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我向一位朋友提及，我正准备撰写一本有关欧洲海洋认知史的书。我说，这将只花费我一两年的时间来研究和写作。我是在反思历史学家们拒绝批判性地探究现代早期诸帝国的空间维度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的。我们似乎总是以为，诸帝国和国家渴望对离散且有界限的领土确立政治和法律上的控制。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欧洲人如何想象无界限而又遥远的地理区域，并进一步了解他们将主权投射到这些空间所依赖的法律实践。
海洋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空间起点。顾名思义，对海洋无法实施领土控制，至少不能以惯常所想象的方式。这一观察结果已然昭示海洋作为一种空间，趋向于从无法状态到受新兴的国际法调整的历史。但在我看来，通常的论述转移了对诸帝国协同努力向海洋拓展权威的关注，而向海洋拓展权威往往是在帝国严密监督的范围之外，或多或少靠海员们自己运作完成。为探索帝国的控制向海洋无组织投射的历史，我通过钻研海盗的自述以及对海盗的叙述，开始查明是否以及如何连流氓的行为都可能传导法律。我很快意识到我的诸多预感都得到了证实，这是一个好消息。即使在看似无法无天的打劫中，海盗们都深信且践行着许多根深蒂固的法律观念。还有，随着欧洲诸帝国试图拓展其对贸易路线、海道和港口的影响，有大量证据显示海盗的法律策略和欧洲诸帝国的政策相联系。
更有趣的是，海员们认为海洋是一个有着相互连接之通道的空间，这些认知同帝国管辖权沿想象中由船舶航行所标记的狭窄带状水域向海洋空间拓展的各种观念紧密联系。在海洋空间中，法律的通道纵横交错，而在其边缘相互竞争的殖民管辖权则星罗棋布，由此平滑的海洋空间看起来布满法律的结块。坏消息——尽管我现在也许能承认其更多是好消息——是：我想探索的故事不再只和海洋有关。如果欧洲人开始通过旅行以及竞相从事私掠与海盗行为，将部分海洋视为特殊类型的法律空间，那么就有理由说欧洲帝国主义的追求创造着其他不规则的法律地理。理解这些模式，对于弄清在帝国中参与定义、确立和挑战主权之争斗的帝国官员、殖民地政治体、旅居者、定居者、被征服的臣民、商人、法学家、律师以及其他人所面临的困惑至关重要。一系列变化多样的行为和解释塑造着一种帝国间的法律机制，其轮廓并不总是与过去和现在对国际法根基的解释那么吻合。
我能看出，探索地理与法律的关联，将讲述一个同世界史中为人熟知且有吸引力的叙事有冲突的故事。有一种叙事将欧洲的扩张描述为对空间理性化的推进。另一种叙事则将全球秩序的逐步固化描绘为建立在享有领土主权的各个政治单位间的协议之上。在这两种叙事中，帝国的巩固似乎成为一种令空间扁平化并将法律归于通常意义上的管辖权的作用力。与此相反，我发现一系列在形成方面不规律的走廊和飞地重复出现，它们与帝国主权有着含混且变动的关系。为了追寻这些碎片的根源和意义，我将探寻地理想象与帝国法律实践的交汇点，它们在时间顺序和空间分布上都更为广阔。
当然，我想从源头描绘法律和地理的关联，而不是从理论中捏造联系或者进行有根据的猜测。在调查海盗和海上管辖问题后，我钻研了来自大西洋世界15和16世纪探险的早期航海编年史。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一种有趣且惊人的联系出现了。欧洲的资助者和编年史作者特别关注作为在非洲和新世界从事贸易与定居之入口和通道的河流，该现象时常为历史学家一带而过，少有仔细研究。当这些欧洲人穿过河流地区时，紧随探险的常见模式是开始被卷入内部纷争；竞争对手们以惊人的频率策划关于叛国罪的指控并广而告之。我开始将这些指控理解成一种在欧洲人早期定居点有关臣民身份的复杂法律政治的组成部分，这种法律政治是一个混合着对帝国权利主张的关注以及对殖民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忧虑的过程。
