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旨在提出研究问题，列出本研究在理论与现实方面的价值，对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与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新发展的研究进行回顾，阐明本书的核心论点、研究方法和章节架构。节问题的提出一、研究对象1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在我们的蓝色星球上，南太平洋地区（South Pacific Region，SPR），或叫太平洋岛国地区（Pacific Islands Region，PIR），是为独特的地区之一。它占据着大洋中心地带，是一个完全由岛屿和海洋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地区合作与地区主义是这个地区政治的重要内容，是认识这个地区的一扇“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South Pacific regionalism）经历了70余年的发展变迁，但长期以来主要由大国主导。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统称“澳新”，ANZ）特别是澳大利亚掌握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主导权。笔者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一书中对南太平洋地区主义进行了基于理论的历史梳理与案例研究。参见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不过，2009年左右以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变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新现象。新现象可以简单概括为：太平洋岛国（Pacific Islands Countries，PICs，又称“南太岛国”，简称“岛国”，2000年以前主要称“南太平洋岛国”）和岛屿领地（Pacific island territory）在已有地区组织与机制中的主导权上升，且出现了多个由太平洋岛国和岛屿领地主导的新兴的地区组织和机制，在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有地区组织与机制的主导权变化表现为：作为这个地区主要的地区组织的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PIF）前身为1971年建立的南太平洋论坛（South Pacific Forum，SPF），2000年更为现名。本书以2000年为界，将此前的该组织称为“南太平洋论坛”，此后称为“太平洋岛国论坛”。在一系列复杂进程后于2014年实施了系统性的改革；该地区老牌的地区组织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SPC）前身为1947年建立的南太平洋委员会（South Pacific Commission，SPC），1998年更为现名，2015年完成更名程序。本书以1998年为界，将此前的该组织称为“南太平洋委员会”，此后称为“太平洋共同体”。持续改革，重点关注与太平洋岛国利益息息相关的气候变化等议题。新兴地区组织与机制表现为：完全由岛国和岛屿领地组成、由岛国和岛屿领地自主决策并主导、没有澳新参加（甚至没有作为观察员或对话伙伴国参加）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acific Islands Development Forum，PIDF）成立，该论坛被一些人认为是“该地区重要的新地区组织”Joanne Wallis，Pacific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Limited，2017，p295；《瑙鲁协定》缔约国（Parties to Nauru Agreement，PNA）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局（Forum Fisheries Agency，FFA）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地区渔业管理机制，建立了办公室等实体，自行实施了诸多独特的渔业管理办法，且有效运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PSIDS）成为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的非正式集团，代表岛国的利益，改变了过去以太平洋岛国论坛为岛国在联合国利益的主要代表的局面；岛国克服了澳新的阻力坚持设立了首席贸易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Trade Advisor，OCTA），为太平洋岛国与澳新之间的贸易谈判提供咨询，维护岛国在劳动力流动（Labour Mobility）等方面的利益；次地区组织和机制愈发活跃，尤其是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MSG），在传统上澳大利亚势力较强的次地区建立了完全由岛国和岛屿领地组成并主导的次地区组织，其抱负不仅限于美拉尼西亚次地区，而是着眼于整个太平洋岛国。在全球事务中，太平洋岛国的活跃度提高，“存在感”增强。尤其在气候治理方面，岛国发挥了远高出其实力的作用。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弗莱（Greg Fry）和南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USP）政府、发展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桑德拉·塔特（Sandra Tarte）认为，“这个地区正在经历着……关于太平洋外交如何组织、基于何种原则运行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An Introduction”，in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eds)，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15，p3太平洋岛国主导权上升根本的表征，就是“地区性”加强——太平洋岛国更加凸显出其作为一个独立地区的性质。这体现在称呼上的变迁。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rr）等学者已经更多使用“太平洋岛国地区”来指称这一地区RAHerr，“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 Rummaging through Blueprints”，in Rouben Azizian and Carleton Cramer(eds)，Regionalism，Security & Cooperation in Oceania，Honolulu: The Daniel KInouy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2015，p17。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作为一个术语越来越受到本地区组织、澳新和联合国机制的认可和广泛使用。“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Region(CCCPIR)Programme”，https://wwwspcint/cccpir;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 Organization”，https://dfatgovau/international-relations/regional-architecture/pacific-islands/Pages/pacific-islands-regional-organisationaspx; “GMP2-Pacific Islands Region-Inception Workshop”，https://wwwunenvironmentorg/sw/node/18740中国政府近年来也更多使用了这个提法。