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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書城自編碼: 3733105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 杨照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21734812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1-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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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国这个独特的生命体是如何诞生、成长、进取、挑战、变革的,汇集近百年历史学、考古学的丰硕成果,运用搁置在学术象牙塔的新知识、新方法,提供中国通史的全新读法,讲透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
特色之一:把中国看作一个生命体
中国是一个生命体,有它的起源和定型,也有它的生长和成熟,还要经历和逆转。假设我们忘掉了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假设我们是一个在火星上观察中国的局外人,我们好奇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中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这就是这套书打算讲解的核心内容。
-----------------
特色之二:挖掘中国历史的深层逻辑
这套中国历史,关注历史演进的深层脉络,关心历史运作的背后逻辑,而不是讲述某个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烦琐地考证一个新的历史知识,更不是突出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和宫廷内斗的血雨腥风。中国到底是怎么从满天星斗一般的诸多新石器部落,演化成大一统的帝国,而游牧与农耕的帝国在历史上又是如何彼此冲击,塑造出今天的中国,这是这套书关注的重点。
-----------------
特色之三:文学读蒋勋,历史看杨照
这套中国历史,杨照先
內容簡介: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一套全新的中国通史。不是为读者介绍干巴巴的历史事件和知识点,而是发掘中国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提供一套崭新的读懂中国历史的认知方法。系列共4辑13册,全景呈现“中国”这个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体的演进。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讲述的是明朝时期的中国。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新事物、新生活、新享受层出不穷的同时,皇宫、官场、士人群体中充满黑暗、腐朽;王阳明思想上的突破,提供给士人不一样的理想,但它出自黑暗的政治压迫和挫折;财政混乱、宦官外臣结党、皇帝或不作为或胡乱作为……然而,在种种高度矛盾下,明朝为何还能延续那么多年,本书对这个关键问题也做出了解答。
你会看到:
举国若狂的炫耀服饰、饮食,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彰显所饮所食、餐具和排场;
快速增长的人口,使明朝从经济生产到社会组织、官僚体系发生方方面面的巨变;
遭遇了一连串挫折危难,王阳明在龙场获得了思想与精神上的突破;
崇祯皇帝在位不到17 年中竟然用了50 个阁臣,平均每任任期4个月,可见服务明朝的皇帝有多难……
--------------------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4辑全13册),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已经推出——
一辑:起源与定型:从共主到君主(已出版)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2:文明的基因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3:从列国到帝国
新石器时代星罗棋布的文化在黄河中下游汇聚,形成了夏、商、周三个强大的氏族部落,他们同时并存,互相竞争,相继做中原的共主。夏建立了国家政权的起源形态,商用文字和青铜器展现治理的实力,周用成熟的制度将这种种定型,并借着春秋战国诸国的彼此竞争和拓展,以及秦的整合,中国延伸到更广的地方,帝制从此定型。
-------------
二辑:生长与进取:帝国治理下的和平(已出版)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5:危机与考验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6:大分裂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7:新帝国的试验
匈奴与两汉、突厥与隋唐,还有中间作为过渡的鲜卑帝国,各自实践了不同的帝国形态,中国开始了帝国模式的新尝试。匈奴是北方游牧帝国的原初形态;突厥则是其生长形态。西汉是爆发式的,由内而外将中国的范围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扩展开来;东汉是内敛型的,皇帝和贵族通过分享权力维持帝国守成的局面。而隋唐是融合型的,将北方游牧和南方农耕成功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典型的大一统中国。
--------------------
2020年8月—2021年上半年推出继续陆续推出——
三辑:成熟与:从大陆到海洋(08、09已出版,10即将推出)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8:新时代的开端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9:分裂与互动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0:世界性帝国
生长中的中国向外进取,成熟期的中国向下扎根。辽、金、西夏、宋各自继承了前代的遗产,在彼此的博弈中向内寻求原发动力,中国的官僚体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在此达到成熟状态,中国的形态不仅成为后世的样板和楷模,更通过蒙古这个世界性大帝国向全世界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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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辑:危机与变革:帝制的黄昏(即将推出)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2:帝国的千年变局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3:希望与绝望交杂的时代
