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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翻译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然保护地内旅游、健康与福祉之间的相互关系。鉴于这些主题之间的复杂关系,跨学科研究和理解十分切题,也十分必要。本书覆盖了多个学科,根据理论和实证数据来检验,理解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关系。本书还特别运用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如果说定量方法更适合用来确定某些旅游动态,例如,旅游数量、频率、可衡量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包括定性方法也许能更有效、更创新地研究不同的旅游现象所涉及的思想观念。
本书特点
案例丰富:探讨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旅游开发的优秀实践
学科交叉:多学科交叉探索自然旅游
对象创新:包含自然保护地内的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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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纵观全球,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园和自然保护地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因此文化旅游和自然旅游的重要性日渐提升。它们作为商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产物,不仅可以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而且还能促进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欣赏和管理。不过,虽然这些自然旅游活动产生的经济利益能为我们提供投资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的理由,但它们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只有谨慎对待这些影响,才能保证游客不对初吸引他们前往的自然美景造成破坏。
本书围绕旅游、娱乐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的研究成果,侧重于通过理论、政策、实践和案例研究来探索旅游、接待、自然保护地、生计与人类身心福祉之间的关系,以此为行业决策提供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并为可持续和健康的未来做出积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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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原书编者简介:
伊里德·艾萨拉,英国德比大学旅游专业高级讲师。
埃莱尼·米乔波洛,英国德比大学商业管理专业高级讲师。
费德里科·尼科利尼,意大利比萨大学组织科学专业副教授。
B.德里克·塔夫,就职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娱乐、公园和旅游管理专业。
艾伦·克拉克,就职于匈牙利潘诺尼亚大学,在旅游规划、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拥有丰富的研究和咨询经验,并在可持续旅游、文化遗产、社区节日和会展、宗教旅游等领域发表大量文章。
译者简介:
南宫梅芳,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李祎,北京林业大学英语笔译翻译硕士。
裴佳旖,北京林业大学英语笔译翻译硕士。
胡跃茹,北京林业大学英语笔译翻译硕士。
张玉钧,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日本鸟取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和日本立教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保护地游憩规划与管理。担任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加拿大国家公园联合实验室主任、中国生态学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保护地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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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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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
伊里德·艾萨拉、费德里科·尼科利尼、B.德里克·塔夫、埃莱尼·米乔波洛、艾
伦·克拉克(1)
部分旅游业、自然保护地、健康与福祉
2.欧洲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组织方法:对标准自然保护地的研究
费德里科·尼科利尼、亚科波·卡瓦利尼、马可·贾安尼尼、米歇尔·康斯蒂(13)
3.旅游、福祉和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匈牙利奥尔塞格国家公园案例研究
梅兰妮·史密斯、芭芭拉·乔古(30)
4.自然保护地中的可持续旅游:当地居民和游客对西拉国家公园的看法
索尼娅·法拉利、莫妮卡·吉利(46)
5.养生旅游:盐场再生的补充活动
海伦娜·阿尔伯克基、安娜·玛格丽达·费雷拉·达席尔瓦、菲洛梅娜·马丁斯和卡洛斯·科斯塔(67)
6.循证健康旅游模式:以“奥地利萨尔茨堡高山旅游度假区”为例
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史迪肯鲍尔,斯蒂芬妮·蒂施勒,阿努尔夫·哈特尔及克里斯蒂娜·皮施勒(82)
7.案例研究:参与性学习和通信技术是提高乡村健康旅游目的地国际声誉的法宝
阿莱西奥·卡维奇、伊曼纽·弗龙托尼、罗伯托·皮尔迪卡、基亚拉·里纳尔迪、乔万娜·贝特拉和克里斯蒂娜·桑蒂尼(97)
8.探索医疗志愿旅游如何促进海地的健康和福祉
珍妮佛·汤姆森、玛格丽特·肯尼曼(110)
9.地点象征、记忆和志愿收入计划之间的关系:石坦崖贴纸活动
邓肯·马森、艾玛·波普(125)
第二部分健康和福祉,自然保护地和旅游