“2019年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69530shtml在学理上，从巴里·布赞（Barry Buzan）归纳的“何以为地区”的三条标准——共同的特性（shared characteristics）、模式化的互动（patterned interaction）和共同的知觉（shared perception）——出发，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共同利益不断凝聚、互动越来越机制化、自我认同愈发增强，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性上升的内在学理含义。Barry Buzan，“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eds)，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Bath: The Bath Press，1998，p68本书第二章将重点探讨如何以地区性为衡量标准对主要由太平洋岛国构成的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概念界定。当然，也有学者将太平洋岛国构成的地理区域称为“次地区”，将它们的地区组织与机制的进程称为“次地区主义”（sub-regionalism）。Joanne Wallis，Crowded and Complex: The Changing Geopolitics of the South Pacific，Barton: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2017，pp15-19; Stephanie Lawson，“Regionalism，Sub-reg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Oceania”， The Pacific Review，Vol29，No3，2016，pp387-409; Tess Newton Cain，“Rebuild or Reform: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 Region”，Le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Océanistes ［En ligne］，Vol140，No6，2015，pp49-58这往往暗含着一个逻辑前提：承认太平洋岛国地区单独构成一个单元，但澳新尤其是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构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地区。在国内学者中，徐秀军和田旭也在使用“太平洋岛国地区”概念时将其称为“主要是小国成员的次区域”。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第99页。笔者认为，太平洋岛国构成一个地区还是次地区是个相对意义上的问题，二者可以同时存在——太平洋岛国既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地区，也可以是更大范围的大洋洲地区或亚太地区之下的一个次地区，可以依据研究者的视角与研究对象而定。事实上，这种概念上的双重性本身就反映了地区的边界是可变的。正如理查德·赫尔在总结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展史及当下情势之后分析的那样，地区主义的认同边界一直在变动中：太平洋岛民试图通过去殖民化进程与在已有的殖民时期的组织中获取主导权取得这个地区的所有权；然而，在两个进程均无法完成的情况下，太平洋岛国创造了其他组织（如南太平洋论坛等）。尽管如此，这个组织仍然不完全属于岛国，由此产生了半个世纪的紧张关系。当下太平洋岛国的政治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追溯到这些地区认同的矛盾。参见Richard AHerr，“The Frontiers of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ism: Charting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Asia Pacific World，Vol4，No1，Spring，2013，p45与“太平洋岛国地区”受到认可相对应，“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Pacific Islands regionalism）这个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其中，南太平洋地区研究（可简称“南太研究”）的两位泰斗级学者理查德·赫尔和格雷格·弗莱对“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研究代表性，也有说服力。2011年，理查德·赫尔担任执笔人的研究报告《我们的近邻：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开篇即提出，“太平洋岛国地区”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形成与动态发展是报告核心的问题。Richard Herr and Anthony Bergin，Our Near Abroad: 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ism，Barton: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2011，pp1-3报告还敏锐地提出，“没有澳大利亚的地区主义”（regionalism without Australia）正在出现。Ibid，pp53-56桑德拉·塔特将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视为近年来该地区涉及地区秩序的重要问题。Sandra Tarte，“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Vol1，No2，2014，p312在2008年用“保护人—委托人地区主义”（patron-client regionalism）形容澳新对地区主义掌控力的澳大利亚学者斯图尔特·弗思（Stewart Firth）在2019年似乎也接受了“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提法并在其文献中使用。Stewart Firth，“Afterword”，in Stewart Firth and Vijay Naidu(eds)，Understanding Oceania: Celebrating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and It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anberra: ANU Press，2019，p406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09年左右以后新时期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这是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下文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称这个地区历史上的地区主义，以“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称这个地区新时期的地区主义。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及数据资料更新原则上截至2020年初。2020年以来，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值得继续跟踪研究。2重要性学界对这一轮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新发展的影响程度尚存在不同解读。