世界的格局已经变化,亚欧大陆为中心的古代文明被世界一体化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侵袭。在中国,游牧与农耕的对抗变成中国与世界的对抗,海岸线取代长城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轴。渐渐被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经历痛苦和挣扎,也迎来希望和重生。
關於作者:
杨照,历史学家,1963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兼修考古学和人类学,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研究所,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张光直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人类学。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兼任多所大学讲师,后以历史学术普及和历史写作为重心。杨照现任台湾诚品讲堂与敏隆讲堂讲师,常年开设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经典的课程,他的历史创作延续吕思勉、钱穆的治学和教学路径,将艰深而丰富的学术成果以生动通俗的方式传达给大众读者。
目錄
第11册《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目录
总 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讲 近世后期的历史动力
01 克罗齐的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002
02 唯物史观:“下层结构”决定了“上层结构”- 005
03 “年鉴学派”整理出的多层次历史结构- 008
04 无法当故事讲的,是历史的大结构- 011
05 被新世界体系编纳在边缘地带- 014
06 朱元璋的垦荒政策和鱼鳞图册- 018
07 屯田和重视家族带来的人口增长- 020
08 城乡分野、地域主义到省籍观念- 023
09 旧典范支应不了的困窘状况- 027
----------
第二讲 近世生活—食与衣
01 赚钱却不能花,西方资本积累的动机- 032
02 “商”上升到“农”,不如跃升到“士”- 035
03 《凤还巢》显现明朝炫富的社会现象- 038
04 “衣着逾制”与衣着颜色、图纹等禁令- 041
05 从马尾裙到苏样,衣装的“创起为奇”- 044
06 社会性衣装的展示场,举国若狂的炫耀热- 049
07 公共空间无关市民意识,只在表现身份- 052
08 饮食空间的变化:茶楼不只喝茶- 055
09 从《儒林外史》看喝茶的普遍- 058
10 菜肴、食具的排场与僭侈- 060
11 “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063
----------
第三讲 近世生活—住与行
01 朝廷掌握7 万公里的驿道与驿站- 068
02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的限制- 071
03 统治工具动机下创造的行旅交通条件- 074
04 从《金瓶梅》看送别,用《夜行船》做谈资- 077
05 明朝人怎么搭船、乘车? - 080
06 旅行禁忌变少,建筑风水愈发讲究- 083
07 官员住所规范及《五杂组》记载的建造之法- 086
08 借景、叠石,《园冶》中记载的造园之法- 089
----------
第四讲 王阳明与理学新发展
01 心性理气和佛性:佛教对理学的影响- 094
02 强调个人、凸显自在自由的“学”- 097
03 跃动着道德英雄主义气概的理学- 100
04 理学家吴澄对“豪杰之士”的探问- 102
05 理学回归初衷,许衡和刘因看似不同的选择- 105
06 理学在明朝受到“成功的诅咒”- 107
07 道理早于圣贤存在,追求“自得之学”- 110
08 王阳明贬谪龙场当驿丞的政治现实- 113
09 王阳明: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116
10 王阳明:是“好恶之知”,而非“闻见之知”- 119
11 知行合一,将扭曲良知的各种因素扫除- 122
12 大诈伪时代下逼出的王阳明思想- 125
13 每个人心中自有真理的后遗症- 128
----------
第五讲 明代的戏曲与小说
01 “中国的自由传统”是怎样的自由? - 132
02 戏曲能够发展,靠的是身份制松动- 134
03 从“诸宫调”到“杂剧”的形式差异- 137
04 杂剧为什么从歌唱开始? - 140
05 从《西厢记》看文人为杂剧添加的精神资源- 143
06 从“南戏”到“传奇”的嬗变- 146
07 南戏的多种唱腔与昆曲的流行- 150
08 说书、话本、章回小说与观众- 153
09 小说:高度的行业集体性质和随兴游戏性质- 157
10 中国文明的一段“新造字运动”- 160
----------
第六讲 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01 革命像101 年才可通过的长隧道- 164
02 中国为何无法成功地回应西方冲击? - 167
03 集中在一个特定尺度上的“大历史”- 171
04 1587 年—无关紧要、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
05 不看人物的短时片面,看更根本的结构- 177
06 万历皇帝:蓄意“罢工”、不运作的皇帝- 181
07 皇帝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僵局- 184
08 明朝皇帝与宦官共治天下- 187
09 文官系统的“结果主义”倾向和道德修辞评判- 190
10 “夺情案”显现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依赖- 193
11 “立储案”和文官对皇帝伦常仪礼的报复性制约- 195
12 道德过剩,挤压实质的行政效能- 199
13 正面的规定都失灵,只剩负面规定在起作用- 202
----------
第七讲 明代的财政及其危机
01 没有基本国家管理工具却仍然存在的庞大帝国- 206
02 早熟的帝国靠的是意识领导- 208
03 白银从来不是明朝官方的货币- 211
04 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专业的财政部门- 214
05 官和吏角力,户部和兵部、工部也角力- 217
06 宫中开销与政府费用不分,岁入有定额,
岁出无预算- 220
