,第15页。可见,国民经济动员已由过去单单为“应战”准备服务,转向了战时“应战”、急时“应急”和平时“服务”。这一重大变化,大大推动了经济动员内涵与外延的拓展。从国民经济动员的目的来看,国民经济动员既包括战时经济动员,也包括抗震救灾经济动员、抗洪抢险经济动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经济动员、核事故应急经济动员等有关处置突发事件的经济动员等。国民经济动员是国防动员和国家应急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个国防动员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居于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从国民经济动员所具有的功能来看,它不但能够满足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而且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成为国家紧急状况和危机处理机制的一部分。非战争重大突发事件分为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意外事故、人为灾难等,其处置过程与“应战”有许多共同之处。国家面临非战争紧急事件时的危机处理包含着经济手段的运用,危机处理的过程往往就是经济动员的过程;经济动员为国家成功地处置与化解各种危机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机制手段。因此,对于国民经济动员的功能界定,不但要考虑其对于战争或国防本身的作用,而且要考虑它在处置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核事故应急处理等重大灾难、紧急事故或突发事件上的功能。从国民经济动员的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国民经济动员的内涵和作用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扩展的演变过程。1998年8月的“8·21行动”,是对我国紧急情况下经济动员能力的一次演练,是国民经济动员军地联合、平战转换的一次实战性尝试,是国家快速反应的一个成功范例。费伟伟:《8·21,次国民经济动员》,《人民日报》,1999年1月18日。美国先后建立联邦紧急管理署和国土安全部,承担联邦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协调处置所有“国内应急”计划的职责。所谓的“国内应急”情况,就包括了“所有意外事故、自然灾害、人为事故、战时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等紧急情况”。3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在动员中的运用问题从动员所采用的手段来看,要实现市场手段与计划手段的统一。为适应我国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与要求,国民经济动员机制的建立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特别是在经济动员准备阶段,要充分运用市场调节机制,提高动员准备效益。在动员实施阶段,则要充分运用计划机制与法律机制,更多地运用强制性手段提高紧急情况下的动员效率。在不同规模的经济动员中,各类手段的运用力度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全面动员中会更多运用强制性手段;而在局部动员中,会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同时,经济动员机制还应该并且可以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4经济动员执行主体多元化问题从动员执行主体所涉及的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成分日益多元化,国民经济动员不但要加强国有和集体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且还要重视发挥民营、外资和合资企业在国民经济动员中的作用。二、国民经济动员的特点国民经济动员属于什么性质的活动呢?从公共产品理论角度看,经济动员和国防建设一样,它是为保障战争需求服务的,终是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确保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为国家提供国防安全公共产品。概括地说,国民经济动员活动就是提供公共产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国民经济动员具有满足公共产品的三个特征。,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国民经济动员的效用是向一个国家中的人们共同提供的,而不只是向某一个人或某个集团提供的。产出的安全获益者是全体人民,代表着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第二,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一个人对经济动员产出的公共产品享用并不影响其他人的同时享用,也不减少其他人享用的数量和质量,即萨缪尔森所说的“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导致任何其他人消费的减少”。每个人因国民经济动员活动带来的益处都是均等的。而竞争性的产品,则是当某个人或某些人从这一产品的消费中得到好处时,必定会使其他人从这一产品得到的利益减少,或者不能从这一产品得到好处,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第三,受益具有非排他性。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把拒绝付款的个人排除在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外。排他性是指要让某些人不能消费这一产品是可以做到的。然而事实上,国民经济动员形成的保障战争胜利成果一旦被生产出来,可同时供人们联合消费,要排除其他人消费这种产品是不可能的,无论这些人是否为这种公共产品支付了价格。以上三个特点决定了国民经济动员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不是一种商品,难以通过市场以竞争机制来提供,由此国民经济动员活动存在如下的客观特性。一是经济动员主体的国家性。国民经济活动属于经济活动,其直接目的是重新配置经济资源,获取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资源用于战争;终目的是保障战争需要和稳定社会。由于国民经济动员的公共性决定了其不能通过市场进行分配,必须由公共部门提供。因为私人和微观单位提供公共产品必须花费成本,必须向消费者按价格收取费用,但每一个消费者都十分清楚,无论他是否付费均能从这种服务中受益,他们不会自愿地支付这笔费用,因此,市场上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无偿提供公共产品。这就发生了休谟(David Hume)早在1740年就指出过的“公共悲剧”,即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成为免费搭车者,则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好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化的个人会导致公共资源的下降,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本职能。作为经济动员活动的主体显然也必须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化。国家或政府视为一种公共权力,视为用来维持社会公共秩序、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一种实体。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既是国家的利益,也是一国人民的愿望,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是任何个人或个人的结合都不能直接做到的。