10.游客:将健康、福祉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
安德烈亚斯·斯克里弗·汉森(143)
11.生活方式运动重塑沿海健康旅游:风筝冲浪在实践当中的复杂性
蒂莫·德里克斯(158)
12.通过可持续旅游重振哥斯达黎加乡村社区
琳达·A.海恩、何塞·瓦尔加斯·卡马乔(170)
13.将水上运动旅游纳入康复训练:揭示有益健康模型
马林·瓦赫纳尔、伦内克·万德拉格(193)
14.公共水族馆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潜在作用
黛博拉·L.克拉克内尔、萨宾·帕尔、马修·P.怀特和迈克尔·H.德普利奇(206)
15.休闲交通工具噪音对健康的影响:关于情绪和心率的相关实验结果
雅各布·A.本菲尔德,大卫·温齐默、B.德里克·塔夫、皮特·纽曼(221)
16.游客的动态评价:他人的存在对游客娱乐体验和恢复性自然体验的影响
本杰明·切里安、雅各布·A.本菲尔德(237)
17.重新思考旅游、健康、福祉和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关系
艾伦·克拉克、伊里德·艾萨拉、埃莱尼·米乔波洛、费德里科·尼科利尼、B.德里克·塔夫(249)
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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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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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
伊里德·艾萨拉、费德里科·尼科利尼、B.德里克·塔夫、埃莱尼·米乔波洛、艾伦·克拉克
本书构思于2016年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 “旅游与自然保护地”(官方名为 “自然旅游”)国际大会期间。与会者包括来自28个国家的150多名学者和业界人士。本书以国际化、集体化的视角,全新汇编了世界范围内跨学科领域的多篇论文,展现了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四者关系的基本特征,指出了部分有待研究的特征。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业界,有关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这四者联系的讨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作者都曾研究过四者的关系,也有许多专家提出过在自然保护地内开展可持续且可靠的旅游活动很有必要(例如,Eagles等,2002;Jamal和Stronza,2009;Buckley,2012)。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共生,以及在维持、管理、发展这四者关系的同时产生积极的长期协同作用有多困难(Jamal,2014)。针对旅游业与自然保护地之间的潜在关系,本书旨在为其提供深刻而清晰的研究资料。基于这一目的,本书创作的核心理念是公园、自然保护地和自然环境能够并且应该在提高个人福祉、社会福祉、环境福祉及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例如,Louv,2005、2011;Bowler等,2010);除了提高人们的健康及福祉水平,旅游业(可细分为地质、美食、自然、生态、健康、医疗、健康导向等内容)更应该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的积极动力,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大众密切关注健康问题,而“健康”(及其相关的“福祉”一词)在2006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除疾病或体弱外,生理、心理、社交方面整体良好的一种状态”,这一概念既难以把握(例如,2008年Hawks等、2011年Huber等、2012年Dodge等提出的批评),又体现了对社会和环境的不公(例如,2014年Jamal等人提出的有趣讨论)。资源日益稀缺、世界财富分配不公、环境不断恶化、重要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新疾病的出现,让人不得不怀疑: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是否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福祉。在此严峻形势下,许多学者呼吁用健康的新方法、新模式更好地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及福祉问题(Griggs等,2013;Buse和Hawkes,2015)。
几个世纪以来,旅游业一直影响着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Bushell,2009、2017;Smith和Puczko,2014)。尽管负面影响严重,但旅游业在影响、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改善了环境,提高了人类和动物的生存质量。可持续旅游的定义概括了这种精神,即“充分考虑到其对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满足游客、行业、环境和旅游接待地区的需求”(世界旅游组织,2010、2016)。然而,这一定义也存在争议(例如,2003年Holden和2015年Butler提出的新定义),因为涉及旅游地、游客、当地社区和自然环境时,难以定义和衡量福祉、幸福和生活质量这些更主观、更复杂的观念(Crouch,2009)。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关注这些方面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例如,Nawijin,2011;Puczkó和Smith,2011;Ward Thomson和Aspinall,2011;Dolnicar等,2012;Uysal等,2012、2016、2017;Chenand Petrick,2013;McCabe和Johnson,2013;Theofilou,2013;Bell和Ward Thomson,2014;Filep,2014)。然而,有学者认为,要真正将可持续旅游定位为一种健康的生态系统发展方式,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本书响应这一需求,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然保护地内旅游、健康与福祉之间的相互作用。鉴于这些主题之间的复杂关系,跨学科研究和理解十分切题,也十分必要。因此,本书涵盖多个学科,根据理论和实证数据来检验理解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关系。本书运用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如果说定量方法更适合用来研究确定某些旅游动态(例如,旅游数量、频率、可衡量的影响),那么定性方法也许能更有效、更有创新性地研究不同的旅游现象所涉及的思想观念(例如,地方象征主义和场所依赖)。旅游、健康、福祉与自然保护地