不过，普遍的观点是，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与历史上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相比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具有研究价值。理查德·赫尔认为这是“二十年一遇”，认为当前的地区主义新发展是冷战结束之后20年左右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旧有模式的更新。Richard Herr and Anthony Bergin，Our Near Abroad: Australia and Pacific Islands Regionalism，Barton: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2011，p2格雷格·弗莱认为，当前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新发展的重要性堪比1971 年南太平洋论坛的成立，是“四十年一遇”参见Greg Fry，“Recapturing the Spirit of 1971: Towards a New Regional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the Pacific”，SSGM Discussion Paper，2015/3，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2015——这个判断也契合了他从1979年硕士论文以来几十年一直研究、呼吁并亲身实践的“本土化的地区主义”。甚至有年轻学者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参见Tim Bryar and Anna Naupa，“The Shifting Tides of Pacific Regionalism”，The Round Table，Vol106，No2，2017，pp155-164。桑德拉·塔特认为，这些新的地区组织与机制正在促进地区权力格局发生根本性转移，反映了长期的、更为根本性的地区秩序的变迁。“这些机制的发展已经挑战了太平洋岛国论坛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而且与一些评论（观点）不同的是，（它们）已经日益成为地区倡议的焦点”。Sandra Tarte，“Regionalism and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Vol1，No2，2014，pp321-322当然，也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此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在访谈交流中有资深人士对笔者表示，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总有后浪”，总在不停地变化。来自一线外交实践的“零距离观察”也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佐证。从事对太平洋岛国外交多年、两次担任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的杜起文在连续3年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之后总结认为，“各方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并将这种“历史性的深刻变化”概括为4个方面——“（1）太平洋岛国谋求自主发展和联合自强的趋势不断增强；（2）国际社会对岛国地区的重视程度上升；（3）太平洋岛国地区的传统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4）中国同岛国关系的发展及对岛国地区的影响日益为各方所瞩目”。他还认为以上4个方面中“根本意义的是岛国自主发展意识的增强”——“近年来，太平洋岛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提出‘太平洋区域主义’合作框架……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问题上积极发声，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与此同时，太平洋岛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能见度也在不断提升”。杜起文：《关于太平洋岛国地区形势和中太关系的几点看法》，见陈德正主编：《太平洋岛国研究（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5页。但是，由于澳新尤其是澳大利亚的实力优势仍然难以撼动，新旧地区组织与机制共同作用，导致南太平洋地区出现多个地区组织与机制并存并立、改革与创新并举、复杂互动格局。新西兰学者贾森·杨（Jason Young，中文名杨杰生）使用“太平洋多层次地区主义”描述这种格局，但含义有所不同。［新］杨杰生：《太平洋多层次地区主义：寻找合作点》，见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6—2017）：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大洋洲区域合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本书沿用这个术语，但将其所指进行明确界定：新时期南太平洋地区的“多层次地区主义”主要指多个层次上的多个地区组织与机制并存并立、复杂互动的格局。以上是对本书主要研究对象的概述。本书提出并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在新时期全球治理深化和围绕南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活动加剧的大背景下，太平洋岛国主导权上升的、多层次的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为何以及如何形成，具体表现是什么，在重要地区组织与机制以及在气候变化这个重点领域中如何体现。二、研究价值1学理价值传统上，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以大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占世界上国家数量多数的小国难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所说：“极少数国际关系研究图书和文章是讨论大约160个小国的。相比之下，对少数几个大国的研究充斥着所有图书馆。”Peter Katzenstein，“Small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Revisited”，New Political Economy，Vol8，No1，2003，p10传统观念认为，在以权力为核心的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小国缺乏赖以维持生存的权力，遑论对体系施加影响。这在现实主义者和强调制度权力的新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对小国的界定就反映了这种观念：“小国是这样的国家，其领导人认为它不能单独或通过一个小集体的行动对体系产生重要影响。”Robert OKeohane，“Lilliputians Dilemma: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69，Vol23，No2，pp295-296这个界定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但是，也有学者注意到，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小国作为一个群体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自“二战”结束后数量越来越多，参与全球事务、发挥独特作用、产生国际影响。