为此,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权力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这种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如何,能够反映一个政府的能力,也能够衡量政府管理的公共目标实现的程度。二是经济动员目的的政治性。经济动员为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服务,是一种公共性的活动。它的直接目的并非是为国家赚取直接的经济收入,而是为了谋取一个国家内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发展不可或缺的安全利益。这种共同的、根本的安全利益,存在于国家的社会里,就表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利益。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动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终“价值”取向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与其他性质的经济活动有根本区别。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在国民经济动员过程中,特别是在动员实施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首先计量的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经济标准。三是经济动员行为的非盈利性。国家进行的经济动员,其行为和手段主要以政治价值尺度来衡量。按照能力支付原则获得经济资源。政治价值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以政治权力为依托,通过政治过程,按照社会效用化的原则确定,多具有垄断性。它不是按照利润原则确定,也不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确定,多是按照能力支付原则确定,按照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原则确定。政府代表着公共权力,从事社会的公共管理,在其履行社会职责时,不能以直接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为依据和目标。四是经济动员手段的计划性。爆发战争就意味着军队参与战斗,军队物资的消耗,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消耗,从而在战斗过程中将会不断地产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了保障战争需求,克服非常时期经济社会活动较为混乱的局面,国家必须对经济动员准备和实施进行预先安排。也就是要有计划地科学配置和合理使用国家的经济资源,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在战争中的作用,保障战争胜利。通过计划手段,尤其是在战时,可以确保国民经济的各种资源、各种条件、各个环节的统筹兼顾,合理配置,综合平衡。正确协调军事与经济、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根据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合理规划建设项目,力求实现国防动员资源的配置。以军事需求为依据,注意掌握好各项动员内容的比例,力求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动员数量的相对均衡;部署动员内容,应进行科学预测,精确计算,使各种资源的储备和动员比例适当。五是经济动员执行的强制性。经济动员的公共性和政治性,决定了经济动员的非盈利性,这也给经济动员过程中的成本补偿等问题带来复杂性。甚至存在缺位和越位,而作为个体的经济人的搭便车行为是理性的,且公共经济的主体——政府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公共经济中的成本收益的复杂性,大量的成本收益难以货币化,增加了成本收益测算分析的难度。然而,动员活动运行要确保时效性。国防动员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它介于平时和战时之间,可以是在战争临近或迫在眉睫时,也可以是在战争伊始时和整个战争期间,它的任务是实现平战转换。同时,动员在完成的时间上具有紧迫性、期限性。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具有节奏快、消耗大等特点,对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民经济动员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对此采取强制性措施,确保国民经济动员任务的完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论企业、个人是否愿意,都必须先按国家的要求办,其他的留待以后再说。这与平时市场经济机制的要求大不相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自主处理生产、流通、分配等问题。权威性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得以成立并运行的根本保证。根据这种权威,政府可以协调社会矛盾,可以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可以维系社会的正常秩序。强制的理由源于国家的共同精神。强制是强化共同体的外部力量,是确保共同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工具。在个人存在利己动机的情况下,只有强制才能迫使个人接受共同精神的鼓励和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要素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实行自动组合配置,是一种以利益为动力、以市场信号为导向的资源配置自动协调机制。企业的生产产量主要根据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供给与需求情况决定。在出现利益取向差别时,为了使企业等主体的局部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实现经济动员目标,国家不得不对某些利益主体采取强制措施。六是经济动员负担的相对公平性。效率和公平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公平也就失去了意义。选择公平,意味着放弃一定的效率;而注重效率,必然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经济动员的公共性决定了动员造成的负担和成本必须由全体经济动员的受益者承担。对经济动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给各市场经济主体造成的经济损失,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使财产物资的损失得以弥补。公平负担的原则,一方面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体现出对国家以及政府权力的约束和限制,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占;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特别利益牺牲者”以经济补偿,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由此提高动员的经济合理性和激励参与者的内在积极性。虽然经济动员作为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公共活动,与每一个企业和个人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但其中必然存在如何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当国家权力过度向私人领域拓展和扩张,忽视他们的自身利益,使私人领域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他们便会以消极态度应对,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动员活动的效率。完全失去公平性的经济动员活动,将打击经济动员参与者的积极性,终导致经济动员活动效率低下,甚至无法执行。