在追寻危险的上游地区与反叛的殖民地法律政治之间不寻常而又有启发性的联系时，我也开始阅读来自16世纪之后以及大西洋世界以外其他地区的殖民官员的记述，留意地理话语与同主权主张紧密相关的法律实践之间新鲜却又古怪的联系。很快，另一个故事跃然纸上：对丘陵和高山地区的描述将它们刻画成法律上陈旧的地区以及有着原始主权的区域。这种联系有着漫长的谱系，却在19世纪努力界定各殖民地中离散的内部飞地并将之归类为具有不完全主权之地的背景下，才获得新的关注。我从山地转向考虑18世纪晚期帝国之间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对岛屿的特殊呈现方式，当时对岛屿的想象与戒严法的设想功用以及在宪法上的危险紧密联系。将山地和岛屿呈现为特殊类型法律空间的描述将我带入英国和西班牙的帝国档案中，在那里我进行了案例研究，而这些研究凸显了与帝国法律空间特殊且持久的团块结构有关的各种问题。
在我考虑与这些不规则的构造有关的各种主权定义时，为理解各种对国际法的讨论和对全球法律机制的起源与结构所做的叙述，我还思索了这一视角的潜在意义。我采纳了有关帝国的地理想象和法律实践的材料，以便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欧洲人法律著作中某些人们熟知的文本和概念。我自己有关比较殖民法的早期著作已经采取了一种世界史的路径，并且特别关注外来法律和本土法律之间的关系；这次确有充分的理由，从另一个角度对同样是全球范围内的诸帝国的地理与法律进行一项比较殖民法的工作，并继续研究法律多元主义。但是，亦有更强有力的理由将我的分析限定于欧洲的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和西班牙帝国，这些理由也驱使我将土著法律行为者置于分析框架中，只是不在中心位置。由此，我便能更仔细地审视地理和法律的话语配对，以及意图标记和维持主权的实践与宗主国对主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能够追溯（特别是）罗马法和教会法之共享法律库的影响，并且追寻不稳定的帝国政治与包括真提利、格劳秀斯、边沁、梅因和其他国际法史上杰出人物在内的欧洲法学家的著作之间的联系，由此产生的益处远胜于进行一项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带来的危险。这些著者非常直接地回应了对各种空间和法律上的变化进行归类所带来的挑战，并且在此过程中将帝国之间和帝国内部的法律政治视为国际法的来源。
这项使地理话语、法律政治和国际法交织在一起的工作，让我对快速撰写一本书的乐观主义变成了私下里的一个笑话。这项工作却也使研究和写作的过程无比有趣且富有意义。要感激的是，我在每个阶段都能从诸多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中获益。在投入该项目的年，我有幸参与了纽约大学法学院的一个读书小组。通过周会，“帝国时代的国际法”读书小组讨论了一系列的作者和问题，几乎所有都变得和帝国内部的领土地位议题有关。我感谢召集人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和戴维·阿米蒂奇以及讨论参与人，特别是简·伯班克、本杰明·斯特劳曼、莉萨·福特、查尔斯·贝茨和珍妮弗·皮茨，因为那些讨论帮助我形成了研究初阶段的想法。纽约大学历史系一直以来是一个极为惬意的智力家园。在大西洋史方面，卡伦库·珀曼和尼科尔·尤斯塔斯多次提供文献指引和见解。我有幸与简·伯班克和弗雷德·库珀共事，他们在撰写一本有关世界史中的帝国的重要书籍时，无私地同我分享了有关帝国政治想象的想法。其他许多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亦及时回复我的询问或对部分原稿做出评论，他们是托马斯·本德、兹维·本多·贝尼特、马努·戈斯瓦米、威廉克·莱因、辛克莱·汤姆森、乔安娜·韦利-科恩、巴巴拉·温斯坦和拉里·沃尔夫。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学术报告会提供了一个讨论各章草稿的启发性论坛，我受益于威廉·纳尔逊和丹尼尔·赫尔斯博施所提供的细致而富有建设性的批判意见。在作为研究员常驻普林斯顿大学的斯尔必·库洛姆·戴维斯中心期间，我的撰写工作获得了良好进展，吉安·普拉卡什在那里作为代理主任于其职责之外担负起对关于印度的部分做出评论的责任。对我来说，展示撰写中的本书各部分的其他机会也是宝贵且数不胜数的。