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开眼看世界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重要性不在政治、军事等方面，而在于他对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他从 1890年代中期开始所翻译的书刊，以及他的文章，促成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启蒙的一位先驱。
他以信达雅的文字所翻译的《天演论》，引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带来一个崭新的科学宇宙观，并鼓舞国人在竞争的世界中自立自强，“开眼看世界”。他以爱国精神所提出的启蒙目标，所谓西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首度标举出“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严复所传播的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了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适语）。诚如曹聚仁的观察，“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的阅读经验应该很有代表性。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鲁迅认为：“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鲁迅所说的“‘做’过赫胥黎《天演论》”一语是饶有深意的，此书的一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斟酌，是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结果。除了《天演论》，他又翻译了其他有关政治、经济、法律、逻辑方面的七种著作，这些著作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统称为“严译名著丛刊”，一直到今日，严复译著还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在回顾中国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时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无疑是对严复的充分肯定。习近平也十分肯定严复，他在《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序中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严复的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的思想，提倡科学教育实践和创造知识渊博的精神财富”，“他的不少论述不仅成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有力的理论依据和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对于辛亥革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甚至至今还可以借鉴。”2001年，习近平在任职福建省省长时，主编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并为之作序以宣扬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同时肯定他的历史地位与卓越贡献。 2021年3月底，他到福建考察调研，特地到福州三坊七巷的严复故居参观。
以往中外学界对严复启蒙之角色的诠释多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一书的影响，强调严复对西方富强观念之引介是近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动力。严复特别注意到西方环绕着“福士德 -普罗米修斯”的动力精神，为停滞、落后的中国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拙著一方面同意近代中国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受到西方之冲击、启发，然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儒释道的精神力量，如天人关系之体认、经世济民之情怀，以及理想与现实之差距所产生的“困境感”（这是笔者的老师墨子刻先生在《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中的观点）等也不容忽略。从严复的思想之中可以看到，传统因素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受传统视野影响的思想倾向，使他一方面积极地接纳西学，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批判性的观点，企图会通中西而建立独具特色的启蒙蓝图。
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要凸显他在启蒙方面的原创力与重要性。笔者强调将严复启蒙思想与他对西学的译介结合在一起。他的翻译策略是一方面引西入中，另一方面援中解西，因此严复的启蒙工作可以被定位为在文化自觉的意识下从事中西思想的交融互释，而在此过程中严复充分反映出翻译西学、接引西方现代性的主体性思维。“笔醒山河”一语源自 2017年福州所拍摄的一部严复纪录片《笔醒山河——千年大变局中的严复》，该片描述了“学贯中西、放眼世界同时又历经磨难、饱受争议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生”。我觉得主标题的四个字能彰显严复的历史角色。
本书秉持相同的意旨，希望能以简洁的文字为一般的读者介绍严复的一生。因此在行文上力求精简，尽量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学术著作那样加上注释。不过有时为了让读者感受到严复的文字魅力，在适当的地方仍引述他的原话，以增加临场感，同时我可以保证书中内容是字字皆有来历。全书不分章节，而用三个部分、二十多个主题来描绘严复的一生。此一工作挑战性很大，因为严复的文字典雅深奥、思想深邃，带有玄思冥想的哲学趣味，其内容不是一般读者所容易充分掌握的。他的作品在当时虽轰动一时，然白话文运动之后，一般读者熟悉的文字是胡适、陈独秀所提倡的“白话文”，而不是严复所用的“桐城派古文”，这使得当代读者与严复的著作有一道鸿沟。这一本书就是尝试做一个沟通的工作，将严复的生平与思想，带给当代的读者。
这二十多个主题环绕着两条彼此交织的轴线。条轴线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人际关系与社会影响。我从他的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政治、宗教与文化抉择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这一时代之动荡。第二条轴线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文中尤其透过对严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特点，及其对时代的冲击。我认为严复虽以翻译而闻名于世，然而他不只是一位介绍西方思想的翻译家（中国传统所谓“舌人”），还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诚如梁启超所说：“严复在中学、西学皆为我国流人物。”他以典雅的文字，通过翻译、评点与著作建构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启蒙方案，希望能为后代开启太平之世。他很有自信地表示：“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可见其气魄。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严复的思想仍然受到人们持续的关注，并带给人们许多启示。
严复的一生虽名声显赫，却并非平安顺遂，而是充满了困顿，即上文所谓“历经磨难、饱受争议”，或许他所经历的痛苦使他更了解生命的挑战，使他在“两害相权”之中体悟“励业益知”的意义（严复遗嘱）。笔者在描述他生命的不同阶段时也特别注意他所遭遇到的各种挫折，包括婚姻、家庭、仕宦之途、知识追求、身体健康与心灵深处的各种挑战，以及外界的不同批评。其中我觉得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严复在清末民初时被众人奉为启蒙先驱，“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却被认为在思想上逐渐转向保守；他因支持袁世凯、张勋、康有为，反对胡适与陈独秀等，以及支持学衡派的立场，而备受批评。至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因思想的“激进化”，进入“主义时代”，主导时代的思潮分别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坚持英美式自由民主体制与中西结合的严复反而左支右绌，落寞以终。经过一百多年革命的狂潮，在改革开放之后，他才再度得到迟来的喝彩，人们认识到“从闽江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他的思想理论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他的科学教育救国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福建省严复研究会会长郑重为北大严复铜像揭幕时的致词）。严复所经历的这一段起伏曲折的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领域中，我从清代经世思想研究入手，接着再延伸到梁启超、严复、胡适与顾孟余等人的思想。从 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严复的著作，而且借着开会、访学之余，走访了严复一生所去过的几个重要的地方，如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和天文台等，中国的福州（阳岐、郎官巷）、天津（大狮子胡同、北洋水师学堂旧址）、北京、上海等地。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曾先后以严复为主题出版了两本中文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一本英文书（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自由的意义：严复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也编辑过他的作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群己权界论》等。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特别受益于孙应祥教授的
《严复年谱》与严复后人严孝潜先生的《严复的一生》 ，敬表谢意。成稿之后好友刘秋兰教授为我逐字细校，盛情感人。这一本小书是我多年严复研究成果的结晶，简明扼要地描述严复“走向世界”的挑战、成就与挫折，我希望读者会喜欢它。
黄克武 2021年 4月 6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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