三、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一)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对象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学科的划分是以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有无必要对对象进行专门研究来决定的。国民经济动员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着特殊的矛盾运动和特定的研究对象。为了说明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对象,我们首先分析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从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来看,生产与需要是支配经济活动有序运行的一对基本矛盾。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是国民经济行为层次上的一个基本矛盾。为了满足人类生活和生产需要,形成了国民经济形态结构;为了满足人类安全和应对战争的需要,形成了国防经济形态结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可用的资源总量总是有限的,如何在这两种经济形态之间高效配置和利用资源,是一个战略选择难题。国民经济动员学就是研究国家如何解决社会供给与国家安全、战争需求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研究国家将经济实力转变为战争实力的调控方式与调控能力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民经济动员活动过程看出,作为国民经济动员研究对象的平战转换活动过程,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动员的准备过程、发布动员令时国民经济的转换过程和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动员的延续过程。国民经济动员的准备是国家为了临战或遇到突发事件时国民经济转化及时和有效,而在平时进行的预先安排或筹划。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动员学是研究国家应对战争或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时的资源重新配置、国民经济平战转换的活动过程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像国防经济学一样,是军事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是经济活动与军事活动交融而产生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理论体系。(二)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理论体系国民经济动员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若干理论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经济动员理论是从过去长期的经济动员实践中总结并概括出来的有系统的结论,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理论体系进行划分,国民经济动员基础理论是由国民经济动员基本概念、范畴、判断与推进构成的逻辑体系。从一般的共同的理论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动员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动员产生理论、经济动员发展理论、经济动员制约因素理论、经济动员时机方式理论、经济动员要素理论、经济动员体制机制理论、经济动员法制理论、经济动员史等等。从国民经济动员应用理论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动员应用研究涵盖国民经济不同领域、部门和地域。从经济部门的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动员的领域有工业动员、农业动员、交通运输动员、信息动员、科学技术动员、财政金融动员、人力资源动员等等。而这些部门又有各自的具体的动员领域。例如:工业动员就包括工业设备动员、工业原材料动员、工业劳动力动员等等;农业动员则主要包括战略农产品种植面积动员,农产品征缴、收购动员,农业劳动力动员等等。从地域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动员的领域是不相同的。某些地区是工业发达地区,动员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品、原材料、燃料等等;而另一地区可能是农业发达地区,动员的重点是农业、农产品、农业原料、劳动力等等;有的地区可能是交通枢纽,动员的重点在交通保障和交通安全等方面。另外,不同的国度经济动员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有些国家农产品极为丰富,暂时不做动员也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工业原料极其贫乏,那么,它就必须加强工业原料的动员,或加强交通动员,以便从海外输入更多的原料。无论是从部门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动员的基本领域既是广阔的、复杂的,又是各有区别的。从部门的角度来考察,上面所说的各个经济部门的动员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动员原则、指导思想、政策法规、运行方法等等,也都有各自的知识体系。从地域空间的角度来考察,不同国度的国民经济动员,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不同、运行机制不同、经济资源状况不同、国民的思想准备程度不同、战略方针不同、作战对象不同等等,国民经济动员的指导思想、动员准备和实施的方式方法也不会相同。在同一国度中,由于作战对象不同,战争前线的位置不同,国民经济动员的布局就不会相同,国民经济动员的准备、内容和方法也不会相同。因此,分析并总结各国不同形式的国民经济动员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继承人类遗产,对于我们做好国民经济动员的准备和实施工作是大有好处的。从时间段落的角度来考察,有农业、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动员、有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动员、有信息时代的经济动员。另外,还可以从一些有特殊意义的时期来考察国民经济动员。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经济动员、越南战争时期的经济动员、海湾战争时期的经济动员等等。从某一战争时期来研究经济动员,可以从战争的双方或战争的多方同时分析,从不同的经济部门、领域、方式等角度同时分析,这样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某一时期的经济动员的全貌,总结出符合实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逻辑顺序来看,国民经济动员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即首先从国民经济动员的一般理论研究开始,再逐渐深入到各具体经济部门中,具体分析各经济部门、领域的经济动员。从历史顺序来看,国民经济动员是从产生、发展到现状,再到对将来经济动员的预测和预案的准备。国民经济动员的产生,是要研究人类历初经济动员活动的发生,包括发生的时代、原因、情况、特点等等。发展是要研究它发展阶段的划分、各阶段的经济背景、动员方式及特点等等。现状是要研究当前国民经济动员的现实情况、成绩、问题、优点、不足等等,以便找出相应的对策。在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分析、预测未来战争的国民经济动员的特点、准备和实施预案等等。从内容的联系来看,国民经济动员是依据各经济部门现存的内在联系而组合的。