旅游业和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性
在过去的100年里,与自然保护地有关的旅游业逐步发展壮大。众所周知,该行业已经发展成熟,成为世界上较大的产业(世界旅游组织,2016)。同样,世界上陆地和海洋自然保护地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在每个大洲都占有很大比重(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2018)。在全球范围内,自然保护地已成为保护自然资源(包括自然旅游景点)有效的方式;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团结人民,克服社会、经济、文化甚至宗教障碍的过程。
从业人员和学者都认为,自然保护地内不断扩展的旅游活动给旅游经营者带来了经济利益。然而,对于旅游业能否同时促进自然资源保护,改善在这些地方居住及附近工作的人的社会条件,我们知之甚少。或者说,由于某些消耗性的活动,旅游业是否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贬值,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贬值是否达到了违背这些地区原有内在价值的程度?在自然保护地的背景下,这些讨论并不少见(例如,Wagar,1966;Hardin,1968),但这些讨论至今依然没有答案。旅游业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各组织都承诺考虑并有策略地规划可持续性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可持续性成为旅游业许多重要年度会议的焦点(如1995年《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1996年《21世纪议程》、2002年《魁北克生态旅游宣言》、2003年《杰尔巴旅游与气候变化宣言》)。因此,从理论和案例研究的角度来看,本书(特别是,但不限于关于旅游和自然保护地福祉的部分)从可持续性的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为了终实现生态福祉和人类福祉,我们需要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在这方面,本书强调可持续旅游在自然保护地内及自然保护地其他方面所展现出的多面性。例如,除旅游服务质量达标外,我们还需要保护或改善当地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尊重当地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人们的健康体验和福祉体验、改善环境,还要改善周围的社会经济系统(Micheli和Niccolini,2013)。生态旅游是一种独特的旅游种类和旅游理念,它几乎是随着自然保护地一同发展起来的。H.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正式提出了生态旅游的定义(Sharpley,2006)。该定义(作者于1993 年进行修改,随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1996年采用其修正版)指出,生态旅游是一种“在相对未受干扰的自然区域旅行和游览时对环境负责,其目的是在降低游客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让游客欣赏和享受自然(以及自然区域过去和现在所有的文化习俗),促进环境保护,并让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CeballosLascurain,1996)。因此,本书中的许多章节专门探讨了生态旅游为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可能性。除生态旅游外,本书还介绍了自然保护地内及周围的其他新兴旅游形式,以及在脆弱的自然环境中开展的新兴旅游形式。养生旅游、健康旅游(包括其所有分支)、地理旅游、医疗志愿旅游和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如果旅游系统完全由市场主导,那么我们就无法自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事实上,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市场倾向于过度消耗资源,游客和旅游经营者为了眼前利益造成资源退化(世界旅游组织,2010),使后代无法、无权享受同等质量水平的旅游景点。为了实现可持续,必须对旅游系统进行适应性监管,保护后代的利益(如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福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保护地是旅游业有效保障后代利益(如健康和福祉)的主要“空间”。
自然保护地的健康和福祉
众所周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划分了六种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即自然保护区(Ⅰa)和荒原保护区(Ⅰb);国家公园(Ⅱ);天然纪念物(Ⅲ);栖息地/物种管理区(Ⅳ);景观/海景保护区(Ⅴ);受管理的资源保护区(Ⅵ)。建立这些自然保护地的核心目的各不相同,如保护荒野(Ⅰa和Ⅰb),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Ⅱ)或景观(Ⅴ),保护特定的自然特征(Ⅲ),栖息地和物种(Ⅳ),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Ⅵ)(Day等,2012;世界自然保护联盟,n.d.)。然而,自然保护地的首要或核心目的是在为游客提供益处的同时保护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地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为人类带来了以下这些益处。