Matthias Maass，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The Story of Small State Survival，1648-2016，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7，pp220-221在当下的全球治理时代，小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小国的外交行为应当受到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更多重视。对小国研究主要文献的梳理参见Baldur Thorhallsson，“Studying Small States: A Review”，Small States & Territories，Vol1，No1，2018，pp17-34我国学界的梳理参见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3页。但是，即便在小国研究中，太平洋岛国也因为过于“微型”而处在小国研究视域的边缘。西方的小国研究界还没有以太平洋岛国为案例的学术专著，也鲜有专门论述太平洋岛国的章节乃至段落。参见Andrew Cooper and Timothy Shaw(eds)，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9; Patrick Coaty，Small State Behavior in Strategic and Intelligence Studies: Davids Sling，Cham: Palgrave Macmillan，2019韦民的《小国与国际关系》对太平洋岛国几乎没有涉及。确实，太平洋岛国都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小国，有的还是“超小型国家”（microstates）Zbigniew Dumienski，Microstates as Modern Protected States: Towards a New Definition of Micro-Statehood，Occasional Paper，Center for Small States Studie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University of Iceland，2014，p1或“迷你国家”（mini-states）Ibid，p17，在不少地图上仅显示为几个点甚至不存在。Godfrey Baldacchino，“Mainstreaming the Study of Small States and Territories”，Small States & Territories，Vol1，No1，2018，pp7-8而且，从经济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或综合国力等角度衡量，它们还都可以被称为“弱国”，特别是与小国研究中的传统重点研究对象（例如新加坡、瑞士、挪威、新西兰等）相比。“由于太平洋岛国地小人稀，处于世界事务的边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太平洋偏僻的地区’，远离国际冲突热点”。李绍先：《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论坛主旨报告》，见李喆主编：《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与现实：“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可能正因为如此，这些“比一般小国还要小”而且偏远的国家即使在小国研究中也容易被忽视。不过，这些太平洋岛国却发挥着与其规模不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不断提高。因此，从小国如何运用权力乃至“撬动”大国的角度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正当其时。而地区主义、地区联合是全球治理时代太平洋岛国发挥主权优势的基本外交策略，值得以此为突破口深入研究。地区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弗雷德里克·索德伯姆（Fredrik Sderbaum）将地区主义理论发展史划分为4个阶段：早期地区主义（early regionalism）、旧地区主义（old regionalism）、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和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 regionalism）。Fredrik Sderbaum，“Old，New，and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The History and Scholarly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in Tanja ABrzel and Thomas Riss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16-38目前，地区主义理论进入了比较地区主义阶段，强调将所有地区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个地区的比较案例研究探讨地区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的地区主义理论研究者还希望以比较地区研究对既有地区主义理论进行检验，或予以修正，或创造新的理论。本书是在比较地区主义阶段对全球治理时代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一个案例研究，希望扩充发展地区主义研究的丰富性；得出的结论可能不仅限于解释南太平洋地区，还具有与其他地区案例进行地区间比较的潜在可能，以备将来发展为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比较地区主义理论。按照现实主义范式或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预测乃至常识判断，相对于太平洋岛国，实力超强的澳大利亚理应掌握地区组织与机制主导权并驱动地区主义。然而，本书的案例说明实力弱小的太平洋岛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驱动地区主义。而且，这个过程并没有通过“欧洲经验论”色彩较强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ism）路径：主要地区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当时正因遭受岛国的批评而陷入受质疑的状态，按照新功能主义的预测，本应当发生“溢回”（spill-back），地区主义进展受挫；然而，事实上是太平洋岛国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之外构筑了新的地区组织与机制，包括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首席贸易顾问办公室、《瑙鲁协定》缔约国机制化、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组织化等，从而驱动地区主义的新发展。这种与既有理论的预测相悖的“反常”（也可以认为是反常识）案例凸显了本书构建的变量关系的有效性与重要性，也体现了本书研究的学理价值。发展是我们所处的全球治理时代的核心要素。为发展服务也是当前地区主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的普遍实践。地区主义前沿理论能否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更好结合，如何能为发展这个大局服务，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本书聚焦以发展为导向的地区主义，即“发展地区主义”（developmental regionalism），并以南太平洋地区的案例说明发展地区主义的一般性与地区独特性如何具体结合。那么，太平洋岛国如何把自主发展和联合自强有机联系在一起？