这就是说,国民经济动员各部门之间,本来就有着其自身的内在联系,这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国民经济动员是以这个体系为基础的,是在这一体系上展开其活动的,而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正是对这一实践领域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四、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地位和作用在现代战争中,资源消耗和资源破坏量日益增大,经济动员对于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人们不得不继兵员动员、政治动员之后,把经济动员作为战争动员的主题来研究。由于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的需要,经济动员学从战争动员学(国防动员学)、国防经济学等学科中逐渐独立出来。独立的过程是艰难的,但它毕竟独立出来了,独立的本身就说明其地位的重要性。国民经济动员学虽然独立出来,但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它必须建立在战争动员学、国防经济学、战略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健康发展。国民经济动员学本身,也因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分蘖”出新的经济动员学科,如人力资源动员学、工业动员学、财政动员学等等。(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寻求经济动员的发展规律从实践来看,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丰富的战争经济实践,有大量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动员的实践。这些宝贵的资料都有待我们去发掘。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动员的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理论总结也很多。它们有大量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的文献、资料、著述。但是,由于利益和地位的限制,它们的很多理论和观点,往往带有一些局限。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供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大量的经验需要我们总结。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国防经济理论工作者,有义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总结自经济动员产生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来。(二)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指导和促进经济动员工作研究经济动员理论,对于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每一次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都指引着国民经济动员持续深入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以来,经济动员理论研究就随之不断走向深入。例如:我国经济动员能力调整问题、经济动员潜力调查和动员预案制定问题、适应信息化战争要求的经济动员转型问题、快速动员问题、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理论模型和网络设计问题等,都在理论研究和思想认识上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些深化了的理论认识,逐步进入国民经济动员规划和有关政府的文件中,指导着经济动员实践,促进着经济动员实践工作。
思考题:1如何理解国民经济动员的内涵与外延?2国民经济动员具有哪些特点?3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创新发展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体系?第二章国民经济动员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章国民经济动员的形成和发展战争以历史创造者、参与者和破坏者的身份,伴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它本身也经历着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经济动员活动伴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战争的演化而发展。在人类战争发展史中,新的军事需求始终是推动经济动员活动发展的直接动力。没有一定的军事需求,经济动员的存在和发展也就失去依托。战争规模和资源消耗、军事斗争的专业化水平,是经济动员活动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为了准确把握国民经济动员,本章以人类战争形态的四阶段划分法——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为时代演进顺序,追溯经济动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别考察不同战争形态下经济动员的特征。一、冷兵器时代的经济动员冷兵器战争发生时间,从社会形态上看包括整个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中期。这一时期是农业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时代。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所利用的主要资源是物质资源,工具是人力、畜力工具。战争中,人们使用手工制作的青铜和铁质的刀枪剑戟,以及弓箭、战车等为标志的冷兵器进行搏斗,所有工具的使用都是通过人力、畜力来驱动,靠人去操纵。在绵延数千年的冷兵器时代,由于受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代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前、中期,军队的编成都以步兵、骑兵为主,作战方式大都是短兵相接,列阵迎敌,军事后勤发展缓慢。铁制兵器代替铜制兵器是冷兵器时代的重大技术进步,但从战争物质需求的角度看,也只是加大了战争和后勤的规模,在后勤保障的内容和方式上没有大的差异。战争能量的释放形式主要是依靠人的体能及畜力,战争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金属兵器制品,火药兵器还没有出现。据《六韬·龙韬》记载,太公姜尚曾说:“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干楯也。镬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缍,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钹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冷兵器时代,没有国民经济动员这一概念,系统的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动员尚未出现,但据大量史料的记载已出现了初级的经济动员活动,而且其作用和地位被充分肯定。例如,在楚汉战争时期,为了支持刘邦夺取后胜利,丞相萧何在动员人力、粮草、马匹、经费,组织后方工农业生产,安定和巩固后方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动员农民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征集各种军用物资,保证了战争的后胜利。刘邦在称帝时认真总结了作战数年来的经验教训,大大表扬了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的丰功伟绩。从经济动员活动的情况看,冷兵器时代经济动员与当时的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低下的生产力使这一时期经济动员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经济动员对象主要围绕保障战争对粮秣、衣甲、兵器、舟车、军马等的需求,其中粮秣为宗者。由于冷兵器战争消耗主要是人力和粮草,因此冷兵器战争资源的需求内容比较简单。