正如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中提到的,生态系统服务可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例如,供给服务包括干净的水和空气,文化服务包括为游客提供娱乐,促使游客恢复健康(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在一系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定的自然保护地中,尤其是在许多自然或人造的有利于健康恢复和提供娱乐的环境中,更好地管理这些益处是大多数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前提。不仅越来越多的土地管理者、旅游经营者和卫生保健服务人员认识到,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开始认识到,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与我们的生计息息相关(Aronson,等,2016)。在保持这些地方生态资源完整性的同时,为了发展可持续性旅游,我们必须对这些地方进行管理(Eagles和McCool,2002;Hammitt等,2015;Manning等,2017)。健康的自然环境包括具有弹性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也会给人带来许多心理和生理上的益处(Summers等,2012;Sandifer等,2015)。大体上看,自然保护地为游客提供了体验相对原始的自然环境和接触自然资源的机会,让人们变得更快乐、更健康(Russell等,2013)。因此,环境健康、人类健康与为促进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开始量化这些益处。例如,哈蒂格及其同事(2014)在对这一主题的全面回顾中发现,近20年内,关注“绿色空间和健康”的同行评审期刊数量大幅增加。迄今为止,人们通过研究发现,接触自然与对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和生理影响都有关系。从早期将自然美学特征与心理康复健康联系起来的研究(如Hartig等,1991;Ulrich等,1991;Kaplan,1995),到近区分环境特征和健康影响的文献综述(Hartig等,2014),我们从中逐渐了解了它们的关系。然而,这些因果关系尚不明确,与自然保护地的联系仍需进一步探索。虽然人们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但人们对旅游、健康、福祉和自然保护地之间的整体关系仍缺乏了解。
由于荒野区越来越稀缺,少于划定范围,自然保护地及其相关旅游业的未来发展将很少以荒野区(即IUCN Ⅰb)为基础,自然保护地将取而代之。因为自然特征来自自然与人类社会长时间活动的(如Ⅳ类和Ⅴ类)接近或共存,所以自然保护地将成为发展重点(Hartig等,2014)。因此,从理论基础到具体的案例研究,本书所选案例的地理分布和类型并不是随机的。我们集中且广泛关注与这些主题的当前和未来发展趋势相关的案例研究。许多案例研究都在欧洲进行,欧洲的自然资源一直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有着深刻而古老的联系,因此相比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欧洲自然资源的使用面临着诸多压力。此外,我们还重点介绍了作为重要的娱乐和健康恢复地,专门为改善健康和福祉而设计的自然保护地旅游,也介绍了为提升自然福祉体验或人造福祉体验而设计的自然保护地旅游,探讨人类的存在如何影响福祉体验。本书强调了人类如何通过所获的众多益处(Driver,2008),与这些自然保护地建立终身的情感联系(Russell等,2013),提高对这些自然保护地的长期保护能力,促进自然保护地的恢复(Aronson等,2016)。我们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人可能是参观者、游客或当地居民),以及新方法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使这些复杂的关系得以展开的。
章节构成和背景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分为两部分。部分主题为“旅游、自然保护地、健康和福祉”,重点探讨通过旅游来实现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根据这一主题,第二章强调生态旅游是一项基于合作方法和多个利益相关者观点的长期战略,是在自然保护地的自然保护措施和目的地旅游发展目标之间建立适当有效关系的一种 “必要条件”。第三章强调了保护较好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大量服务所产生的多功能价值。第四章重点关注在自然保护地内发展旅游业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旅游活动主要行为者(当地从事旅游业的居民和游客)的二分视角丰富了本节内容。第五章重点关注旅游规划协同提供的特定“遗产”要素是如何改善人们和地方的整体福祉的,如与地质相关的要素(如果进行相应管理)。第六章和第七章重点关注将健康和养生旅游作为振兴、重振整个旅游目的地的关键战略。第八章讨论了促进海地健康和福祉的多种医疗志愿旅游方式,旨在提醒我们,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基本健康需求仍排在首位。本部分的后一章,第九章探讨了地点象征、记忆和志愿收入计划之间的相互关系。本书的第二部分主题为 “健康和福祉、自然保护地和旅游”,讨论了游客、参观者和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内在、外在关系,以及这些环境和其他基于自然恢复性和娱乐性的环境给个人健康和福祉带来的益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重点研究了游客和自然保护地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和冲突,论证了理解游客在自然保护地的体验是如何对环境管理产生积极影响的。第十二章关注的重点是生态旅游实践的国际范例之一,即哥斯达黎加的可持续旅游,阐述了该国优先发展自然保护地和相关旅游带来的好处。第十三章对关于残疾人士参加自然度假的益处的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论述了这些益处是如何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本书第二部分的后三章(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论述了自然旅游活动、动物(特别是海洋动物和鱼类)以及声音是如何影响游客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的。这些研究对于提高生活在城市化环境中、无法接触自然的人们的福祉具有重要意义。第十七章是结语,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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