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中的发展导向体现在哪里？进展是什么？本书可以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视角。全球治理是当下时代的重要主题。不过，目前还少有对全球治理进程对太平洋岛国影响的研究。本书考察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进程中的全球背景，以多层次视角将全球与地区两个层次联系起来，以全球治理时代全球层次的因素解释地区主义的发展，并以太平洋岛国这样一群小国、岛国构成的独特地区为案例，这是本书试图做出的学术创新。本书重点研究的太平洋岛国参与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地区气候政治的案例也可以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一部分。本书的多层次视角还体现在对地区以下的次地区层次的研究上，尤其是第六章关于南太平洋地区内部三大文化圈各自组成的次地区组织与机制的分析研究。通过对次地区的研究，本书希望深入到地区内部，丰富对地区的认知，但又保留了结构主义视角，并通过各个次地区之间的比较控制变量，进一步验证本书的核心逻辑。2现实价值海洋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源头，也是地表主要的地形区划。然而，我们对海洋的了解还太少。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习惯了从陆地视角看世界，即使研究海洋也是如此。这从根本上看是因为人类（到目前为止）是在陆地上生活的物种。站在新的时代，我们不妨尝试换一种视角，从海洋视角看世界。海洋也可能孕育人类的未来。从海洋视角看世界，南太平洋地区是一个完全由岛屿和海洋构成的、占据大洋中心地带的地区，太平洋也由此成为一个包含完全由岛屿和海洋构成的地区的大洋。“约300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重要的战略区位与资源价值，以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其国力远不相称的重要作用，是南太平洋地区在当下世界政治中的现实价值”。陈晓晨、常玉迪：“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价值、瓶颈与举措”，《祖国》，2019年第8期，第31页。这是研究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现实意义所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是这样概括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的：“西北与东南亚相邻，西连澳大利亚，东靠美洲，向南越过新西兰与南极大陆相望……连接着太平洋和印度洋，扼守美洲至亚洲的太平洋运输线，占据北半球通往南半球乃至南极的国际海运航线，是东西、南北两大战略通道的交汇处……海洋资源与矿产资源丰富，生产铜、镍、金、铝矾土、铬等金属和稀土，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近年来，该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和新兴国家战略博弈的竞技场。”于洪君：《序》，见吕桂霞编著：《斐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页。在李增洪、陈德正看来，太平洋岛国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自然资源、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为世界所瞩目，具体包括四大优势：，资源优势，包括可再生的海洋渔业、陆地林业资源，以及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第二，环境优势，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造就了太平洋岛国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太平洋岛国获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是世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第三，地理位置带来的战略优势。“在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时，太平洋战争的惨烈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也会给人留下诸多疑问。其中疑问便是，为争夺太平洋上的一座无人岛，战争双方为何会投入如此庞大的兵力，付出巨大的代价？其实，原因就在于太平洋岛国所在的地理位置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第四，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山水阻隔导致的长期封闭状态，造就了太平洋岛国独特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他们认为，被“卷入”全球化之后，在建立民族国家和地区联合过程中，太平洋岛国不得不做出自己艰难的抉择。“他们的抉择不仅关乎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也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着重要影响”。李增洪、陈德正：《全球化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见李喆主编：《太平洋岛国的历史与现实：“太平洋岛国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2—73页。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斐济，“这是中国领导人次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意味着中国周边外交已经拓展到遥远的南太地区”。于洪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总体布局”，《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第7页。从2015年3月起，南太平洋方向正式被中国政府纳入“一带一路”的主要方向之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外交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社，2015年3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2017年5月，中国政府明确太平洋岛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向延伸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新华社，2017年5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0/c_1120951928htm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担了初稿写作，笔者也在其中参与了相关工作，参见刘伟主编：《读懂“一带一路”蓝图：〈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详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数年来，“一带一路”的南太平洋方向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均结出了硕果，Chen Xiaochen，Chang Yudi and Wang Liangying，“Practical Measure to Push forward China-SPC BRI Cooperation”，in Yu，Changsen(ed)，Regionalism in South Pacific，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2018，pp69-90; “太和智库与北京大学联合发布“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报告”，太和智库，2018年12月24日，http://wwwtaiheinstituteorg/Content/2018/12-24/0913043250html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人文交流等合作越来越密切。