冷兵器使用寿命长,有形损耗小,不需要经常大量地补充,因此武器装备在军事消费总值中所占比例较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冷兵器战争消耗主要是人员、马匹的粮秣给养,粮秣成为每日不可缺少的战争物资,需求量,国家依靠各地交通网,组织大量的人力、畜力、车船转输以供军需。运输能力和仓储能力也是当时经济动员的重要内容。运输方式主要有陆运和水运两种。陆运包括人运、车运和牲畜驮运;水运主要借助于船只进行。在中国,为了存储和转运粮草,曾建立了由“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组成的较为完备的粮食征集、储备、供给体系。为了运输粮草,支援前线,修建了道路、运河等运输渠道。二是经济动员基础主要依托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未涉及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换。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规模狭小;战争出现的初始时期,打仗所用的武器,就是农民手中的劳动工具;打仗使用的兵力,就是农民本身;打仗需要的给养,就是农民平时生活所用的粮草。平时,民众在田间劳作;战时,民众在战场作战。首领一呼百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经济联系松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当时的国民经济体系中逐步出现了官营的武器制造、车船制造、军马牧养等生产部门,有了专门用于打仗的刀、剑、弓、战车等专用兵器。但有限的物质条件和效率低下的人力生产工具,以及自给自足的分散式农业生产和作坊式的手工业,仍然使经济动员活动无法要求整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实施运行机制转换。战时进行的一系列经济动员活动,主要是粮食、草料等基本生活用品的征用,刀矛等兵器的打造或调用;经济动员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在国家战略层面形成统一集中的运行系统,“兵农合一”仍是典型的经济动员活动样式。三是经济动员方式简单,战争需求保障主要是以赋税、徭役和直接征用等为主。其物资筹集方式:首先是后方生产。战争重要物质条件——武器的动员,基本上包括和平时期的打造和储备,临战前的赶造,战时的维修。各种物资平时存于仓库,作战时从后方供给,即所谓“取用于国”。其次是就地取补。选择物资丰富的地区作战或行动,就近收集、征发,或掠夺物资,即所谓“因粮于敌”。其中征发是冷兵器时代动员物资、劳动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经济动员初阶段的基本内容和手段。通过征发筹集的资源项目繁多、数目庞大,而且还有一定的规制。再次是屯田,由军队自己生产。军屯不但解决了戍守边疆军队的口粮问题,而且还能满足当地的官吏、过路使者及商人的消费需要。军屯作为国防建设需求的产物,其主要意义在于“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军费筹集方式。冷兵器时代,军费开支主要用于武器装备、军队给养、运输、善后及国防工程等。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在仅靠正常赋税收入不能提供足够的军费时,参战国家经常采取各种非常措施筹措军费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如汉武帝时期由于汉王朝北伐匈奴、南战百粤、西讨羌族、东征朝鲜,军费开支一年高达100多亿钱,“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于是,国家开始实施一系列经济动员的紧急筹集措施加大军费筹措力度。包括增加赋税,如将口税的征收对象由原来的7—14岁的儿童扩大到3—14岁,对车船课以一算或两算的财产税——算车船,对高利贷者和大商人所持有的货币抽取一定比例的税额——算缗钱;实行盐铁专卖,把原来归那些垄断冶铁业和煮盐业的富豪们所有的垄断收入收归国家所有;实施“均输”和“平准”,即国家通过贱买贵卖土特产品及其他货物赚钱;实行货币官铸,即货币的铸造权完全收归中央政权以保证战时财政支出的需求。四是为了有效实施经济动员,保障战争需求,在经济动员制度方面做了一些初步安排尝试。为了确保战争的需要,中国各奴隶和封建制国家做了一些努力,进行了一些经济动员立法。如战国时期的《司马法》,秦汉时期的《屯表律》,隋唐时期的《厩库律》和《永微律》,宋代的《大元通制》,明代的《垛集令》,清代的《定工部则例》陈德第、李轴、库桂生主编:《国防经济大辞典》,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客观地说,这些仍只是围绕粮食、草料等基本生活用品的征用,刀矛等兵器的打造和调用,在制度上还未实行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换。
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战费库桂生、姜鲁鸣:《中国国防经济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康熙(1662—1722年)初年,财政收入银2849万两,而军费开支就达2400万两左右,占财政收入总额的842%。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全国军事征服逐渐完成,国内统治趋于稳定,岁入增加到3100多万两,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亁隆(1736—1795年)初期,金川之役耗军费2000余万两;准回之役耗3300万两;缅甸之役耗900余万两;大小金川之役历时5年,共耗费7000余万两;台湾之役也耗费800余万两。总之,整个冷兵器时代,经济动员活动的发展相当缓慢,这与该时代经济发展缓慢的程度是一致的。经济活动表现出来的某些特点与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是相一致的。在冷兵器战争下,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不存在,但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展,广泛地存在于战争筹集经济资源的征发活动和物资准备活动。二、热兵器时代的经济动员历史不会重复,也不能割断,它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和未来的时空中合乎逻辑地发展。热兵器战争的到来,不仅使战争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热兵器,亦称火器,是指利用火药燃烧时产生的气体压力,将弹丸从枪(炮)膛内发射出去的武器。它在冷兵器时代后期出现,并逐步扩展其自身体系和应用范围进而取代冷兵器,成为兵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在这时期发生的战争,通常称为热兵器战争,该时代也被称为热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相对冷兵器时代,时间跨度较短。自从14世纪火药在西方被运用于战争,拉开了火器时代序幕以来,火器在世界范围内共经历了旧火器、新火器发展阶段,长达数百年。战争中火药兵器的使用,热兵器战争的广泛展开,给经济动员活动带来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一是经济动员规模上,出现了全国范围包括多个经济部门的总动员。由于火器杀伤力成倍提高,致使战争规模和战场空间持续扩大,战役战斗的样式日趋增多,战争持续的时间不断延长,从而在人、财、物的需求上,引起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展现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冷兵器时代经济动员的新的特征。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兵员物资的巨大消耗,经济动员所包含的内容已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为了有效动员,采用了多种经济动员手段,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制定的《全国总动员法》中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法]马迪厄著,杨人楩译:《法国革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35页。