07 银库间难以划拨,“税亩”为逃税提供可能- 223
08 地方政府分级混乱,官吏员额缺、薪俸低- 226
09 明朝官僚体系的败坏是管理上的无能- 229
10 里甲制是明朝存在的根本- 232
----------
第八讲 后金的崛起
01 清朝历史的情绪性改写、选择性扭曲- 236
02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239
03 从后金到清朝,民族认同的策略调整- 242
04 努尔哈赤决意讨明的“七大恨”- 245
05 “何独构怨于我国也”- 248
06 努尔哈赤势力坐大的事实和“七大恨”的表达
很不一样- 251
----------
第九讲 诸寇横行的时代
01 梃击案—贵妃和太子的冲突- 256
02 红丸案—辍学太子的短暂皇帝路- 260
03 移宫案—朝臣严批李选侍久居乾清宫- 262
04 以礼监视皇帝,“朝中”干预“宫中”- 265
05 士人与宦官联合,请出皇帝乳母客氏- 268
06 皇帝私生活被当作大事,人人都是言官- 271
07 魏忠贤弄权,熹宗为何“懵然不辨”? - 274
08 两个壁垒分明的派系:东林党和魏党- 277
09 流寇问题的关键—“括天下库藏尽输京师”- 280
10 流寇是明朝政治体系崩坏的总体现- 284
----------
第十讲 崇祯皇帝—心理史学的分析
01 生祠遍立的“九千岁”魏忠贤的垮台- 288
02 超越前代的皇权与忠君思想- 292
03 成为拥有权力的皇帝全靠身份的偶然- 295
04 袁崇焕要求“不以权力掣臣肘”- 298
05 崇祯前后任用50 个阁臣,一个难以服务的皇帝- 301
06 的自我为中心贯串崇祯朝的统治- 304
07 轻信和多疑的矛盾结合- 306
08 自我中心与崇祯皇帝人格中深层的迁怒转移习惯- 309
09 从“刑部易尚书十七人”看崇祯皇帝的
责任逃避心理- 312
10 罚远过于罪,试验自我权力的界限- 315
11 三饷并征,崇祯君臣给李自成的大礼- 318
內容試閱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杨照)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进入当时的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上下两千年的时代,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的挑战,不在如何收集两千年来留下来的种种数据,而在如何从庞大的数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间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数据;留下记录数据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简单、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导致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藉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正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索出意义与智慧的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样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还是从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进历史中才能回答的关键大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这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自不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的一部份,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认识”。意思是我自觉针对已经有过中国历史一定认识的读者,透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甚至大众传媒有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刻板印象。我试图要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选择我的中国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活在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都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是根本随时在互联网上都能查得到,二来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不然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

第二讲 近世生活—食与衣
04 “衣着逾制”与衣着颜色、图纹等禁令
明代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衣着逾制”。首先这“制”源于朱元璋的统治信念,他希望在国家体制中给每个人一个固定的位子,大家都乖乖地待在各自社会空间的原地上,安静过着如同“小国寡民……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所以他的统治一直管到人民的生活细节,有很多相关的“制”。
据《明史·舆服志三》记载,1458 年有一道禁令,规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几种颜色。是“姜黄”,那是浅黄色;还有“柳黄”,柳叶刚冒出来的颜色,接近黄绿色。的禁忌当然是皇帝用的“明黄”,即鲜黄色。另外“玄黄紫”也不能用。
此外还规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纹。蟒、龙不能用,飞鱼、斗牛、大鹏、狮子不能用。四宝相花,四个图案连续盘在一起的,不能用。大云纹,即大块云状图案,也不能用。
这道禁令告诉我们,到这个时候,明朝的服饰已经改变了。当初朱元璋的理想是用衣服显示社会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人就穿表现你身份的那种衣服。而且不管什么身份穿的,基本上都以功能为主要考量,尽量简朴。但这样的原则没能维持很久,到15 世纪中叶已经濒临瓦解了,才会在英宗时又颁布这道禁令。
使得朱元璋的信念实行不下去的一股力量,正来自其信念内部的吊诡。衣服要清楚显现身份,别人可以从你的衣服上立即看出你是什么社会阶级的人,这种规定反而提供了强大的“衣着逾制”诱因。只要换穿上不一样的衣服,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就改变了,那么方便就可以提升地位的方法,干吗不用啊?