关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研究参见陈晓晨、池颖：《中国自太平洋岛国的进口：现状概述与建议》；王学东、江旖旎：《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医疗卫生援助》；沈予加、刘舒琪：《中巴新经贸关系现状及展望：兼论巴布亚新几内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见喻常森主编：《大洋洲发展报告（2017—2018）：“印太战略”构想与澳大利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33—151页；第152—161页；第181—191页等。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特征，也是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扬帆向南：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61期，2019年11月14日；陈晓晨、关照宇、张婷婷等：“扬帆向南：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见陈德正、吕桂霞主编：《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47—172页。为了规划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的建设路径、制定具体措施，考虑到地区主义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作用，需要更多研究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张颖：“试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实施路径”，《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93—104页。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时表示，“尊重岛国联合自强、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努力”，“支持岛国发出‘太平洋声音’”“习近平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社，2018年11月16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1/16/c_1123726560htm，这更是给政策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课题。然而，南太平洋地区对我国的重要性与我国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现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基础研究尤其是专题研究极为缺乏，而需求又极为迫切。笔者在承担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及其他相关课题时，对此有切身体会。“‘一带一路’建设2016年专项课题入选单位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2016年7月21日，http://wwwndrcgovcn/gzdt/201607/t20160721_811799html其中第七号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太平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担，笔者任执行负责人，主持完成了这个课题。然而，有关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专家数量还非常有限，师资力量和人才培养还较为欠缺，成果的发表渠道也不够通畅，这让不少有志于此的同仁望而却步。有学者认为，在这个大环境下，比较可取的是开展对太平洋岛国的课题研究。汪诗明：“国内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趋势前瞻”，《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9期，第94页。不过，笔者认为，学理研究与课题研究并不冲突：学术研究是政策研究的基础，政策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升华，可以把学理探究和经世致用结合，共同促进国内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繁荣。笔者2017年4月在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新型智库揭牌仪式及第五期学术工作坊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田肖红：“学理探究与经世致用：太平洋岛国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5期，第53页。第二节研究回顾一、南太平洋地区研究概览到目前为止，西方仍然在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上保持领先——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使用“太平洋岛国研究”指代这个研究领域，但“南太平洋地区研究”更具有历史延续性且仍被广泛使用。如果算上记述性成果的话，西方的南太平洋地区研究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下半叶的《库克船长日记》。不可否认的是，建立、扩大、维护和延续殖民统治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背后推力，不少研究在主观上或客观上都为此服务。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学术兴趣也是很多学者的追求，从而发展出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西方的南太平洋地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政治推力”和“学术推力”交织并存。南太平洋是晚进入西方研究视野的地区——在西方学术已经形成体系的时候，这个地区还保留着大量的原始社会传统。在此背景下，人类学成为早期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重要学科——至今仍然是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研究学术史重要的学科之一。田野调查与融入式观察是重要研究方法，孕育了《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人的成长》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等一批人类学经典著作，以及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等人类学家。这些都是南太平洋岛屿人民对人类知识的重大贡献。这种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西方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总体基调，留下了丰厚的学术积淀。