《全国总动员法》第二条规定,国有房屋改为公共场所变为武器制造所,地下室的泥土则用洗擦来提取硝石;第四条规定,骑马应被征发用以补充骑兵军团,不用于农业的挽马则拖拉大炮和军粮;第五条规定,公安委员会应负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立即设立制造适合于法国人民状况和能力的各种武器的非常制造厂,因此,它有权组织为实现此项工作所必需的一切工厂、制造厂、作坊和制作场,以及为此目的而有权征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能够协助此项工作成功的匠人和工人;第十三条规定,为了聚集充分数量的粮食,国有产业的佃耕人和管理人应将此项产业的收入用谷物缴纳到他们各县县城。二是经济动员对象上,由粮草为重点,转变为以弹药和工程器材为重点。经济动员的内容与冷兵器时代有不小的差别,粮秣给养仍在消耗结构中占据首位,但弹药消耗比重增大。较之冷兵器时代,由于作战武器火炸药、弹丸不可能像冷兵器那样反复使用,随着热兵器的发展,战争中弹药等物资的消耗量剧增,战争对一次性消耗物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热兵器系统的发展和使用,使维修器材、物资的消耗量急剧上升。热兵器战争中,武器装备消耗的比例上升到军事消费总值1/4。而且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火器的广泛使用,人员伤亡显著增多,战伤救治从救治冷兵器伤转为主要救治火器伤。医药器械成为了经济动员的重要构成部分。技术保障由兵器持有者个人维修为主,转变为依靠专业技术人员维修为主。动员人力进行战场维修也成为经济动员的一项重要任务。维修内容由冷兵器及简单器械转向主要维修火枪、火炮和机械装备,维修的技术性、复杂性和任务量明显增大。三是经济动员保障方式上,物资供应已由就地供应为主,逐步转变为后方供应为主。作战武器作为专门的战争工具,已与生产工具完全分立,单独存在。战争工具独立于生产工具,使经济动员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生产工具与战争工具合一时代的和平时期物质基础与战争时期物质基础完全同一性的结束,而在其后和平时期物质基础与战争时期物质基础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步发展为主要依托兵站、仓库组织后勤保障。经济动员活动,由无动员准备、半准备向完全有动员准备转化。国民经济动员初步涉及经济机制的转换。关于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转化的问题,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曾论述说:“长期和平以后开始战争或长期战争以后开始和平,一般都会在工商业上产生很大的困难。它会大大改变各国资本以前投入的行业的性质。这些资本在新环境使之成为有利的投资场所中稳定下来以前,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期间,很多固定资本将得不到使用,也许会完全损失,工人则不能充分就业。这种困难时期的长短要看大多数人是不是愿意放弃他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投资行业。”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8页。四是经济动员制度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部分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颁布了专项法令规章。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于1793年8月23日颁布《全国总动员法》,宣布全国实施总动员。法国的这次国民经济动员,作为战争总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成为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建设上重要的里程碑。它次把国民经济动员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起来,使经济动员有法可依,而且经济动员措施涉及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战争全面经济动员制度建设。经济动员能力与国家经济实力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经济动员的根基是国家经济实力,经济动员是国家经济力转化为军队战斗力的一个中间环节。另外,法国的这些国民经济动员的基本做法给后来其他国家实施国民经济动员、制定经济动员制度提供了借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说,热兵器战争下的经济动员活动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无论是在动员的规模、深度、广度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区别,但它却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奠定了基础,其经济动员实践活动大致反映了现代国民经济动员的一些基本特征。三、机械化时代的经济动员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燃机经过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开始广泛用作大功率运输工具和机械的动力机,并开始用于军事目的,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机械化战争时代。机械化战争是指以燃烧能为动力、以具有较强机动性的武器装备或武器为平台进行的战争。次世界大战期间,装甲车、坦克、飞机、现代舰船登场亮相,正式揭开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序幕。随着机械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国民经济动员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国民经济动员在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进程中走向成熟,成为战争不可或缺的经济后盾和物质基石。为保障战争需求,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开始出现并不断得到完善。(一)经济动员地位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机械化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意识到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力的强弱,更重要地取决于交战双方的经济力量能否支持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交战双方谁能以快速度把国家经济潜力纳入战争活动中,利用整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进行战争,保障战争需求,解决由和平时期转变到战时提出的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动员组织战时国民经济生产,是其夺取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因此,各参战国家对于经济动员活动高度重视,这一点从各个参战国实施的经济动员活动本身可以得到证实,一些国家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进入战时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德国法西斯为了达到霸占世界的目的,早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就着手改组国民经济,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首先秘密制订了一个扩军备战的“四年计划”,重点发展军事基础工业。1935年成立“战时经济全权总办”,负责全国经济转轨工作。1936年又制订了规模更加庞大的“四年计划”,使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1939年大战爆发时,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英国、法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共用军费6220亿马克,占国家预算的92%。