毫无疑问，令人难过的是，我忘记了一些发出邀请、提供见解或者仅是给予精神支持的学者名字，不过我仍要感谢杰里米·阿德尔曼、戴维·阿米蒂奇、布雷恩·巴洛格、杰里班·尼斯特、克里斯托弗·贝利、克雷格·布埃廷格、克里斯蒂娜·伯内特、保罗·科科伦、克利夫顿·克雷斯、安东尼奥·费洛斯、罗基纳多·费雷阿、莉萨·福特、伊莱加·古尔德、艾伦格里尔、亚历山大·哈斯克尔、皮特·霍弗、艾伦·卡拉斯、阿马利娅·凯斯勒、兰德·科士达、米歇尔·拉孔布、皮特·莱克、马克·马佐尔、亚当·麦基翁、克里斯蒂安·麦克米伦、约瑟夫·米勒、马修·米罗、皮特·奥努弗、布赖恩·欧文斯比、卡拉·拉恩·菲利普斯、理查德·罗斯、琳达·鲁珀特、詹姆斯·斯科特、丽贝卡·斯科特、理查德·谢尔、亚伦·斯莱特、菲利普·斯特恩、泰勒·施特默、戴维·塔纳豪斯、阿帕尔娜·魏迪克、玛蒂娜·范·伊特萨姆、克里斯托弗·沃伦和约翰·威特。我感激卡兰·威根仔细阅读全稿，提出宝贵无价的建议，而且不曾介意我未能全盘接受这些建议。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弗兰克·史密斯和埃里克·克拉汉娴熟地引导本书从一个想法开始直到终完成的整个进度。我感谢约书亚·韦斯特伯里和保罗·塞杰帮助整理文献和注释，并感谢帕特丽夏·莫泽科泰斯娴熟地处理了与本项目有关的无数琐事。
这本书的写作始终令人惊讶地处于一种真实的愉悦中，因此我要将的功劳归于我的家人和朋友们。维多利亚和加布里埃拉·加西亚在知道本书同海盗并不完全相关时曾感到失望，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才使他们（不同于一些历史学家）在经历迷恋海盗的阶段后变得成熟并一起鼓励我，他们还确保我有时间休闲娱乐一下。爱德华多·加西亚一再地提醒我要花时间修改。苏珊·菲尔德、斯蒂芬妮·迪梅奥、克里斯蒂娜·保罗、多萝西·谢尔、珍妮特·萨贝尔、克利奥·卡恩斯和黛博拉·盖恩斯连续做出逗趣的评论，为我提供支持。我同乔治·菲尔德一道谈论帝国的法律碎片与银河系边缘的物质碎片之相似性，这些具有启发性的聊天令我异常享受。在普林斯顿、伦敦、亨斯坦顿、帕萨迪纳和纳什维尔，桑迪·所罗门和皮特·莱克在欢声笑语和享受美食间持续跟进本书写作。还有，夏洛特·本顿在旅行期间像以往那样为我鼓舞精神，而她旅行的范围远超出我所书写的一些环球旅居者。本书要献给她，以答谢她对语言、旅行和学习那种充满感染力且终生不渝的热爱。
以下部分文章已经取得许可再版：《从国际法到帝国宪法：准立权问题，1870—1900年》，载《法律与历史评论》2008年第26期，第595—620页（“From International Law to Imperial Constitutions: The Problem of Quasi-Sovereignty， 1870-1900”，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6 (2008): 595-620）；《诸帝国之例外：历史、法律和帝国主权的问题》，载《国际关系手册》2007年12月，第54—67页（“Empires of Exception: History， Law， and the Problem of Imperial Sovereinty”， Quaderni di RelazioniInternazaionali (2007， December): 54-67）；《帝国的空间史》，载《旅程》2006年第30期，第19—34页（“Spatial Histories of Empire”， Itinerario 30 (2006): 19-34）；《帝国的法律空间：海盗与海洋地区主义的起源》，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2005年第47卷第4期，第700—724页（“Legal Spaces of Empire: Piracy and the Origins of Ocean Region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7， No 4 (2005): 7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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