1947年，南太平洋委员会（South Pacific Commission，SPC，今太平洋共同体）成立，宣告现代意义上的南太平洋地区形成，也可以被视为西方现代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起始。结合科学网（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辅以引文空间软件（CiteSpace）的数据分析，可以将由此至今的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侧重人文和社会科学）笼统划分为4个阶段：阶段：早期起步阶段（1947—1970年）。这个阶段的南太平洋地区研究刚刚起步，尚未形成规模，具体表现为：成果数量较少；有限的成果更偏重自然科学；有意识地针对整个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极少，更多是关于某个殖民地或者某个具体岛屿。这折射出当时南太平洋地区仍处在殖民秩序之下，尚缺乏地区自主意识和整体意识。在数据上，表现为以“南太平洋”或“太平洋岛屿”为题名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数量很少，而且并非每年都有。在非常有限的成果中，关于人口与公共卫生的研究多，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学术兴趣重点，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西方殖民者维持殖民统治或推动渐进有序自治的政治需要。这一时期出现了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等人类学学者和《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分层》《献给祖先的猪》等人类学名著。在地区主义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长期从事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屿领地工作的托马斯·弗莱（Thomas Fry），他在《澳大利亚观察》（Australian Outlook）创刊号首篇文章介绍了南太平洋委员会。TPFry，“The South Seas Conference，1947，”Australian Outlook，Vol1，No1，1947，pp6-10《澳大利亚观察》是今天大洋洲重要学术期刊《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前身。当然，这还不是系统性的学术研究。第二阶段：稳步上升阶段（1971—1990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南太平洋论坛（South Pacific Forum，SPF，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美苏冷战逐渐扩展到南太平洋地区；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稳步发展，在数据上体现为从1971年以后每年都有以“南太平洋”或“太平洋岛屿”为课题名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表，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研究内容上，除了人口和公共卫生仍然是重点外，有关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等领域的研究明显增多，与美国有关的研究更是上升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人类学依然发挥着基础学科作用，但更多结合了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代表作有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康奈尔（John Connell）的《侨汇与农村发展：南太平洋的移民、依赖与不平等》。在地区主义研究方面，出现了早的系统性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理查德·赫尔的博士论文和格雷格·弗莱的硕士论文，以及基于他们论文的深入追踪研究。40多年来，两位学者一直活跃在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界，笔耕不辍，其研究成果代表了这个领域的水平。赫尔近期非常关注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近作参见Richard Herr，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The Yin and Yang of Soft Power，Barton: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2019弗莱则于近期将其大部分作品上传到“研究之门”（ResearchGate）网站上供下载使用，并出版了新书，参见Greg Fry，Framing the Islands: Power and Diplomatic Agency in Pacific Regionalism，Canberra: ANU Press，2019到了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期，一大批研究成果井喷式地出现，地缘政治成为重要研究主题，而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由美国学者或美国智库驱动的研究激增，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期对南太平洋地区更加重视。其中，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亨利·阿尔宾斯基（Henry Albinski）等是代表性的美国学者，夏威夷大学特别是东西方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成为代表性的美国机构之一。美国/新西兰双重国籍学者斯蒂夫·霍德利（Steve Hoadley）所著《南太平洋外交事务手册》代表了该学科领域建设的初成。Steve Hoadley，The South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Handbook，Sydney: Allen & Unwin PtyLtd，1992国际学术共同体初步建立。第三阶段：调整阶段（1991—2008年）。冷战结束后，域外大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兴趣有所减退，大国“撤出南太”一度成为主旋律，如美国关闭国际开发署（USAID）南太平洋地区办公室、英国退出南太平洋委员会等。西方大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投入有所减少，这直接体现在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呈震荡走势，增速有所下滑。例如，2001年的期刊文章数量尚不及1990年。国家治理、全球化等成为这一时期南太平洋地区研究的突出主题。在地区主义研究方面，地区安全合作成为一大主题，尤其是在“9·11”事件和2002年10月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之后。2003年澳大利亚领导的旨在通过干涉恢复所罗门群岛正常秩序的地区援助所罗门群岛特派团（简称“地区援所团”，RAMSI）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地区安全议题之一，得到了广泛研究。步入21世纪后，“太平洋岛国地区”开始部分替代“南太平洋地区”指代这个地区，以涵盖那些地理上位于北太平洋的南太平洋岛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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