苏联为了反击德国的侵略,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国民经济动员,同时改组国民经济。到1942年6月,军火生产突飞猛进地增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动员,成立了国民经济动员的领导机关——“战时生产管理局”,下设各种专业“工业委员会”,1944年这种委员会竟多达1009个。日本则从1938年开始实施全面经济动员。(二)经济动员活动规模空前一是战争规模空前,战争消耗量空前,催生了数量空前的经济动员。机械化时代,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快速提高,机械化作战理论得到空前发展,作战形态发生了根本变革,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军事强国将现代化的陆、海、空军及其具有高度机动力、突击力的机械化作战平台大量运用于战争,推动了机械化战争的高速发展。由于武器装备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军队作战物资消耗剧增,不仅增加了物资消耗的品种,也加大了物资消耗的数量。据统计,次世界大战每个士兵日消耗物资已达6公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每个士兵的日消耗物资增加到20公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使用的机械化装备,坦克86500辆,飞机296100架;英国拥有坦克25100辆,飞机102600架;德国拥有坦克65100辆,飞机104000架。苏联消耗的弹药、油料、给养等物资1亿多吨,美国通过大西洋运出的物资总量则有268亿吨之多。美军在42天的海湾战争中50万人消耗各种物资3000万吨,相当于苏军1000万人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卫国战争中消耗总量的50%。海湾战争中,美海军航母舰队人员人均日耗物资高达1100公斤,地面作战人员日耗物资达到200公斤。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物资消耗增加,战前储备的战争物资很快消耗殆尽,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动员。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不含美国)共动员34万多家工业企业,1300多万工人参加军品生产。同盟国各国共动员9万多家工业企业,600多万工人参加军品生产。战争期间共生产了坦克8万多辆,飞机7万多架,火炮659万多门,炮弹10亿多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消耗更大,经济动员规模也空前增加。其中,各交战国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约90%是通过国民经济动员筹措的。当时几乎所有的有色金属,大部分原料、材料和燃料都用于军工生产。直接用于军事需求的费用,约占国民收入的2/3,全部军事费用约1万亿美元。各国军工产品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次世界大战时的15%—25%,上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35%—60%,军工生产成为战时军事保障的重点之一。二是经济动员广度空前。从动员的范围看,机械化战争的经济动员,不仅涉及工业动员、农业动员、运输动员、通信动员,而且涉及民间财力物力的动员,还涉及疆外经济动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德国在侵略战争中,不仅动员了本国的工业、农业、运输、通信、金融、科技、医疗、资源等,征用了本国民间物力财力,而且动员了被占领国和轴心国的资源、工业、农业及运输等。同样,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也不仅动员了本国的工业、农业、运输、通信、医疗卫生、科技、财政金融、资源、维修等,而且进行了民间物力财力的动员。民间物力财力动员既包括对民间物力财力的征用,还包括人民为支援反侵略战争在物力财力上的捐献。
海湾战争中的经济动员海湾战争尽管总体规模并不大,但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基本都涉及了,各种方式都基本用到了。动员范围从军内到军外,从联邦政府到企业,从国内到国际;动员内容则涉及人力动员、交通动员、工业动员、物资动员、财政动员等等各个方面。反伊联盟中的国家多达33个,参加军事行动的国家多达27个,总兵力达到70余万。执行作战任务的海军舰只多达150余艘,仅航母就达6艘。美军为保障50多万军队的作战,政府中有80多个经济技术部门为军队筹集作战装备、物资,有38家航空公司、几十家海运公司和7个州的铁路部门为军队提供运输工具,73家公司提供食品、服装和药品,1/3的企业为军队紧急生产了2846亿美元的装备物资。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和动员物资,美国许多高级官员四处活动。这次战争的动员,涉及太空、天空、地面、水上、水下等各个领域。(三)经济动员内容复杂化由于军事消耗结构由兵员个人消费(服装、装具、给养等)为主变为武器装备(包括武器系统、弹药、油料、技术零配件)消耗为主,即军队作战的补给品由以农业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品为主。因此,不仅物资的种类和数量空前增加,消耗结构比重中农产品也让位于工业品。经济动员的资源重点由粮食、草料转变为弹药、武器器材、油料等。机械化时代的经济动员的粮草已经不是重点,而作为重点的则是武器装备、弹药、油料等大宗物资装备。经济动员的资源重点完全由粮食、草料转变为弹药、武器器材、油料等。例如美军把补给物资分为十大类:给养、被服及各种辅助器材、油料、工程建筑器材、弹药、个人消费品、大型整件装备、医药器材、修理零配件、非军用物资等。而且从军队作战使用的武器装备来看,它的种类已从过去主要供陆军使用的非常单一的武器系统发展为陆军武器系统,海军武器系统,空军武器系统,战略导弹的核武器系统、防空武器系统,指挥、控制、通讯系统等16大类,在每一武器系统中,又分为若干分系统。在次世界大战中,主要交战国的油料消耗达1300多万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参战国的油料消耗达到3亿多吨,是次世界大战的20多倍。美国仅油料的补给量就占物资补给总量的50%左右。苏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前运的物资中,给养只占194%,其余为:弹药292%,油料20%左右,武器和其他物资234%。弹药、油料、武器零配件等成为军队作战的主要补给品。(四)经济动员手段多样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交战国进行动员的做法多种多样,如进行财力动员手段就包括: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动用国家储备资金;增加货币发行量;压缩非军事开支,降低军品价格;采取捐献、冻结存款、开设个人保险、发行公债和彩票等办法广泛动员民财;争取友好国家的财政援助等。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为了解决战时军费问题,战争初期就动用了国家储备82亿卢布,动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散资金200亿卢布,动用民财2700亿卢布,降低军品价格节约军费开支500亿卢布。此外,还采取向国际市场出售黄金和珠宝的动员手段。美国根据加税法案增加税收,1941年至1945年,课税收入约1385亿美元,占美国直接军费的34%。1941年5月至1946年1月,发行公债1569亿美元。纸币发行量由1939年的70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78亿美元。采取这些措施后,政府收入大大增加,解决了战争所需的巨额军费。陈德第、李轴、库桂生主编:《国防经济大辞典》,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五)经济动员制度法规化国民经济动员运行机制的转化涉及国家经济机构的重新设置、经济机构功能的转换、经济计划的重新调整、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经济布局的重新安排,某些法律规章的颁布和实施,民众思想和社会舆论的引导等等。