到必须以禁令明白标举哪几种颜色、哪几种花纹不准用,表示连“明黄”和“蟒龙纹”这种明确和皇家有关的服制元素,都有人敢乱用了。
不过1458 年的禁令,主要处理的还是衣装上的社会标记问题,然而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另外一方面的发展变得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夸张,那就是在衣服上奢侈浪费,产生了许多和原有皇族、官职象征无关的新奢靡表现方式。
从1370 年代开始,朝廷就多次发出对“衣着逾制”的警告,后一次的相关禁令,出现在1541 年。这次的禁令则是特别针对“云巾”“云履”。这里的“云”指的不是一个世纪前的“大云纹”了,而是一种特别的材质。“云”指的是“云缣”,这道禁令管的,不是外表花纹,而是某些为贵重的特殊材质。
“云缣”是一种丝织品,织得特别松软,感觉上比一般的丝还要更轻。这当然牵涉到高度复杂的织工技术,可以做出特殊的皱纹,会有波浪的效果。这么贵重的布料,却有人用来做“云巾”“云履”,那明显是夸示。
这时期贵重的衣服材质除了“云缣”之外,还有“吴绸”,即苏州的丝绸;“宋锦”,这是带绣花的衣料;“驼褐”,骆驼毛织成的,是好的毛料。
禁止用“云巾”“云履”,那就不是在管“逾制”了,而是针对奢侈风气。将这种大家都看得出来很贵重的材质用在做佩巾,甚至做鞋上,这明显的用意与效果就是炫富。到这时候,炫富的情况已经超越“逾制”了,想要自我标榜、得到 社会地位的人,不再是去穿不属于其身份的衣服,因为这种做法太普遍了,大家都这么做,以至于身份和衣着相连的“制”已经丧失意义了。所以要凸显身份就要穿别人穿不起的衣服,或者像《凤还巢》戏中朱千岁那样,以别人无法负担的方式来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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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崇祯皇帝—心理史学的分析
05 崇祯前后任用50 个阁臣,一个难以服务的皇帝- 301
杀毛文龙的事发生在崇祯二年(1629 年)的六月,4 个月后,后金的部队毁边墙而入。原本袁崇焕派了军队前往防守,但在这节骨眼上,后方传来袁崇焕勾结建州女真的指控。
对袁崇焕的指控,包括了在努尔哈赤去世时,他曾经派使者去吊唁。这是事实,但依据这样的事要说是勾结,也太夸张了吧!后世从清人的记录中看到,此事牵涉到皇太极布置的反间计,他让人写下两封自己与袁崇焕私下议和的密信,然后让人故意“丢失”在明军的防地。很快,信中的内容在北京传开,崇祯皇帝身边的一些宦官、朝臣也趁机散布谣言,说袁崇焕引来后金部队绕道来取北京。崇祯皇帝对此半信半疑,拒绝袁崇焕率军入城休整的请求。与此同时,皇太极又让手下故意在两个俘虏的明朝太监前透漏“机密”,说袁崇焕已与皇太极达成了攻取北京的协议,随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两个太监,让他们把这个“机密”报告给崇祯皇帝。
后金显然已经很了解明朝朝廷的政治风气。两个宦官回去后立即具状控告袁崇焕,而他们的控告也必然会被皇帝认真当一回事。六月,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到十月,他就被召回。皇帝以擅杀毛文龙为理由,将袁崇焕下狱,到了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处以极刑。
从明代政治架构上看,袁崇焕被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侵犯了皇帝的权力,他真的去独立使用皇帝给予他的“全权”。然而崇祯皇帝并没有要和任何人分享他的权力。所以对皇帝来说,袁崇焕不报告不请命就杀了毛文龙,比传言他和建州女真勾勾搭搭,还要更严重。
尤其是先斩后奏的书奏中,袁崇焕摆出了一副理所当然皇帝会接受这个事实的态度,是冒犯了崇祯皇帝。偏偏当时的状况让皇帝不能发作,还必须如袁崇焕预期的那样将那口气咽下去。一时咽下去了,然而拥有权力的皇帝,随时可能就爆发吐出来,不会一直憋在肚子里。
袁崇焕死得冤枉,以至于后来留下的一种历史观点,强调如果袁崇焕不死,明朝就可以不亡。这样的看法和当时明朝政治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首先,袁崇焕被杀时,是崇祯三年(1630年)的八月,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将近14 年的时间。即便当时袁崇焕不死,甚至之前没有下狱,后来也很难有什么作为。因为崇祯皇帝在位一共不到17 年,在这段时间中竟然用了50 个阁臣!
张居正、申时行都当过内阁首辅,内阁首辅是朝廷官员中地位的一个。算一下,阁臣取得这样的地位,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胡惟庸案”之后。要知道,宋朝开国起130 年内,也只任用了50 位宰相。还有,在崇祯之前,明朝200 多年历史,只有一位阁臣在任上被处以死刑,而崇祯不到17 年的时间里,就杀了两位现任阁臣。
很明显,在崇祯皇帝朝中做事,动辄得咎,哪有可能撑得了14 年? 50 个阁臣,平均每个人的任期是4 个月,可以想见服务这个皇帝有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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