这些都涉及社会深层次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做好国民经济的转化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经济动员法规,以规范经济动员各项活动。如德国1916年12月5日通过了《祖国补助勤务法》;美国1935年2月制定了《克拉克法案》,对战时资本、资源、财产征用、贸易、金融和保险等均做了规定;1938年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1939年英国颁布了《紧急全权国防法案》;1941年苏联颁布了《关于战时状态法令》等。经济动员法规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法国《物力动员法令》内容包括经济动员调查、协议、征用、管制、战时工业、燃料、国防机密、消极防卫、通信、运输、气象;德国《战时人力动员法令》内容包括国家重要事业劳力确保令、第二次劳力确保令、劳务移动管制令、新转业限制令、女青年劳动服务施行令、德国劳动服务保护令等;美国《国防生产法》内容涉及优先次序及分配、征用和没收权、生产能力与供应之扩大等诸多详细规定。(六)经济动员准备越来越系统1990年,伊拉克为了占领科威特并防止美国、沙特等国的干预,在战前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动员准备。一是大规模购买和储存了武器装备及零部件。据美国官方调查,伊从法国、英国、苏联等国约购买了46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进口的装备,从飞机到计算机,从反应堆到杀虫剂,应有尽有。二是将部分重要工厂迁进山沟、山洞,进行经济防护。经过美国“卷地毯”式轰炸之后,伊尚有每天处理15万桶石油的能力,显然得益于战前的动员准备。三是大量进口农产品和药品,增加食品和药品的储备。为了准备战争,伊拉克于1989年进口农产品达30亿美元之巨,平均每人1765美元,数量相当可观。在进攻科威特之前几周中,进口了55吨药品,大大增加了库存。(七)经济动员理论研究空前繁荣社会经济的发展,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空前加强,要求经济科学除了有研究平时状态经济过程的传统经济学外,还需要有专门研究战时经济过程,以及战时向平时、平时向战时转化的经济动员理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研究经济动员的学者与著作。主要有: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赫斯特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对日益加速的国民经济动员准备表现出极大的关注;1921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了《战争经济学》,论述了经济动员的作用、物品和生产要素的征用以及战争经费的筹集方式;1935年鲁登道夫为替纳粹政权出谋划策出版了《总体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国民经济动员思想;日本的森武夫在系统研究英、美、法、德等国家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战时经济论》《战时经济统制论》《美国战时计划经济》等著作。四、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动员战争历来都有两重性,规模空前的机械化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对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机械化战争对科技进步的重要促进,为信息化战争时代的来临提供了技术基础。信息化战争是以军事体系信息化为基本标志的。信息化战争的运载和投射过程加入了智能控制,杀伤力加入了软杀伤,杀伤对象实现了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装备信息化。信息化武器装备是指运用计算机、网络、微电子、光电子、信息、数据融合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具备信息探测、传输、处理、控制、制导、对抗等功能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信息化的实质是,依托信息技术,使武器装备具备侦查探测、通信联络、精确打击、远程打击、隐身防护等多种功能,从而提升其火力攻击能力和自身防护能力。信息化武器装备主要包括:信息化弹药,信息化作战平台,专用侦查、探测、干扰装备,单兵数字化装备和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信息化战争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特征。信息技术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信息化战争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由信息化弹药、信息化作战平台、单兵数字化装备和C4ISR系统构成的信息化武器系统,为信息化战争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以数字化通信技术为基础,实现了指挥控制、情报侦察、预警探测、通信和电子对抗一体化、武器装备智能化的数字化部队,为信息化战争提供了作战力量。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信息化战争是以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为重要标志,以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重要实战样本的现代战争发展趋向,是工业时代机械化战争的延续与跃升,既体现出量的扩张,又凸显出深刻的质的飞跃。战争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动员也必然发生质的变化。从目前信息化战争的情况来看,在传统的经济动员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动员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呈现了新的特点。一是经济动员的规模进一步增大,经济动员活动明显走向国际化合作。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四天后,美国就实施“沙漠盾牌”行动,交通、财政、工业等经济部门就迅速动员起来了。国防采购部门与公司签订合同后3周内就生产出20万套沙漠作战使用的沙漠作战服;到9月13日,即已动员了货船130余艘、油轮27艘、医疗船2艘,用于保障战争使用。为了保障部队的紧急机动和远离本土作战,美军出动了近千架的大型运输机和数百艘运载量大、航速高的大型运输舰船,空运了544万吨货物和99%的战区作战人员,海运了大量直升机、坦克、火炮等重型装备和600多万吨大宗补给物资以及99%的燃料。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依托一套健全完善、权威性高的民船动员机构做保障,很快把30余万人员、700余架直升机,2000多辆坦克、装甲车,300多万吨物资,高效有序地运送到了19万公里以外的海湾地区。伊拉克战争中,经济动员表现出较强的国际化特点。生活物资就地采购,美军在科威特、卡塔尔等国设置了大型军营物流中心,其生活日用品、食品原料等从驻地国直接采购;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全球采购,美军从拥有先进伪装制造技术的瑞典巴拉居公司,组织采购了荒漠型服、伪装网和多波段超轻型伪装网系统;战场建设就地租用劳力,为弥补工程力量不足,美军雇佣了大批所在国的劳动力,从事铺设管道、维修道路、物资装卸等工作。二是经济动员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以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动员成为经济动员的重要内容。伊拉克战争中的经济动员,引人注目的是以卫星为代表的高科技动员。2003年3月12日,伊拉克战争尚未打响,美军就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关于空间技术在战争中应用的信息。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美英联军动员了大量军用卫星、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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